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报业救不了社会，电影救不了记者。

白日之下，数十年来都如此，红星照耀，电影的结局也快要完。

看到有说“余香凝不停抽菸看起來卻不會抽菸”，真是这样啊这电影可能好在，濒危的职业又关于一次剑指社会制度的报导，倒是技法没够熟练，刚刚够做一件临终的分内之事。

不觉得好看，但是也珍贵。

一间院舍两个案子，视点由姜转林有些散乱，不过能看出来是要拍记者。

可这个职业的戏份并不多所以有些模糊，不晓得影片在关心谁。

开始以为姜大卫的角色是外人眼中癫，疯人心里明，听懂他的记者是融入到这层语境中的。

但电影没有取用这个视角，就像在说“我替你们发声，听到否”全片最动容的地方，我感觉是通伯水哥出狱那里：车窗落下，看看天空白云、水边夕照，能透口气（打工的畜生也算知晓这点意思了）

在没能看到《白日之下》时，香港那边已经颁奖了。

呼声最高的林保怡颗粒无收，姜大卫却意料之外获得最佳男配。

看颁奖现场，林保怡的失落完全掩藏不住。

下意识的觉得，这个奖项，多少有点不公。

然而，看完全片，感觉姜大卫的获奖算得上实至名归，而林保怡的没获奖也算得上意料中事。

其实整个故事下来，林保怡的镜头还没有身为配角的姜大卫多，而且个性偏激，完全的反“主流”，这样的人物，本来就不太可能“获奖”。

好吧，说回故事。

其实故事挺简单的，就是聚焦弱势群体。

这个题材，是港片比较喜欢的题材，但始终拍得不温不火，就像故事里头说的那样——你改变不了世界的。

林保怡的出场，还是比较没有“存在感”的，大概是刻意为之，为后头积蓄力量。

女主余香凝也获奖了，不过出场感觉还是比较圣母的。

此后，为了洗去余香凝身上的“圣母”气息，编剧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基本上还是收效甚微。

这个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怆。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但更需要解决问题的人。

弱势群体的“收治”问题，是个顽疾。

特别是在“功利”盛行的当下，一个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是没有人做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

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组织”，你撕开脸皮后曝光的真相，最后只能让“组织”丧失颜面，结局可想而知。

故事里头最大的反面代表，大概是这位护理。

在对待“屡教不改”这个问题上，她秉承“不打不听话”的原则。

这个原则有错吗？

会让人思考到怀疑人生。

余香凝是觉得万万不可以的。

但是，在她的小时候，面对自己的奶奶，也没有能改变什么。

这不是很荒唐吗。

一家人，伺候一个老人都觉得烦。

但是要求一个护理，面对那么多人，却不允许有脾气。

如此双标，然后圣母，这终究意味着这是个无解的死结。

为了表现余香凝不是圣母，她也想着拿奖金呢。

纸媒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头，这个用“市场”的眼光看，大概是。

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好好做个“好记者”，该拿的奖金，一分不会少的。

这种事儿，弱势群体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其实没得选。

而“组织”选择“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为实在无利可图，于是能拖则拖。

只有余香凝选择“瞪大双眼”，为了追求真相，不惜“威逼利诱”。

由于正规途径永远是“僧多粥少”，所以，民间资本就有了“进入”的可能。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外包公司”。

没有执照，按道理应该“合法取缔”，但是，他们又在帮着“组织”擦屁股，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该查查，该发警告发警告，该办还得办。

有那么一段时间，关于“校外培训”，貌似也是这么操作的，但完全不是因为“僧多粥少”的原因。

但是，这两个“法外机构”，都有同一个存在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有利可图”。

当发现问题时，监管单位大部分情况下也是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捂不住，就推个替罪羊出来谢罪，也就完事儿了。

然后，积蓄。

这方面，其实林保怡和他的金主们和“组织”之间，貌似达成了某种默契。

有点类似江湖电影中，你要业绩，给你点业绩就是了，然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无非是“懒”罢了。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姜大卫早就看透了。

通过一个电话，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找一个人，没有电话也是能找到的。

如果，你压根就不想找，那再多的电话也没有用。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想解决问题，问题早解决了。

关键是，你不想解决问题。

当年，我们的祖辈们靠着小米加步枪，靠着一双铁脚板就能打天下。

如今，让那些人出门办个事儿，没车绝对不行。

好吧，公车供着，车贴拿着，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偷，就彰显不出叔叔存在的价值”，所以，永远需要立这个么flag呢。

而作为外包公司，首先得有利可图，这门生意才做得下去。

弱势群体唯一的“利”，只剩下综援了。

说不说，这点就是明显的大漏洞。

所以，护理才有机会，每到特定时刻，拿着一大叠银行卡。

这件事儿，“组织”会不知道？

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了，要知道，“组织”内部，可是最会“政策对策”的精英，之所以选择无视，无非是“组织”也很困难，想要解决问题，需要预算。

但是，该做的宣传，还是必须要做的。

这笔钱，“组织”也不打算出。

外包公司表示，这个钱，他们可以出。

这不解决问题了么。

至于羊毛出在哪头羊身上，只要不是出在“自己”这头羊身上，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一杯水里头有泥沙，你别搅它不就得了。

再说，这杯水又不是给你喝的，你操那份闲心干什么。

余香凝的团队，还是很鸡血的。

人，依然会追求真相，即便真相让人更加痛苦。

然而，这件事最后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选择了闭嘴？

一个林保怡倒下去，千万个林保怡站起来。

这波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始终停留在“治标”层面，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真相”？

这位曾经的“内部人员”，看透了最后真相，所以当记者前来，他直接告诉她——没有你想要的答案。

是的，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意思了。

大家保持着一定的体面，那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一旦撕破脸皮，那也不怕“谁怕谁”的游戏。

但是，你怕。

故事里头的水叔，也是相当熟悉的面孔。

他在年轻的时候，究竟经历了什么，这完全在故事之外。

你不是他，所以不知道他。

你也不是他女儿，所以也不知道他女儿。

这世上繁杂，大概太多“难分真与假”。

所以，“人面多险诈”。

姜大卫作为一个“水手”，常年的漂泊，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岸”。

然而，当他发现，上岸后，也无非如此。

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里，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的方式？

所以，当水叔死了，姜大卫也是看透了。

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已经毫无留恋。

其实，这样的事情，大概发生在每一个家庭。

“外包公司”，只是个放大镜，而已。

余香凝自己，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

鲍起静客串，也是有如神助。

我们，终将面对“如何对待老人”的问题，可是我们，永远都没准备好。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精力，我们甚至也没有财力。

鲍起静也很明白，所以她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选择了独自离开。

这是她“能照顾自己”的情况下，最后的倔强。

她知道，她终将成为一个“包袱”。

这个“包袱”，不会惹人笑，只会让人哭。

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选择了回避。

余香凝准备曝光，可惜没有任何证据。

主管当然不干。

首先，在职业操守上来说，没有证据的新闻就不是报道。

记者，手中掌握着权力（暂且这么认为），但也不是可以滥用的理由。

这点没毛病。

再说了，你这“胡乱”的报道，很有可能把整个公司都搭进去。

想做事，仅凭一腔热血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所以，姜大卫是最明白“难得糊涂”的通透家。

但是，“这种地方”是指什么地方，那就有很大的遐想空间了。

“人至察则无友”，谨记。

最后，余香凝还是找到证据了。

把所有老人集中起来在阳台冲凉这事儿，到底有多大，这是个疑问。

其实小编很想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给家里头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的经历没有？

请记住，如果你有，那你也是只照顾一个人。

在“外包公司”，他们需要照顾很多人。

想起一个古早的故事。

说地主总觉得自己的佃户在偷懒，于是，自己在自家大缸里也种了稻子，自己亲自照顾。

到了收成的时候，地主亲自照顾的稻子获得了大丰收。

按照比例计算，佃户稻子的收成完全不合格。

一个在实验室做试验，一个在工业上量产，这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概念。

没有两难选择时，大家都会选。

但是，如果在卫生和尊严之间必须选一个，你选择什么？

请，想好了再作答，特别是牛马。

故事里头另一个内部人员，其实早就反映过很多“有关部门”。

然而，这么多“有关部门”，没有一个人理她。

这，才是“常态”。

这个时代，虽然国足差得一塌糊涂，但依然享受较高待遇，你以为是闹着玩的么，每个“有关部门”，都得学国足“踢皮球”呢，哪怕脚再臭，也得学着踢。

这，也是“内部人员”冒死直言吧。

所谓“监管”，其实不是没人管。

要看管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经济利益，如果没有经济利益，那至少要有点“其他利益”，如果这两者全无，那管个p呢，在空调办公室看看报纸喝喝茶不香么？

所以，林保怡和他的金主们，早就揣摩透了“上头”的心思。

这事儿，能做。

大不了，换个马甲继续干。

所以，这篇引发关注的报道，究竟能改变什么呢？

大众是“无记忆”的，说个两天，就剩下风轻云淡了。

当年沸沸扬扬的胡某案，现在谁还能记得？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说得文艺一点，或许可以称之为——和光同尘。

有人会在乎吗？

没有人。

什么时候会有人在乎？

如果，是个“大人物”遭遇了如此待遇，或者“大人物”的七大姑八大姨遭遇了如此待遇，或许，就有人在乎了。

但是，这是一种“遐想”。

因为，“大人物”是至死也不会遭遇如此待遇的。

于是，此题无解。

其实故事到此为止，该说的都说了，但是，林保怡的戏份实在太少了，所以才加了这么一段吧。

这样的事儿，算是个事儿吗？

别说是弱智少女，即便是心智成熟的少女，经历这样的事儿少吗？

大众的神经，早就被“锻造”得刀枪不入，完全失去感觉。

这样的事儿，还会继续发生。

为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如何“治本”。

作为一个反派，怎么可以代表弱势群体说话？

这绝对是个“不可以”的原则问题。

道德高地，这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要求的。

你可以请求，卑微入尘埃的请求，或许，心诚则灵。

在“外包公司”苟活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抛弃”的故事。

是无奈，还是无耐，我们不得而知。

指责他人作恶时，先反省自己有没有“恶”。

只是可惜，“有些人”的恶，不允许被批评，只允许被歌颂。

所以，林保怡能得奖，那才是怪事。

案子是“无疾而终”。

或许，站在法律层面，罗老师可以给出“合理解释”。

这个解释，可以完美“解释”法律的终极奥义。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这个必须反过来理解。

故事最后，余香凝还是选择了“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然而，作为她的前主管，对她的“表现”，只有一句话评论，出自经典捧哏。

故事最后，该来的还是来了。

林保怡和金主可以另起炉灶，而曾经在炉灶下苟活的他们，无路可逃。

这个结果，余香凝满意吗？

此时，大概也只有姜大卫可以给她一点安慰吧。

迷雾或许很难吹散，但只要你在吹，总有一天会散。

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总有一天，你家的WiFi信号会满格的。

但是，关键在于，你如何选。

这个世上，会选的人可不多，选对的人更少。

一. 章剑华案 影片中，”彩桥之家“的院长章健华涉嫌性侵院内智力残障的女性而被检方起诉，最终在开庭时刻检方决定不起诉。

事后记者凌晓琪质问检方律师，律师做出三点回应：第一，环境证据不足以坐实章健华性侵事实；第二，被性侵的小铃在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第三，香港不允许”一案两审“，所以为了日后追罪的可能性，这次暂时放弃起诉。

这三点成为了章剑华案必须撤诉的理由。

第二点非常好理解，但关于第一和第三点，必须要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背景。

以下是我咨询一些法律专业的同学整理的答案，如有疏漏和错误欢迎评论补充指正。

二. 环境证据关于环境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可被定义为 是指由行为人作案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状况及能够反映现场特定环境的资料而形成的综合性证据 。

参考来源： 利用环境证据断定事实并排除合理怀疑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spp.gov.cn) 具体可以包括专家证言、证人证言、相关物证等。

环境证据可以对关联事实的证明形成证据链，推理来断定作案结论。

参考来源： 香港这个医学专家瑜伽球谋杀妻女案简直太迷，逼我认真学了一会儿法条_风闻 (guancha.cn) 在章剑华案中的，在影片中着重提及的环境证据有垃圾桶里沾上精液和受害人核酸的废纸以及通伯隔着磨砂玻璃拍摄的案发时段的视频。

那么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章剑华犯下了侵犯的罪行呢？

控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行，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审讯章健华的片段中略知一二。

在章剑华的口供中，他将废纸上的精液解释为自己的梦遗，将受害人的核酸解释为经常来办公室玩耍和翻垃圾桶；而那段案发视频只能清晰辨认出章剑华和受害人在办公室单独相处，并且二人有比较多的互动（通过磨砂玻璃的影像）。

尽管这些证据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并不足以完全排除疑点，关键在于无法证明二者的互动是性行为。

因此，受害人的口供就至关重要。

但因为前面所提及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导致无法坐实章健华性侵行为。

三. 一案两审（一罪两审）影片中出现的”一案两审“的说法并不严谨，在香港法律中应该叫做“一罪两审”。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因为同一项罪行重复起诉被告。

现有的禁止一罪两审规则，作用在于禁止控方在某人已获判无罪或被定罪的情况下，以同一项罪行再次检控此人。

这项规则所源于的理念，是已受刑事审讯之苦的人，在最终裁决之后不应再受困扰；获判无罪的人应可重过正常生活，而被定罪的人则应面对适当惩罚。

参考来源：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 法改会刊物 - 报告书 (hkreform.gov.hk) 香港法律和大陆法律并不一样，香港沿袭的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一罪两审”的英文原称是“double jeopardy”，大陆经常将其译为“一事不再理”。

关于这个设定的历史由来和合理性，可以参考文章： 【TOP100】张卫平 |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qq.com) 在章剑华案中，控方律师在笃定无法胜诉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未来胜诉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撤诉。

因为在环境证据不充分和受害人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控方很有可能败诉，而一旦败诉，控方就不得再重复控告章剑华，这起案件就彻底无法翻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法律中，控方在庭审过程中如果感到证据不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重新侦察，将案件移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参考来源： 补充侦查_百度百科 (baidu.com) 四. 章剑华案原型：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最后，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原型，可以阅读： 「康橋之家」院長兼社工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事件 -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hkjcpmh.org.hk) 我觉得影片中最尖锐的一句质问来自智力残障的少年对记者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以后都会来？

这句话或许是在问记者，问律师，问警察，问政客，但这其实更是在拷问观众：舆论的潮水终将褪去，正义的目光还会持久落在阴暗的角落吗？

我们是真正在乎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猎奇之心。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

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

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

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

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

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

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

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

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

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

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

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

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

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

比如：“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

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

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

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

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

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

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

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

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

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

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

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

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

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

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

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

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

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

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

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

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

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

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

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

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

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

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

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

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白日之下》以16项提名大热入围，并最终斩获最佳女配角梁雍婷、最佳男配角姜大卫及最佳女主角余香凝三大奖项，在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后，与影帝失之交臂的林保怡也成为坊间公认的遗珠之憾，令观众为之扼腕。

《白日之下》剧照。

这部以女记者暗访民营养老院舍，揭发重重黑幕为主线的社会新闻改编之作，糅合多宗由港媒曝光且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

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以及2019年同为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等等。

题材如此，《白日之下》注定不是讨好市场的。

历经5年，辗转5任投资方，导演简君晋和监制尔冬升不讳言其前期筹备艰辛。

它不似早前引爆票房的《周处初三害》那样爽平快热血激情，也没有横扫金像技术类奖项的《金手指》般声光电风格华丽，却以全员在线的演技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充斥谍战与商战、催泪与爽文的华语片市场带来更具社会关怀的叩问：身处白日之下，如果黑暗张牙舞爪，坚持理想探寻真相的人，以卵击石能改变什么？

真是久违了，如此真诚而沉郁的叩问。

撰文｜一把青院舍群像：众生皆苦，平庸之恶有多久违呢？

简君晋忆述，找尔冬升做监制时原本战战兢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并表示剧本令他想起30多年前拍摄的《癫佬正传》，“这个故事值得拍出来”。

姜大卫也在获奖感言中调侃，自己和哥哥秦沛，分别仰赖弟弟尔冬升导演和监制的作品斩获金像殊荣，“一个做癫的一个做傻的”。

不妨先回看1986年《癫佬正传》，尔冬升演员转型导演的处女作，隐射1982年元洲邨精神病患血洗幼儿园案。

女记者跟踪报道辅导精神病患的社工，也追随社工的眼睛窥探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年代精神病患的边缘处境。

有街市雨衣暴徒走到哪都会被辱骂驱逐，有拾荒者不听劝阻娶妻生育，结果女儿重病、儿子被自己活埋，有康复者（秦沛饰）原近回归正常生活，却因前妻禁止探望儿子刺激病情复发，他开始生吃活鸡喊打喊杀，终酿下幼儿园惨案。

电影上映时曾因残暴血腥画面和“每二十个人就有一个癫佬”的宣传语，被指耸人听闻、放大丑化精神病患对社会的危害，尔冬升多年后反思，也承认创作时只关心让人同情的拍摄效果，忽视对社会福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再拍一定不会这样拍”。

《癫佬正传》剧照。

所以《白日之下》，可谓是接棒《癫佬正传》（以下简称《癫》）并弥补其遗憾。

资深记者晓琪（余香凝饰）是业内有名的放蛇（暗访）王，她不再像《癫》中的女记者那样不顾闪光灯对受访者的伤害动辄举起相机，而是在收到彩桥之家虐待举报后，扮作老年痴呆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以探视和帮忙的名义收集材料。

如果说《癫》刻画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文明进步，他们被收容至本该最获保护的院舍又如何？

对晓琪眼前所见，导演尽量采取去奇观化的表达，狭小的空间、污浊的环境、封死的窗户、动辄施暴的护士和过期烧麦配饭的餐食，就连最震撼人心的、院友被用轮椅推上天台全裸淋浴画面，镜头也缓慢而平静，非强调视觉冲击，其张力却更突显寄居此地老弱病残者的逆来顺受。

《白日之下》剧照。

彩桥之家的群像描摹，同样是上承1992年张之亮《笼民》。

贫穷的男人们挤在深水埗廉价宿舍，以微薄租金换取栖身铁笼，有人死了被抬走，铁笼稍作整理立刻有新人进驻，众人早习以为常，因各个身后都有一串悲歌。

《白日之下》中智障少女小铃被院长以雪糕诱导性侵，母亲不敢声张唯有将她接回家，懊恼不该因自己上班才送她进院舍，自闭少年明仔跳窗堕亡，妈妈边烧纸边哀叹也算放下心头大石，并反问晓琪“我是不是很混蛋”，是照顾者身心俱疲之无奈；通伯好友水哥，难得欢天喜地外出参加孙女婚礼却被女儿扫地出门，次日睡梦中静静去世，寿则多辱，“人老了就是包袱”，是亲情难以言说之窘迫；残疾人琛哥常在院舍帮忙以工抵租，会在水哥赴宴时不动声色出借自己唯一的像样西装，也会偷盗奶粉外出变卖，是人性复杂之下的龌龊；护士何姑娘暗中良心过不去，匿名向传媒举报却习惯石沉大海，是个体之懦弱与环境之冷漠……

《白日之下》剧照。

看起来是将家人推向炼狱，已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看起来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懦弱的内心也有过挣扎，甚至性侵院友屡犯屡脱罪的院长（林保怡饰），也畸形地理直气壮称自己没错，错的是虚伪的社会，只有同为残障人士的他才能共情被抛弃者，给他们一个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最邪恶的事情是那些没想过自己能选择善恶的人做的”，阳光普照之下，善恶真的如光明与黑暗般边界分明，可轻易二选一吗？

众生皆苦，唯有自渡。

新闻调查：从善如登，毋须内疚由于情节悉数来自真实事件，演员的人物塑造便格外关键。

三个获奖角色中，智障女小婷将心智欠缺的天真，与遭侵犯后无从表达的惊恐拿捏得丝丝入扣；女记者晓琪稍显脸谱化，但她满口不屑职业理想，做起事又二话不说冲锋陷阵的执着，也看得江河日下的新闻业者心有戚戚。

至于最关键的通伯，诸院友中背景交代最模糊的一位，姜大卫年轻时是邵氏武侠片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游侠，老来诠释蜷缩院舍，看透一切扮傻求自保的寂寞长者，不是哀怜与说教，而有轻盈的俏皮和温情。

他自始至终未点破晓琪来意，如常与她拍照外游，分享零食倾听心事，又坚定将终日把玩的、存有院长拉小铃入房视频的手机交予她。

最催泪一幕，无疑是故事结尾院舍受罚关门，院友在街头等待安置，纷纷责怪晓琪害他们无瓦遮头，远处独坐的通伯与流泪的晓琪大雨中对望，他摘下帽子给眼前的假孙女戴上，挤挤眼睛吐出为全片一锤定音的金句：“人生很多时候没得选，会选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少，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

从恶如崩，而从善如登。

平心而论，在鸡蛋与高墙议题上，比起去年贾樟柯监制《不止不休》中，揭秘乙肝歧视与代检内幕时开了金手指式的调查和隔靴搔痒的指控，《白日之下》显然大胆迈前了一步。

但相较更成熟的新闻行业类型片，例如踢爆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案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关注韦恩斯坦性骚扰案和#MeToo运动始末的《她说（She said）》，《白》中探寻真相的一条线，仍有套路化的避重就轻之嫌。

从上司“新闻很快就会过去，要指出的是制度弊端”的命令，到同事“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的讨论，还有晓琪对“建立这么多制度，结果连个小朋友都保护不到”的问责，都有些喊口号式的流于表面，工具化地主题先行，掷地有声但无以为继。

《不止不休》剧照。

反倒是“鸡蛋”那东亚式的沮丧结局更值得回味。

当舆论确实被引爆、涉案院长却仍因受害人无法出庭逃过罚则，恶没有被撼动，金主随时可等风头过后换个招牌卷土重来，从结果论，轻飘飘的一张停牌票，真正付出代价的只有院友——彩桥之家结业，众人流离失所，为众人抱薪者晓琪善因难得善果，事态走向与调查初衷大相径庭，早知如此新闻做还是不做？

无力感之余，“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是通伯说给晓琪听，也是电影主创隔空说给故事原型听，不是正能量鸡汤输出，而是尘埃落定后，面对更大的深渊时的宽慰与开解。

《聚焦》剧照。

有趣的是，在近期电影登陆院线的宣传中有人指出，反高潮结局另辟蹊径，没有迎合观众大团圆期许，导演则坦言非刻意为之，现实就是如此，晓琪的原型确实遭到谩骂，这倒真真印证了《聚焦》中的台词，“有时我们很爱忘记，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间天亮了，人们却开始互相指责起来”，事实上，这位前放蛇王如今已转职公关，有传媒找到她回顾旧事，她未直言离开新闻界原因，只表示，“我依然老土地认为，既然改变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让自己跟着世界走，维持自己觉得正确的东西行下去，起码对得住自己。

”

《癫佬正传》剧照。

继而想起电影上映后的一种声音，指电影仅堆砌悲惨事实，而没有提出解决策略。

其实，《癫佬正传》横空出世也面临过同样的指摘，我们固然不能奢求一部作品换来药到病除，但两部呢？

十部呢？

《笼民》推出之际有人畅想，未来经济发展笼屋消失，这部影片就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时至今日香港笼屋仍在，笼民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滑向更小众的一端，电影反而成为发声和铭记。

《白日之下》剧照。

而在现在愈发速食的流量年代，新闻更迭未及“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后浪推前浪，以《白日之下》为代表，写实题材作品存在的意义，也许就是让这些事件在时间的线轴上停留得更久一些，不止是几行冷冰冰的新闻文字，也不是某段一分半钟的爆款视频，而是凝铸当事个体切肤之痛的人文光影。

不论过了多久，只要仍有人在乎，就还是能被看见、被相信、被记得，投石积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

封面题图素材为《白日之下》剧照。

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

小时候看影视剧，每当正派出场，总有一句针对反派的标志性台词：“光天化日之下，你岂敢作恶？！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白天是安全的，只有黑夜才是滋生罪恶的时刻。

现在长大了，才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才是社会的常态，罪恶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也没有因为朗朗乾坤而减少半分。

正如即将上映的港片《白日之下》（2023年）所昭示的，在天天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等口号挂在嘴边的法治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虐待老人、性侵有智力障碍的年轻女性的残酷事件就不会发生。

而更重要的是，一旦恶劣事件发生，如影片中的社会福利署、法院、新闻媒体等相关部门是否能够积极作为，选择惩治加害者而不是选择将舆论压下去或者隐瞒下去。

那么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体制内的公众人物，要如何去惩罚一个作恶者呢？

站在道德制高点引爆舆论就能保护受害者了吗？

依法起诉但法律本身并不完美就能将加害者送进监牢了吗？

很明显，答案并不唯一。

或许这也是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里的以暴制暴让观众觉得爽的原因。

因为太多人不想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善恶分明，为什么加害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为什么选择善良之路总是这么艰难。

好在港片还是继承了这种深度思考的传统，从《浊水漂流》《麦路人》《流水落花》到《白日之下》，他们努力将镜头转向了社会议题中的“少数人”，并坚持相信：努力的意义，就是无论什么职业和身份，如果能够持续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始终保持愤怒和善良，那么阳光下的黑暗一角总有被撕开的一天，社会也总有进步的那一刻。

更值得庆贺的是电影还是照进了现实，让影片中的原型人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愿意相信，电影很有用。

呢齣改編自真實事件嘅《白日之下》難得都可以喺內地上畫，真係你老豆都可以變鬼佬啊！

港產片以往都拍唔少社會題材嘅戲(特別呢幾年)，監製爾東陞同主演嘅姜大衛兩兄弟都拍過，分別係《癲佬正傳》同埋《聽不到的說話》，兩套都有唔錯嘅迴響。

但呢齣簡君晉導演就用咗個唔同角度嘅切入點去做主線，就係媒體。

由余香凝飾演嘅凌曉琪呢位記者作為主軸，去尋求佢一直所追求但搵極都搵唔到嘅“公義”，單從佢嘅表演嚟講，算係僅僅交到貨。

反而啲配角就個個都好睇，姜大衛、林保怡、梁雍婷、寶珮如、修哥、周漢寧，睇得我都好肉緊。

單睇表演方面我係絕對收貨嘅，彈嘅就係編劇寫得太多好例牌嘅對白，其實可以用鏡頭語言表達到出嚟就更加好，加多咗呢啲對白，有幾part以為睇緊《毒舌大狀》啊屌你！

攝影同配樂我都幾like，特別係配樂，幾段二胡都用得好正㗎！

仆街喺呢個世界通街都係，唔好話拉唔晒，見都見唔晒啊！

自己唔做仆街已經偷緊笑啦，仲話拉班仆街？

不如等吓個天劈撚死佢哋好過啦！

PS：大家想搵公義？

睇《一代宗師》就有啦！

綜合評分：7.5/10

不谈其他，很久没为一部影片写东西，但想为了这部影片喜欢的一个镜头写点什么。

全片最爱的镜头——正片结尾，余香凝在车内痛哭流涕，她所有的梦想与追求，在顷刻间坍塌。

这种坍塌是非常深层面的坍塌，是个人信仰的坍塌。

为之努力奔波无数个日夜、为之重新拾起初入新闻行业早已麻木的初心，只为了将他们“拯救”，但在事情真的得到重视获得一个告一段落的结局的时候，她的信仰却轻易的崩塌了。

没有人需要被拯救。

他们只是包袱。

自己的、家人的、社会的，他们只想要个容身之所。

残忍的、不温柔的、折磨着的。

但却也活着。

眼镜阿叔去世之后有位新搬来的舍友，死过人的床铺，简简单单收拾一二，新的人就来了，面对脏乱散发着腐臭的房间，他却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

等一个容身之所，十五年，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那是何等的幸运。

仅仅因为“维持正义”这种理由，毁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这对于这些所求只是“生存”的人来说，灾难当然是毁灭性的。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在奔赴无果之后，你还发现，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就连那些让你为之发声的人，都根本拒绝站在阳光之下。

是他们不想吗？

明仔被关在漆黑一团的杂物间，窗外的亮堂被黑暗遮掩住，只有一个小角透露出一抹光，正好照耀在他的眼睛上，他好像总是记不清事情，总是怯懦，但在被伤害的时候，他身上留下了无数的伤痕，也从没有退缩过一回。

他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在秋千上玩耍，眼前的光早已是如此的陌生。

明仔坠楼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勇敢的少年在努力的追随着年少时分幸而窥见的那一点光芒，而后在人间的白日之下，被温柔的光芒诱惑，死于一个虚构的美梦之中。

眼镜大叔曾幻想过能亲眼见证孙女的婚礼，但却被女人拒之门外，他看似不在乎的说，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找不到，就不去了吧；可在阿琪找好衣服送他去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时，他暗沉的生命仿佛变得有了色彩。

激动，克制，不安，兴奋。

家人为他带来的希望之光，消失殆尽于冷酷的言语中。

他隔着玻璃看着婚礼，又是否看清了孙女出嫁时的模样？

他分明是在笑，可玻璃中日光之下反射的影，看起来却像是在笑着哭。

活着就已经是幸事，只在这间闭塞黑暗的院舍就好，因为世间白日之下的光芒太过刺眼，太过灼热，白日只是片刻短暂的安宁，它太过炽热的滚烫，轻易就能灼的他们面目全非。

雨过天晴，在白日之下。

梦想被磨灭，信仰铸就的大厦崩塌，生命里好像充斥着无数的伤痛，号称自己从未哭过、向来冷静克制的人，也会在绵雨之中痛哭。

你狼狈、你无助、你的理想、朋友、乃至你的整个世界都已然倾倒，可是亲爱的，我有看见你站在阳光中，屹立不倒。

阴天的细雨渐弱，你明明仍哭着、嘶吼着、不甘着，可你就是有雨过天晴依旧奋力追随阳光的勇气。

即使你的眼眸早已暗淡无光，也有一束光让你在浑浊的白日之间苏醒。

随波逐流的日子怎么样呢，过得幸福吗，记得你的初心吗，记得你想守护的人吗？

曾经也有过作为某些新闻撰写的经历，可是信仰斗不过现实，理想主义好像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缺口，它可以让我在伤痛时候打起精神，但我万万不敢将它作为生命的主流。

因为那太累了。

依靠着理想主义活着的人，太天真也太苦了，可却又无比的勇敢。

历经无数苦痛，风浪骤雨，你的身躯早已布满疮痍，可是在那束光出现的时候，你愿意擦干泪水，义无反顾的寻觅它。

他爹的，挺可笑的，我劝过别人，我说，热爱的、理想的，放一放吧，就好好的过生活吧。

我他爹的真是个神经。

漫长的生活里，属于你我的理想主义，早已就停留在角落，等了我们太久太久。

我在做什么呢，把它当什么呢。

当一个念想。

念想久了，蓦然想起的时候，却发现它太过耀眼，早已超出了我可以承受的范畴。

我想你历经风雨，面目全非之后，世间依旧有一束光，照亮你整个生命的前行。

亲爱的，我想你永永远远站在阳光下。

（4.13石家庄观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