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

在这出准独幕剧中，波兰斯基回归了一种原始的戏剧形式：试想把两个/对价值观迥异的人（们）一起关进一屋，会有什么好戏可看？

作为故事发生的封闭空间的出口，通向电梯的走廊的场景起到了情节分段的作用。

主要人物在这里两进两出，观众的弦刚松下又绷紧。

每次双方都是走到了电梯口，又生出新的矛盾，把矛盾推向新高。

表面上看，每次都是老好人迈克尔为挽回局面而提出喝点咖啡小酒，而艾伦又没心没肺地接受好意，才使得故事继续，而实际上是双方的中产阶级理性才让价值观的战争得以维持。

有人说这是两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矛盾。

其实本片真的很北美。

不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真的很难get到其中有趣的地方。

很多现实生活中就发生过在我身边的例子。

所以忍不住站出来讲一讲清楚。

所谓的作家老婆其实不是算是全职作家。

因为从她和她老公的对话里看出来，她问她老公：你说我是作家？

她老公回答：是啊，你是作家呀（在他眼里）。

如果她真的是全职作家，根本没必要反问她老公。

我的直觉是，她是普通学校里或者图书馆里的研究人员，但绝对不是正规人员。

不然可以直接称呼为Research Assistance。

她老公不是五金店的老板，而是五金店的销售人员。

在律师老公问她老公关于抽水马桶的种类时，他说了如果你想问细节我老板知道一切。

这说明他只是销售人员，不是老板。

其次是这完全是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杀戮。

其中一家不仅不是中产，从他们的住房情况来看，导演强调只有一个厕所（律师老公和投资老婆都在一个厕所清理），窗户外非常嘈杂（书呆子老婆和销售老公打开过窗户透气，当时外面的噪音特别大），窗户直接面对轻轨，都说明这一家其实不是中产。

中产基本上一人平均至少有一个厕所以上。

而这一家四口人（书呆子老婆加销售老公和两个孩子）只有一个厕所，都说明其实是工薪阶级。

但是这一家有个最有意思的老婆：可能上大学读过Bachelor of Arts等文科类专业（从她对各种非洲文化的喜爱），所以在她那个五金店打工的老公（去五金店打工高中文化就可以的）眼里，她算是”非常有文化“。

而且这个老婆特别喜欢用big words。

例如armed with（武装）, disfigured（毁容），deliberately（故意）等，总是想彰显一下自己有文化。

所以这一点总是被律师老公各种嘲讽。

因为说真的，这些词在律师老公的职业范畴内，可以算是起诉暴力罪犯的词汇了。

他不懂两个孩子斗殴，至于上升到用这种词汇么？

思想特别白左，一定要另一家的孩子自觉主动地道歉，如果只是被父母抓来道歉的就不接受，不然就要亲自教训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如此，五金店打工老公特别顺着自己老婆。

崇拜老婆有文化，过蜜月去印度过（以彰显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兴趣爱好，白左真的好多喜欢干这事并天天特别得意地吹呀吹）。

所以最后看到五金店老板开始和书呆子老婆开始对骂的时候，我觉得导演绝了。

他把这两个本来也是两个不同世界，有着不同价值观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开始深入解读了。

不得不说我是有私心的哈，看着白左和老公吵架，为了一些屁大点的事情激动且失态，例如是否该扔hamster，是否该留馅饼给邻居，是否该买郁金香，我心中是暗爽的。

所以第一家是赚得不多心比天高的老婆加主要经济来源但没什么文化的老公。

第二家算是我平时每日共处的同事们的情况：两个professional。

lawyer and investment broker。

律师老公从骨子里特别瞧不起这一家人，从各个方面。

例如他拉着自己老婆看窗户，还吐槽说”哇老婆，看窗外就是轻轨呀“，这意思就是：老婆你看这家人穷的，有什么必要继续和他们说话的？

此人说话特别反讽，尤其讨厌另一家老婆那种喜欢居高临下彰显自己有文化的各种显摆。

包括说自己孩子就是个maniac（疯子）。

基本就是希望此事尽快了解。

我都承认我儿子是疯子，你总能放过我们了吧？

很显然，白左并不是会这样就放弃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的人。

当五金店老公说”你工作真有趣“的时候，他明显是被挑衅了，问对方:what does that mean，然后开始逼问对方的工作性质和内容，脸上带着各种嘲讽。

最后说investment broker老婆，其实吧，她刚开始真的想当一个和事老。

职业习惯。

她虽然很担心hamster的生死（这点我不是很懂啊），但是依然忍住了没有指责对方扔了hamster的事情。

毕竟做生意，用道德指责对方是最没有效率的事情了。

她说她老公stressed out。

其实我看她老公真的是在把工作把握在股掌之间。

倒是她是真的stressed out。

她的教养让她忍住和另一家人吵架，但是她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

在那一吐之后，她开始了用一个professional的姿态（用所谓的逻辑推理和字眼推敲）开始和另一家人argue为什么两个孩子会打起架来，她的儿子到底是不是告密小人，如她所说"it's a mistake not to consider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然后开始用hamster的遭遇来指责五金店老公做人和教育的失败，导致了另一家老婆和老公的彻底情绪失控。

吐槽不下去了。

太累了。

我还得去加班呢。。。。。。

从故事情节上看，《杀戮》展现了两对夫妇寻求矛盾解决的过程。

矛盾最初起源于一家孩子把另一家孩子牙打掉了，律师夫妇作为肇事者父母前往受伤男孩家与他的父母寻求和解。

在和解即将达成，律师夫妇准备离开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4个人又回到了家里，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两家表面上试图在寻求合理的和解方式，但实际上冲突在不断升级。

至故事结尾，双方已经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行为准则，暴力一触即发。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面完全没有成果的背景下，争吵中的矛盾却自然而然的得到了解决：两个孩子和好如初，小仓鼠也没有死。

在这70多分钟的会面过程中，虽然双方的关系一直是动态变化的，但可以确定在最初见面时，双方都是出于寻求共识的目的才坐在一起，其中也有很多时间节点，共识即将达成。

但为何双方本着善意解决问题，最终却呈现出“和解屡次中断，共识反复被撕裂”的结果呢？

下面笔者将对4个人的语言、行为及其相互影响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和解失败、冲突升级的原因。

为准确回溯角色的语言行为，笔者将肇事男孩扎克的父母称为“律师”和“经纪人”，受伤男孩的父母称为“推销员”和“作家”。

1、词语选择首先，导致冲突升级的各种原因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于词语的选择。

双方在描述“孩子打架”的过程和结果时，常常会因用词问题产生冲突。

例如，在最初的书面声明中，作家选择了“armed”来描述扎克携带木棍的事实，在律师的质疑下才更改成“carrying”。

显然，armed代表了一种主观攻击性，而carrying则是单纯从客观角度描述行为。

以armed和carrying作为起始，双方围绕着是否造成了“disfigure”、“injury” or “deliberately injury”等用词展开了进一步的冲突，与armed一样，disfigure和deliberately也都充满了强烈的主观罪恶，在双方情绪失控后，作家甚至用“victim and criminals”来定义两个孩子的身份。

其实，不论是armed还是carrying都是在描述手持木棒的行为，disfigure和injury也都是在说明伊森受伤的事实，在客观事实层面，双方并无分歧，但在深层次的认识层面，双方存在巨大冲突：律师认为整个事件只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小事，而在作家眼里，这则是一次富有强烈主观罪恶的反社会攻击行为。

在这种认识冲突尚未被解决的情况下，作家一旦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带入到客观描述中，就会导致律师的抵触与反感。

同时，由于作家反复、持续性选择这些带有强烈个人认识色彩的词汇（诸如armed、disfigure、deliberately），让律师感觉到交流愈加困难、抗争愈发必要。

所以在“injury” or “deliberately injury”的争执当中，律师说“这正是最让我难以忍受的一点”，可能最初“armed”和“carrying”之争并无大碍，但由于共识之外的词汇反复出现，使得双方的关系恶化程度逐渐由量变升级为质变。

2、信息缺失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信息的缺失与不对称也是导致冲突升级的重要原因。

对于扎克打伊森的原因，在推销员、作家夫妇看来属于“毫无理由”，由此他们理解扎克的行为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

而扎克讲给律师夫妇的原因则是“因为伊森作为某个小团体的头目，不让扎克进入小团体，此外伊森还打扎克的小报告”。

虽然这个理由未经考证，但该信息的缺失足以使推销员夫妇十分自信的相信自己儿子是一个“毫无过错”的受害者，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作家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反复使用过界词汇、坚持对方要承认自己的“重大错误”、要求对方严惩自己的孩子，并把整个事件上升为一个反社会的暴力行为。

同样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律师夫妇无法理解对方在看待此事时为何如此偏执。

到了谈话后期，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推销员夫妇选择无视自己“可能的缺失信息”，作家在听到经纪人提及“共同承担责任”时，愤怒的将其背包扔至天花板并喊出“滚出我的家”、“victim and criminals就不可能等同”。

此时作家已经完全忽略了伊森也有过错的可能，或者说选择无视了这种可能。

3、问题控制本次会面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扎克把伊森打伤了，如何和解”，由于谈话迟迟没有结束，会谈问题自然扩散到了其他诸多问题上，比如“推销员将仓鼠扔到大街上是否合适”、“医药公司处理公关危机的方法是否正当”，随着事件推移，两对夫妻之间的矛盾甚至演变成了各自夫妻内部的矛盾，作家指责推销员墨守成规、不寻求改变，经纪人指责律师不负家庭责任，只在乎工作。

回过头来看，推销员是否墨守成规、律师是否缺乏担当与“扎克把伊森打伤了，如何和解”这个主要议题并无太大的关联性，这些衍生出来的矛盾既无助于解决眼前问题，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被提及。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不加控制，矛盾的范围一定会逐渐发散开来。

4、共同点缺乏在会面之初，双方存在着共同目标，即解决孩子间打架的问题。

但随着交流的深入，双方背景中的差异不断显现，律师夫妇由于职业背景，在对话过程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现实利益，而推销员夫妇则更加关注于社会准则，关注暴力行为的罪责程度，尤其是作家，由于其长期从事非洲项目的研究，对奴役、欺压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这使得她在施暴者、受害者的矛盾中有着自己特殊且强烈的政治立场。

虽然在非洲发生的所有事情与他们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并没有多大联系，但正是由于这种特定政治立场的存在，作家看待此事的态度被其社会背景所影响，而这种社会背景却是其他三个人所缺乏的，此时矛盾的发生就变得十分有理由。

同理，其余三个当事人（律师、经纪人、作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社会背景，比如推销员对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有特定的恐惧。

当会谈进一步展开时，如果双方（或四方）没有专注于寻找共同点，那么就会使分歧扩大、冲突升级。

其实在四个人的交谈过程中，双方有很多次抓住共同点以缓和会谈气氛的机会：律师和推销员都喜欢喝威士忌、都喜欢抽雪茄，经纪人和作家都存在着对家庭的不满……这些都是缓和紧张气氛的契机，只不过双方都把它们错过了。

5、非实体利益受损在谈话过程中，当事人关注的不仅仅是实体利益（如何和解），关系利益和程序利益也是重要的方面，谈话的舒适度与有效性一方面受到矛盾解决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影响着实体利益的解决。

在此案例中，由于矛盾扩散、冲突升级，谈话过程中的各方均显示或表达出了自己的不适，律师私下里称推销员为绵羊，推销员和妻子说律师马上就要触及他的底线，作家认为经纪人极其虚伪，经纪人因为压力过大当场呕吐。

而呕吐物弄脏了作家珍藏的画册，弄脏了律师的西服。

同时，律师在谈话过程中持续接打电话的行为也严重影响了谈话进程的连贯，虽然这种中断有时避免了矛盾的瞬时升级，但反复的中断也实际影响了会谈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实体利益的解决。

双方在一种不愉快、不连贯的会谈环境下，很难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人都是情绪化的生物，尤其是当4个普通人进入到谈判环境中时，他们很难能专注于矛盾本身，努力控制问题并用恰当的语言表达。

在以上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谈话最终走向破裂，冲突也一步一步升级。

当谈话深陷僵局时，双方对于矛盾解决不再抱有希望，甚至已经没有人再记得矛盾是什么，此时威士忌就成了放大冲突的扩音器。

每个人内心隐藏的偏见与愤怒在酒精的作用下喷薄而出，没有人再顾忌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

不过威士忌其实并不是谈话破裂的主要因素，在经纪人和作家向推销员索要威士忌的那一刻，大家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发泄的准备。

此时的酒精只是一个借口，好让整个事情解释起来更像是“西方文明毁于威士忌”。

一个大导演，四个实力大明星构成了这部电影。

电影讲的是两个家庭的一次谈判，电影没有血腥（冲着片名来的会有所失望），有的只是言语的激烈交火，人物共有四个，四个明星组成两个中产阶级家庭。

缘起一家的11岁小孩在放学后的把另一家同龄的小孩用棒子把牙打掉了，两个家庭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到80分钟的电影谈判内容占了70多分钟，在这70分钟我们看到的是四个主演的集体飙戏，作为中产阶级，也是有身份的，开始两个家庭都想好好通过言语文明解决，但无奈其中加害小孩的父亲在谈判时总接工作电话，表现的不够重视，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无肢体冲突），让电影有深度的是电影里的冲突不单单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还有在各自家庭里夫妻之间的冲突（矛盾大爆发），冲突中间夹杂着粗言秽语，互相谩骂埋怨攻击，顾不得体面，完全有失文明人的身份。

一件很好解决小小的事件，两个家庭从以礼相待到撕破脸皮到最后的不欢而散，没有一个人好受。

讽刺的是最后两个小孩自然和好了，又玩到了一起，这就是大人和小孩想问题方式的区别吧。

导演在片头字幕和片尾字幕时用两个远景长镜头分别表述了两个孩子的冲突与和好，这是很NB的一点，所以说波兰斯基不愧是大师，不管他曾经有没有猥亵女童。

在这个春天的早晨，我似乎选择了一部不太合乎时宜的电影来看，它的名字叫《杀戮》，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春天早晨的明媚阳光里，我不出去散步，而是选择坐在电脑前面，看四个中年男女为了鸡毛蒜皮喋喋不休，但我就是选择了这么做，观察自己或别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行为和选择，有太多时候无法解释，我们就是想这么做，正如这部电影的人一样。

这部电影，符合我最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特征，演技扎实的戏骨，火花四溅的碰撞，衔接流畅的对话，狭小的场景把演员困在其中，所有情节全部都要依靠剧本功力，整场电影如同观看一场精彩的网球混合双打，有太多可以回味和分析的细节，它不像一些制作华丽的大片，它调动的不是观众的视觉刺激，而是让你的大脑也真正参与进来，如同引擎被轰然启动，开始跟随噼里啪啦的对话高速运转起来。

类似这样的电影，还有《日落号列车》《与女人们的对话》等等……剧情其实非常简单，就用AB来代替这两对夫妻好了。

A夫妻的11岁的儿子用一根木棍打了B夫妻的儿子，导致B夫妻的儿子嘴唇受伤，掉了两颗门牙，于是A夫妻亲自上门道歉，试图协商一个解决方案。

既然决定要孩子，打算开始要为一个生命的成长负责，这种鸡零狗碎的事，对所有父母来说就在所难免。

显然谁都不想处理这些破事，但我们的一生常常就是被无数的破事牵着走，好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不停转圈的瞎驴，我们有时也巴不得像个孩子一样，抄起木棍痛痛快快的把生活揍一顿，然后一走了之，让别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会不停告诉自己，我们是成年人，是文明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必须一件一件处理好这些生活塞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哪怕珍贵的生命就在这些不情愿中一点点的流失。

所以，A夫妻硬着头皮来给儿子登门道歉了，他们谦逊而充满诚意，把自己的儿子骂的狗血淋头，说他是个疯子，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提出要给B夫妻的儿子找最好的牙医，本来协商到这里应该可以完美结束了。

但有时，就是某个细节出错了，甚至不能说是出错，只能算得上是有点不对劲。

在这件事里，那个细节就是A先生在协商过程中接了几个电话，因为他是个律师，而他最重要的客户是一家制药公司，在这个早晨爆发了公关危机，他本来应该去处理这件事，却被妻子硬拉来为儿子道歉。

于是，一些情绪开始酝酿起来，B太太开始认为A先生并不尊重这个事件，认为他们需要更有诚意的道歉，于是四人又再次回到室内，寒暄，协商，但情况并没有变的好转，而是越来越失控，最后已经和孩子无关，而是开始互相控诉，控诉婚姻，控诉社会，文明的外衣就这样被一件件剥掉，人们最终都说出了心里真正的想法，互相指责对方是骗子，懦夫，神经病。

这部电影名为《carnage》，意为屠杀，这名字似乎太过严重，毕竟电影里并没有人真正死掉。

但太平盛世，我们所能经历的兵荒马乱也大多就是如此了，观念的交锋，道德的歉疚，价值观的互相屠戮，对彼此生活方式的贬低，试图在相处中争夺道德高地和更大的话语权，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变的看不到硝烟，却未必不带来伤害。

耶稣曾经说，你若恨一个人，就是杀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人之间所经历的这种互相捅刀子的过程，也无异于一场杀戮，而且不像真正的杀戮那样一刀毙命，就此结束，它会一直发生，每天重复的发生，发生在校园里，发生在婚姻里，发生在每一次的交谈里，那被杀戮的也许是一些无形而珍贵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未曾意识到它是如何在我们心中死去的。

其实我很同情B太太，她看起来是这四个人里面心理素质最差的一个，最先稳不住阵脚的就是她，最先开始哭泣和崩溃的也是她，当她的丈夫告诉别人，她是个作家，她接过话来，努力表现得像个专业的作家。

但很快，她一转脸就愠怒的责备丈夫，不应该告诉别人她是作家。

她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她写过一本关于非洲大屠杀的作品，这表现出她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世界公民意识，但同时这本书大概并不成功或评价不高，所以她现在只在书店里卖书的小职员。

她坚持的很辛苦，她试图活的鹤立鸡群，她收藏和保存着绝版画册来表现自己的品味，并把它们放在茶几上最显眼的地方，她有着顽固而脆弱的自尊心。

她反对草草和解，反复强调A夫妻的孩子必须真正认错，否则这事没完，她强调她并不关心利益本身，而是在坚持纯粹的公正和普世价值，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与和平。

朱迪福斯特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是用了心的，几乎贡献了她演技的巅峰水准，她并没有整容，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为了演这样的一个女人，几乎连气质都改变了。

那紧张的笑容，那强烈压抑着不满，却又想表现出放松状态的矛盾的肢体语言，让这个女人显得很纠结。

她身上有一种倔强的东西，她的理想主义气质，她固执的想要教训别人，她对何为公正几乎是洁癖般的坚持，她对文艺作品的推崇和珍惜，她的得理不饶人，在交锋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几乎达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值得玩味，比如A太太呕吐在画册中，我个人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隐喻，隐喻着A太太对画册，或对B太太所代表的那一套文化价值的贬低甚至羞辱，虽然A太太一直试图表现的很尊重人，但她其实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非真看的起B夫妻。

她的呕吐当然不是有意为之，只能说是导演的黑色幽默，这背后想要表现得，大概是每一个被称为“文艺青年”的人都曾体验过的羞辱。

B太太固执的想要扮演人民教师，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人民公敌，最后连自己的丈夫都站在了对方一边，和他们把酒言欢，躺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讥讽自己的妻子。

她不可能不生气，但越生气越显得自己像个玻璃心，显得自己像个笑话，AB先生开始联手嘲笑她所信仰的那些高大上的价值观，他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的残酷。

是的，其实很残酷，对这样一个敏感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霸凌。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A太太其实早在评论培根的画作时就说的很准确了：“残酷，华丽，混乱，平衡”，这部电影也正是如此，人们彼此伤害，也在彼此寻求和解，试图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却把世界搞的残酷而混乱，这样的剧情，只要还有人类活着，大概就会永远继续上演下去。

在经历了A先生和B先生的轮番嘲笑批判，到最后，貌似温和明理的A太太似乎也得了某种鼓励，她借着酒劲，抓起那把郁金香砸的稀烂，也同样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价值的彻底否定。

不记得是谁的著作中曾谈到过，在每一个家庭中，或每一场争端中，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成为“被归罪者”，他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愿意把所有责任和罪过都推给他，把对生活的不满推给他，而B太太最后就沦为了这一角色。

本来只是协商孩子打架的事，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价值观的高下之争，最后三个人几乎站在了同一边，来攻击B太太的不合时宜与理想主义，攻击她的挑剔和认真，她成为了那个“被归罪者”。

也许，甚至在观影时，你都会被影响，在心里开始归罪给B太太，觉得她真是一个事儿妈。

但你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每当我们试图谈论优美，谈论文化，谈论和平，谈论一些高贵的价值时，就经常不知为何会引来莫名其妙的敌意，说你装逼啦，说你虚伪啦，说你不合时宜，说你只会空谈其实是个弱者，又或是说你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而这些指责和嘲笑，你甚至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

它们来自实用主义者，来自权力的拥护者，甚至来自什么都无所谓的简单粗暴者，那一刻他们似乎都有了开始向你扔石头的权力，最后，可能连你自己都开始为这一切感到羞愧，你会哭泣，会觉得孤独，最后你也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慢慢走入他们的一边。

林奕含曾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从来不只局限在性侵之上，我理解，她说的是权力，性有时也只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权力和霸凌是会以各种方式反复出现的。

当你生活在某种畸形的文化里，被这种文化压迫着，伤害着，还要被这种文化无声嘲笑着，正如林奕含，她明明是受害者却也承受着某种微妙的污名化，比如荡妇羞辱又或是矫情等等，这些话也许并不总是被直接说出来，但它们一直存在，它们一直在屠杀。

所以我想，真正的和平并不只是收起刀枪吧，而是努力去呼唤一种真正善良的文化，它让我们学会控制内心的权利欲，看清自己也从来不完美，它将带来一种退后，一种谦卑的自省，不要轻易拿起你手中的石头去砸人，因为那石头从高天落下，最终可能砸到的就是你自己。

诸多文艺作品证明，把两名以上的角色放入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静待发酵，出来的都不会是什么含情脉脉的好结果，比人猿直立行走更难的是接受一个与你不同的价值观，比接受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更难的是同时接受自己的虚伪，求同存异是谁发明的？

没有那个词比它更虚伪了。

有人，就有矛盾，而矛盾，是构成一个剧本的最核心。

《杀戮之病》的剧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就是它的精彩之处，还有什么，能比看两个中产阶级家庭一步步脱掉文明的外衣更过瘾的事情？

《杀戮之神》是喜剧，而且是拍桌狂笑级的喜剧，剧中人越是剑拔弩张竭斯底里，观众就越是乐不可支。

能做到这点，当然要归功于波兰斯基老到的场景调度和四位主演奥斯卡级别演技。

Cowan家的孩子用一根木棒打掉了Longstreet家孩子的两颗大牙，这是一切矛盾的开端。

因此，两个本来永远不会有交集的家庭聚在了一起，讨论事故的解决办法，麦克，佩尼洛浦，艾伦，南希，四人一厅一个精彩至极的故事就如此展开。

其实这个电影用语言来解析是显得多余的，因为电影本身即充满了连珠炮般精彩绝伦的台词，这些台词，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隔阂。

同时，电影的场景语言也是非常丰富的。

虽然故事仅局限于一间客厅发生，但是，通过Longstreet家整洁的客厅和凌乱的卧室与卫生间的对比，我们依稀能够窥得这对夫妇并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光鲜亮丽。

细看能够发现，整个客厅里，只有那一捧临时买来的郁金香闪烁着突兀的金黄色光泽，它的虚假，就等同于中产阶级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虚假。

剧中，矛盾的分布即明显又纷乱。

四个角色，几乎每两人之间都有一次争锋相对的争论。

1. Longstreet夫妇＆Cowan夫妇两家人真正的矛盾，其实并不是谁的孩子打伤了谁的孩子。

而是作为受害人的家长，Longstreet 夫妇觉得对方的孩子“武装”了一根木棍，毁了自家孩子的容。

而另一方Cowan夫妇呢，人家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只想尽快尽简的解决这个麻烦。

他们并不真正的在乎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对于艾森的关心也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和责任。

这种看待问题本质上的区别导致了虚伪无法顺利延续，客套话谁都会说，只有当着手开始解决问题的时候，真正的态度才初现端倪。

2.麦克&佩尼洛浦同样是家长，对于儿子的受伤害，其实佩尼洛浦是更看重一些的。

每一次都是佩尼洛浦“委婉”的提出，道歉或是谈谈，事故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正是这样一种隐形的咄咄逼人，激化了矛盾的发展。

与之相反的是麦克，他试图扮演的，是一个好好先生的角色，佩尼洛浦激化矛盾，麦克就用咖啡或威士忌来调和矛盾，这样一来一回，这对夫妻之间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很快就崩溃了。

这样的崩溃来的如此之快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佩尼洛浦是个作家，她去过非洲，关心第三世界儿童的生存状况并且以此著作，她对文化和艺术情有独钟，在剧中她也表示过希望在儿子身上培养起相关的兴趣。

而麦克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对于威士忌、雪茄和厕所门把手的种类能够津津乐道的他却报不出一个完整的画家的名字。

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夫妻间最常见的矛盾，是现实和理想的不可调和，是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种鸿沟平时你可以忽略它，回避它，但当它存心要现身的时候，你绝对没可能幸免于难。

3.艾伦＆南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没错，那只总是不合时宜的嗡嗡直响的手机就是他两之间最致命的矛盾。

当然矛盾不在手机本身，而在于它所带表的东西——事业。

艾伦和南希，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投资顾问，这两个职业组成了一个看上去很高端的家庭。

事业或者家庭，好像是所有男人面临的巨大选择，但是片中的艾伦不需要选择，他明显更倾向于他那颠倒是非黑白的律师职业。

夫妻之间的疏离和家长对于孩子的漠不关心是显而易见的，更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南希一直都在忍耐，但是她的确是受够了这样的丈夫，当然还有他的手机。

4.艾伦＆麦克男人之间的关系和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诡异，艾伦和麦克之间的矛盾集中于两人的职业，很明显，艾伦看不起麦克那份捣鼓门把手的毫无创造力的职业，而麦克，对于艾伦那种自以为是的脾性相当的不满。

好笑的是，这样一种较量的关系，在好烟和好酒面前就被轻易的化解了，美酒当前，谁还会去在乎那微乎其微的身份差异呢。

当南希将艾伦的手机丢入水中的一刹那，麦克一跃而起，瞬间成为了艾伦的战友，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说只有男人懂得男人吧。

5.南希＆佩尼洛浦南希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吐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当混杂着佩尼洛浦引以为傲的点心的呕吐物浸透她那基本绝版的画册时，无异于是在佩尼洛浦脸上扇了二十个耳光又狠狠的踩了两脚。

呕吐，一个原始的动作，捅破了文明的窗户纸。

就是这样，佩尼洛浦让南希想吐，就如同她想拿佩尼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擦屁股。

佩尼洛浦是这四个人中最有层次的的一个角色，她从冷静到克制到爆发到崩溃到最后的scream，在scream之后，居然还会想要去礼貌的给离开的Cowan夫妇开门送客。

她想做一个她理想中的文明人，但是还是克制不住的恶毒的称南希为bitch还嘲笑她的昵称。

其实想想看，大多数人都比较像佩尼洛浦，只不过让他们崩溃颤抖的那个契机没有出现，他们的一生也就顶着一个优雅的头衔过去了。

6.其他片中的诸多矛盾，比如仓鼠，比如男人和女人，比如孩子帮和告密者，它们单独出现的时候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矛盾，但当这些矛盾糅合到一起时，则迅速滚成了一个没办法排解的大地雷。

任何的个体差异，任何观点上小小的不同，都能够成为攻击他人的利器，波兰斯基用精湛的镜头语言重现了何为“每一句呵呵的背后都有一个NMB”，作为旁观着的我们或许为此发笑，但当我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是否就能给出更好的答卷呢？

最后，当大人们的难题以一个无解的方式暴露在眼前时，孩子们早就释尽前嫌重归于好了。

结果是，手机很好，仓鼠们很好，孩子们也很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四个大人，他们都非常巧合的，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出于一意想听出弦外之音的观影恶习，看片时我不断调整预期。

好的片子也就不断加大负压，直到喷、呕、射、溅的镜头，在排空/被排空的感觉里赖一会儿，这就是我所有的观影恶趣味。

P的职业是作家，我第一次坐直了身子。

女作家和一个人高马大、婆婆妈妈、喜欢带孩子的男人处一室，有意思。

这组搭配表面的违和感，立即被生活化的合理性扫除了。

一个有智识的女人找一个无欺无才的男人，make sense。

更大的合理性还在于，本来一眼望去是两个不平衡的家庭，律师组合至少属于社会中上阶层家庭，推销员和家庭主妇当属中下。

但P以一个女作家和美式劳工形象男人的结合，立马获得了某种政治正确。

你可以推断这种选择里含有一些纯属智识上的、理想化的判断。

事实也证实，P是有明显思想左倾的女知识分子（关注非洲军政府屠杀问题），而且他们生活在纽约，更容易掉入东海岸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巢臼：即是对推销员、劳工这一自食其力者阶层抱有理想化的观念。

片子发展到双方家庭为对方该怎么教育、制约自己的孩子，这种视角展开得更加裕如。

P家要是投票，显然是投民主党的，以A家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投共和党票的可能性大得多。

在面对一个"manic“儿子的态度上，这一点更加显然。

这难道不是对美国民对政府在海外用兵态度的一个隐喻么？

一桩真正的丑闻从A的手机里走漏风声，和眼前待解决的冲突相隔离。

但在一个社会资源处于弱势的家庭，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它。

一面是P抠字眼的道德感，另一面是她老公几乎纯属spontaneous的反应。

对于A的问题药物，他只需出于切身的实用考虑拒绝它；对于A的儿子的恶行，他也满足于接受一个表面化的道歉（至于他老婆P孜孜苛求于道歉/负罪中蕴含的普泛的公义，他并不那么在意）。

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展开的社会政治光谱上，P的家庭，不管是道义上还是实质上归于传统的左翼关切范围，似乎都是更易博得同情的。

但两人的分歧也就埋在这里。

抓两个细节，一束茶几上的郁金香，是P老公特意弄来的，粉饰一种和高于自己的族类坐上桌面的”平等“。

P和A的老婆，偶然中一起翻看茶几上常摆的弗兰西斯-培根画册。

那是一个倍受后现代解构话语欢迎的作者（可以看出女主人P的底子），而其作品则进入社会上层玩票的高价流通圈子。

两个讽喻的记号，教科书般地并置着。

Nancy突然前奏性地吐了一身一地。

两对夫妻得以短暂地分处两室。

P和老公拿A唤老婆的肉麻昵称Doodle调笑，被抓了个包。

想不到两人突然变得底气不足，旁观者情绪就此开始向另一边倾斜。

你发现，首先，在P家内部存在着长期”言论压制”（她老公打开酒瓶，那副孬样就在抱怨中变本加厉）；其次，P的自我道德纯洁感是和对小罪恶的低容忍度相联的（再回想到片子开头，P从儿子同学嘴里诓取事实的小flaw）；最可气人的，是P对老公酒后道德虚无主义言论的猝不及防。

当然，这种气人更是气自己，倒还不在于左翼理想主义的幼稚仍有近于体感的诱惑力，而是你分明可以从这个片子嗅出对"公平“云云的道德期待里的势利。

如果你在观影过程中，经过像我这一番内心倒戈的话。

在这个关头，A接过话茬，他反而用蒙昧主义去取消这种道德虚无感。

非洲丛林中的杀戮之神，一个人类学的段子，居然在一部室内剧里逼到吐点。

“我们都是贱人”，轮番地自贱和他贱，奔向高潮的狂途末路。

这倒是很符合波兰斯基这个在“被告-法官”的身份里两面逢源的家伙的自我和解。

这样分析下来，片子好像就无趣了一大截。

编剧是犹太人，金牛座，1968年还是个十岁的小女孩，凡出手的戏剧均获法、英两国的最高奖，最近的一本书是跟随萨科奇一年的纪实作品。

如果她的作品里仍有一副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近五十年里彷徨于无地的样子，那好像也没什么奇怪。

毫无疑问的，电影作为一种感官消费品，刺激感官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谁都知道不应仅仅如此，在电影刚刚诞生的上世纪初我们把电影视作奇迹因此可以忽略一部电影存在的意义，可在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又一味的过分追求感官刺激绝不能使影迷记得并给予好评，甚至这是种返祖现象，不仅仅是电影业，如此循环更是对影迷的间接影响：花花绿绿的场景，毫无新意的台词，完全不用思考的故事情节，会使我们的一切在无形中退化。

眼睛，只接收而不处理图像，那么再完美的背景也不过收获一个“美”字，也许最多是用不同语言从不同人种口中说出的“美”；耳朵，所谓左耳听右耳冒，现在的电影让我们至少是我有种有耳朵跟没耳朵在看电影时效果一样，只要存在一星半点的智商就完全可以复制性将一种故事模式下的所有台词从头到尾自己编出来。

因此，杀戮着实让我惊艳。

首先，七十八分钟加片头片尾的超短小篇幅，少见的同时也限制了其销路，换句话会说，可能波兰斯基并没有把杀戮看做是一部需要与人分享的电影，这更像是一种小规模范围内的自我审视，朱迪福斯特，凯特温斯莱特，克里斯托弗沃尔茨，约翰C赖利，当然还有波兰斯基本人，这些名字太过响亮，以至于从拍摄到成片都带着曲高和寡的优越感，这必定不是这一小撮人中龙凤的本意，可存在阶级思想的世界，无论如何不得不如此思考，毕竟他们名字代表了太多太多。

不得不说，波兰斯基真正做到了微观世界，以小见大，故事的起因相当简单：俩小男孩打架，其中一人随手用棍子一抡，打掉了另一个的门牙。

可后续发展就相当荒谬了：两对父母在被打小男孩的家中会面商讨解决办法，甚至毫无意义的起草所谓事件情况介绍书，道貌岸然地寒暄，期间打人孩子的律师父亲不停地接电话跟人讨论某医药公司降压药对人产生不良反应遭起诉的案子，谈话，接电话，尴尬，要走，被假客气拉回来，咖啡，水果馅饼，谈话，接电话，尴尬，这时候，高潮降临，温丝莱特突然一吐如注（惊艳啊，惊艳，温丝莱特把她最不堪的表演奉献给了杀戮，我不禁失笑。

）最要命的是她吐在福斯特最宝贵的绝版画集上，崩溃，福斯特彻底崩溃，走道儿开始有点儿晃悠，说话开始有点儿冲了，然后，又要走，在走廊里爆发，招徕邻居，又被拉回房间，这时，一直彬彬有礼的被打者父亲终于抛弃伪装破口大骂原因仅仅是因为打人者母亲对其扔掉小仓鼠的行为穷追不舍，最后，荒谬的用酒来解决一切，喝的烂醉虽然依然口无遮拦但气氛竟然融洽的诡异，更讽刺的是作为当事人的两个小兄弟竟然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第二天和好如初，除了门牙，一切如常。

这电影给我感觉很特别，电脑屏幕突然变成了一扇擦得通透的窗子，房间的动向一目了然让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个窥视欲过剩的偷窥者，因为这完全可以归结为普通人家的家长里短，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可能发生，可就是这种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小事儿却最易被人忽略，最后我明白，看的兴致勃勃的我，其实就像是回放自己的生活，陌生也真实。

全篇不过五次换景，公园，客厅，走廊，厨房，盥洗室，比情景剧都省事儿，四人的气场相映成趣让人完全可以忽略场景的过于简单，四人的演员身份被注销，有的只是操心的爸妈，找这四位来演，证明演技更是升华电影，一定是波兰斯基斟酌到绞尽脑汁之选，事实证明，他的聪明再次得到回报，这电影着实值得一帧一帧的揣摩。

波兰斯基的电影一向给人以阴沉灰暗的印象，即便是略带温情的《雾都孤儿》，也被伦敦难以散去的雾霾所笼罩。

片名叫《杀戮》也不奇怪，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导演向来不吝展示人性中恶的一面，影片中自然不乏大胆的暴力镜头和诡异的心理状态，所以一早我就做好了裹在被子里寒毛竖起冷汗直冒的准备。

只是《杀戮》着实出乎了我的意料。

全篇唯一的暴力场面就是小孩打架，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根树枝，唯一的伤害就是两颗门牙。

没有恶棍，没有阴谋，没有扭曲，没有极端，没有边缘人性，没有绝境心理，有的只是四个衣冠楚楚绅士淑女之间从头至尾的唧唧歪歪，从极简的形式来看像一出舞台剧，从穿插的笑点来看又像一集情景喜剧。

天知道杀了什么东西又戮了什么玩意儿。

不过，要是忘记片名，这电影看似平淡如水，似乎也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叫人在喋喋不休中欲罢不能。

人们之所以爱看情景喜剧，是因为它贴近现实生活，所有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烦恼芜杂的心态都可以在观众心中引发共鸣交互。

本片就是因为一次平常的纠纷引起两个家庭苦恼抱怨大爆发，四个人的个性特色极其鲜明，这样的人物形象很容易投射到自身、家人、同事等等，或者是上海老娘舅中的那些主角，鲜活生动如在眼前，丝毫没有“高于生活”的距离感。

更重要的是，影片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一个令人心寒齿冷的真相，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全是无用功，讨论不会导致世界的任何改变。

这么说恐怕会令许多辩论高手谈判专家坐不住，但电影的事实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两对男女一开始外表亲和努力讨好寻求认同，但是每个人自身的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又把对方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

《巴别塔》说的也是沟通的障碍，但是它更大而化之地通过语言、民族、文化的差异来探讨。

从这点来讲，《杀戮》的讨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普遍意义。

因为四名主角都操着同一种语言，住在同一个城市，从经济条件看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恐怕也差别不大，但就是外在那么类似的四个人，在化解一个小小矛盾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意见始终无法获得统一。

即便是朝夕相处的夫妻，说到痛处居然也会撕破脸皮反唇相讥。

所以看似和平的室内讨论，其实是在同室操戈；看似恩爱的夫妻关系，其实也是同床异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自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凌驾他人的一切。

和平爱好者看不惯学校帮派，动物保护者看不惯抛弃仓鼠，利益至上者看不惯道德说教，平等主义者看不惯职业歧视，所有的人都互相看不惯，认为对方的行为和观点触犯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一定要对方按照自己的道德规范行事才肯善罢甘休。

仔细想想，我们真实生活中实在不缺少这样的人，就算是我们自己，又何尝没有因为一些并不伤大雅的观点不一而表现得痛心疾首与家人朋友同事不欢而散日渐冷漠不相往来呢？

这样看来，“杀戮”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语言的暴力，一种价值观的冲突，每个人持着道德之剑互相砍杀，刀光剑影之中不见血肉横飞，只有满屋的酒气和一地的呕吐物。

只是肢体的暴力可以决出胜负，语言的暴力的结局只能两败俱伤。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辩论这件事来说，过过嘴瘾可以，认真你就输了。

片头片尾的安排实在妙不可言，也避免了让本片完全沦为舞台剧的可能。

镜头只是远远观望，听不见孩子们说话的内容，也几乎看不清动作细节，暴力的背景也是一派绿色和平的和谐景象，令人想到在室内的谈笑背后却反而是一番肃杀的气氛。

这更进一步证明，比武斗狠远比比文斗口容易和解得多，到底哪个文明哪个野蛮，也是值得商榷的事情。

红袖添饭在评论《雨果》时说，获奖后的老马丁成了无所羁绊的老顽童，不再卯足劲要追求认可，而是以俏皮的姿态玩电影于股掌之间。

评论也同样适用在波兰斯基的身上，早已集大满贯于一身的他也过了围着奖项转的年代了，自然可以拍出《杀戮》这样创新而不造作、深刻而不沉重的小品来与影迷同乐。

从这点来讲，如果没有那些金人金狮金熊之类的东西，或许电影更加幸甚。

在这部遵从了三一律，极具话剧感的电影中观众一点也没觉得枯燥乏味，只是短短的一个下午，两男两女，两个家庭，一下子点出了种种问题，往深了说，政治、人性、西方的价值观，现代文明的认知水平；往潜了说，男人、女人、家庭、中年危机、婚姻矛盾。

对话中这些问题一一涉猎并且点到为止。

不得不说波兰斯基真是一个天才，就是在这话唠十足的话剧味电影中他仍然没有丢失幽默和笑点，对话的几个阶段，阶段中的小高潮，整个对话的大高潮都起伏有致，每个阶段的起承转合都拿捏的火候适中，永远保持观众的新鲜点。

　　在四个人的激烈争执中，最主要凸显或者最能引起观众思考的，应该是西方人在对于文明和粗野这两个认知观念的怀疑和辩驳。

同时也是美国人价值观的碰撞，是杀戮还是和平，是英雄主义还是沉默主义。

　　孩子本是这场争辩的导火索，孩子是传承未来的种子，而成人世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下午的争辩中已经初见端倪，文明是否是现实世界的一块遮羞布？

混沌和迷茫是个各抒己见的西方人该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思考这些的条件和时间，饱暖之后思的并不只止于淫欲。

中产阶级代表的是主流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四个成年人的对话向我们展开的就是美国中场阶级中对于这类问题的几种态度。

　　理想主义的道德高度和现实主义的道德观永远是无法调和的。

而施暴者和受害者是永远不可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和谈的。

所谓的道德和文明可能只是现实暴力上虚掩的一张面具，而这块面具又是极易脱落的。

就如C先生说的，每个人的心中都一个杀戮之神。

杀戮是人的本性，而文明则成为了一种虚伪。

事实上，人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施暴者，道德的高度永远只是在一个利益集团的相对范围内。

就如剧中被伤害的孩子家长在将自己摆到一个道德高度，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象征者，因此，他们才会摆出郁金香，摆出馅饼伪造一个和平文明的和谈局面。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们永远有分歧，他们依旧存在着不满和怨气，他们更希望的其实并不是和谈，而是像最后penny做的那样把nancy的包扔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心中的不满。

反过来，carren一家也并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愧疚之情，或许开始是有的，但是内心的深处依旧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只是迫于“文明”的枷锁不得不道歉和谈。

而当这个四个人永远谈不拢的时候每个阶段的态度都开始暴露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酒精更是让心中的“杀戮之神”开始苏醒。

　　nancy的温文尔雅，penny礼貌的极力克制都土崩瓦解，这两个女人的戏里，在对冲突的问题上她们字字玑珠，在对于男人和家庭的问题上她们一拍即合；反过来两位先生也是如此，在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剑拔弩张，在女人和家庭的问题上他们显露出无所谓，更希望谈谈威士忌或者抽根雪茄。

这反应的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家庭问题中的态度以及男人和女人互相的看法。

　　其中四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反映出美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和几种存在的主流价值取向。

penny的理想主义道德观，penny丈夫的古典主义价值观，nancy的女性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她丈夫的现世主义价值取向都充分的得到彰显。

在这一下午的几个小时中，在一个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中产阶级家中一切关于文明的假象都被渐渐扯下，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