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董建华发落

来自于烟头的BLOG，2006年2月14日。

很可惜的是，这部电影，由于碟片的原因，我只看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死活放不出来，很遗憾。

应该是大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看的吧。

VCD的效果很差，但还是很有兴趣。

今天突然在某个地方见到艾敬的名字，就想起了这部片子。

说什么好呢？

这部2001年第52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电影，这部注定无法在大陆公演的电影，这部让我思索人权和法律的电影，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感觉很微妙。

故事的中心是曾经凶恶的少年杀人犯，因为曾经残忍的杀害了一名英国青年而身陷囹圄。

因为是少年，所以不能判处死刑；因为曾经罪大恶极，所以不能从宽处理。

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名为“等候女皇发落”的罪名。

是的。

等候。

wait。

只有等，无休止的等。

等待带来荒谬。

因为死刑的废除，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成年犯人得到了有限的刑期，很快刑满释放了。

而那些等待女皇发落的少年们，也在监狱的黑暗岁月慢慢长大了，成为青年。

他们发奋学习，努力悔改，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等待。

等到过了97，等到女皇离开，等到董先生到来。

议员和志愿者为他们奔走，呼吁，从港督政府到特区政府，换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灰意冷。

我说过，我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可是我大胆的揣想，也许根本就没有结局。

他们的命运，或许还是只有等待。

只不过从“等候女皇发落”变成“等候董建华发落”而已。

现实无奈，法律无情，反抗无力，而命运，一早注定，无法改变。

我想起那部有名的剧作。

等待戈多。

Wait. Just wait……

－－等待从小失去家庭走上歧途的少年，杀人但因年纪过小被判等候英女王发落．等待是件折磨人的事，意味着希望，可是又遥遥无期．Deadline的意义在于，你知道过了那个节点，一切就可以结束．97是个milestone，你以为可以有个答案，可是翻过去还是只有等待．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可是有所期待总是好的，哪怕只想在颁奖礼上握住你的手．－－救赎"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帮他？

"有时候，与其说帮助别人，更多的是帮助自己．当女主倾听少年在经历十二年的牢狱之后无人探访，积下的苦闷时，想到的未必不是自己心底埋藏的不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答案，再此之前，请别放弃希望

*电影将宝马山双尸案两个少年犯原型合二为一，但现实中，作为污点证人的尹三龙98年获得了死者家属原谅，刑期定为27年，2004年出狱，而张有铭的真正原型张有恒被董定为“最低30年刑期”，2002年高法确认董的“发落”违反基本法，通过上诉，2006年才被终判35年刑期，抵扣此前服刑时间及假期，张有恒于2009年出狱，根据2018年的新闻（包括梁议员本人采访）显示，他出狱后有稳定工作及家世。

*邱礼涛在电影拍完尚未上映（成本300万，票房18万，奖项也几乎一无所获）时有篇博文（http://www.hermanyau.com/cfromQtoCE.htm），其中部分内容卡夫卡陆也曾摘录转述，有一段话现在看更值深思：有鑒當年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很賣痤，所以有人曾經提議過把其中一個個案放大，用奇案片的方式去拍這個戲。

這是一個我不能接受的提議，如果這電影只能以這個形式和觀眾見面的話，我寧死也不拍，還會為我成長的城市感到可悲。

有人認為這電影涉及太多政治，劇情也過於沉重，觀眾不會喜歡看。

老實說，我也討厭政治，但有些東西是你雖討厭也得要面對，因為你我都生活在其中，而且我並不認為不談政治是香港電影人的智慧，相反，電影人也可以有他們的政治訴求，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電影工作者用電影去見證一個年代，或用電影去為一個時代添一個眉批或者注腳；再者，通常口口聲聲說不談政治的人都是坐享其成的人。

我也明白為重犯討公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沉重的劇情並不必然就會把電影拖垮，在觀眾說「不」之前，電影人就先說「不」，這是港產電影最大的絆腳石；我尊重每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但懇請持這些意見的人不要阻止某些片種的電影面世，好讓港產電影能够做到百花齊放。

*片中誉玲（理解为邱礼涛也可以）第一次探监给有铭带去的三本书，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傅雷家书》，因为是硬皮书未获准带入的应是《海明威文集》。

电影影像极少带有切肤之痛地反映青少年犯罪和社会人权等问题，因而该领域的作品默认为社会的隐晦，长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导演邱礼涛不肯随波逐流，将思考、情感、价值观诉诸于《等候董建华发落》这样一个电影平台，坦言自己对青少年犯乃至底层群众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明确地表达对久久忽略的人性与法理孰轻孰重的再探讨。

编剧抛弃了剧情耍花枪式的闪传腾挪，或冷静或严肃地将姿态俯至底层，与现实进行当面对质:香港法院秉承人权精神，体谅张有铭(男主角)等青少年犯心智不成熟，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实际操作中青少年犯没有确定刑期，羁押时间远超刑期；议员梁忠勤，女孩誉玲的口号仍然是人权之名，帮助他们确定刑期；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还是遗憾失败。

真相往往看守在弥漫的层层雾气之后，并被打上诡谲的标签。

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命令我们要用矛盾的辩证法观察世事——这绝对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故事。

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层出不穷，折射出的香港底层群众孑孓的生存困境，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也曾经讨论过底层群众的生存问题，这样冰冷刺痛的现实问题即便发展如今天依旧无法根治，不甚唏嘘；等候英女皇发落转为特首发落，在主权易帜的大背景下法律该是如何衔接，民众在历史过渡阵痛期表现出的惶恐不安与怅然若失是真实的写照，像是陈果导演《去年烟花特别多》中五个军人的何去何从，不自觉成为九七的一个注脚；梁议员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孤立无援、倔强坚持地为青少年犯找回人权，这样的“异类”与奔波于现实利益的政府官员形态的对立永远难以弥合，面对这样的官僚阶层的反思何等必要；这个日渐腐败堕落的社会环境与埋怨一代不如一代的双重标准，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嘲笑着称之为“文明”“进步”“发展”的东西，像是黄秋生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拿着的那一把锐利的切肉刀，邱礼涛亲手拿手术刀一点点地撕开着整个社会的面目，浓丽的血痂、浓郁的血液正欲喷薄而出。

宝马山双尸案是引子，镜头聚焦的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张有铭在监狱里痛哭流涕地向誉玲倾诉自己的爸爸经常打他虐待他，一直找不到亲生妈妈，少年犯的头逼他拿棍子下手，否则他吃不了兜着走，这符合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揭示的人世真相以恶凌恶。

受恶到凌恶，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张有铭走上犯罪的道路。

张有铭被抓住了，他是不幸的，誉玲没被抓住，她是幸运的，但犯罪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两人心中对犯罪的畏惧感和愧疚感是不会变的，这或许也是誉玲迅速和张有铭产生互动沟通，誉玲选择帮张有铭确定刑期的一个原因。

倘若照弗洛伊德理论的话，誉玲的行为不是内发的而是外来的，是所谓的“强迫重复原则”，那是什么？

是她在反思自己的过去？

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驱使。

电影核心部分是关于等候英女皇发落的判决讨论。

这是大英帝国民主法律的产物，基于青少年心智和判别力的年龄缺陷，这样的处决自是法外开恩。

改过自新，宽大处理，这是法律之外的人性伦理的胜利，理应鼓掌。

事情的结局是莫测的，当漫长的等待变相为无休止的监禁时，当主权交接法律蓝本的延续与否时，结果演化成了对人权的束缚与践踏。

这是一个有关政治的命题，等候是英国民主的产物，而在大陆等候×××判决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电影有一个细节是一个青少年犯在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时，嘴里说道宁愿香港变成大陆一样，这样枪毙就一了百了。

这恰好说明香港人在一直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同时，也深受民主与法制之困，当民主与法治成为累赘时反而不想再要。

政府议员由三百万选民由民主选举产生，为选民服务，对选民负责；梁议员小到煤气水电大到基本法修订，扮演着九七前夕港区的公仆。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有人居然抱怨没有行使过选举之大权，不可谓不“可笑至极”。

这两者有差别吗，是没有吗？

有的话又在什么地方呢？

梁忠勤议员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在外人看来是在以一种勇敢到近乎莽撞的行为为青少年犯请命。

尽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眼里这都是一个“异类”的举动，可正是有这些“异类”举动，才有把社会陈腐与压抑的气息驱散的可能，这个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相比于他的同事，即其他的官僚阶层，更倾向于讨论安己身立己命诸如此类的命题，梁忠勤是大哲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看见外面世界的自由者，其他人是永远只能看见自己影子带着镣铐的囚犯。

我也一直想知道，也一直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难道做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东西就能万事大吉？

难道人人选择乐呵呵地妥协沉默真的就能国泰民安？

难道那些真正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剖析社会弊病的人就要被认为成“异类”？

我发觉没有任何时候比我现在更加的体会到狄更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箴言，只有那些无法心安理得地坦然面对社会生存困境的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们才是社会进步的“脊梁”。

若有若无的关注使底层群众游离于社会的逼仄空间久久得不到释放，恶劣的社会大环境日趋成了青少年犯罪滋生的温床。

《等候董建华发落》是一部有关于法理与人性的电影，关注的视点是底层群众。

等候英女皇发落到等候董建华发落，法律的基石有了绝对的变化，判决的最后结果反不如前，这只能说明是无法撼动的旧法律体系，旧人情观念，旧官僚阶层，而无法实现在所谓新社会里的对三旧全面系统的改制，也就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文明。

　　别管是少年犯还是妓女，都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导演将镜头对准他们，意图在于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体现一种人文关怀（这种恶心的酸话平时的我是断然不会说的 - -）。

然而，和妓女相比，少年犯显然不够好。

　　 　　妓女1很早之前看的，还是dvd，我心理的阴暗面啊……片子感觉还不错，有些半写实的味道，也有艺术上的修饰，而且朱茵演的还不错，给影片添了彩儿。

通篇的妓女生活的最后是她们一心向往自由身的结局。

看得有点久了，不知道脑子里的印象是不是已经有偏差了。

少年犯其实和妓女1是一个意思，通篇的让观众看，他们是怎么怎么惨，如何如何背，最后给一个积极向上的结尾。

这套路安妓女身上也许还能打动一些人，可安到剥夺了他人生命权利的罪犯身上，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导演一方面在渲染当年宝马山双尸案如何惨（说实话我真没觉得惨，虽然也玩了几个歪歪扭扭的镜头以及一闪而过的暴力场面，比人肉叉烧包什么的差远了，可惜导演的才华没能得到施展），一方面又在高呼那些少年犯成为了体制转换时期的政治牺牲品。

通过讲述二十三名少年犯面临着把牢底坐穿的黑色未来来抨击两任政府法制不健全无视人权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丑恶行径。

但可惜，对少年犯的惨表现的不够到位，我并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值得我去同情。

他们为什么不能一直坐牢？

他们是故意杀人犯，冷酷无情，手段残忍，属于有组织的团伙犯罪，因为年龄没枪毙了他们算他们走运，因此，我自然就会觉得不管等候谁发落都没什么不人道的。

这样一来，导演的意图就会大打折扣。

　　 　　对议员的刻画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位敢说敢做，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直人士（导演认为的正直 - -）。

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却偏软，比如临近末尾记者还问他为什么被赶出去的时候那么听话，他也是避而不谈。

从开始的女工罢工失败到最后的为少年犯争取生存权的妥协，这都是一个看上去且他自己也以为自己牛掰的责任感强烈的社会人士，其实在家里一样的受老婆气怕孩子骂。

写完这段我发现貌似对他的刻画又是不成功的 - - 　　 　　对艾敬，我不想多说什么了，她在自己的文艺小天地里活得挺好的，希望她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周游世界去吧 - - 　　 　　这个片子流于表面，不能打动人心，有些地方甚至起了反作用，比妓女差了很远，不是说沾了政治、社会边缘的边就一定值得看的，表演更不用说了，除了张有铭，其他几位都可以无视。

也许导演是因为有了这片做底子积累经验妓女才拍的不错吧…… 　　 　　最后这不是cult片，如果说cult，也许只有人肉叉烧包算。

个人以为买凶拍人是经典的港cult，AV也许也可以算一部，彭浩翔是香港唯一一个cult片拍的好的，现在貌似也不拍了。

邱礼涛算得上是烂片常有但我很喜欢的导演。

这部电影勇气之可嘉，立场之偏颇，想说之庞杂，心意之诚恳，手法之拙劣，真像足了学生作业。

邱导可是在香港电影圈浸淫了数十年的老手，竟然还有如此学生气的作品，我不得不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赤子之心了。

绝对不是讽刺。

三个时空，三条故事线，不得不说邱对现实主义题材敏感度的把握非常之高。

整体成片一般，三分之一篇幅过后才开始渐入佳境，不过不用担心，邱有自成于己的一套视听体系。

配乐表达的情绪直观却糟糕，虽然我很喜欢阿Paul。

除却演员表演的生涩，拖沓且混乱的叙事节奏，最可惜的是将少年犯的犯罪源头指向单一的父母家庭之祸，女主角的故事线索稍稍附带了些许时代边角与大陆移民身份烙印。

其实觉得蛮可惜的，本片的题材、故事、小人物与大时代，都拥有极高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19年8月回看，结合当下局势，更是莫名唏嘘。

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人家，可以参与选*举，可以表达意见，可以为犯*人争取人*权，可以对自己选出来为自己“办事”的议员说一句：“我看错你了”或者“当初把票投给你，我没有选错人。

”另，邱自己在片中客串了游行队伍里的吉他手，黑夜中只有一个镜头一瞥而过。

未看片子之前，我就被片名吸引了。

我冲动地通过内容简介误以为这是陈果的片子。

在整体上被娱乐垄断的香港电影市场，只出现一个草民陈果，就成就了香港电影的另一种品格，扯起了香港电影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底层的，边缘的，政治的，说白了，也就是陈果的啦。

陈果的标签贴满了有关草根阶层，社会责任的成品及还处在政治子宫内的半成品上。

所以我产生上述的错误基本上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曾料到，除陈果外，还有人会对政治感这么非典型的冒。

尽管邱师傅自己说了，他讨厌政治，他无意去拍一部具有很强教化意味的政治性电影，但结果他确确实实就拍了这部极具现实意义的针对性电影。

我们知道没有谁会无端的跟政府过不去，我们只知道有社会良知和健全人性的人会跟自己麻木不仁冷眼旁观的丑陋内心过不去，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件事把这种隐藏的恶念击得粉碎，比如邱礼涛拍《等候董建华发落》。

未成年犯罪是除香港外，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普遍社会现象。

当法律把社会因素和犯人自身心智成熟程度考虑进去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的时候，不管是从刑罚的严肃性角度还是从人道立场，都给未成年犯一个从轻发落，使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英属港府的“等候英女皇发落”就是这么一部徒有其表的“恩典”判罚令。

在1993年香港未废除死刑之前，终审法官对未成年犯人不判死刑和终身监禁，而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原本的意图是让犯人在不确定的羁押期间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条件成熟后，由英女皇特赦他们。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部充满人性，符合人道的法令。

93年，香港立法局废除死刑，将一切死刑犯人判为终身监禁，这时，“等候英女皇发落”便形同虚设了，那些未成年犯人一律被终身监禁。

从立法意图来看，当时的政府有意疏忽了这些未成年犯人。

至香港回归前后，立法局通过《长期监禁复核条例》，出台犯人“确定刑罚期限”，政府象征性地确定了其中几名羁押时间过长的未成年犯人的刑期，但他们确定的刑期居然高过了成年犯人的实际服刑时间。

电影针对的就是这部荒谬的殖民地法律及此引发出的关于未成年犯人人权问题的思考。

小铭的个案表明了这个沉重的主题。

小铭16岁那年，随老大抢劫，行为中老大突然变卦，命令小铭等手下将两位遭抢劫的情侣打死。

小铭惧于老大的喝令，不得不参与他们的行为中。

被捕后，因未满十八周岁，而被判为“等候英女皇发落。

”小铭在等候中已服刑十二年。

他的刑期确定后是不少于三十年。

“不少于”的概念再一次撕破了特定历史遗留下来的假人道的伪善面孔。

我们来比较一下我国大陆的刑法制度。

按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小铭至多属于被教唆犯罪，加上他未满十八岁，应减轻处罚；或者属于被胁迫犯罪（老大当时用言语威胁），应免予处罚。

相形之下，是小铭的命运太惨？

还是殖民政府的人道主义文章做得太过表里不一？

小铭在狱中洗心革面，勤奋努力，力求上进，满载希望重新做人，回报社会。

他天真的信心在等候中渐渐磨灭。

最后等来的仍不过是长时间的羁押，毫无希望可言的结局的时候，特别是连上诉的机会都被抹杀了，心灰意冷的他只有以死来结束一心向善却不被接受的生不如死的痛苦。

小铭的寻死是一声无力的绝望的呐喊，在一个被逼到以死来争取基本人权的情形下，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影片并不是一味揭示政治内幕的纪实，而更多的将镜头对准了孳生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现实。

片子的几名未成年犯人多是父母离异，在贫困的木屋区长大，缺少关爱和正常教育机会的底层青少年。

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诱发他们犯罪的社会因素正暴露了一个繁荣的背景掩饰下的种种疮痍。

片中的希望还是有的，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并坚持不懈，敢于同当局做激烈抗议的梁议员正给了我们这种激奋的感觉。

在正义面前，在一群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面前，良心才是良心。

希望的人有瞬时。

绝望的人有永恒。

我冇自由，失自由，伤心痛心，眼泪流。

《等候特首董建华发落》没有了港片一贯的癫狂鬼马特性，收敛中暗含着一股力道。

但是关于过去罪恶与如今悔过的矛盾冲突与思考还是少了点，整体来说叙事性上还是不错的。

影片讨论的其实是件很矛盾的事情，一个人犯下那么残酷的罪行，如何去悔过补救重新做人？

他的人生， 是否就该为一次一念之差与思想的不成熟买单？

他毕竟是个重罪犯，可是他又是个少年犯，所谓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

可能这个电影对个人本身的思考不多，毕竟反人类和暴力倾向的人还是少数的，但至少可以告诫些青少年。

对于社会大众如何去看待青少年犯和这种悲剧还是有正面价值的，像药家鑫那种案子，看问题是不是只有单独一面的声音。

药家鑫不能悔过么?死刑或者其他刑罚与惩戒是不是也应该理性化？

或许理性的社会应该兼顾这些人性的拯救，就像电影里面说的，惩戒不应该是种摧毁。

很多的西方国家的法律条例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死刑和终身监禁的，特别对于青少年犯，法律的刑罚更多是一种教育和惩戒与警示的作用，大多的刑罚期限在30年左右，特别严重的判刑是100多年的监禁，这种也很少见，而且往往实际刑期远远少于处罚期限，不存在死刑和终身监禁。

一方面是出于人性考虑，另一方面是处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传统的考虑。

理性应该兼顾人性的，有时候这两点或许是没冲突的。

理性首先应该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思考，是属于合乎逻辑的，而不是完全的按例办事。

不人性的理性的存在可能是种非理性。

这个影片更多的给我们带来的是对我们以往道德观念中强调的杀人偿命的理性的另一种声音，这种理性是否也存在不合理，是非理性的？

好像药家鑫案子，一些人站在人性的角度要求判药家鑫死刑，其实可能是不人性的，就像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杀掉不道德的人，本身就不道德，是种伪善。

影片带来的思考是，对于青少年和大学生，年轻人的判刑应该是惩戒大过刑罚本身，刑罚不应该具备摧毁性。

至于这个观念是否合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但道德本身或许并不正义，亦或许并不合理。

附上：“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

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

幸运的是 “电车难题”，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

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

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

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

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

《汉谟拉比法典》里有个案例：一个人的新房的墙倒了，压死了他的儿子，于是房主把砌墙的工匠告到了汉谟拉比那，最后巴比伦伟大的王判工匠的儿子要去抵命。

因为汉谟拉比认为是工匠的过失导致了房主儿子死，失去儿子的痛苦是由工匠造成的，所以应该让工匠也尝一尝失去儿子的痛苦。

法国大革命时，人民的伟大领袖左拉，用他的阶级理论把无数人送上了断头台。

后来有个叫夏洛蒂•科黛的24岁女孩，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想国家陷入野蛮之中而杀了他。

当人们为了制止罪恶，而犯法杀人，就如二战时，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菲尔想刺杀希特勒。

法律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对待。

20世纪初，美国律师单诺用尽全力为一个杀人犯辩护，除了为证明他有精神病外，另外就是在讨论死刑的问题，到底死刑代不代表公正呢？

如果一个人死了，我们让另一个人死是不是能够换回那个死去的人，他所失去的正义以及他的尊严呢？

那么，在20世纪末的香港，在那个文明社会，法律正无人道地囚禁一群希望改过自新的年轻人。

它们把看成垃圾的东西扔在一边，就以为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法律本义应该不是惩罚，而是让人与他们所处的世界更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