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初见此电影名，感觉这一定又是谍战片、动作片，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感窃听者——维斯勒那份安静与淡然，真的好有穿透力。

这不是一场窃听风暴，而是一场窃听心灵的心路历程！

吉欧德瑞曼是剧中结局最好的人，也是被保护的最好的人。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身上缺少一种血性。

当他的得知克丽丝塔受到威胁时也只是请求她不要去，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或言语来使女友安心。

在出版刊物的事宜上也显得过于乐观，对于如此顺利办妥此事竟没丝毫怀疑。

并被女友知道，没有保护好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之后秘密警察就来搜房间，这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

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进行反政府事业，殊不知为此身边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影片的结尾是他写了一本书给卫斯勒上尉，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而帮助他获得这些的卫斯勒上尉却因此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而他竟只是写了一本书给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认为这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这个结局也不错啊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

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

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

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

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

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

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

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

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

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

）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

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

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

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

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

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

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

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

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

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

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

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

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

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

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

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

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

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

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

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

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

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

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

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

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

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

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黄金甲和这个片争竞oscar最佳外语片奖,可谓蚍蜉撼树.oscar当然要选择政治正确,无为歧路,意识形态,今日的我们自能洞察艺术奖项后面的政治之眼.不过oscar之可信,是建立在政治/艺术两手都要抓的基础上的.要是黄金甲真的中标,参标单位多数要说有黑幕的.国人的弯曲肠子都是被逼出来的，自家人不争气，我们只好间接感谢这位导演的处女作，若让日本人的《硫磺岛岁月》占了上风，那可真是难堪耻辱了。

我们这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人好生气闷。

现在中文翻译为争夺眼球，走大片路线，用词凌厉非常，却让人懒次回顾。

历次“审计风暴”“反贪风暴”都是如此色厉内荏。

“别人的生活”，生活在别处，人云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富有历史感，可为什么德国人的历史反思更令人信服得多？

此片可和《帝国的毁灭》参照阅读。

翻案也罢，立案也罢，浅尝辄止来蒙事，总归不成样子的。

我们对待历史，有时像无可无不可世故宿命的糟老头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既然循环，个人何须努力较真；有时却像复仇主义者伍员或美狄亚，天翻地覆慨而慷，鞭尸历史，你鞭过来，我鞭过去，赢者通吃，一朝天子一番说话。

枭雄曹操在京剧里可是个丑角，我们演义的历史就像戏剧一样天真，道德和因果报应笼罩着一切。

——这是我们乐见的历史。

枭雄要么是枭雄，要么是豪杰，可是，怎么也不应该涂抹为小丑的。

粱任公曾愤怒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我们既认识不到英雄的残酷和伟大，也不肯承认普通人在历史涡流中的生存意义。

至今我没看见过关于文革像样的电影，把那个年代涂抹得很bt的电影不少，可这是浅尝辄止的bt，坏人穷凶极恶，这丑角的力量孤零零的。

《无极》里没有人，《英雄》里没有人，《黄金甲》里还是没有人。

《无极》里有为了一个馒头而被葬送做好人机会的偏执狂；《英雄》里有面对大一统皇权匍匐在地的刺客，《黄金甲》里有乱伦有阴谋有秘药有颓废长子有被宠坏的小儿子有虎狼之年的继母有“朕不给你，你不许抢”的一家之长……这里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历史。

——它所宣扬的都是当代心史，刻板的教育，刻意的恫吓；和谐有理，阵痛有理，忍耐的好孩子才会有糖吃。

几年前那部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相比这片子就有点讨巧了。

其实《再见》路数和港片《金鸡》挺像的。

而这部片子，大抵称得上“不稳不火”，结尾略煽一把，也是意料中事。

很多时候是观众承受不了更残酷的东西。

（《南京梦魇》那记录片，可真够梦魇的。

让人反胃恶心而生就爱国之心，这的确太野蛮了。

）细节1：某小哥讲述了一个关于民德主席罗里克的笑话。

“早上，罗里克对太阳说：我起床了，太阳你好。

中午，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日安。

晚上，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晚安。

太阳终于说，你这混蛋烦了我一天了能不能消停会儿？

”安全局负责人忽悠他讲了这个笑话，又问询了他的姓名工号，一席人面如土色。

负责人一个人肆意地大笑，居然亲自讲了一个关于罗里克的笑话，“罗里克和电话有什么区别？

都是接起来放下。

”xx7被斥退到信件拆分办公室，某小哥就在他的身后。

一切不言中。

最佳报应是，热情饶舌的某小哥最后又八卦了下，“柏林墙推倒了。

”细节2：XX7最后到一家名叫“karl marx”的书店买书。

那本书29。

8欧元，上面写着，献给XX7。

“HGW XX/7 gewidmet,in Dankbarkeit (深表感激地赠与HGW XX/7)”那本书的名字叫：《来自好人的旋律》（Die Sonate vom guten Menschen）。

这也是诗人在得知朋友自杀后弹奏的曲名。

细节3：布莱希特无疑作了这电影的精神道具。

Wiesler偷走的那本诗集，正是Jerska在诗人生日会上独坐一边读的那一本。

字幕翻译如下：初秋的九月中每一天都是忧郁的那些笔直的小树向着天空就像爱情一样茁壮地生长着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空中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其实德文原诗如下：Erinnerungen an Marie A.1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 2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r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 3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 国内有黄先生译本： 回忆玛丽·安布莱希特著 黄粲然译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 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 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自那天以后，很多月亮悄悄移过天空，落下去。

那些李树大概被砍去当柴烧了，而如果你问，那场恋爱怎么了？

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然而我知道你企图说什么。

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它。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

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电影为了此主旋律，当Wiesler开车送上司回去的时候，镜头特意照向那明亮的天空，照着天空下面交织的细长的树枝。

八卦1：导演33岁。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苏联电台到此为止。

美国电台则播出列宁这段话全文：……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八卦2：此片饰演窃听人员的男主角，其真实经历恰如诗人，他的妻子曾经向斯塔西告密他的生活种种。

龙应台关于此片评论：http://ent.sina.com.cn/m/f/2007-03-05/09291466821.html

　　近年来的几部优秀的德国电影，或写人或叙事，都带着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无论是残酷的二战，还是荒谬的冷战时期，在批判和否定之余，更多了一层人性化的考量。

　　《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八十年代的东德，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局扮演着重要又特殊的角色。

影片的主人公维思勒（代号ＨＧＷ　ＸＸ／７）就是为其服务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窃听人员。

他现在离开了一线，在授课培训新的情报人员，但在已经当领导的前同事的邀请下，又重新出山，去监听一对作家演员夫妇。

　　影片一开始，就从维思勒的授课以及大段当年审讯时的穿插画面，表现了他的冷静和专业。

而到作家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窃听的过程里，也渐渐的起了变化。

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真挚和丰富的情感，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

当他在无人的时候，走进他们的家，看到那些他听到的事物，钢笔，沙拉叉，感觉亲切而奇妙。

他偷偷拿走了作家的诗集，并为之感动。

他热爱那位美丽的演员妻子，在她无奈痛苦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她鼓励和支持。

与之对应的是他自己的孤独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他无法回答失去爸爸的孩子的问题，而按钟点办事的妓女是无法宽慰他的。

　　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依然尽职的做着他的工作。

直到上司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

尽管尽公职守，但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给他带来杀生之祸。

他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也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

他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开始为作家他们做起了掩护。

　　最后，在躲过了上司的怀疑的同时，维思勒偷偷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

对作家的调查因没有证据，而以失败告终。

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维思勒被调去查验信件。

和他一起干拆信工作的，还有那位在食堂里开国家领导人玩笑的年轻情报员。

　　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但现实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威胁。

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

有人沉默，有人反抗，艺术家之间也相互指责，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无奈的。

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的自杀，将矛盾激化到最高点。

作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而作为告密者的妻子，虽然她有著名演员以及作家妻子的特殊身份，但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

从出卖自己，到出卖别人，你可以说她不够勇敢和坚定，但不该亵渎其灵魂原本的纯洁和坚韧。

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

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

　　后来，柏林墙被推翻。

再后来，两德统一。

　　在剧院里，作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的妻子。

逃到剧场外，他遇见了当年的死对头前文化部长。

在交谈里，作家惊奇的发现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被严密的监控着。

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疯狂，愤怒，更有一丝事后的不寒而栗。

影片没有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顺着线索，让作家去寻找自己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他在档案资料里发现了监听他的“ＨＧＷ　ＸＸ／７”，当找到他人的时候，作家却止步了。

　　两年后，作家出版了名为《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书，献给“ＨＧＷ　ＸＸ／７”。

　　最后是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良多的一幕。

由拆信变成送信的维思勒，经过书店时，发现了作家的新书。

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是给自己的。

是啊！

这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温暖的礼物！

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

新德国有什么好写。

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

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

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

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

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

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

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

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

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

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

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

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另一个国度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日期：2012-11-16一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

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

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

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

”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

为什么？

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

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

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

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　　二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

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

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

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

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

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

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

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

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三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

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

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

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

“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

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

”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

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

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

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

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

”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四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

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

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

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

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

”“去北方，去瑞典、丹麦。

”“丹麦好吗？

”“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

”“我们可以去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呢？

”“……”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

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

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 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

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

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

祝酒词通 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 四周。

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 了。

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

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

”“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 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 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

”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

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 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 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

”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 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 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 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

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 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 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 是历史的荒谬。

“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

”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

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

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

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 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

”“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

“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

”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六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

”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

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

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

“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

“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 望。

”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 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 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七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

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 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 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

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 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

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

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

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

为了保护其他 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

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 “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

”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 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

”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 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 以”，14%的人回答“没有”。

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

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

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 “不是”。

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

”Förster说，“但 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

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 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 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　　八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

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 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

“我真没想到。

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 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

”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 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

多么远，又多么近。

”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 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

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

奥古斯图斯 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 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

我说，我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

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 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

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 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

柏拉图式的恋爱吗？

”她大 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

”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 主（direct democracy）”。

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

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 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

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 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

问她现在为什么 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　　九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

”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

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 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　　“这是很长的故事。

”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1984年的东德。

距离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的1948年，36个年头又过去了。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28年。

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18年。

奥氏在书中描绘的大洋国，已在东方与西方开花。

相似的审讯，将人的尊严践踏到最卑微。

待遇等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者、有思想的人、有良知的人、不甘于无知的人……沉默，失踪，自宫，自杀，暗中反抗，在最黑暗里通向必经死亡的路，选择仍在发生。

这是无所不知的世界。

1984大洋国的电幕， 和1984东德的窃听，知道的是老大哥，无知的永远必须只能是屁民。

即使是已被制度驯化成为果敢决绝地为了“主义”“安全”“稳定”做一切见不得光的勾当的窃听者，依然会有制度灭不死的欲望。

当妓女肥大的屁股为着赶着下一场交易而从他的面前决然离去，他的脸部有一丝抽动，我听到某种东西死去的声响，那里面，不只是肉体的绝望。

在庞大机器碾压下侥幸不死的灵魂们，终于，或者为了恶的被揭发，或者为了恶的被避免，为了那将女人的肉体作为政治献礼的肮脏国家，为那可以让满腹文章的男人变得如婊子般无义无耻的制度，与恐怖作战。

即使是一首再简单不过的小诗，那白描勾勒的明净世界，已足以让灵魂干渴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谬。

艺术家的演奏声中，窃听者潸然泪下。

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的是多年前失踪的母亲在自己儿时温厚的脸，和母亲说过的，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

和主义无关。

和信仰无关。

和组织无关。

和领导无关。

和强制无关。

和恐惧无关。

和名利无关。

和死亡无关。

你要做好人。

因你对恶天然的反抗，对善不可抑制的趋同。

因你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的唾弃。

你要做好人。

因你所承受的世界，并不因为它正存在着，就是合理。

掌权的人狂妄着叫嚣，你这不听话的蠢货，你要被派去做最差的活，二十年！

哈哈，二十年！

至少的，直到你死去。

那是个万劫不复的结局。

只是4年又7个月过去了。

1989年11月9日。

昔日的窃听者，今日的拆信人，在身后人猛地一声惊呼中——“Die Mauer ist offen！

”（柏林墙开放了！

）——缓缓转身。

观影的我已然对着电脑，簌簌泪流。

你要做好人。

因你的好，不只会拯救一个人，更会拯救整个世界。

又过了21年，东方的铁幕继续自顾自的深沉。

曾有位德国友人当面再次推荐，我低头说，我知道，只是我仍不敢。

今夜。

翻开已经存了三年的电影，看这部伟大的作品向着历史罅隙里不曾堕落并将被永远铭记的人性致敬。

想起2009年12月7日，站在柏林墙前，从昔日的东柏林望向西柏林时，仰起头看到的那抹光。

身陷囹圄的人啊，你的自由只在你的心底，只要你要她，她就会来找你。

你要做好人。

你可以选择，即使你被告知那反抗是无益的，即使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孽在体制的名义之下正当行使，即使你的周遭已然万劫不复。

因为——墙，终将倒下。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九月的这一天，洒下蓝色月光洋李树下一片静寂依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一朵云攫住了我的目光如此洁白，至高无上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影片又译《别样人生》、《别人的生活》，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

但作品让深不可测的黑暗迎来一缕人性的曙光，颠覆了盖世太保、克格勃横行的“冷血特务滥杀无辜”俗套--不经意间同情上窃听对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获的所谓情报不过是一段真挚爱情时，开始反思该行为是否正义，并最终参与到这对无辜鸳鸯的生活中，为保护他们而不吝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