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这几年难民问题搞得欧洲各国都很头大，导演拉.利生于巴黎的底层，这部片子也是结合了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其他外来移民在生活中面对的种种现实。

电影中的小伊萨是巴黎千千万万个小移民的缩影，他们父母是外来移民，而他们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说的法语也是和其他法国人一样，并无区别。

在法国队夺冠的前一天，小伊萨和他的哥们儿一起跑去酒吧庆祝法国队的胜利。

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们肤色各异但是他们和广场上的人一样身着法国队球衣，身披法国国旗，一起为姆巴佩加油呐喊。

在这一刻他们是法国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但回到居住区，他们好像又不太一样。

像小伊萨这样的移民在巴黎有专门聚集区。

这个社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女人卖淫，男人贩毒，除了警察看不到其他白人面孔。

新来这片区域工作的警察Stephane 还怀着一切对公平社会的美好。

在来巴黎之前Stephane一直在瑟堡。

瑟堡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和港口，人种较为单一。

Stephane调来巴黎也不是因为自己工作多么出色，而是因为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妻，来巴黎他就能和儿子重逢，Stephane想的很美好。

现实是巴黎的警察工作要比瑟堡复杂得多。

入职第一天他就被分到和Chris和Gwada一组。

Chris在警局是出了名的“执法疯狂”，而Gwada也是有色人种，从小生长于贫民窟，好在他的母亲一直让他受教育，让他脱离了贫民窟的泥潭。

Gwada和Chris是多年的搭档，两人的管辖包括小伊萨居住的这篇移民区，对于处理移民之间的纠纷他们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刚到警局三人就看了偷东西被抓，正在被父亲大声训斥的小伊萨。

没有人真正关心小伊萨为什么要去偷一袋活鸡。

移民区的其他孩子的生活也跟小伊萨差不多，有的摆弄着自己的无人机偷看女生换衣服，要么被社区的穆斯林兄弟会收买，平时去寺庙做做礼拜，兄弟会给这些孩子一些吃的喝的。

但是关键时刻这些孩子还会参与一些不干不净的生意，姑且算是利益交换。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早早就见识了复杂的人性，也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道。

平日里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父母管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父母也管不过来，没有学上，就三五成群在肮脏的公园里玩儿自制滑板，穿的是中国制造的盗版耐克裤子，鞋子。

搞点小偷小摸，甚至去偷了狮子就为发朋友圈炫耀。

像小伊萨这样的孩子踩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是法国社会的最底层人，他们也知道主流社会不待见他们。

而另一边又是回不去的落后非洲，那里的人还会因为争执而被残忍的烧死。

社区里的成年人，也没有逃脱命运。

种族，信仰，语言，又把这里的移民切成一个个不同的族群。

穆斯林有餐厅生意，非洲人有露天市场生意，吉普赛人有马戏团生意。

每个族群互不打搅，各挣各的钱，谁也不要染指别人的地盘，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也很容易被打破，因为虽然同属一个社区但各个族群之间并不信任。

穆斯林把狮子看成是高贵的动物，他们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而是要飞奔在草原。

但在吉普赛人眼里，狮子是用来挣钱的动物。

而在小伊萨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狮子是用来在网络上炫耀的工具。

当Stephane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社区的移民们根本不把这位新来的警官放在眼里。

直到追回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才让他真正认识到这里面的复杂。

Chris作为资深警察当然清楚如果外界知道开枪打伤了一名贫民区的孩子，一定会掀起一阵舆论风波，保不准就是下岗。

而贫民区的其他势力可以把视频作为要挟警察们的工具，顺势让警察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或者哪天看警察们不爽这段视频就是做掉他们的工具。

贫民区的人和警察之间暗地里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

没有人真正关心受伤的小伊萨，以及拍摄视频的巴滋。

小一辈们仅仅是大人之间博弈的棋子。

这些移民是到了法国，但却完全融入不进法国的社会。

但在法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片新社会。

他们买东西不去香榭丽舍和老佛爷，而是去社区中心的露天摊铺买仿冒的耐克，阿迪。

比起把钱存银行，他们更愿意把钱交给自己信任的人用来做危机时使用的资金。

他们不相信法国的警察，不相信法国的法律，不相信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读萨特，伏尔泰，雨果，但他们生活却像悲惨世界。

受了不公平对待的小孩儿们没处说理。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

自己的命甚至连一头狮子都不如。

而警察和社区的大人们也都没有人提出公权力的概念，在他们眼中私底下的利益交换比公平正义实际太多。

所以Chris敢在贫民区孩子面前喊出那句：“我就是法律”。

对于这一切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关键时刻有样学样，所以在影片的最后移民的下一代们穿上黑衣拿起燃烧弹，就像警察和大人们对待他们一样。

电影让我想起当年去法国旅游。

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有蒙娜丽莎，埃菲尔铁塔，白天的塞纳河畔。

还有夜晚在火车站，蒙马特高地扎帐篷过夜的难民，他们有些甚至连帐篷都没有，直接睡在公园的躺椅上，走过去还能闻见一股尿骚味。

我们住在红磨坊附近的青年旅社，旅社的工作人员警告我们晚上不要去塞纳河周边散步，因为那里经常发生游客被抢事件。

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三、五个吉普赛女孩笑脸相迎，趁你不注意瞬间把手塞进你的口袋摸一摸，还好那次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张地铁票和几个零钱硬币。

埃菲尔铁塔下，非洲移民们兜售着缩小版的埃菲尔铁塔纪念品，我买了一个冰箱贴，翻过来一看上面写着“fabrique en chine”。

欧洲这几年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老旧的欧洲人还是不忘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完全对日渐崛起的新兴国家视而不见。

而移民问题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解决，西方人总是觉得自己的社会制度无比优越。

任何移民都会融入进来，但现实往往相反。

就像亨廷顿说的：“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Every civilization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writes it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drama of human history.

文｜十二辰子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

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

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

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

）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

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

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

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

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

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

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

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

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

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

）——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

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

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

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

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

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

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

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

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

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

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

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

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

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

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

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

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

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

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

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

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提到法国就想到巴黎，提到巴黎就想到铁搭，然后又想到对法国习惯性投降的戏谑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那个“革命试验场”的评价。

这片土地上飘扬过太多的旗帜，呐喊过太多的口号，追寻过太多的主义，也为前面这些流过太多的血。

观看这部片子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同情，也不是思考，而是恐惧。

一是对无解的暴力 无序的动乱的恐惧；二是在熊熊火焰下发现自身易燃属性的恐惧。

影片开头，小伊萨跟随在拥挤的人群中，为法国队的进球和夺冠欢呼，挥舞着法国和一部分法属殖民地的国旗，高歌马赛曲，似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是高卢雄鸡的一份子而感动不已。

个把钟头过后，警探三人组开车巡视，向街上的人高喊“法兰西万岁”，路人回答“去你妈的！

其实这些路人也就是刚才“与有荣焉”高喊万岁的人。

没办法，国家荣誉不能当饭吃。

对这里的人而言，夺冠是个群体美梦，梦醒了自然也就回到了现实生活——贫穷与混乱的93区。

这样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在这样的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墙上的漆一样薄弱，甚至不用风吹雨打就会大块的剥落；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套外人不为了解，即使了解也难以理解的生存法则；在这样的地方白与黑，黑与黑之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共同维护脆弱的平衡；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群群野蛮生长，痛苦生存的少年。

我一直是持“人性恶”论的，这个恶不是邪恶的恶，是一种动物本能与现行社会规范及价值观不相符产生的“恶”。

举个例子：很多小孩子都喜欢虐杀昆虫，有的甚至喜欢虐待小动物，用开水烫，用石头砸，从高空扔下去。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会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一方面是动物本能中支配和杀戮带来的原始愉悦，就像猫捕杀啮齿类和鸟类并不都是为了吃，可能仅仅是觉得“好玩”。

当孩子长大成人，得到教化，才会产生生命是平等的这种观念，不再去长时间作出这种行为。

当然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监督下让人产生的羞耻感。

所以没有这种羞耻感，成人后仍然热爱这种行为的人被我们叫“变态”。

（刑法专家罗老师曾告诉我们：愉悦有两种，一种是让人放弃尊严的，一种是让人得到尊严的。

大家应该摒弃前者，追寻后者。

我认为很对。

）所以当我们遇到熊孩子，遇到那句经典的“他还是个孩子，跟孩子一般见识什么？

”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讨厌这个熊孩子，但我也可怜他有你们这种无能的父母，把毛坯房建成了化粪池。

” 孩子是需要被当做孩子的，他们需要教化和引导。

但影片中的93区恰恰就是一个不把孩子当做孩子的地方。

小伊萨偷了鸡被抓进警局，监护人在一群警察面前暴打他，却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似乎大家都视为正常。

在这里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是欺行霸市的流氓，贩卖毒品的罪犯，“改过自新”的兄弟会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黑警。

甚至不用镜头展现我们还能想象出：学校中老师敷衍潦草，家庭中父母忙于工作。

那么孩子们真的不需要教化和引导吗？

不，他们需要。

身居餐馆的老穆兄弟会领导人萨拉赫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片中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兄弟会成员，他也因此得到了成果——拍摄到警暴视频的小男孩遇到危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哪怕这个孩子在兄弟会的教育中似乎并不是很耐烦，但第一个想到的能够提供帮助、指引、庇护的仍是他。

这些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社会、学校、家庭教育，得到的是混杂着宗教思想的“劝善”教育和残酷的丛林教育。

’ 前文说过，在这里各个势力心照不宣的共同维系着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们是成人，他们懂得利益交换，懂得在这平衡下攫取各自的利益。

但是有人是不懂的，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学，或者说还没学会。

小伊萨偷了马戏团的狮子，他冒犯了这里的权威之一——吉普赛人。

作为众多势力的一方，吉普赛人选择通过传统的 “正常”的对话渠道来“沟通”，他们来到黑人的领袖之一——市长这里讨要狮子，因为有人看到了偷走狮子的是一个黑人孩子。

在一番鸡同鸭讲后，警探三人组到来，作为维稳最积极的一方，他们对矛盾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共识。

警探三人组一番调查后前往餐馆寻求萨拉赫的帮助，与他沟通之后新人警探成功获得“我是谁 我在哪 他在说什么 我该怎么说 ”这一成就。

最终警察还是找到了小伊萨，并逮捕了他。

一直到这里，事情还处于正常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小社会还处于传统势力维护下的平衡之中。

直到黑人警探的那根弦断了，他向逃跑的小伊萨开了一枪，而且还被人拍了下来。

他为什么会开枪，或者说为什么开枪的是他呢？

当然，忙中出错胡椒水喷到自己，场面混乱过于紧张这些是理由，但和小伊萨在之后的暴乱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这些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他出身一个移民家庭（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母亲），他痛恨压榨底层的恶人（和市长的关系极差），他能够也愿意适当维护底层的利益（和小伊萨母亲沟通后在伊萨家和平搜查），但是他是一名警察，一名普通警察，他能做的太少而要忍受的太多，弱者出身却要去欺压弱者。

为了生存的工作给他在生活上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也是后半他在酒馆中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压力一直很大。

压力大到最后，自然就会压断一些东西。

这次压断的，是小伊萨。

能量是守恒的。

压力也是。

你上班迟到被上司骂，回家骂妻子饭做得难吃，妻子骂孩子把衣服弄脏，孩子生气踢了一脚家里的狗，狗被踢疼弄翻你刚买的古董花瓶/昂贵手办/贵出shi的相机/刚倒好的冷啤酒。

于是你压力更大。

这是个一个很不严谨的小例子。

但足够能说明问题。

黑人警探的压力一部分转移到了小伊萨身上，他被打了一枪（橡皮子弹），处于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恍惚中。

在这恍惚里，他被带到马戏团，被一个当权者送到另一个当权者面前，为自己的冒犯权威的行为付出代价——被送到狮子面前。

他失禁了。

在最为原始 最为野蛮的力量面前，他失禁了。

在这一刻，他忘记了本来就脆弱的学校和家庭教育。

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头择人而噬的狮子，他的身上只有子弹带来的痛苦。

他认清了这里其实是片丛林，有爪牙者才能存活。

从狮笼中出来，警察对小伊萨说：你的伤是你自己摔倒的，知道了吗？

伊萨默默无言。

事后，他没有去找任何人，只是呆坐在垃圾场中，呆坐在楼顶。

被击倒的压力，被恐吓的压力，日常中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在汇聚，最终爆发，并得到响应。

警探三人组被少年们引到了上下堵塞住的楼层中，电梯坏掉，居民关门。

前来救场的旧势力（市长和毒贩）被更为野蛮更为无序的暴乱少年们击败，他们不懂维稳，不懂平衡，不懂利益交换，他们遭受到的压力无法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宣泄。

至此，暴力，无序的暴力，也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曾被暴力击倒的人变成了的暴力，被狮子恐吓的少年变成了狮子。

他们吞噬了粉猪和雄鸡，吞噬了衰老腐朽的规则和制定这些规则的人。

片尾，手持燃烧瓶的小伊萨与拿着手枪相对真善美的菜鸟警探的对峙，其实就是无序暴力和有序法制的对峙。

在这极度紧张的一刻，画面慢慢变黑，光芒渐渐暗淡，伊萨的面孔渐渐模糊，你会突然发现，伊萨其实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任何被压力压垮的一份子。

就像那个被交警拦下后崩溃痛哭的青年。

在众人齐聚餐馆向萨拉赫索要视频存储卡的时候，菜鸟警探向萨拉赫说：暴力有用吗？

之前你们使用过暴力，但并没有解决问题。

萨拉赫回答：我认可你的良善，把存储卡交给你，但是你要知道，暴力还是会到来。

因为没有人能给狮子设置障碍。

暴力有用吗？

或许没用。

但在这里，它是无解的 必然的选择。

我想这就是让我恐惧的。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

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

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

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

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

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

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

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

《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

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

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

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

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

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

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

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

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

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

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

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

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

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

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

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

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

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

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

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

”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

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

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

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

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

”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

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语境里，片中警察混乱中开枪打伤小孩，基本算是正当的。

这帮小孩的野性和不可控，是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接受的。

西方法律或公民意识里对执法行为的合理性与边界线的争议，在我们这通常被简化为“你有没有配合执法者”的问题，没有，就是你的错。

片中宗教和种族对立的移民社区，人性自由伸展，维持基本生存法则，在剑拔弩张中保持和平。

这种管理方式，有点类似于西方初期对待疫情的态度——既然接受了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的现实，那就采取措施防止它彻底崩坏。

对待人性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人性复杂的现实，不去试图完全控制它，而是防止它沦落到法律不能容忍的程度，因此西方能够允许片中那样的移民社区存在。

这种文化差异，正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接受难民或是那样的移民社区明目张胆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切都可控被控。

这是个除了异乡人之外没有闪烁着善良光芒的人的地方，这是法兰西种族矛盾的放大与缩影。

拉吉·利的这部处女作让人一下子想到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

同样是黑人社区中的种族矛盾问题，同样是由弱渐强直至不可收拾的暴力行动的螺旋式叙事，同样是审视所有人的客观眼光，只不过确实多了些“悲惨世界”的意境。

18年法国世界杯夺冠，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无论肤色年龄出身，都在高唱马赛曲，披带挥舞着三色旗，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欢呼雀跃。

此刻，他们都是团结法国人，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导演为这个问题打上了大大的问号，“Les misérables”跃然于欢庆的法国人头上。

小狮子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原本危机四伏的火药桶社区。

导演在整个无厘头失控事件中设置的角色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到某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考虑问题，而是让观众以完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整个事件，而手持摄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却又让我们身临其境。

Issa偷鸡摸狗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在他遭受黑帮欺侮和警察的伤害与威胁时让人们对他产生同情，就算在他啜泣的时候有一丝怜悯，那么也会被最后的暴力报复抹杀得无影无踪。

泪水在这时不是孩子们面对不公的无力，而是浇灌仇恨的温床。

在警察角色上我们能确切地感觉到，导演难能可贵地有意将电影的主角们当做有着独立形象与人格的人，而不是符号。

作为白人警察的Chris歧视黑人，暴力执法，在出事后将重点放在无人机带给自己的名声损益上而不是救治小孩。

他俨然已成为悲惨世界酿造者中的一环。

同样，黑人警察Gwada有着与Chris相似的暴力的、没有同情心等特性。

但当Chris回到家中，他变成了受妻子宠爱的丈夫，两位宝贝女儿的守护神；Gwada回到家中，他变成了母亲面前脆弱的孩子，或许是内心的自责，对于同为移民后代的孩子的伤害，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黑人警察事后的一句“Putain！

”是懊悔，恐惧还是单纯的愤怒？

以及他怎样处理有着自己罪行的磁卡？

影片都没有给出回答，却在他归家时给出了模糊的指向。

最后警察由施暴者变为受害者，让人唏嘘。

而Ruiz作为异乡人，是良知的代表（虽然他也做出了包庇Gwada失职的行为）。

他不开下流的玩笑，制止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受伤的小孩买药，威胁马戏团大佬射杀狮子等等。

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抑或是缺少的魄力，他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被整个大环境推到了悬崖边上。

当他掏出枪来对准Issa时，电影的讽刺力度达到了巅峰，有良知的人首先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被迫与自己曾救下来的Issa对峙。

最后，良知是否会在Issa的内心中闪现，导演以省略作了答复。

电影中最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它的视角。

客观/上帝视角有了可以具象化的东西——无人机。

当然，戴眼镜的小男孩同样也被塑造成偷窥狂和受警察侵害的中立形象。

巧合的是，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他依然在最后的大混战中通过猫眼成为暴力事件的观察者。

从无人机到猫眼，男孩的视线发生了变化，视角却没有中断，依然与观众同在。

多次俯视镜头，让我们重新审视着人们，审视着城市，而中间无人机视角下的夕阳，却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柔弱的一面与尚存的善念。

楼道内的战斗却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希望。

此外，另一个很独特的情节设置是暴乱前一群玩水的小孩向车内呲水。

从呲水枪到燃烧瓶，从笑脸到怒容，两种“暴力”的相似性有多少？

暴力对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是肮脏社会环境的恶果？

导演以《悲惨世界》中的话语作为回答，也作为影片的结束。

“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

”现如今已不是雨果先生时代的法国了，但他的话依然振聋发聩。

05年的暴乱有什么用呢？

无疑是种植者的又一次失手罢了，但流血的却是人民自己。

谈两句《悲惨世界》里的足球元素（剧透慎看）电影是以描绘去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时法国民众的反应开场的，印象里最开始那些黑人小孩还在聊奥斯曼登贝莱和姆巴佩上不上场的话题。

了解这只世界冠军的朋友都知道，以姆巴佩、博格巴（坎特）、乌姆蒂蒂（瓦拉内）为首的三条线都是黑人，还没有算上登贝莱、勒马尔、马图伊迪等等主力球员。

法国队决赛的首发11人阵容里更是有超过半数的6位黑人，毫不夸张地说是黑人少数族裔给法国拿到的大力神杯。

这就不难理解导演设置这个片头的用意，不只是通过所有人走上香榭丽舍大道欢庆胜利的宏大场面营造气氛和引出“悲惨世界”的酷炫片名，更是暗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响了，即这到底是谁的法国。

这里还必须提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逗的我笑出声的细节）。

粉红猪小队刚开始在市集里有一段闲聊：粉红猪说金球奖就是他了吧，团队的黑人小哥说是姆巴佩吧，粉红猪否认说他觉得是莫德里奇。

很不经意的一段对话，但信息量很大。

首先解释下金球奖是足球个人的最高奖项，过去十年都被梅西和c罗垄断。

再看两个人选：姆巴佩是法国人，世界杯夺冠最大功臣之一和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以及黑人少数族裔；莫德里奇是法国队决赛对手克罗地亚的核心球员，世界杯最有价值金球奖（不过这个奖项近几届被视为对亚军的安慰奖），以及白人。

然后回看那段对话，作为法国人的粉红猪宁愿把金球奖颁给对手也不给自己国家的黑人球员，那种不可调和的种族矛盾通过两句话传达出来。

事实上电影最后交代给我们的正是无法调和的结局。

（有趣的是，当年金球奖最终得主正是莫德里奇，姆巴佩排在第四，第三是他的国家对队友格列兹曼。

）最后想说的是，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悲惨世界》的原因的一个缩影。

它太工整了，连足球元素都用得没有一点点废戏。

每场戏都像是精心算计的组成部分，最后更是用某种看似升华的方式作结。

而我对这种高考作文似的表达没有感觉，甚至有点抵触，这还是在没讨论人物弧光的前提下（事实上最后的大战因为人物坍塌在我这也是减分项）。

到底是谁的法国写于2019年6月24日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

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

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

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

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

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

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

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

“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

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

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

“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

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

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

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

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

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

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

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

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

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

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

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

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

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

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

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

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

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

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

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

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

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

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

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

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

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

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

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看了这片子才知道香港这将近一年的动乱给我造成了多大的PDST。

香港的青年们就像这帮法国小孩儿一样，以为做着游戏的在“玩火”，太多的桥段，太多的镜头都让我闪回2019年的夏秋。

后座的人看到拿着点火的自制燃烧瓶和小孩儿围殴警察时发出刺耳的小声笑声，怕不是去年的自己或者伙伴也都做过相同的事情得意油然而生？

电影拍的不错，以小见大揭露现实引人深思，看的人压抑。

每个人的行为单独来看其实都有着法律或者道德上的合法/理性，小孩儿想解救狮子所以盗窃，警察执法所以抓小孩儿，小孩儿们救助同伴所以暴力抗法，暴力抗法成度过当另警察不得不开枪…人类社会就是有不公不义，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乌托邦从来都只在想象力。

但你不能说警察不公，不能说小孩儿不义，怪谁？

雨果说了，怪“种下恶果的人”，那么谁是种下恶果的人呢？

哈，还是怪这个体制吧，那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呢，这解释合理吧，甚至还有点熟悉的味道哈。

2020年是公知现行元年，在香港的经历，让我看到小孩儿们第一次群殴警察被误射时竟然希望警察怎么没把他打死？

这个Issa他就是黄只蜂呀（黄还不如Issa有尿性，只会满世界找白皮人摇尾祈求八国联军来攻陷自己家）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警察需要维持秩序，举着“违法达义”大旗教育年轻人的人都是罪人，提出“坐监让年轻人的人生更丰富”的人应该带头示范，他们都应该受到命运的惩罚。

不要说暴徒只是孩子，孩子没有爹妈？

爹妈不会教就应该由社会来教，会生不会教的爹妈，也应该得到惩罚。

觉得外国人在叙述这类题材的时候着眼点总是怪怪的，好好的社会发展够了，非要带着伤痛感去自我鞭打，瞅瞅巴黎现在都穷成什么样了？！

经济发展不来就要从政治上开始作妖？

“皿煮是个好东西”（回想起香港人去年在尖沙咀组人链用蹩脚的普通话阴阳怪气的说这句话我就恶心到全身颤抖）想到白皮人那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优越模样又恶心的要死→可以参看这个视频https://b23.tv/BV1LW411B7bR哎气的要死，看这个片子反正满脑子都是香港人这一年多来得样子，更深刻的认识到p民们真的都像蝗虫没有头脑，香港动乱的开始，有人被压迫的活不下去么？

有人活着好好的就失去自由了么？

有人比白毛女受得罪还大么？

用脑子思考，用理性复盘。

做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有什么投票权皿煮自由要重要的多的多。

如果香港人还想接着闹，沉默的大多数接着做“李姐”（理解），接着说“他们还是细佬”，那动荡的社会，贫困的人生，颠沛的生活，就在那等着他们，祝他们早日美梦成真。

总结一下的话要套后殖民话术，边缘群体的获得国家层面的承认不够而催生了动乱和不满，因为未能从正当合法的传统路径中获得承认，边缘群体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如运动、暴力、反抗等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迫使国家机器承认自己的存在。

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的权利是与所有人的权利所协调一致的，每个人对于他人都具有社会团结义务，对彼此负有最低限度的义务的承诺。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公民权利义务的意识首先从个人和其他主体的相遇生发出来。

孤独的自我意识遭遇了其他主体，此前知识纯粹认知性的问题转变成了由“为生存和死亡而斗争”构成的社会性故事。

主体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就必定进入斗争状态。

自我意识需要得到其他自我的承认，主体间的承认构成了获得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

而承认在hegel的话语中是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应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由此完成了从欲望到被承认的跳跃。

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不同，hegel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王国作为一个公民自我实现的积极领域，让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对于自己的个性进行表达。

如果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权利，能在社会世界中主张自己的（实际上是由由国家保证的）存在，这反过来又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

他者形成了外在的客观建制，个体之间的承认被推广到涵盖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的领域。

然而，当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组成部分限定在不充分的自由中，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病态。

个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推移到个人与国家之间或者族群（利益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时，就是国家层面上的承认。

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个人与国家对话、族群与国家对话的交往行为在合理程式内进行通常会减少摩擦，但是这种合理程式是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承认未能达到，程序理性会崩塌，摩擦性矛盾随即爆发，即个体对于承认的需求性抗争、运动、暴力等非常规的手段展现出来。

这一冲突爆发的合法性深植在法国民权运动的进程之中，早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与公民权宣言》中就有所体现，该宣言从反抗压迫出发明确承认人民有“起义权”。

影片中主要体现的是互惠性的缺失——尽管少数族裔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承担了相当大的劳动和并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承认，然而少数族裔并未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认可，并未真正被接纳到法兰西民族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权力层面的承认，拥有的只是和基层官僚之间的互动和群体内部的自认。

骚乱和动荡在长期不被承认的不平衡之下爆发，恰好是互惠性没有得到践行的体现——国家没有对于个人的权利进行承认，个人因此拥有起义权。

身份的承认和认同：在影片的开头，非裔少年伊萨在全法居民观看世界杯夺冠的氛围中感受到法兰西公民这一身份的询唤，感受到与姆巴佩作为有色族裔和片中的足球少年之间的联系，甚至感受到与马赛曲之间的情感联系。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是否包含来自旧殖民地的移民？

开头群情激昂的狂欢场面与之后的动乱与暴力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位。

移民从未得到承认，即使在国家可以利用移民个人的能力谋利之时也有深深的沟壑如文化、观念、偏见阻拦。

移民被视为闯入者、错位者和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否与白人一致？

想象的共同体，即原住民对于外来移民群体的承认可能仅仅在影片的开始也就是非裔足球运动员为法国的国家荣誉添彩时存在，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共同体”从未存在过。

不同层面的承认与自认和否认：maire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经由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白人警察之口、以讽刺的态度说出的，“巴黎的市长也是黑人”。

然而很快镜头切换到市集中的画面，白人警察尽管并不尊重作为黑人社区老大的maire，也不得不称呼其名称，并对maire对于黑人社群的有效管辖和公共空间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承认。

Maire在黑人社群中的广泛影响力和自我族群的称谓构成对于市长地位的自认。

然而在抢夺储存卡的冲突中，黑人社群与穆斯林社群和警方的决裂恰好又将此前表面上的脆弱承认撕裂开，白人警察“c'est moi， la loi”的宣告和穆斯林群体的对抗直接构成对于黑人社群掌权者地位的否认。

狮子作为意象代表什么：幼年的狮子可以被人随意控制、抚摸而毫无反抗之力，但是一旦狮子成年就会成为无法控制的暴力源泉。

小狮子是非裔少年伊萨以及群体的具象，也是暴力的具象化表达。

平民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下往往成为“经常沉默的、权力机器的目标”，然而当非暴力手段在失权者手中失灵，神圣暴力就会通过突然降临来填补历史的断裂。

主体间的承认广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国家层面。

影片没有仅仅聚焦于街头暴力本身，而是对于参与街头暴力的个体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现。

手持国家机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亲、儿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会受到父母的冷遇。

在市民社会层面，暴力的运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国家层面的失衡。

“在一个个人有责任尊重比起的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体之外，个人也被卷入了多种形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显然获得了我们自尊的其他面向。

”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群体，如果国家想要通过干预去改善承认的条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领域自主存在的条件的危险，这也是国家权力在巴黎郊区的运行处处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权力的行使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主体性论强调，个体只有服从于一种实践规则和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身份的角色归属的体系，才成为主体，也即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人。

然而，这种对于顺从于已经确立的行为预期体系的自我观念的要求构成了对于社会支配的巩固，影片国家权力对于少数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对于公民顺从与国家支配这一消除主体性的消极实践之体现。

相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正是通过对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或者说通过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

巴黎郊区处于国家权力这一正式权力的边缘，也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政单位上运行的细微触角。

然而在巴黎的93省，这一权力的运行并非想象中的畅通无阻，起码在运行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

非正式权力的运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国家权力通常以既强势又妥协、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在巴黎市郊这样得到强烈的挑战和不承认，但是又在迎面挑战的过程中得到被动的强化和确认。

说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确实是互动形成的，承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和不断妥协的过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义影片并不是从中产上层学者的视角来审视法国的族裔和文化的断裂，而是 以伪记录片的形式，将视角在巴黎郊区的底层人民的不同群体上不断切换，尽力客观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历史的、殖民的、权力的、边缘的区隔和撕扯。

本片是左翼电影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后殖民电影的代表作，本质上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族裔中的记忆进行的传递。

导演和参与其中的演员并没有迎合精英阶层和白左叙事对于一个受压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备完全充足的主体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发展、冲突和升级之中，尽力以个人的能力和能量来斡旋、调解以促进事情的解决，无论是否使用了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决还是让事态愈发脱离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事情发生的努力。

作为少数族裔，巴黎街区的黑人团体、穆斯林群体和吉普赛人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边缘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亲般的维护其利益并加以管理。

尽管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劳动极大支撑了整个社会运转体系的底层，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显的种族界限。

西方的权力仍然被谨慎地控制着，上到国家主政者，下到细微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控制，异族人仍然被小心对待和隔离。

影片给我们呈现的恰好是权利与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承认层面的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权利-责任”范式是失效的，这可能说明了在政治哲学和行动哲学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现实的断裂。

这或许是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的过度迷恋所造成的承认制度的单一化，并不是承认理论本身的问题。

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现实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或许需要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承认，从族群、社区等碎片团体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认理论。

从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发生在多个地区、多个民族文化圈层的冲突事件来看，政治权力通过广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间的组织网络来运作，这些前国家性的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则并在国家权力下降之前就已经磨合运转。

社会正义的概念不仅应当遵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定义方式，而是根据相互承认的要求来界定的，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和已经制度化了的承认关系为出发点 ，识别业已存在的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