南京！南京！

序：这是一部非常沉重的电影。

很小的时候，就从课外书上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小时候只是一味地咬牙切齿，还不曾有更多的感受。

之前看过两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一部《屠城血证》，一部《南京大屠杀》，前者对屠戮和奸淫着的笔墨更多，后者在故事流畅性和具体场面掌控上更好（小学看的片子，草鞋岭一段印象很深，陆川在机枪屠杀段落时机位上似有借鉴），但给我的感觉并不比书上更具体，尤其是两个都试图以一对中日夫妇的悲剧作主线，太矫情，其实思路并不必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时拍的《一盘没下完的棋》高明多少。

但当看完《南京！

南京！

》，我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看见马路两边密密麻麻的人和车辆，忽然有种陌生感。

这就是我刚才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满目疮痍的城市？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这电影时会不会这样，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先不管这电影其他方面怎样，至少成功地将氛围调适到位了。

或许客观来说，影片本身在血腥和残酷上在我看过的电影中，离极点还远，但也许是我不停自我暗示“这是我脚下的城市、这是我脚下的城市”的作用吧，看完之后真的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伤害，而是不知道自己如果进入这样的绝境，我能做什么。

看完了，有很多想表达的，但纠结着，一直说不出来。

这两天，情绪其实一直很低落。

感谢版上还有人自告奋勇供我调戏，如果不是在这些节目上的宣泄，恐怕我更难摆脱这种情绪。

我对自己影评的要求是：拒绝感性描述。

但在脑中回放这部电影时，很难跳出来冷眼旁观。

而且不仅仅是感情，历史、时政以及关于这部海量的信息与八卦，都在我眼里滚来滚去。

好罢，把这些抒情的废话宣泄掉，我开始说话了。

一、开头先批结尾的败笔这部电影的剧本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结尾。

如果纯粹按照影片的情节来理解，结尾是合理的：角川的角色设置一直是良知未泯，所以他放人合理；在受了很多刺激后，对慰安妇百合子的个人感情某种意义上是唯一寄托，但百合子也死了，这成了压垮骆驼的唯一稻草；两个中国人死里逃生，重获希望，笑一笑也没什么不对；整个片子最后还是应该给人一点希望的。

下面一条条细说，其实不仅涉及结尾，也会涉及很多影片整体上的问题。

是的，如果按照角川这个角色设置的逻辑往下走，他的结局非常合理。

以角川视角为事实的叙事主线，遭到很多人诟病，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反而算是填补一个空缺，问题在于，除了伍迪·艾伦的《战争与和平》，我从没见过这么纯情到幼稚的角色。

陆川的意思其实不是让人糊涂，而是过于明白了，想来人性人性，但问题在于，这样做幼稚到可笑。

其实，即使角川这个角色性格及各方面不修改，参照《桂河大桥》中亚力克坚尼斯扮演的英国军官最后含义暧昧的扑倒，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在角色的塑造上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如果有人要以历史真实vs艺术真实来较真一下，那这段的说服力就更差了，日军在战争中不乏自杀者，但因厌战情绪而自杀的，在自杀者中大约只有1/4000（感谢puma兄提供的资料）。

更何况，这还是处在日军战事顺利的战争初期。

两个中国人逃生后的反应是上述幼稚的延续，陆川的意图表现得更加明显。

但这个比角川的自杀更加离谱，角川之死的设置至少还符合影片逻辑，而两个中国人的笑和嬉戏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符合：试问如果有人刚刚从连绵数月的死亡威胁中脱身，而且前途未卜，他能彻底放松吗？

南京大屠杀的很多幸存者直到今天仍然有强烈的心理阴影，何况当时刚刚脱身，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轻松愉悦的状态？

这段被诟病是纯粹活该。

结尾单从技术论，拍得尚可，远景中角川同乡孤零零地竖在那，构图很好，也算是影片中难得的静谧。

但是，在压抑了两个多小时候，即便你想“希望”一下，忽然来一段风格上反差如此之大的收场，即便是再热爱和谐本性善良的观众，也难以转过弯来啊。

之所以点这个结尾，就是想说陆川在谋划剧本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何在绝望中展现希望。

完全的绝望是不可取的，倒不是因为那些关于艺术的目的应该怎样怎样的文艺理论，是这部电影涉及的历史如果以这种方式表现，很难被接受，不仅如此，在艺术创建上，除了一味哭诉，也难有什么发展。

而且，这毕竟是商业制作，要面对市场的，和这段敏感历史如此纠结的时候，选择完全绝望，几乎是绝路。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难题。

观影时，我常有这种感觉：这段不能这么写，这么拍是不对的，但真要想想看应该怎么拍，我发现我也很难给出什么答案。

面对这个难题时，陆川给出的答案，以结尾为代表，就不太好。

其他各处呢？

很多地方，都有类似问题：比如那段“中国不会亡”，比如唐先生有些做作地说“我太太怀孕了”。

陆川太想表达那种希望了，结果陷入了俗套中。

其实角川之死还是可以找到原型的——《罪与罚》中的斯维德利盖洛夫，但就是这么久远的角色也远比角川要丰满复杂得多。

这就像一个困局一样，陆川太想表达希望，甚至牺牲了角色和一些合理性，但最后却谁都没法讨好。

其实，在零星的角落表现一下就够了，小豆子对刘烨笑了两次，既有着战友间的默契，又带着些无奈和坦然（特别是第二次），这个细节虽然笑，但是够分量的，遗憾的是陆川让他笑了四次……二、是冲突还是纪录？

分裂的南京。

前面有文提到过，《南京！

南京！

》的剧本是失败的，因为其过于散乱的情节，几乎都无法形成构架，最终成了一堆历史的“景片”。

这话对了一半。

根据陆川的访谈，看《南京！

南京！

》的创作过程，陆川自己提到过，他原来写好一个剧本，后来拍的时候，根据拍摄情绪不断修改，删了、加了很多戏，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

以这种方式做电影，除非你是掌控力极强的导演或制片人（赛尔兹尼克这种），或者本身就期待影片以散文化或者碎片化方式出现（王家卫的电影，以及斯通的《天生杀人狂》），否则陷入杂乱的状态是很难避免的。

作为导演的陆川，掌控力显然还不够。

剧本跟着情绪走，情绪跟着拍摄走，到最后，剧本的整一性就会丧失。

但根据陆川提到的原来那个商业味更重的剧本来看，在影片中仍然能看见一些影子，但戏剧冲突往往只是出现在单个场景里，而且还时常戏剧性相对不足或者失当，等到整个来看时，就显得乱了。

所以看这部电影时，常常会觉得穿越，时而明显感觉到戏味，时而又觉得戏味不足像战场纪录片——没有谁能够有这么好的适应性能够随时在两种风格中转换自如的，作为导演的陆川自己也不能，所以在需要纪录性的时候，他却总不合时宜地大特写（前1/3）。

这种分裂还表现在他对角色塑造的问题上。

陆川自己谈过这部电影和《拉贝日记》的区别，后者按照其标榜和宣传片来看，基本是传统情节剧，陆川刻意要让《南京！

南京！

》和《拉贝日记》划清界限，按照他的说法，应该是更倾向于全景式纪录的。

如果是《拉贝日记》给拉贝很多仰角和大特写，我不会奇怪，因为本身就是要塑造英雄，塑造一个star，给他聚焦是应该的。

但《南京！

南京！

》既然是要追求一种更朴实和平视的角度，那么即便为票房考虑使用一些明星演员，最好也让他们在镜头前“消失”（参考《黑鹰降落》）。

但很遗憾，即使是拍得还不错的战斗段落，陆川也没少给刘烨大特写——他的脸被抹了再多的灰，观众也不会认同者是名普通的国军军人，而会因为明星的突出而瞬间出戏。

而后给刘烨设计的那段带头赴死，就更有问题了——如果你要让刘烨成为英雄，那么这个桥段设计得不够英雄；如果你要让刘烨是牺牲者之一，又干嘛非让他突出一下？

至于唐先生的角色设置，可以看成一条保持尚可的戏剧冲突线，但他最后的死仍然让人感到莫名。

或许为了追求一种对前面所犯罪过的救赎感和政治正确，唐先生必须去死，但至少得有个明确的理由，难道陆川是想用唐先生的死来证明日军暴行的完全无理性？

与其说这段看起来是日军的无理性，不如说是陆川编剧时的无厘头。

说到这里，又想起陆川在访谈中曾提到的日军屠杀实际上并非个人暴行的叠加，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实际上是军队指令的。

顺便回应一句前两天讨论看待南京大屠杀和屠犹问题，那天一时忽视掉了，证明这种组织化的屠杀并不只是动机理性与否问题，如果是个人暴行，那只是军人自身的事情，说不好听，就像党卫军对美军俘虏的屠杀放大一些，如果是来自上层的组织，这就上升到了国家犯罪，性质完全不一样，不仅是屠犹，还有纳粹同样臭名昭著的枪毙政委、饿死乌克兰等政策。

那段陆川在访谈中说得很好，但在电影中，很遗憾，他试图表现，但也在这冲突和纪录的游移中草草了事。

能看到的，只有似有组织的机枪扫射和占领军头目关于征集慰安妇的提及。

不错，从拍摄上而言，屠杀场景，陆川在四、五个场景间平剪，然后再来一个大摇臂，把屠杀残忍程度的震撼提升了一个档次。

但是从对问题的追溯来看，陆川对屠杀的表现，仍然停留在我前面提到过的两部影片水平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这点仍然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三、堵门、祭典——两处神来之笔1、开场的堵挹江门很好。

比之日军很难给观众心理代入感的攻城，挹江门场景很能镇得住人，作为定场戏非常好。

从静到动，转换得非常快，冲击力极强，同时也给毫无心理预期的观众一个突袭——所有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没有一部有这种气魄。

更重要的是这个段落是过去谈及时常常语焉不详的，第一次被如此直接地表现出来，非常好，只是有一点——真实发生的，比电影上呈现的这段，要残酷很多。

2、整部影片，祭典部分可能是争议最大的。

不仅因为它可以看做是对日军气焰的一种宣传，而且还在结构上突兀了一下，很多人看不明白。

但我觉得，这是影片拍得最好的一个场景，因为这是他最放得开手脚的一个场景，没有考虑太多的票房与现实顾虑，也没有像之前绝望之余仍然想处处留点面包屑做希望（实际扔下去的是馒头），他拍得很纯粹，很干净，镜头剪切得非常流畅，做足了功夫。

他为什么要插进这一段呢？

我的理解是。

首先，他要刺激观众。

陆川拍摄此片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当年那个对手有多么强大，尽管最后我们赢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说本国首都被人烧杀抢掠仍然不够耻辱的话，陆川选择了这种招魂般的庆典。

这已经不是肉体上的冲突了，而是在精神上的压迫。

日本人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

这是陆川想回答的问题。

而这段就是他想给出的答案：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没什么比这种看起来回归蛮荒状态的祭奠更能表现这种可怕的意志。

但是，在这意志可怕之余，它也会反噬。

这个是我想到的，是我根据影像推演的，那就是祭典段落将近结束处角川带有绝望和茫然的吼声。

这种意志力其实是非人的，它在摧毁对手的同时，也会让己方的个体消失，出现的只有这一个怪物。

丧失个性的民族，必将在盲目中走向毁灭。

然而，陆川选择这种方式，是很冒险的，特别是我感觉他参考了《意志的胜利》的拍摄法，对那些写着部队番号的招魂幡和强壮鼓手的大仰角，极其规整的构图，配上紧张的鼓点，使这段影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倒不担心他因为这个被骂汉奸——那些言论虽然无知，但也没什么害处——我担心的是这段影像与《意志的胜利》相仿的蛊惑力，意志薄弱者可能会吃不消，就像传说中当年北影教授不愿意在课堂上完整播放《意志的胜利》一样。

不过世上只有一个三岛由纪夫，而且还死了，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四、《南京！

南京！

》与历史这个问题是逃不开的。

前面在谈角川的角色问题时，我已经谈过了，那基本就是我的观点：看得出来，影片确实是建立在相对严格的考证基础上的，没有太明显和太过分的史实错误，但陆川的问题不在于不忠实历史，而是在艺术真实可允许范围内的故作幼稚。

当整部影片都是在以接近史实或者号称接近史实的名义下进行时，如果非要捣鼓出类似于角川这种日军战争前期出现几率微乎其微的角色，对戏剧化情节帮助不大（因为太俗套了），而且还会伤害影片的因“史”之名。

关于拉贝的问题，别看陆川在访谈中言辞似乎挑衅味道很足，从影片来看，其实并没有对拉贝进行怎样的丑化，影片中的拉贝，已经做到了他在那种环境下可以做到的一切，只是影片没有将他作为叙事中心罢了。

关于市中心的孙中山像，确实1942年新街口才竖立起孙中山像，如果严格按照史实，这里就穿越了。

但这就是艺术创造的自由了，我看过一张照片，是几个日军士兵羞辱一尊孙中山铜像（可能是中山陵的，具体记不清楚了），这说明类似事情是存在的，稍微转移下时地，并且给国都的沦亡带上些象征性意味，没什么不好。

素以考证为长的李敖，写作《北京法源寺》时，不也为了艺术的考虑，把住法华寺的袁世凯穿越到了法源寺？

同样理由，可以解释城中那场不曾有过的祭典。

这些都不算大问题。

我觉得大问题不是史实上的，是对历史的把握。

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

是要去了解其成因，关注其过程，并从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涵——比如动机。

《南京！

南京！

》既然已经基本放弃了整一的情节，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做得更清楚。

我们为什么会被屠杀？

仅仅因为敌人的强大？

强大了，打败我们了，我们就理应被屠杀？

因为敌人兽性，所以我们被屠杀？

那么既然创造了角川这么个有良知的角色，以及将日军日常生活表现得这么“正常”，那么这些“正常”人类，为什么会做出非人类的事情？

如果说电影表现哲学议题有难度，那么为什么当教堂中发现了甚至多过日军巡逻队的中国士兵时，所有人都选择了举枪？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却大部分乖乖被杀？

陆川在访谈中说得很激动，说要拍抵抗之城，但从影片来看，零星的抵抗归抵抗，屠城归屠城，二者是割裂的。

其实挹江门一场如果后面接好了，完全可以解释上面这些，但散乱化的表现，让这些问题很难留下满意的答案。

偷懒的人可能只是想着“日军是屠夫、国军太懦弱、百姓太麻木”就收场了。

勤快的可能还会留个解释文，但如果要靠解释才能说清楚事情，还要电影干吗？

五、关于陆川女朋友看完《南京！

南京！

》，留下一句话：陆川是值得尊敬的。

怎么说呢，我很不喜欢陆川的为人，对他的导演水准也持保留意见，但我赞同她的话：陆川是值得尊敬的。

当初看到过报道，说冯小刚是中国电影圈里最会哭穷的导演，他的投资都是哭诉拉来的。

如果只是开玩笑的话，我觉得陆川上这个榜也挺合适的。

他很能说，也很会说，而且很爱来事。

每次接受采访，他都不忘记哭诉下血泪史，包括当初写《黑洞》剧本被剥削之类的。

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此番《南京！

南京！

》的运作，他虽然没有傻到像高群书那样玩道德绑架，但仍然四处放噱头，比如挑衅《拉贝日记》，而事实上，这电影除了题材，几乎也没跟拉贝冲什么。

后来他又豪言票房过一亿四，他就跟韩三平裸奔。

这放在他自己也倾情对待的电影上，多少是让人有些反感的。

我虽然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这不是小成本，8000万的投资，是要用票房说话的——但对他的行为，多少有些不屑，觉得这个人太无所不用其极。

但陆川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只在炒作上如此，在对待电影上，他也是如此。

拍《可可西里》时 的玩命，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南京！

南京！

》。

他也没有因为票房的顾虑而彻底放弃在影片中的一些尝试，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影坛，他的每一步虽然迈得锣鼓喧天，但也确实有这个资格。

他的问题在于，一个好导演，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导演，不应该是每次都靠题材和拍摄内容才能赢得喝彩的。

《可可西里》如是，《南京！

南京！

》亦如是。

拼命固然可贵，但水平不上去，总有一天会被遗忘的。

六、尾声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我还算是评论得比较客气吧。

纠结得狠了，心里非常乱，一股脑就涌出来了。

其实，心里纠结的，还是那段历史，无论这电影有多少缺点，不能不承认，影像带来的直接冲击，比印在纸上的统计数据要强烈得多。

从这个角度讲，《南京！

南京！

》已经成功了。

ps:我的建议，不捆绑。

之前有人提出着素服去看《南京！

南京！

》，我觉得有些刻意，看个人喜好吧。

但能不能在观影时暂时把手机关了呢？

两个多小时耽误不了什么事情的。

如果这个也难办的话，至少开静音吧，今晚后排一个欧巴桑手机不停的《上海滩》让我非常抓狂。

此外，德基观影时，好像有凭《南京！

南京！

》的票买爆米花优惠的活动，想起《辛德勒名单》在美公映时吃爆米花被认为不太合适的情况，我心里觉得有些不舒服，其实也没什么，顺便说说罢了。

军训的晚上，大礼堂放这部片子，片尾演职人员表出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

太沉重太沉重的一部电影了。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呈现效果。

小学的时候，思想品德课上老师有放过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看得提心吊胆，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纪录片里提着头的目光呆滞的女人。

那一段历史，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我完全无法想象当时的人们会有多么绝望，多么无助，只是认识到这是一段可怕的历史，然后就不再想下去了，怕再想下去受不了，心里会很难受。

这部电影从一开篇就真实地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裸露在狼群的末日危城里弥漫着的恐惧和绝望，被炮弹蹂躏的千年古城墙，弃守的军队踩踏着同胞的尸体溃败，这种恐惧和绝望攫取着我，自始至终。

人间地狱、血流成河、身首异处......一个个的人就像秋后的庄稼一样被收割、被碾压、被抛弃、被厮打、被强奸......背景里有接连不断的枪响、有女人孩子的哭泣、有刀刺进身体的响动、有绝望回旋的空袭警报……镜头将史实变得生动而惨烈，屠杀的含义不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解释，而成了银幕上活生生地再现。

看完之后真的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伤害，而是不敢想象自己如果进入这样的绝境，我能做什么，并且我清楚地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再说影片的设置。

关于把角川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视角作为主线贯穿全片，争议挺大的。

选取这样一个角度算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切入点。

我的理解是，连稍微有一点良知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犯下的罪行无法饶恕，而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依旧麻木不仁，践踏屠杀生命，以此来揭露批判这场屠杀的荒谬残忍、毫无人性。

说实话，我看到最后角川的自杀并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哦，这个日本人死了。

全片给我带来的那种绝望感震撼力和对日本士兵的恨已经让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一视同仁，所有日本士兵在我这里永远无法洗白。

角川有良知又怎么样？

他改变不了他队友的残暴，他无法唤醒其他日本人的良知，他甚至连一条人命都救不了，他心爱的小江还是死了，被他那些同僚害死了，死在他眼前。

并且角川人性的唤醒还是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死亡之后，他也只是拥有部分良知。

所以他最后自杀了，因为他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饱受良心折磨。

更何况，角川这种特殊案例，比例又有多少呢？

哪怕一百个日本人中有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有那么多条无辜的生命被残忍地肆意地杀害。

现实是，这种有良知的士兵，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能找出来一个。

看了看，导演是陆川。

他可能是有野心想把这部电影做好做大，想以不同的角度来演绎和看待这段惨痛敏感的历史，所以取了这样的片名。

他似乎还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放到日本，放给世界看，不知道他这点期冀达成了没有。

说实话，这是一部好电影，但至少，它配不上“一个城市的生与死”，这样气势恢弘野心勃勃的名字。

虽然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通过陆川的采访（见下问），我知道这肯定是好电影，所以给了五星。

看到陆川的采访，口水一下，就直接转他的采访，比我唠叨强多了《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我不担心《南京！

南京！

》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

”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

南京！

》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

南京！

》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

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

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

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

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

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

南京！

》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

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

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

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

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

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

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

”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

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

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

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

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

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

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

我说：“ 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

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

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

”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

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

”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

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

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

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

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

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

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

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

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

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

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

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

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

”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

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

”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

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

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

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

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

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

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 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

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

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

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

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

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

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

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

而《南京！

》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

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

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

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

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

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

”看完《南京！

》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

”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

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

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

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

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

”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

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

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

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

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

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

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

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

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

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

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

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

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

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

比对。

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

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

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

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

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

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

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

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

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

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

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

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

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

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

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

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

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

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

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

”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

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

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

”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

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 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

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

南京！

》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

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

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

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

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

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

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

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

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

《南京！

南京！

》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

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

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

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

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

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

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

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

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

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

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

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

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

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

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

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

不是。

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 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

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

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

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

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

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

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

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

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

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

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

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

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

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

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

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

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

”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

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

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

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

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

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

”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http://luchuan.blog.sohu.com/113467909.html哭泣的人无法思考——《环球银幕》专访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就整体而言，《南京！

南京！

》是一部非常大胆的风格之作。

首先，日本军人角川才是《南京！

南京！

》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

虽然最终给人感觉很自然，但你不怕有人反感抵触吗？

事先没有考虑这些，最近给一些朋友放映的时候，才有人陆续对我说，极端民族主义者会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

这么设置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新电影。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很多了，成了一个很符号化的东西，但就我这几年看史料的感受而言，这个题材除了一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东西之外，其实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史实，说好听点，就是被遗忘了，说不好听点，是刻意被抹杀了。

那我就觉得这篇就得从头翻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不如随着日本人的目光进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

据我们所知，影片拍摄的很多素材都没有用，刘烨扮演角色的戏份修改了很多，他既没有躲进难民营最后也没有逃出南京。

你不怕观众觉得故事上有断裂感？

在刘烨这事上，我们主创是有过挣扎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很统一地决定，让刘烨中间就牺牲掉。

原来剧本里的刘烨写得非常完整，但电影其实是有生命、自己会提出要求的。

我记得刘烨当时一进难民营的时候，群众演员根本藏不住他，一米八六的个儿，形象硬朗，鹤立鸡群。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让他活下去，这事就太像个电影了。

其实我可以完全这么拍下去，因为中国电影已经以很不讲究的方式拍出来不少了。

后来决定，这个事太重大了，也没有贸然做决定，就这么先拍着，其实从拍戏的第一个月起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因为他在难民营太扎眼了，如果我是日本兵第一个肯定先枪毙他。

当时日军在南京完全是以清洗的方式搜捕中国军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他一次次地出现还能活下来，逻辑是讲不通的。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这么拍了？

真是拍到最后的时候。

我呢一直揣着这想法，最后刘烨的档期也到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你跟刘烨是怎么沟通的？

他最后一次来剧组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其实刘烨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

我希望他会以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公众记忆之中。

我给几个海外的朋友和片商看过片以后，他们会说，天呐，这个男演员完全是巨星风范。

但当时说这事时，双方都很伤感，我后来为他专门重新写了挹江门屠杀这场戏，前段时间他来配音，完整地看了一遍，激动得不行不行的，在走廊里抽了很长时候的烟。

片中的主角们是否都有原型？

都有。

我可能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我有一个朋友叫樊建川，是一个四川房地产开发商，用自己的积蓄建了28座建川博物馆，其中有抗日馆等等。

那时候他知道我要做这事，免费把博物馆打开，让我在里面像蛀虫一样蛀了很长时间，角川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日记综合而成的，姜淑云则是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因为有一位中国教师在日记里记载，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

小豆子也有原型吗？

这个角色着力不多，却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出场，瞬间就让人产生了心痛感。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抗虏馆，我在里面偶然间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震动。

这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他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就是一个小催本儿，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

看了这照片后我就特别心痛，所以就想在刘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儿。

其实小演员长得不好看，但他特别真实。

这孩子是在天津找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动人，没意识到他丑不丑，他那脸啊特别厚实，你捏一下他就冲你憨憨一笑，我一眼就特别喜欢他。

一拍戏，那真是全场皆惊，刘烨都得压着他点儿，不然戏就被他全抢光了。

他绝对不是故意想抢戏，但他做什么动作你都特别想跟着看他，比如说他敲敲刘烨的背，把子弹递过去，你的视线就会跟着他走，我当时就不得不让他出画，不然摄影机就不是跟着刘烨了。

原来设定是让小豆子在日军的活体刺杀中死去，而且也拍了，大家看了样片，都觉得让小豆子这么死了太可惜，应该让他往下活，就把这小演员请了回来一直养在剧组，因为让小豆子怎么活下去，其实还没有想太好。

后来一边拍结局就慢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原来的结局是刘烨活着逃了出去。

这小孩在剧组呆了8个月，长了 14厘米，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了少年。

有时候想想拍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

影片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你把摄影机对准了一张张群众演员的脸，而且每一张脸孔都特别真实，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就是当时的牺牲者。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

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就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种感受是我们主创共同的一个认识。

我说的话可能会触怒一些研究者，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清军入关在江南遭到的抵抗是很惨烈的，七八个月打不下来最后就屠城。

我在日本兵日记里看到，说有七八个妓女在慰安所拔出日本兵的刺刀去扎他们，而日本人受伤跑掉在外面吹集合哨要弄死这几个慰安妇的时候，这几个人抢一把刺刀纷纷抹脖子。

还有一个日本兵写道，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

这些事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日本人屠杀原来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个就很符合逻辑。

我特别想通过《南京！

南京！

》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

事实上我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会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

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代价，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所以在《南京！

南京！

》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

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再现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他们的服装其实和主演一样考究，有100套衣服从做工造价等方面和主演是一样的。

每次在现场，我们都要按照历史照片在一千多的群众演员里仔细去挑脸，挑我们认可的中国人的脸，每次都经持续两三个小时。

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东北拍的时候，武警派出了大批部队支援拍摄，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脸很多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质朴、坚毅还有那种无奈，信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

如果换一个人拍《南京！

南京！

》，可能会拍得特别煽情，而且比你更惨烈，但你是一直往回收这种情绪，这让《南京！

南京！

》有了一种更真实的强大气场。

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拍片一直吝啬自己的情感，不太去放纵，尤其是这样一个电影，你稍微一放纵，就会哭声一片了，即使我很压抑地去拍，估计还是会有些场面导致哭声一片。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让观众尽可能地大部分时间是冷静地去“参观”这么一个惨烈的事件，让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泪汪汪。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至于你说的真实感，我在导演阐释里就说过，这种感觉要扑面而至，从开场到结尾，是要山呼海啸式的，必须用最强悍的大量新鲜的真实细节去淹没观众，让他们呼吸的全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只有这些最真实的细节，才能形成一个综合的气场。

《南京！

南京！

》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的情感系统，因为它最终讲述了双方都是受害者。

它给了我们一个新角度去看南京大屠杀，甚至是中日关系。

观众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日本军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在看完日本兵的日记后，就感觉战争在施暴者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景象。

很多事情对受害一方来讲，是太可怕的事情，但在日本兵的日记里，他们会说，今天跟班长出去了一趟，干什么是很隐晦的，要么说今天发现了一罐红糖，特别高兴，说晚上可以煮红豆年糕汤了，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你会发现，我X，你的地狱是人家的天堂，人家玩得可开心了。

对施暴者来说，战争不是你我想像的那种紧张状态，而是一个日常态，很松驰的。

这种对于战争的陌生化感受很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受害者，说不好听的，在明天的战争中，你有可能就是施暴者，当你居于上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成为战争之神后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极高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会参与到这种群体恶行之中。

《南京！

南京！

》的情节淡化了戏剧性，台词少节奏也慢，但它却一直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下看，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处在一个梦境之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最后剪定版时突然发现了这种感受，尤其到结尾，钢琴声起来，小豆子出来，突然感觉像老电影或默片，它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意义，就是这种梦幻感。

说实话，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这是我最后的感受。

拍到最后一天时，我才想出了这个结尾，然后跟大家一讲，他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拍了，出奇的顺利。

我会觉得这个结尾寄托着我的一个巨大的善意和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是这么去对待和尊重生命的，而小豆子就像一个火种，从刘烨的手里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再传递到角川的手里，我觉得所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它骨干的人民内心存在着巨大的善意，这些人在一起就能保护和尊重生命。

日军入城仪式令人很意外，因为它极有美感，音乐与画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

我当时想，陆川要干嘛啊，把日军拍得这么雄壮？

但当他们处在狼烟之中时，突然又有了一种很诡异的魔鬼的感觉。

你是怎么构思出这场戏？

不知道你写稿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的，你可能是先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就一直飘浮在那儿，像一个浮桥，你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浮桥接通，达到彼岸。

这场戏当时就是我的几座浮桥之一，剧本几乎从头至尾都重写了，但只有这场戏一直保留着。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

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

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

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

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

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

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当兵的时候，我研究过军史、历史和战争史，知道战争中屠杀的本质，所以觉得让现代人去了解这种本质，其实特别有意义。

这种威胁到现在还一直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警醒别人可能会来侵略我们，我们还要警醒我们可能会去侵略别人，真的。

丘吉尔说过，正义战争往向走一步，就是邪恶。

二战后期，德国人已经被打残了，而盟军还是在德莱斯顿平民区完全无节制地扔汽油弹，一夜之间烧死了4万人，后来照片公布，那地方被烧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南京！

南京！

》让人看完后，感觉创作者的立意和心态都是非常强悍的。

很多人可能想过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南京，南京》后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或是反思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

人的一生都在渴望自由，希望有大自由，这种状态一死亡能给你，还有一个就是战场。

这就特别可怕。

有一个女作家写过一本讲战场杀戮的书，我觉得她的理解有点儿隔靴搔痒的意思，关键女性对战争没有欲望，而男性内心是有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南京！

南京！

》至少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家再去想这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

其实我内心的体验其实要比它呈现的多得多，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电影上映之前说说自己的想法，因为《可可西里》我想说的时候，电影都快下片了。

观众愿不愿意听陆川说话？

他们可能想听，但只是一点儿。

采访/世亚http://luchuan.blog.sohu.com/114479585.html

注：这是大二写周老师课的作业，现在陆川君更令人讨厌了。

其余不表。

先说一段戏言，在《南京！

南京！

》大规模上映引起巨大反响的时候，几个同学说起陆川的电影选题：《可可西里》，这次是南京，我问：“下次你说他拍什么？

”“512呗！

”不同时间地点的三个人给了相同的答案。

我想导演选择的题材是在好极妙极，可可西里已经足以令观众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尊敬，对导演的人道主义思想深深敬礼，那么拍战争拍屠杀则更是赚人眼泪，《辛德勒的名单》经常被拿来与本片作比，《辛》片珠玉在前，然而陆导野心颇大也不愿输人后。

“‘战争是什么？

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

’”陆川不止一次这样去理解战争。

——陆川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到。

而这段话在影片中有非常直白的反应，一段十几分钟的日军祭祀舞蹈——据说还是被剪过的。

看到导演这样解释这段舞蹈，我禁不住笑了，导演真是个实诚人，说到做到，说舞蹈就舞蹈。

谁看到了“异族的文化”舞蹈？

被英国殖民的印度人民可能看到过，澳洲被白人同化——“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孩子可能看到过，但奥斯威辛集中营走入毒气室的犹太民族恐怕没有看到过，同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仍然在南京的几十万中国军民恐怕也没什么人看到过，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各种统计从几万到三十万人不等，还没机会被异族奴役，没有像东三省的伪满国人民一样学日语升太阳旗，没机会融入“大东亚共荣圈”，就直接化为了万人坑里的白骨，上天堂或下地狱了。

导演倒是清楚异族的舞蹈是在废墟上，可惜异族文化的舞蹈倒是舞蹈了，只不过舞在一座空城里，亡灵们大约是看不见着舞蹈的。

如果说电影是导演对“人性”一番浪漫主义的解读，那么这段导演阐述只能说是词不达意，彻底错了。

抛开小豆子这条隐隐约约、不知可否称得上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一条让观众看得不明不白的线索不谈，电影的绝对男主角是羞涩的，头一次上战场的日本小弟角川君，（咦，陆川？

角川？

）电影告诉我们，如果角川君放到现在，不是在秋叶原买电玩的御宅，那就是在涩谷乱晃的潮人了。

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弟，初来中国，如何会杀人？

一次误杀打中了藏在暗门中的孩子，都令他狂吐不止。

还有，角川君也还没有过性生活，于是他面对慰安妇百合子如此温存，还要去她做老婆，那一幕简直如同《情书》一样纯洁的发亮了，可惜天不遂人愿，百合子死了。

角川君而后又把怜爱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妓女小江和女教师江淑云，可惜她们俩也死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女性的死亡后，角川君幻灭了。

一声枪响，电影里的角川君举枪自尽，死在了南京城外的一片花田之中。

在此之前角川君抬头看了看天空中明晃晃的太阳，这个场面与开头日军进攻南京城，百无聊赖的角川君抬头的镜头呼应，导演告诉我们，角川就是这么一个闲散的，单纯的小男生罢了。

自尽的角川君在陆川的视角下获得了无限的升华，导演企图用这一动作证明他完成了人性的双重救赎：对自己的救赎以及对被屠戮人民的救赎。

可是看到这里我忽然犯傻了：角川君这个日本士兵的优秀代表如此伟大又多情，难道是日本极右势力诸如石原慎太郎说对了，南京大屠杀根本没发生过？

如果鬼子们都是这么伟大又多情，误杀了人都会吐，不会征用慰安妇——就算征用了，他们也知道使用避孕套！

那么谁在强奸？

谁在杀人？

如果按导演的逻辑，课本上的那一套肯定错了：“攻占南京之前，日本最高统帅部已制定好策略，即通过残酷地打击南京，来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斗志，迫蒋投降。

”按照导演的逻辑，南京屠杀没理由发生了。

而陆川没有提及的是，那位在影片中扮演金陵女子学院的领导者的高个子白人女士，在现实中的名字是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

这位女传教士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四次不顾美国大使馆的最后通牒，毅然留在南京坚守女子学院，日军攻占南京后，在日军持续不断的骚扰和杀戮中她保全了四千多位女学生、妇女的生命和清白。

然而由于每天承受巨大负担和恐怖，魏特琳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于一九四零年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离开中国周年这一天她烧炭自杀，时年五十五岁。

临终前仍然说：“如有来生，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她的墓碑上刻着四个中文汉字：“金陵永生”。

这样的自尽，真能令人落泪。

这位女士，在最后的照片展示中，并没有出现。

许多人死了，不论是否真实或者是否被提及，不过小豆子活下来了，这无疑给观众注射了最后一剂强心针——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但是陆川还没有提及的是另一个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裕仁天皇的叔父：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亲王，根据战后的解密文件显示，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后。

朝香宫鸠彦所在的司令部立即发出一连串由朝香宫鸠彦本人签署的命令，上面还加盖着“机密”和“阅后销毁”的字样，内容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而这位元凶，在战后不仅仅得以逍遥法外，并隐居在青山绿水之间，还担任了“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他和小豆子一样活到了战争结束，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活得比小豆子好得多，他享尽天年，死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活了九十一岁。

写在最后的话，陆川导演似乎打算以小见大，但其结果不仅仅不成功，而且令人恼火。

暂且不论其功力够不够，放下诸如叙事线索混乱，情节交待不清这类技术问题，因为这只要请陆川找几个好编剧，多翻翻史料就能解决，那么导演就不会让刘烨早早的死不瞑目——如果这是一部人像展览式的作品；也不会让拉贝秘书唐先生毫无道理的被日军杀害——其目的似乎就是为唐先生升华一剂说出那句”我老婆又怀孕了”的台词。

陆川让我想起了日军飞机在天空中撒下的传单，漫天飘下的纸片上面印满了中日亲善，做良民就万事大吉。

当年应该有不少的中国百姓就背着漫天遍野的阵势欺骗了，最后仍不免做了刀下之鬼。

今天的《南京！

南京！

》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而来，宣传单上面写满了两个大字：人性！

于是乎人民群众再一次被感动了，上帝可以有这么一种视角，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这无常世界，生死对他来说只是弹指间的一颗尘埃，这是大概因为上帝住在天上，而陆川也如此悲悯，以至于侵略者屠杀者都被他捧在掌心，陆导还没有上天和上帝同住，这番悲悯就不必了罢。

我想，就算是不提那些陆川视角之外的永远不可能估算清楚的数字，即便是陆川镜头里这些活着与逝去的生灵，那些无法弥补的创伤和罪恶，我们也无法在《南京！

南京！

》中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性也好，舞蹈也罢，这些词都是很美妙的，可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一座已成了焦土的死亡之城面前，它们浅薄甚至不配，尤其是不配给侵略者。

唯一的原因，就是三十万这个数字是粘着鲜血的，这个数字不是不小，而是太大，角川君的人性，负担不起。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看来还是得更新一句，这是最后一句：不要把我当影评人，真正的影评人是什么样，请去看这里：http://blog.sina.com.cn/oscar_award】【鉴于现在我自己的回复比文章本身都长了，于是不再更新对质疑的回复了。

如果有叫战的，欢迎新开主题讨论。

不是我要当缩头乌龟，只是觉得这个楼已经太高了，再爬下去于己于人都不方便。

拜托诸位了。

】————————————————今天《南京》全国首映。

陆川导演的第三部作品。

非常遗憾，这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影片。

于是我对《约翰·拉贝》的期待变得更高了。

简而言之，看过《南京》之后，我可以确定的是，《寻枪》基本跟陆川作为导演的关系不大；而《可可西里》里的问题依然延续到这部片子里。

实际上无论是《可可西里》还是《南京》，陆川在剧作上有重大缺陷，而非常令人不舒服的是，陆川总会站到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让人难于对他的影片提出批评。

比如我们会因为《可可西里》的艰苦而对它保持尊敬，或者因为《南京》的勇气对他大加赞赏，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掩盖陆川作为编剧和导演的严重失败。

先解释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景片”。

还是找百度的解释：景片：舞台上布景的构件，上面绘有表示墙壁、门窗、山坡、田野等的图案和景物。

在《南京》这里，这部电影就呈现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

当然那个南京城是搭建出来的，而我想说的是，这部影片把南京城抽空到一个悬浮的位置上，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换言之，它割断了所有历史和现实的连接。

至于为什么，我后面会详细论述。

首先要分析的是这部影片的叙事策略。

当然要指出的是，这部影片与以下这些影片有着直接和明确的关系：《集结号》、《鬼子来了》、《硫磺岛家书》，甚至《拯救大兵瑞恩》和《辛德勒的名单》。

于《集结号》而言，这部影片显然从属于集结号开创的中国战争片序列，而非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换言之，《南京》与《血战台儿庄》之类影片已经没有任何联系。

这一点从视听语言上表现的很明显，与冯小刚类似，《南京》前40分钟的战争场面显然是来自好莱坞战争片的视听风格，这包括手持摄影机，低饱和度（在这里已经是某种黑白片）和空间的设计（想一下《拯救大兵瑞恩》最后的那场战斗）。

于《鬼子来了》而言，显然黑白片是一个很明显的关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片子同有反主流叙事的特性，也就是说，无论姜文还是陆川，都讲述了一个与主流叙述中完全不同的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故事。

而于《硫磺岛家书》而言，最重要的是视角上的关系：日本人的视角。

无论是伊斯特伍德还是陆川，都选择了并非从属于他们自己视点的角度——日本人的视点。

这就是最有趣的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看陆川的叙事。

前40分钟是主要的战争场面，很奇怪的是，在我个人的观影体验中，我感到导演把我的认同引向日本人一方，看到30分钟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还打不下来？

然后才发现，我应该认同的是中国一方——这倒不是说陆川有什么错误，挑战观众的常识和心理预期本来就是很勇敢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一方的视点就太奇怪了，首先，名列主演第一号的刘烨在40分钟就牺牲了，那么之前在他的视点上花的笔墨就全部作废——虽然后来被“小豆子”继承了，但是仍然看着很不舒服；其次，中国一方的第二个视点是范伟扮演的唐先生，这个人的的行事倒很像《鬼子来了》里面的马大三。

更加有趣的是，姜文和陆川都在影片结尾处给了这两个人“惩罚”。

我并非认为视点一定要统一，但是《南京》的问题在于，如果要用两方视点的话，那么导演的认同导向上就出了问题。

比如在前40分钟里，中国一方的视点几乎不成立。

而在这期间观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日本一方的视点，后来再出现中国一方视点，已经先在地不对等了。

至于视点对等，我想《最长的一天》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则陆川虽然要的不是全景，但是无疑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错误，视点之间的转换极其突兀。

我不得不说这是剧作上的最大问题。

既然如此，那我们看看导演确立的优势视点——日本一方的视点，陆川讲了什么故事。

（再次声明，我并不认为选择日本视点有什么民族感情之类问题，我是就事论事）可以看出的是，角川是全片中唯一拥有完整视点的人物。

从这个角度来讲，角川的心理变化是本片真正的故事。

实际上，《南京》一片与《硫磺岛家书》更为直接的一个关系是，它们共同的诉求是完成对日军的“去妖魔化”处理。

所谓的“屠城”在《南京》中不可见，而“杀人”则呈现为消灭中国军队，以及消灭难民营中的中国军人，这是“去妖魔化”的一个方面。

而另一面，显然慰安妇的层面是被拿出来讲述的，这构成了故事后80分钟的主要冲突。

我不想对此过多评论，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杀人和强奸构成了《南京》故事简单化的一个方式。

在此我想引用王炎先生《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一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见该书111页《对话：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之比较》。

王炎的主要观点是，屠犹在西方语境中是一个非常具有生产性和复杂性的讨论空间，而中日对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常常纠缠于细节和真实性的争执。

当然全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深入且有见解的讨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读一读。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就《南京》一片而言，陆川的策略也是相同的——绕开细节的争执，比如人数，方式，真实性；而将这一事件处理为一场战役：日军攻克时为中国首都的南京。

而这一战役并不比其他任何一场抗日战争（似乎我应该用的词是中日/日中战争）中的战役更具备可言说性，换言之，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比其他任何一处城市的沦陷更为悲惨。

那么结合前面的视听分析，或许陆川通过这种军事片的视听风格，他想要做的事情是把南京大屠杀在二战和中日战争之中重新定位。

这就是我把《南京》指为历史景片的最终原因。

陆川的诉求显然不是血泪控诉式的言说，而是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

相对如《浩劫》中将屠犹神圣化的诉求，陆川却在对“南京大屠杀”去神圣化（当然我必须声明这不是我指责本片的原因）。

如果陆川想要完成这一目的，那么他显然是失败了。

《南京》之中，南京成了一个悬浮的舞台，这里只有一座军营和一个难民营，于是陆川的诉求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陆川是要从细节展示全景，那么不幸地，他又失败了。

空间模糊，视点混乱，剧情支离破碎——他想说什么？

我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表达。

去看看网上的影评，我很惊讶地发现，大家都看到这部影片的视听呈现里不存在的东西——既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去看这部片子？

很遗憾。

陆川这部《南京》真是令人失望透顶。

它充其量是历史景片而已，景片之前，连情节剧都没有发生。

我必须指出的是，互联网作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反日情绪最集中的地方，而同时网民和影院观众的高度重合，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京》会是一个合适的文本。

但是同时，我并不相信这个文本能够满足，或者迎合这一观众主体的诉求。

虽然陆川在片中刘烨光荣牺牲的时候让等待屠杀的中国军队喊起了“中国万岁”的口号，但是我相信这一口号不及《色戒》里头那句“中国不能亡”。

关键问题在于，当观众希望去找一些感动和煽情的时候，他们显然很难找到，或许那些说被感动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只是最后那几张相片小小地煽到了我一下，然后不幸被我发现，不是相片的问题，而是音轨里煽情的小提琴。

言而总之，这部片子砸在剧作上。

陆川大人，下次您拍片还是请个编剧吧。

于是与《可可西里》的评价一样：精神可嘉，水平着实有限。

也许对南京大屠杀而言，我们需要的还是《约翰·拉贝》那样的情节剧。

————————————————————答部分豆瓣网友质疑：1、《约翰·拉贝》貌似只在柏林上过，所以我还没有看。

另外我不认得导演，也不认得发行方的人，所以我不是托。

至于引起歧义的话，我想解释一二：为什么我说需要的是《约翰·拉贝》这样的情节剧——参见《辛德勒的名单》，《黑皮书》，《伪钞制造者》之类不胜枚举的影片，再参考《色戒》——以上这些都是情节剧。

首先我谈到互联网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情节剧不是下等的东西，而是某些东西的载体。

可能我的判断——观众去影院看《南京》是为了某种感情宣泄，那么负载这一诉求的最好方式是情节剧，而不是《南京》这样一部影片。

另外，《约翰·拉贝》还没上映呢，怎么这么多人说它比《南京》烂？

这个叫不叫先入为主？

还有，我说《约翰·拉贝》好了么……2、关于视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认为陆川的操作方式不可以，而是在说他在视点的转换上操作的不够好，中日双方的试点究竟要不要对等，或者说不对等究竟对不对，我没有下这个判断。

我的判断是，仅从电影叙事来讲，《南京》里面视点是有严重问题的。

当然，这跟个人观影习惯有关系，我对视点比较敏感，就多说了一些。

3、关于文中提到的其他文本首先，对比分析是一种很常用的分析方式，如果不认可这种分析方式，那我无话可说。

其次，如果这样是炫耀，那我继续无话可说。

当然，前提是，有请不认可的网友证明一下，《南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天才作品，它跟世界电影史上任何一部之前的电影都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要说的是，“有关”只是“有关”，不是借鉴不是模仿不是挪用不是抄袭。

退一步讲，做做比较总是可以的吧，不然讨论很难进行下去了。

当然我开的这个文本群肯定是不全面的，在“有关”的意义上肯定还有更多的提供讨论入口的文本。

4、关于那些要我拍出比《南京》更精彩的电影的要求我承认我拍不出。

5、关于删减的问题如果有导演剪辑版，那自然是要纳入讨论的。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只能就这一个文本进行分析和讨论。

这个要求太高了。

6、关于《寻枪》的问题《寻枪》在多大程度上是陆川的作品，多大程度上是姜文的作品，这个很难说。

需要更多的资料。

然而从《可可西里》和《南京》来看，当然首先题材不一样，但是其中的剧作明显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7、关于《南京》是不是卖钱的问题不卖钱他上院线干啥。

另外上院线的和卖钱的未必是商业片……我以为这个不用说了的……电影的一大属性就是商品属性啊……不卖钱不上院线那还叫电影么，那叫家庭录像……8、关于我是不是装逼犯的问题首先说明我确实是学电影研究的。

其次，这是些写文章的问题。

如果不重述情节描述感动就是装逼的话，那我就是在装逼。

如果看电影非要被感动的话，那我要说我没在看电影，我在阅读电影。

接着再声明一句，我不是影评人。

写过的影评统共发出来过两篇，水平有限，拜托请千万不要给我扣帽子。

9、关于冷静、客观、评分的问题我承认我给两星低了点。

那我就改成3星吧。

比起某些片子来，《南京》还是要好很多的。

我从来没有说我客观。

我也从来没有说我冷静。

我当然是被片子郁闷到了才要出来说话。

我对陆川没成见，所以我没有挑更多的刺。

比如我现在挑一个：去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出来说句话，音效是不是很粗糙？

音乐是不是模仿痕迹太重？

10、关于《现代启示录》的问题是这样，我先看的《现代启示录》，然后看《野战排》、《猎鹿人》都感觉不是特别好了。

《现代启示录》在战争对人的异化上做的很深入，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写的更好的。

那么我想它应该是部好片了。

当然我认为它后半段不好看。

11、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资料工作，没有什么发言权。

不过还是想说一句，南京大屠杀本身和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是两个概念，这其间的问题肯定不能简单对待。

拿屠犹来做比较是一个有启示的参照。

然则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是，我们这边的历史书写很少会将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放置在二战的全球语境中进行讨论，或许这里面会有一些后冷战的参数。

这个问题还需要读很多的书，我把问题放这儿好了。

有见解的朋友们可以出来说说话。

12、关于影评的问题这TMD是一篇影评，不是论文。

这是看完电影以后二十分钟坐这儿敲的，不是正襟危坐看二十本书五十部片儿写的电影研究论文，这事儿都整不明白就别来咋呼了。

13、关于有人要我回答的问题：“LZ同志，我给你两点建议，下次你试着分析（实在抱歉，你还配不上这个词）一部电影时，千万别鸡巴搬理论，也别揪出其他电影做类比。

电影从来就不需要理论支持，所有的研究只对电影史起到归纳而不是推进的作用，而归纳的结果，就是用来毒害你们这帮对电影制作完全不明所以的“研究者”的。

　　电影唯一需要学习的是技法，细微到电影各个技术部门的技法，加上导演的技法、编剧的技法，所谓的电影美学、艺术学……统统都是扯淡。

　　 　　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

你用视点的转移来衡量叙事效果的好坏，对于一切已成史实的战争题材影片，所谓的干扰事件、第二幕高潮都是已知的，唯一能够引起叙事改变的便是视点。

陆川只是选取了他认为正确的视点，并且是在收集确认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就算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那也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宣传策略给民众造成的认知上的单一性造成的，而陆川在得到这个难能可贵机会的同时，还不忘试着扭转一下这种误区，结果却被你这种不入流的影评人搞出这样一篇垃圾来讽刺，实在是天大笑话。

”1）我不配分析，你配分析么。

你拍我的这块砖是不是在分析？

2）“电影从来就不需要理论支持”。

这句话我就不批了，可笑。

3）“电影唯一需要学习的是技法”你看，你根本连film production和film studies都分不清，为了避免歧义我把英文写在这，大概你又要说我傻逼了是吧。

你以为电影研究就不学技术部门的技法么。

你要说艺术学是扯淡，那你打击面就太大了，中国这么多人学一个扯淡专业，你骂谁呢。

4）“用视点的转移来衡量叙事效果的好坏”，你要是觉得整个叙事学理论都是扯淡我也没办法。

这一点我不跟你争了。

5）“对于一切已成史实的战争题材影片，所谓的干扰事件、第二幕高潮都是已知的，唯一能够引起叙事改变的便是视点。

”好，这句话还有点料。

但是同样的视点下情节构成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换言之，导演从这个人物的视点，给观众看什么和不给观众看什么，是会有很大差别的。

“唯一”二字显然太过武断了。

6）“陆川只是选取了他认为正确的视点”，我可没说陆川选的视点“不正确”，我只说他做的不流畅，看着很别扭，他用什么视点，这个不具备价值评判的空间，只是说，用的好不好，是可以评价的。

7）“就算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那也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宣传策略给民众造成的认知上的单一性造成的，而陆川在得到这个难能可贵机会的同时，还不忘试着扭转一下这种误区”请问你有没有看我的文章，我谈到了陆川反主流叙述的诉求了。

另外你有没有看我的这么多回复，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和话语生产是另外一回事——好吧你不认真看，我也不认真回了。

再写下去，回复都要比文章长了。

你没有看回复吧，我可声明了，我不是影评人，千万别抬举我。

下次再拍烦请抽空好好看看讨论。

转自SPACEhttp://evarnold7.spaces.live.com/blog/cns!3C4928A5D97A0C8E!1059.entry《南京！

南京！

》已经看了很久了，影评一直没有写，不是因为心情太沉重，而是没有时间。

从一上映开始，网上叫好的、骂街的都好不热闹，我没赶上，很可惜，估计这文章贴到豆瓣立马就石沉大海了。

对于《南京！

南京！

》，我就纳闷为什么要叫两次“南京”？

如果要表示强调，那么像《虎虎虎》那样叫三声岂不更有气势？

看完片子才明白，这是一部极端分裂的电影，所以要有一个极端分裂的片名，你说它回声也罢，说它双重人格也罢，恐怕的确没有比说两次“南京”更合适本片的气质和特色了！

这两个“南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一个是可贵的，一个是可惜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陆川的。

——————第一个“南京”：是中国的——————无论是说陆川有野心还是说他会投机，都无法抹杀他在为中国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实。

前阵子看了杰拉德·戴蒙德的《第三类猩猩》后（详评见《如此沉重的花痴与八卦》），我一直念念不忘关于其对人类搞大屠杀的解读：极大部分的屠杀事件、屠城事件、种族灭绝事件，都是在令人寒心的沉默中结束的，世界的主流会主动排斥关于屠杀的信息，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也会主动对屠杀的事件视若无睹。

为什么呢？

从屠杀者角度来说，当然是要封锁消息；从第三方来说，屠杀事件远远超乎他的承受力，若没有利益相关，他的人性的防火墙往往会阻挡屠杀信息给他的触动，这种心理机制类似于看恐怖片有人就会不自觉地用手遮住自己眼睛一样；而从受害方幸存者来说，内疚比愤怒更加容易控制他的行为，与要让罪恶昭然于天下的心情相比，质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浩劫中幸存下来的自责之心却更容易充斥他的内心。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针对屠杀的证据和报道，都在回避中被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追讨屠杀罪行的声音，都在沉默中灭亡——想要能成功追讨反人类的罪恶，第一步就是要让全人类达成共识。

只有一个案例是成功的，那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

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其他屠杀事件的追讨，包括南京大屠杀，包括卡庭森林惨案，包括柏林被攻克后的屠城……全部通通都失败了！

为什么？

没有成功让全人类达成一个共识！

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为何能如此好地昭然于天下，并引起全人类的共鸣？

很简单，因为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精明最懂宣传的民族！

民族的强盛和韧劲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向全世界宣传的窍门！

看看他们60多年来详细的、高超的、巧妙的、有序的、严谨的控诉！

看看《辛德勒的名单》的宣传效果！

看看他们教科书上的描写！

他们成功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一点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集中营，而且都能够站在控诉的立场上。

这就是宣传，这就是全球性的共鸣！

这些想法，我在看美国的《刺杀希特勒》时，我在看以色列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时，我在看德国的《帝国的毁灭》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而且越来越坚信电影是最有效的宣传阵地。

而反观我们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一直以来的思路就是：“罪行铁案如山”！

仿佛铁案如山了就一定能追缴到罪恶，仿佛铁案如山了全世界人民就一定会买你的帐帮你呐喊助威。

我们用据理力争的打官司的也好，用面面俱到的图片展也好，用声泪俱下的当事人抗议也好，用声势浩大的游行也好，这些方法都很没有效果，因为这些都是枯燥的、生硬的、遥远的，无效的，而且都是恐怖的。

如果街上有一个人，举起被砍断的右手，瞪着血红的双眼，盯住你说“喂，那个XXX是混蛋！

砍了我的手！

你要帮我抓住他！

”那你第一反应是帮他，还是躲他？

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我们把证据一一摆给他们看，说，“喂，这就是你们爷爷做的！

”是没用的，大部分日本人绝对不会有任何反思。

我们必须要获得极大多数世界人民的共鸣和支持，让他们的人民去影响他们的政府，再让他们的政府去影响日本，那还有胜算。

所以，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还相信，《南京！

南京！

》的出现，是帮我们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

电影本身的成熟与否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不同寻常的姿态去表现，要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去解读，要以不同寻常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和争议，只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走入国际视野的成功第二步（张纯如的书或许是第一步，但书这个媒介远没有电影效果好），我们就有进一步做好宣传的基础。

说到这一点，我倒是不同意陆川的这么一个说法，他说他很反感人们将《南京！

南京！

》和《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

我倒要说，陆川你拍片是为了啥？

国际上如果能把《南京！

南京！

》比喻成中国的《辛德勒名单》，那会是什么样的宣传效果！

这可不仅仅是为你个人的艺术成就宣传，而更是为我们30万遇难同胞的宣传！

——————于是说到第二个“南京”：是陆川的——————一句话来说，《南京！

南京！

》中的技巧离炉火纯青还远。

可能会有人喷我：“那你自己拍一部试试？

”那我自然会无赖地说，我拍不出来，但看得出来。

我真心实意地希望陆川能拍一部让人深深感到震撼的片子，而且我完全作好了被震撼的准备，为此我还选择了大银幕。

但是结果很失望，《南京！

南京！

》作为电影来说，野心要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可能是因为体制内的原因，人物没有充分展开，故事也七零八落，但是我相信体制和剪刀所谋杀的并不是一部《天国王朝》，或者说，我已经可以确定体制和剪刀已经给陆川最大的自由和空间了——这有陆川自己说的话以及广电总局高层说的话为证。

基本上就是电影本身的问题。

【问题一】纪录片手法是什么幌子？

纪实手法是没有什么问题，黑白画面更是很有感觉。

但是《南京！

南京！

》在战术上做得很成功，在战略上很失败。

我们看的都是充满纪实感的画面，然而却总有不协调的因素跳出来干扰片子的纪实感，从而产生了颇为荒谬的故事片的感觉。

《南京！

南京！

》是纪录片吗？

不是，是故事片。

而运用纪录片手法并不能成为漫不经心造人物和随心所欲编故事的借口。

陆川说要拍一个“不一样的南京”，但是《南京！

南京！

》比较有看头的部分还都是与其他片子“一样”：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征慰安妇。

而这两个桥段也并没有比其他电影更精彩多少，无非是画面感更强一些。

倒是我在2007年看纪录片《南京大屠杀》时，真的被当事人的采访感动哭了。

而在陆川自己添加的故事里面，荒谬的、暧昧的、无意义的东西就多了起来。

比如陆剑雄这个角色，有人说这是男主角，有人说这不算男主角，OK，我们就说本片主角是南京城。

但是设定陆剑雄这个角色的意义在哪里？

他在片子前三分之一的部分，基本上占用了一半以上的特写镜头，我差点能把刘烨的睫毛有几根都数出来。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要贯穿整部片子才行，或者说他在前半段也可以死，但是也必须要以某种形式继续影响着片子后来的部分（成功的案例可能比较没有可比性，即《天元突破红莲之眼》里的卡米拉，卡米拉在四分之一的位置就死了，但是以各种形式继续影响着后面四分之三的剧情）。

这是讲故事的基本要求，不管你是纪录片风格也好还是魔幻片风格也好，只要不是风光片，那么陆剑雄这个角色必须要在后面的故事中有所作为或者有所影响，你不能以纪实风格为幌子，说把这人弄死就弄死了，而且死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片云彩。

陆川说，王朔曾经建议他把前面简短些，因为“后半段可以成为世界名片”，所以他痛下决心剪了，“有些戏对演员有帮助，对电影没帮助”。

我说这个年轻导演太折服于王朔的老资格了吧，就硬生生地听话把戏剪了，但剩下的戏，同样对电影没有帮助呀！

《南京！

南京！

》的最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硬伤——就是对陆剑雄这个人物的处理，直接让电影硬生生地被撕扯成两张皮。

而在我看来，要能动手术的话，有两个方式可行：第一个方式是把前半段的视点从陆剑雄转移到顺子，因为顺子至少活到最后，让顺子的人物更丰满一些，在后半段能有更多出镜和表现（这并不难），那这片子才够统一；第二个方式是学习吴宇森，或者说学习伊斯特伍德，把《南京！

南京！

》剪成两部片子，上部从中国军人陆剑雄视点讲，下部从日本军人角川视点讲，既维护艺术的统一，又能够赚双倍的票房。

再比如“中国不能亡”，莫名其妙，根本没有水到渠成的情绪铺垫，使得这场戏变得荒谬、无力。

【问题二】人性视点是什么幌子？

陆川在剑走偏锋，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在剑走偏锋，但是事实是剑走偏，锋没了。

一部电影的视角不是说一定要统一，相反恰恰有时不统一了才好看，你说《盗火线》多好啊。

但是陆川在视角切换中寻寻觅觅想制造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的确有个别亮点，比如角川小队第一次发现中国人时的惶恐不安——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偏了。

陆川无意中小瞧了影像的巨大催眠功能，因为我不敢相信他是故意的。

有些时候，电影的镜头是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结局失控。

我们在看经典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时候，感性上往往完全臣服于编导为纳粹精心营造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虽然在理性上无时不刻地在抗争着希特勒言语的蛊惑。

所以，电影镜头一旦使用不当，其危险性是致命的。

《南京！

南京！

》在意识形态上最危险的一个镜头，是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在隆隆的鼓声中，镜头从日本小队长的仰视全景升至俯视大远景，面前有无数的中国人尸体，小队长像看检阅自己的战利品一样地看着前方。

这个镜头是全片视觉上最震撼的一个镜头，但是分明用错了拍摄方式，也用错了音乐！

我在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恐怖和残酷，反而觉得很振奋，这一瞬间我仿佛化身为这个鬼子小队长，面对满地的尸体觉得无比自豪，简直想振臂高呼“万岁”。

我是汉奸吗？

我当然不是！

一秒前我对日本鬼子简直是恨之入骨！

但是一秒后我为什么又转换了立场？

完全是这个镜头的拍摄方式把我催眠了！

影音的巨大感染力让我的身体而不是脑袋直接被同化为日本鬼子！

当我的脑袋意识到这一点时，这让我无比地愤怒！！！

陆川，为什么要用仰拍？？？

为什么要用这么激进的音乐？？？

你用错误的技巧在错误的时间切换视角，使得你站在了错误的立场，而且通过影像的蛊惑力强行把我们观众也拉到错误的一边！！！

这个错误透顶的镜头，完全冲掉了先前对屠杀的白描所积压的情绪势能，将这一桥段拖入了名为“暧昧”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打着人性视点的幌子，危险地卖弄影像表现力，这还体现在陆川所最得意的结局上。

这是日本军队的庆功典礼，这里面完全抽掉了中国人的视角，而变成了一次百分之百日本人视角的影像狂欢。

陆川说这是想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另一个民族的废墟上狂欢，是的，你表现到了，SO WHAT？？？

你的问题问出来了，你的回答呢？

千万别告诉我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你意淫出来的角川小朋友的自杀就是你的答案！

也千万别告诉我一个可能存在但我打包票也是你意淫出来的现在“还活着”的并被前面那个不存在的角川自杀所救不然肯定死翘翘的小豆子就是你的答案！

完全的迷糊！

完全没有指向性的回答！

小豆子在蒲公英丛中欢笑，导演你可能觉得释然了，但是我们可不觉得！

你通篇都在“忠于历史”，你通篇都在复制“史载”，但是却在结局部分以完全莫名其妙的杜撰内容来进行假象推断！

小豆子是谁？

从片子最后照片上说明“还活着”，说明小豆子在陆川心中是有寄托的。

我斗胆猜测，小豆子身上凝聚的，是中国人的坚强、乐观、豁达、生生不息的品质。

这些品质在小豆子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他曾经帮助陆剑雄抵抗过，他曾经在鬼子枪口前慨然赴死过，他曾经为了救顺子而冒生命风险过……陆川你说，你塑造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孩子，却是用什么来拯救他生命的？

是一个虚构的日本兵的绝望！

而不是你去帮助小豆子塑造的任何一种品质！

在以“救赎”为题眼的结局中，小豆子的优良品性功亏一篑，让位给了一个想当然的“人性”，细细品来，莫不是一种奇怪而诡异的讽刺？

我认为，本片立场的暧昧与模糊，责任在剧本上。

陆川没有能够成熟地驾驭这个题材，只是零碎地展现历史事实，混乱地编织故事脉络，鲁莽地使用视听语言，一厢情愿地表达个人想法。

——————总结了——————《南京！

南京！

》是一部分裂的电影，所以我这也是一篇分裂的影评。

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荐这部片子，也会不遗余力地批判它。

实话实说，这已经是近年来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中国大片了，面对《黄金甲》之类的电影，我连喷的兴致都没有。

我极端认可本片的重大意义，也向陆川表达最由衷的敬意。

然而身为影迷，如果把本片放在世界背景上来看，这部片子的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导演的勇气和热诚。

如果有谁说《南京！

南京！

》拍得巨NB，陆川太TM有想法了，我也一定会跳起来。

期待这是一个良好的探索，让更多中国电影雄伟起来。

评分：4

（不带任何的感情和道德去评论电影，我以前以为这很容易，现在却知道这是一件难事。

）1 开篇的巷战和中后期的难民营戏份严重不均匀，而且后期的诸多线索在前面并未展开。

加之前后叙事风格不一，导致电影前后断裂感严重，节奏大乱。

不知道是不是删减过分的问题。

2 不缺少震撼的细节和画面。

屠杀中国战俘的交叉剪辑；那句著名的“我的太太又怀孕了”；伊田在唐天祥死后的那个长镜头；约翰贝拉的那一跪；修罗场上的日本舞蹈和祭奠场面。

等等。

但是电影整体缺乏流畅性和连贯性，使得这些段落如遗珠般散落在情节中。

3 情节上，前半部分过分的惨烈，与中后部分过分的松散相比较：高潮部分的迁移导致后半部分的缓慢和沉闷一览无遗。

线索分散，矛盾的设置单薄，煽情于是也不甚成功。

这应该是导演的能力问题。

4 人物设置过分集中，特别是中国人方面。

缺乏更好的代表性。

人物关系过分的“链条化”，而非完美的形成网状。

导致视角不够宏大。

使电影欠缺说服力。

5 不知道是不是预算的问题。

整个南京城我们看见的只有一个安全区和一小群部队。

国际安全区的规模失实（历史上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

这等小家子气的场面和题材甚至和电影名不相符。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地狱中的城市。

而只看到了城市的一角。

6 并没有做到每个角色平均分配戏份。

唐家四口的故事无疑占了大头，而相比之下姜淑云的刻画偏弱。

小豆子在中期故事里的缺失。

刘烨的角色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由于戏份有限，对故事和人物关系的推动非常少。

造成了这个角色的功能性微小。

总而言之，由于戏份的参差不齐，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群戏。

7 人物表演方面。

刘烨的几个眼神几个微笑无疑都非常出彩。

高圆圆江一燕不过不失。

范伟突破了自身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但总觉得差口气。

中泉英雄木幡龙无疑都演得非常优秀。

特别是木幡龙。

8 影片一直到最后都缺少宏观的叙事。

也就是缺少史诗气质。

与同类型的电影不能做比较。

从情节交代到人物关系，都是如此小家子气。

尤其是值得说的一点是，用字幕来交代背景虽然不是一种很坏的手段，但这无疑暴露了导演的叙事能力不足。

9 采用日本视角确实是影片的亮点。

虽然中日两方视角不对称，陆川的处理方式也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再次暴露了导演能力不足）。

但在中国这是很难得的创新。

一段慰安妇和士兵的爱情。

一段地狱中的舞蹈祭祀。

一群嘻嘻哈哈的普通士兵变成一个个兽性大发的杀人狂。

这些桥段是如此的执拗而有力度。

让人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战争和人性。

10 陆川这部电影倒是让我想起了《硫磺岛来信》。

只不过硫磺岛充满各种出离史实的硬伤和伊斯特伍德自己的想当然，而这部电影则是导演实力的局限。

11 前面批评够了，现在说点别的。

之前看他的各种访谈，觉得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和对战争的思考都很到位。

各处史料的引用，崭新角度的采纳，都显示出他对这部电影让人感佩的诚意。

也许他确实没有驾驭这部电影的才华，也许问题出在删减上面。

但不管怎么样，这种诚意已经让他凌驾于那些所谓的主旋律导演之上，已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

12 关于结局，陆川的态度无疑是暧昧的。

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困境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像小豆子一样面带笑容。

人们说：在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歌，那么在南京之后呢。

13 这部电影虽然让我比较失望，但仍然值得一看。

我是这么想。

看完《南京！

南京》，匆匆而就的感想是——“仍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上面，只是用了点黑白美学的东西，不见人文主义和哲学思辨，充其量是一部类纪录片的剧情片，真不如去看纪录片”结果招致人拍砖：“导演的诚意是你不能懂的。

”然后建议我去看三联对陆川的采访。

我的确还没看到那些采访，但我相信陆川及其剧组所有成员的诚意。

现如今，打开电视机各台文娱节目都能见到陆川携一行演员在各地作首映的报道，豆瓣页面每篇都有关于《南京！

南京》的讨论，我已经深深记住陆川和高圆圆们那张严肃神圣的脸，无一例外都在诉说拍此片的艰难和他们的诚意。

这让我想起《梅兰芳》上映那会，陈凯歌和一行演员也是这样到处宣读他们的诚意，我不想非议这两部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电影，我也对他们的诚意给予最实际的回报，买了全价票进了影院，但它们的确有其共同点，就是题材本身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了电影本身。

而“诚意”一词频见这两年的热映影评，略带煽情地肯定着导演演员投资方们的认真、诚恳、花了力气又或者投了大笔钱，仿佛我们不去看就是对不起他们，只要一部电影有诚意，它的所有不足就可以原谅。

于是，观众变得越来越宽容，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我们不能指望外国人来拍，作为中国导演，在现在的大环境下，能把这部电影拍出来，而且拍成这样，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咯”说得不无道理，如果简单地将《南京！

南京》当成一部剧情片来看，它的确是一部和《叶问》一样，是还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情怀电影。

只是我并没有在此片中看到许多影评人所说的“人性的思考”、“冷静”等等。

身为南京人的seine在她的影评中说“我宁愿深刻同情，畅快痛恨，也不要模棱两可地冷静”（http://www.douban.com/review/1985521/），她是聪明的，绕开电影本身，只谈南京人自己对那场屠杀的看法，她是更具说服力的，也避开了无数爱国青年的砖瓦。

当然她也在隐晦地批评，要激起观影者猛烈的国耻家恨，高圆圆那张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脸显然是不够的。

陆川显然不是要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猛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想作一些关于战争的思辨，来凸显他的深刻或者是众人所说的“诚意”，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史料，选取了几个人物，着力刻画在一场浩劫中，站在战争各个面的人物的表现，有温柔思乡的日本兵，有努力顽抗的国民党士兵，有舍身取义的妓女，有“改邪归正”的翻译，还有努力保护中国难民的国外友人。

很典型的剧情片人物设置，视点丰富，大多亦正亦邪，本乎人性，比如拉贝秘书范伟一角，比如江一燕饰演的妓女一角，人物饱满，演员也很到位。

影片花重笔墨刻画的日本兵角川，着实令人同情，但也很显然是被演绎过和改造过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日本演员应该是本片中最有诚意，最具有职业素养的演员。

饰演这样的角色，等同于要抛开很多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

无论陆川如何美化这帮日本兵，他们仍然是一帮屠夫，这个立场，陆川不可能动摇，他们回到日本又要怎样面对那些不承认这场屠杀的民众？

当然，他们可以轻松地回答：“这不过是一部电影。

”是的，因为只是一部电影，不是纪录片，所以可以原谅高圆圆饰演的姜老师为什么令人反感，从不剪自己的卷发到不举手主动当慰安妇，再到最后圣女一般要求角川：“shoot me。

”她仿佛就不是中国人，而是南京城内高人一等的外国人，可以自信满满留着卷发对妓女们说：“我们是安全委员会的，日本人不会碰我们。

”这是个真实的人物么？

还是高圆圆演假了？

还是这个人物设置本身就很有问题？

有人给予这部电影非凡的评价，说“军校毕业的陆川在反映战争上，所做到的真实性，前无古人”，那顺着他的意思，陆川拍的又是一部《可可西里》般的类纪录片。

那我为什么不去看纪录片?何况，还原历史本貌，这是对一个导演的基本要求吧？

既然是一部剧情片，在可操作的艺术空间里，陆川走得还是太浅尝辄止了，他所要诉求的思辨在什么地方？

仅仅停留在日本兵其实也是思乡的，也是憎恶战争的，面对慰安妇也是有情有义的？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套一提起日本鬼子就咬牙切齿的片子是片面的、妖魔化的？

还是受大环境所制，陆川只能在结尾用日本小清新一样美好的蒲公英草地给了自杀的角川一个晦涩的肯定？

而不能通篇用一个日本兵的角度来速写此片？

所谓的冷静，就是给予脸谱化的人物以丰富的人性输入么？

所谓的思辨，就是看不到“大刀向鬼子们砍去”的煽情画面么？

我宁愿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采访当事人，哪怕是一部乏味的新闻纪实片。

也许是我太苛求了，我仍然无法忘怀看完《细细的红线》后曾作出过那种关于“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的关于战争和自然关系的崭新思考，而《南京！

南京！

》我不认为就超越了以往看过同类题材的影片，陆川再有诚意，也没有走出国仇家恨这样局限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作为教育片，也显然不够真实，更没有发掘出通过书本或者新闻片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之外的东西，这些都和诚意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就像胤祥所写的，是一部历史景片（http://www.douban.com/review/1982719/），形似而神欠韵。

第一次没看完，因为害怕沉重害怕承受痛苦。

比我预想的还要沉重还要震撼，黑白画面营造的逼真范围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侵略者的灭绝人性、受害者的悲苦无助，让我欲哭无泪，多么希望最后日本人的醒悟能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发生。

“《南京》每一分钟的剧情，全部有史料作支撑。

当它公映后，有很多方面的批评声，但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指责这部电影，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当在讲座中听到陆川郑重说出以上这段话，我被震撼了。

《南京》不是一部商业片，它甚至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卷37年的胶片，带着历史的沉重感将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向我们重述。

如此再来看各种批评，几乎是在没有理解这不是一部商业片的情况下就开始评价它。

我坚信， 《南京》是会写入历史的。

完颜，现在我们可以不看电影本身来讨论电影了，乍听起来很滑稽荒诞的。

但是电影自己已经进入了以“题材”、以“上映的时机”包装自己的时代，电影的推销手段跨越电视、报纸、杂志，时间也提前至甚至电影上映的4年以前；更无论“明星”和“作为明星的导演”是电影的一部分的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说电影——每秒24格的影像和声响——也说萦绕在电影周围的文化。

对于“不愿意花钱看这部电影”的事情我还是要抱歉，作为一个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的影评人这是不应该的，但是钱包和我生活在这个文化上下文中培养的本能说：“凭什么？！

”所以这篇文章有极大的偏见。

并且缺乏对影片和导演的极大善意——坐享票房收入和民族英雄般崇拜的导演不需要我的善意。

进入历史的分界线给“南京”这个地名冠以感叹号“！

”，不必说指的是1937年那个历史事件。

从来没有受过研究历史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把历史事件入戏大致有两种做法：演义型，我们说春秋战国（《墨攻》），说三国的故事（《赤壁》）；另一种则是无法轻松地去“戏说”的内容，而是需要作者非常虔诚地还原历史，展示问题，还要做到所谓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和大家希望借古喻今的企图是相关的，时间、国族身份、政治立场造成这个判断是有局限性的。

那我们就在有局限性的2009年4月23日，在北京，在我们这群从未亲历战争的中国人里面说这部电影吧。

围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以及电影《南京！

南京！

》（写这个片名让我觉得难受，以下为《南》），至少有两点在这个“有局限性的语境中”不能不说：第一，这是一件人道主义灾难，日本政府没有恰当的道歉行为和态度。

1937年日本军队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的都城，违反《日内瓦公约》屠杀平民及战俘，六位数字的中国人死在日本军队的屠刀之下。

虽然有部分日军指挥官在二战结束的审判中受制裁甚至处以死刑，但是这些战犯的亡灵仍然被当作”英灵“被恭敬的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李缨，2007），而且很多日本国民对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一无所知。

《南》剧点出了人道主义灾难这一事实，并用有些人说“隐忍收敛”的、另有人说“生硬拙劣”的电影视听手段展示了屠杀。

甚至说到了屠杀这件事情的复杂性，以日军的对这一灾难无法正视、同情、麻木的细节来重提“作为人类，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行为了”。

陆川对于这一主题花费了大量精力和篇幅，令人难以忽视他的认真与努力。

然而，我代表所有中国人提出疑问：2007年才有导演提交了他历经十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靖国神社》，这一年《Nanking》这一部旨在还原更多历史真实，重提战争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影片在中国公映，前几天日本首相才又向靖国神社敬献了花篮，日本远没有成为一个值得人类原谅的战犯……作为一个热血的中国导演（看电视里陆川和他父亲哭作一团），作为一个不惮商业社会压力、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导演，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国度里说起了原谅、救赎与普世的爱，似乎与他标榜的身份有些出入。

“这是一个关于抵抗的故事”——陆川如是说。

如果这当中“抵抗”的其中一层来自日本军人，那陆川导演应该帮助这些发出“抵抗”力量的日本军人，花一些力量把手指指向迟迟不肯认罪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本身。

（而不是在建国60周年的时间，在国内买那么多电视时段和报纸版面推销他自己的电影）第二——当我们讨论这个历史事件时不得不说——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国耻！

是国耻的原因正正就是不抵抗！

当时的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国都，而且是提前知晓日军兵临城下，陆陆续续搬走了黄金白银、文物、政府和军队的重要部门。

“他（FISHICY注:吴子牛）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国人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有一个让他震撼的细节是日本人给我们俘虏发饭，当时南京有800名警察，全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弄了些糙米饭，准备给他们吃，但没有筷子，日本人嫌麻烦，说:中国人你还给他们吃饭，还找筷子，到哪儿去找筷子，太累了吧，把他们杀了吧。

就这 么一句话就杀了。

”我想南京大屠杀在今天重提的最重要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中国人应该以自己/或自己曾经的政府的不抵抗行为为耻，并且不要再重蹈覆辙了——这段历史听起来是多么可笑，即使政府的迁都有那么一点策略性、和委曲求全；那6位数南京的市民呢——妇孺、老弱病残、战俘！

警察！

轻壮年！

对于这些习惯了生活在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老百姓们，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是最好的概括，过去是，现在时，可能在很长的一段将来的时间里都是。

“这是一个关于抵抗的故事”——陆川如是说。

如果这当中“抵抗”的其中一层来自中国人，那他绕过了南京大屠杀最值得后人反思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一部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中国影片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

（不是没有意义，无论怎样讲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只是没有比之前看过的无聊是史实照片、纪录片和文字来说有进步。

）---进入民族主义的分界线大历史下的个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拍一部电影说这些个人呢？

这些个人与众不同，做了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是陆川导演自己要讲“大历史”，他，他的影片，影片的宣传部门，无一不在把重点倾向“大历史”而不是“小个人”（看电视里陆川和他父亲哭作一团）。

所以看来我以上的分析没有歪曲导演的意图。

那我们来看影片中的个体：“这是一个关于抵抗的故事”——陆川如是说。

谁在抵抗？

现在中国算是国富民强了，但请导演不要把自己对日本军国主义或南京大屠杀的意淫加诸到电影里。

希望在1937年南京城里发生了“抵抗”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抵抗”（无论来自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很少，请遵守这段历史在中国人的历史书中的标题：“不抵抗”。

参与“百人斩”比赛、被判为二级战犯的日本军官的后人，仍在靖国神社向参观者宣传他们的祖辈是爱国的，是职业军人，所以不应受到指控。

陆川尊重的显然不是作为真实的历史，而是他心中情愿相信的历史。

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是关乎民族尊严的问题——民族主义从他诞生至今，从没有进入一个可以批判的时代。

民族主义或有片面与过激的一面，但是身份认同对于人来说一刻都不能缺少。

真正的尊严是骂海对岸的国家”小日本儿“吗？

真正的尊严是只看到日本军人的残酷看不到自己国家民族的局限性吗？

真正的尊严是只要中国人拍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就要叫好吗？

当然像德国人那样去反思自己对纳粹的一面倒的指控（《朗读者》）还为时过早，那我们都谨言慎行吧。

进入阴谋论的分界线--我想说《南》片在立意上没有比之前的史料也好、影视作品也好有任何的进步性：人道主义的问题我更期待《拉贝日记》，对于中日关系我更纠结于中国政府对麻生献花篮只表示关切（作为参考：韩国政府表示的是愤怒）。

在电影视听语言方面，我没有亲自看，但暂据可以信赖的同行的反馈，除了“暴力”没有什么特别。

据可信赖的同行反馈，该片的剧情的组织也生涩得不像一个已经从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那么多年的水平（这是一个比喻，因为真实的导演系研究生的水平不具参考价值）。

那为什么陆川非要拍这部电影不可？

陆川拍这部影片的政治阻力是他可以预见的，来自广电总局和来自外交部，他要拍这部电影就必然在内容上有所妥协。

那为什么陆川非要拍这部电影不可？

陆川甚至表现得连钱都不是很稀罕，离开华谊投奔中影。

那为什么陆川非要拍这部电影不可？

开头说了，我是带有极大的不善意来看着部电影和导演的——这和我们曾经讨论过的电影和影人相关、和中国电影与权利和政治紧密相连的现状相关、和在中国说起日本能引起的极大的民族主义反弹的现状相关——虽然不善意，我有被说服的可能性，只是暂时还没有被说服。

然而《南》剧除了题材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很多朋友看了，为死难者流了泪、为死难者鼓了掌，然后在拿笔写影片的不足之处的时候，被坊间充斥的对《南》剧的溢美之辞掩盖、被网友用恶毒的语言谩骂；还有一些朋友，选择不发一言。

因为这部影片无论拍得多差，都不会轻易引起广泛的批评，反而能够在建国60周年的时刻为导演赢得美名。

如果我是陆川，我也非要拍这部电影不可。

感谢完颜、蔻蔻、fishicy、卫西谛提供的信息和启发原文在 http://www.fansi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