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如果这电影演的是一个普通编剧写的剧本，估计大概内容会是，经过孙传庭一系列励精图治，人心凝聚，大家都铁了心个孙传庭为国尽忠，眼角含着感动的泪水跟着督师出潼关征战，把农民军揍的屁滚尿流。

但这部电影是历史写的剧本，孙督师不仅经常一恼火就抽刀杀人，而且，在历尽一系列的励精图治之后，威武出师讨伐流贼，然后就战败死于乱军之中。

有的时候历史就是如此残忍，放在电影银幕上，戏剧效果全失。

表象上而言，孙传庭再这部电影里似乎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

忠诚，正直，勇敢。

实际上，如导演所塑造的，也如历史所塑造的，现实世界没有明明白白的正邪之分。

有两个场景，极其让人印象深刻。

一则孙传庭一刀杀掉管仓库的小吏，看见那个丧父的女孩。

智商普通的2B导演估计会导出孙传庭良心发现安慰女孩的感人场景来烘托其人格的伟大；这部片子里，杀完人，看一眼失怙的女孩，收刀，走人。

二则对于那个劫持孙夫人的逃亡士兵，大众电影里，估计孙传庭会上前把他扶起，一顿好言相劝，然后这个士兵流下感动的泪水，日后病愈跟随孙督师出征奋勇杀贼，电影的后半段还会再给几个这名士兵英勇无双的特写镜头；这部片子里，孙传庭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正面人物，上去一刀把他杀死，之后上马走人，干净利落。

这两个场景看完之后就让人觉得，尽管这片子很多地方可能因为成本问题做的很毛呲。

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电影里孙传庭一句台词其实讲出了明末悲剧的根源。

”人心，就是粮食“。

依史实而言，导演确实明白事理，正所谓”李自成可以输十次，孙传庭一次都输不起“。

流贼确实是流贼，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这帮流氓，岂止十次被打成光杆司令。

但找到一批饥民振臂一呼，又可以为害一方，因为明军不可能杀光民众，而民众，搬起锄头就是流贼。

还用不上孙传庭，洪承畴那种大汉奸货色也能把拿锄头作战的农民军打的抱头鼠窜。

但就李张早早被杀，估计还会有其他流氓去逼死崇祯。

历史的大局无可逆转。

国内传统的史学观念总把政权的兴衰和统治阶层的道德混为一谈。

地主豪绅宦官奸佞为祸国家的故事永远都如此一成不变。

而事实上，北方诸省连年的旱灾，农业生产的彻底崩坏，才是晚明社会问题的根结所在。

工业化以前国家的生产能力本身就只能维持在勉强自足的程度，遇到小冰河期气候变化，整个社会的粮食储量都被消耗殆尽。

地主豪绅如何自私，如何至饥民不顾，只是最表征的现象而已。

崇祯皇帝多次的下诏赈灾，但中央政府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物资转输能力。

归根结底，传统的中国社会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使国家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既没有剩余的财富，又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

内忧外患，积重难返。

最后异族入主，剃发衣服。

想来确实是一场噩梦。

电影里的孙传庭，只是大潮流里无关紧要的一粒水滴而已。

真的很难看到一部明末的好的作品。

作为一名明史的铁粉，明末史的铁粉，这样的电影当然是不能错过了。

当然，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即是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他给了带来了不仅是遗憾，感慨，时隔几百年之后，我仍然能感觉到他深深的不甘。

史学家一直评为“传庭死，则明之亡矣”。

其实这句话是正确的，也是非也非也。

电影中其实就给出了答案——在电影的最后吴又可对孙传庭说道：“始兴终衰，大明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治也”。

他说出了历代以来王朝的兴衰，也间接看破了孙传庭的最终命运。

当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吴又可{吴有性}和孙传庭有过哪怕一面之缘，编导也是借医国医人的巧妙联结来映衬电影主题。

孙传庭，这个被名将洪承畴亲切的叫着“伯雅”的最后的名将，虽说他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都是明末的最后的稻草之一。

他带着老三十六营的白广恩，扒了李自成墙角的同乡高杰两次曾差点致闯王于死地，并且打赢了一代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其实是闯将}，要知道那时的一代闯王可是高配，据说有两万铁骑，当地的官军看到都绕着走。

闯军和后来的太平天国其实都是一样，初时为流寇，后渐有计谋，攻城略地，在野史中曾说这些流寇都是以“三国演义”为闺中之秘本。

孙传庭的秦军屡屡不敌也和闯军的日渐成熟有关。

不可否认在影片中两位主角的台词都是大放光芒的，皆有逻辑且发人深省，这是难能可贵的，虽说中途那只特效野狗有些煞风景吧。

总而言之，就我个人而言，伯雅让我想起了三国时期的邓艾，可惜他没有后者“屯田日久。

当建奇功”的 造化。

沉毅多筹略，懂得屯兵久谋，两败李自成，忠心为国，既不像洪承畴那样首鼠两端，也不像卢象升那样慷慨就死。

国家当危乱之日，未尝无能任事之人，而尝患于不用，作为大明最后的一根稻草，他的风格注定会与崇祯相违背，也注定了他的命运。

后世多为其惋惜。

在这样一个凤高气爽的夜晚，我又一次仰望星空，深深的悼念着那些曾经深深震撼过我的明末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闪过我的脑海犹如一道闪亮的风采：孙传庭，孙承宗，卢象升，曹文昭，曹变蛟，傅宗龙，汪乔年，金铉，范景文，袁崇焕，秦良玉，左良玉，还有太多被风化掉埋葬在历史中的那些明末的忠臣们....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

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

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

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

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

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

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

互相杀食”的记载。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

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

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

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

“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

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

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

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

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

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

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

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

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

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

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

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

这是腺鼠疫。

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

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

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

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

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

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

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

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

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

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不会叙事，却讲出了历史感。

一则赤裸裸的政治寓言，铁腕改革派悲情失败，理中客带着体制的拖油瓶怡情山水。

“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我孙传庭却一回也输不起”，观诸今日舆论场，亦如是。

“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理中客以为自己总会赢在四百年后，四百年后的理中客也是如此。

和多大数人一样，我也是因为《明朝那些事儿》而入坑明史，并被明朝复杂而有趣的历史还深深吸引，在读完整个系列以后自然是寻找相关的影视剧以深入了解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可惜国内目前关于明朝的优秀影视作品少之又少。

这部《大明劫》尽管制作上有明显的电视剧质感，演员台词功底大多稍显尴尬，也并没有过多将士厮杀疆场的战争场面，但优秀的剧情依然让我多次回看其中值得深思的细节。

该片选择以加速明朝灭亡的大瘟疫这一新颖的角度来展现大明末期的衰败与不可救。

历史上明朝灭亡有诸多因素，不仅有皇帝无能、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横征暴敛等人为因素，更有农民起义频繁、小冰期、大瘟疫等客观因素所致。

更有甚者说“明实亡于万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其道理的：在万历刚即位伊始，其时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手中，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肃官场，竟然实在嘉靖朝已显颓势的大明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生前对其不满的文官纷纷上诉弹劾，在得知自己最敬重的张先生竟然如此奢靡浪费，甚至贪污数十万两白银，万历愤然将其曾经的老师削去官职，夺其所赐玺书，抄尽家产，导致张居正家属或饿死或流放。

在丧失了如此治理国家的重臣后，万历与文官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在“立国本”（立太子）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甚至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

在最终屈服于文官的压力而立储后。

在争斗的过程中万历也身心俱乏，逐渐怠于政事，整日逍遥于深宫之中，并创下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纪录，导致国家重要岗位持续空缺，政治效率低下，党政激烈。

万历在位期间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播州之役、朝鲜战争），尤其是两次出征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更造成国库严重空虚。

面对入不敷出的局面，万历竟然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在各地横征暴敛。

而由于全国矿场基本由宦官控制，他们勾结当地流氓，掠夺了大量财富，并大部归于自己的口袋中，这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严重破坏，加快了明朝灭亡的步伐。

到崇祯接手时，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扬，大厦将倾了。

旷日持久的小冰河期造成的灾情在崇祯时更加严重，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粮食产量严重下降，饥荒蔓延，饿殍遍野。

加上政府的横征暴敛，忍无可忍的农民揭竿而起，朝廷多次派出军队镇压，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一波倒下一波又起，加之与清军的连年征战，大明精锐尽失。

雪上加霜的是，草原上的老鼠也因为气候和食物问题随着大量逃荒的难民一起进入了中原地区，同时也带来了鼠疫菌。

饥不择食的灾民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死在路边的老鼠的肉，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开始了。

“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

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绝户现象频出，甚至连收尸人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开封告急。

而开封失去则意味着华北平原无关可守，一马平川，北京门户洞开。

此时，大明已无能够挑下大梁的武将：袁崇焕被冤杀，洪承畴投降清军，卢象升战死，崇祯不得不重新起用蒙冤入狱的孙传庭，交给他的是大明仅存的精锐了。

电影的情节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与传统着眼于战场的历史片不同，《大明劫》只有开头几分钟描写大顺军围攻开封城，展现了大明的岌岌可危与农民军的气势逼人。

崇祯帝被迫释放孙传庭。

孙传庭曾与洪承畴一起捉获农民军领袖闯王高迎祥，并在潼关把后来推翻大明王朝的闯将李自成杀到只剩十八骑。

然而，与兵部尚书杨昌嗣的不和导致崇祯帝的耳边总是各种孙传庭的风言风语，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一怒之下将其打入大牢。

在孙传庭入狱期间，李自成、张献忠重新起兵，日渐蚕食大明江山，而明朝大将死的死，降的降，唯一忠于大明而又能救大明于水火之中的骁将只剩孙传庭一人。

孙传庭临危受命，自信地只讨五千精锐出兵陕西。

然而，此时的大明早已大不如前，朝廷的策略失当以及连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大明国库空虚，拨下来的粮食与军饷少之又少，贪污腐败之风却日渐高涨。

到达潼关后，孙传庭才明白自己接受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哑枪哑炮概率极高，火铳不仅长久没有更新，士兵射击演习也时常脱靶；就连粮食竟也是以沙砾蒙混，潼关的粮食实则数年未足。

雪上加霜的是，不断恶化的鼠疫也开始在军中迅速蔓延，几乎每天都有人患病、死亡。

看不惯官场风气的游医吴又可此时到潼关投奔老师，于是师徒二人一起到军中给士兵治病。

从师徒所开配方的不同就能看出两人思想观念的差异：师傅因循守旧，不容置疑，坚信军中病情为普通伤寒所致，坚持使用医界圣经《伤寒杂病论》中的配方治病；徒弟吴又可敢于创新，勇于质疑，通过自己的经验认为军中所染实为瘟疫，普通伤寒配方并无效用。

但老师傅固守己见，拒绝采纳吴又可的观点，吴又可没有证据使其信服，深感失望，再次踏上游医之路。

结果，果如吴又可所说，瘟疫继续扩大，就连治病的师傅也染上“邪毒”，悔恨之下主动投入士兵刀剑而亡，这也为吴又可全面主导防疫工作铺平道路。

吴又可虽然没有治疗大规模病患的经验，但通过以往疫情积累的丰富资料与瘟疫空气传播的理论，决定铤而走险，全力医治。

吴又可首先采取隔离病患这一正确方法，并将病人分为轻、重症患者对症下药，加强空气流通，具备了现代防疫理论的雏形。

但，吴又可真的能治好病吗？

一方面，吴又可的措施确实颇有成效，不仅传染速度有所下降，经常长时间的治疗后患者也逐渐痊愈；但一个角度来说，吴又可能治好表面的疾病，但整个明朝深入骨髓的病又如何能治？

皇帝用人却疑，粮饷、装备无法应援，军人无心打仗；地方豪强给孙传庭送去贵重的礼物，给大明王朝却锱铢必较；军官与乡绅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为了眼前利益烧毁丈量土地的账房，阻止军队收税交粮；就连军中士兵，也与自己的敌人大顺军有所联系，意欲劫持吴又可......与瘟疫相比，大明的病实则无药可救。

关键时刻，只有孙传庭体现出一名合格将领的气魄：杀土豪，直接夺走土地与粮食，为将士提供充足的武器与食物；烧死仍然患病的士兵，以保证出兵时后方的稳定。

果断利落，毫不犹豫。

然而，这其实也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孙传庭也自知无力挽救大明社稷，但那份忠心与气节让自己甘愿战死沙场。

1643年11月16日，潼关失守，孙传庭战死。

其后短短几月，北京陷落，无处逃难的崇祯帝在悲愤中自缢身亡，明朝灭亡。

正如吴又可在片中的一句话：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瘟疫乃自然疾病，随时间推移或许有药可治；但社会制度之病为无形之病，又何以寻得药方？

只得重蹈封建王朝的规律，最终灭亡，留下的只有给以后人的警醒与教训。

而新王朝将再度经历兴盛至衰落，至灭亡的过程，直到封建制度彻底终结。

就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先抑后扬。

　　我认为本片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剧本的节奏起伏太平，整体张力略显不足，某些情节的衔接因为不够自然甚至令人感到有点散乱，虽然故事不断在往前推进，却使观众难免偶尔走神。

　　其次是演员。

冯远征演得很好，微表情小细节挺多，是个有想法的演员，可惜吴又可这个角色性格有些模糊，作为主角之一略显苍白。

而孙传庭的扮演者戴立忍虽然造型气质颇佳，演技也算沉着，但口音实在太出戏，令人扼腕。

即使有上述问题，在我心里它依然是一部上佳之作。

撇去眼下国产电影的窘境不谈，国史片的厚重历史感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玄妙气质，而没有宏大场面与华丽特效的《大明劫》竟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令人叹服。

崇祯时期的影视类作品不甚枚举，但大多浮于表面。

也许是我狩猎狭窄，印象中几乎没有真正展现出当时末世气氛的作品。

太多目光投射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八卦上，忽略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光怪陆离的妖孽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

　　众所周知，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危局却无力回天，最后于煤山自缢。

这个故事还有许多细节，比如他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周皇后上吊等等……试想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恐怖，当事人的内心是多么绝望。

这鲜血淋漓的断头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铺陈，最终通往地狱的呢？

《大明劫》从军中瘟疫这个视角切入，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明末历史的一扇窗。

除了闯军，还有流寇，还有瘟疫，还有因官商勾结而名存实亡的军屯……本片的摄影有几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其中最为动人的当属开战在即，随着帐幕被掀开，凉薄的晨光乍现，错落在案前的孙传庭身上，他侧过头迎向它，迎向自己的宿命！

历史真是好无情！

像滚滚的车轮碾压过来，从不停留。

吴又可还能及时抽身逃过此劫，而孙传庭已经被死死钉在这条绝路上，同大明王朝一样，劫数难逃。

本来还想多写一点，月头要干活了……OTL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正值兵荒马乱的大明王朝在这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便手足无措，赵提领的死无疑讽刺，孙传庭和吴又可像是两路人，但他们共同拥有的恰是最宝贵的人心。

面对地方官员的推脱捐粮，孙传庭无奈道：＂大明如果灭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人心就是粮食！

＂吴又可又在临危受命时慷慨道：＂逃是死，到军营治不好也是死，不如为国殉职。

＂在影片的最后，选择了拒绝并退隐。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这部电影放在今天这种时刻意义也极大，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无良商家哄抬口罩防护设备等价格的行为何异于明朝地主想方设法发战争横财？

李文亮医生的死真真正正讽刺了政府的无所作为。

病毒的宿罪是蝙蝠，难扶的其实是人心啊！

每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出现些共同现象，例如连年大旱、洪水频发、蝗虫四起、瘟疫横行……明朝占全了，还额外多了个陨石撞地球（王恭厂大爆炸）。

总而言之，四个字民不聊生。

老百姓活不下去，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明朝末年，以闯王李自成为主的农民起义军数以百万计。

人数虽然吓人，但战斗力并不强，遇到正规军一触即散。

按理说，起义军想要灭掉大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是这时天命送给他们一件灭明的武器，它的名字叫——老鼠。

电影《大明劫》电影《大明劫》中，基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崇祯十五年，华北地区瘟疫四起，闯王李自成率兵百万攻打开封，开封不守则京城不守。

内忧外患下，孙传庭临危受命，成为大明的最后一丝希望与屏障。

然而，此时军中瘟疫蔓延，人心涣散，最后孙传庭报憾而终。

王恭厂爆炸效果图，图片转自网络击败孙传庭后，同年闯王长驱直入北京，大明灭亡。

明朝的灭亡有许多因素，最直观的便是明末的那场“华北大鼠疫”。

明朝国祚276年里，恰好处于小冰河期，显得格外多灾多难。

据明史学者统计的数据：“明朝平均每年水灾6.77次，地震5.38次，旱灾3.42次，雹灾1.61次，蝗灾1.17次，风沙灾害0.99次，霜雪灾害0.32次。

”天灾必定导致人祸，而“华北大鼠疫”偏偏又是一把锐利的尖刀，狠狠插了大明最后一刀。

当时的鼠疫到底泛滥成什么样子？

以北京为例，每日死亡人数过万，直接导致五分之一的人口因病去世，史料记载“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材、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京师虽号称有十万驻军，但鼠疫过后，仅余五万，并且精神涣散，毫无斗志。

明末流民，图片转自网络大明末期虽然天灾不断，但军队实力并不弱，虽然与满清骑兵相比处于下风，但对农民起义军却仍有绝对优势。

如果没有那场鼠疫，李自成不会轻易拿下北京，李自成拿不下北京，吴三桂就不会投清，吴三桂不投清，清军便无法入关，清军无法入关，便对大明无法构成实质威胁，大明最起码可以保全大半壁江山。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没有这场鼠疫的话大明真的不会亡吗？

不，并不是。

鼠疫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大明早已在必亡之路上作死裸奔，根本停不下来。

就算没有鼠疫，也会有旱灾、蝗灾、水灾……如果没有自然灾害，或许可缓得几年时间，但朝廷内部的腐坏以及整个政治体系的坍塌，才是大明灭亡的根本所在。

讨论明朝的灭亡，足以写篇二十万字的论文，篇幅有限，便以《大明劫》的电影为例，看看孙传庭为了挽救败局都做了哪些努力。

诛杀贺人龙先来说说贺人龙是何许人也。

贺人龙，又叫“贺疯子”。

一句话形容就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疯子。

他早年是洪承畴的部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一路升迁至总兵。

职位越做越大，朝廷的忌讳也随之越来越大。

贺人龙贺人龙的军队号称“贺家军”，从名字上便看得出只对贺人龙一人效忠。

此军队，战斗力很强，但破坏力更强，出了名的军纪涣散，所到之处必定要烧杀抢掠一番，不像是职业军队，倒像是职业劫匪。

对农民起义军补充兵源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军纪不严名是孙传庭要杀他的主要原因吗？

并不是。

当时的明军大体都是一丘之貉，抢劫百姓的事，谁都没少做。

明朝末期，军饷已经开不出来了，军队需要自负盈亏，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不抢劫，就没办法开资，军队开不出军饷，就打不过起义军，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抢劫，就丢了民心，百姓源源不断加入起义军，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当时大多数军队选择后者，既然都要死，那就吃饱饭再死。

孙传庭杀贺人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不听话。

崇祯十三年，贺人龙随陕西围剿，在玛瑙山与击败义军。

总督杨嗣昌事前曾许他功成后为平贼将军，但后来却将此衔授于左良玉。

贺人龙大为不满，此后便属管不属调，避免与义军作战，自保实力。

致使总督傅宗龙于崇祯十四年战死新蔡，总督汪乔年于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斩于襄城。

抢劫，我忍了，亏空军饷，我认了，可要是拿了钱还不听话，那就没办法，只能杀了。

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借邀请议事之名，诛杀贺人龙。

其实贺人龙只是一个缩影，大明末期，已经产生了太多听调不听宣的“军阀”，拥兵自重，实与流寇无异，贺人龙如此，被袁崇焕所杀的毛文龙也是如此。

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之中，混一杯羹罢了。

就算没有鼠疫，能指望“贺人龙们”拯救大明吗？

检阅军队、查军粮孙传庭被崇祯从监狱放出，重新启用时，被问到需要多少军队可平叛。

孙传庭报了个数字，五千。

要平战乱，五千精兵再加上当地驻军足矣。

这句话是在吹牛吗？

不，并不是，至少当时他真是那么以为的。

作为一个常年与起义军作战的统帅，孙传庭深知起义军的弱点。

起义军不过是仗着人多，但大多数都是未经训练的农民，装备也无法与正规军相比，战斗意志更是薄弱，只要战事稍有不利，便会丢盔弃甲，溃散而逃。

作为曾把李自成打到仅余十八骑的孙传庭，对此很有信心，正因为了解他们，才敢说五千精兵足矣。

但是到任之后，实质看过军队后，孙传庭的心就凉了一大截。

这哪是精兵该有的素质啊？

火铳生锈不堪用，火炮哑弹射不出。

这哪是军演，明明就是马戏团里的烟花表演！

这些装备是军队的保养不利吗？

不，是因为发下来的就是这样。

电影《大明劫》“兵员弹药无法补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既然装备不行，那就先查军粮。

这一查更是可怕，满满的粮仓，竟然装的都是沙子。

军粮哪去了？

自然是一层层的克扣，落入了中间无数官员的口袋中。

大家都很开心，一个个吃得肚鼓腰圆，唯独底层士兵不开心，因为没得吃了。

这时孙传庭终于认清这是怎样的烂摊子了。

要装备没装备，要粮食没粮食，说好的精兵呢？

这仗该怎么打？

难道要寄希望于李自成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自己退兵吗？

白日做梦。

而此时的崇祯已经急不可耐，连下圣旨，催促孙传庭出兵讨贼。

没办法，孙传庭为了尽人事，做了第三件事。

联合乡绅凑军饷——打土豪，分田地自古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便有一条潜规则，叫皇权不下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朝廷下派的官员，最多可以管到乡这个行政机构。

而再下层的事情谁来管呢？

答，乡绅。

这些乡绅一般是地主和退休官员组成，要地位有地位，要声望有声望。

一般来说，知县以上的官员，都是从外面调来的，对本地事务并不熟悉，所以许多事情都要仰仗乡绅，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而乡绅们也都乐于与本地父母官打好关系，一般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很多官员不方便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就交由他们来处理，大家各自安好，互相成全。

所以孙传庭遇到困难后，第一反应便是去找乡绅帮忙。

乡绅乡绅们也很给面子，请客吃饭，准备礼物，面子上一点不差。

可当孙传庭提出要乡绅捐赠1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时，便开始默不作声。

给上面送钱可以，再多都有的商量，因为有利可图。

给下面送钱当军饷？

做梦，那就是拿钱打水漂，想都别想！

孙传庭见要不到钱，就想起了明朝的屯兵制度。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制定了一个屯兵制度，就是给每个士兵若干田地，不打仗的时候，士兵就是农民，自己种地，自给自足，打仗时放下锄头便是军人，可以上阵杀敌。

但这个政策随着年代的变迁，早就名存实亡，本该属于士兵们的田地，纷纷变成乡绅们的私产。

想要乡绅把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那就是断人财路。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要我钱，就是要我的命，那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前面我们也说过，皇权不下乡。

一个外来的官员，是要看本地乡绅脸色过日子的，何况那些田地就算要回来，也落不到知县大人手里面，那何苦费力不讨好呢？

这是大明近300年的规则，靠着孙传庭一个人，该怎么改正呢？

改正不了，那就抢吧，用贺人龙对待百姓的方式，对待这群乡绅，家产全部充公。

费尽心血，终于凑够了军饷。

但是这就可以与李自成决战了吗？

不，别忘了，还有鼠疫。

解决鼠疫鼠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要从嘉靖年间开始说起。

嘉靖时期，蒙古与中原的战争频发，边境百姓不堪战乱，大批迁入草原避难。

而华夏民族本是农耕民族，到了草原后，将草原开发成耕地，严重破坏了牧场本身的生态结构，压缩了草原属于老鼠的生存空间，并大大的增加了人接触老鼠的机会。

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通过跳蚤，将病毒传染给当地居民。

然而，这只是鼠疫变质的第一步。

前文我们说过，明朝末期遇到小冰河时期，灾难频发，天气异常寒冷，全国进入一个少雨的时代。

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里，连年大旱，就注定了连年饥荒。

百姓无饭可吃，便将主意打到了老鼠身上，先是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之后更是开始吃死在路边的老鼠。

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鼠疫以光速传播，从陕西到河南、再到山东，最后传到河北。

整个华北地区成了人间炼狱。

被隔离的鼠疫患者孙传庭的军队中，鼠疫开始蔓延，医生吴又可被临危受命，希望能用医术来拯救危如累卵的大明，不过一切都是徒劳。

在吴又可的努力下，病人们被隔离，鼠疫得到控制，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

可这时战事已经越来越紧急，朝廷也越催越急促，孙传庭已经没有时间了，他选择了最有效也是最残忍的方法，把病患都杀了。

对此他的解释是：“那些染病的士兵，如果我带着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如果留在这里则有后顾之忧，那些闯贼一直在旁边窥伺我们的一举一动，倘若后方爆发瘟疫，出师必败。

”他做错了吗？

以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

他们只是生错了时代。

结尾终于，钱够了，病消了，后顾之忧全部解决了，孙传庭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全部能做的事，最终却仍然败了。

同年，闯王攻进北京，大明灭亡。

军阀也好，瘟疫也好，不过是大明末年的一个缩影而已，历史要残酷得多。

大明灭亡的根本，在《大明劫》最开始，吴又可与师父为军中士兵诊病时出现分歧时，就已经说出来。

师父认为军中之病是伤寒，吴又可诊断是瘟疫。

最终，在师父的坚持下，用治伤寒的法子治瘟疫，导致瘟疫越发严重，师父也死于军中。

大明的病症一开始就被误判，以为民心的离散、外族的入侵，不过是场小小的伤寒，没有人在意，权贵们依旧歌舞升平，相信伤寒总会过去。

等到有人发现，大明的病症不是伤寒，而是瘟疫时，大明早已病入膏肓，即便每日用人参吊命，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

所以，大明真的是亡于老鼠吗？

非也，大明之亡，是亡于离散的民心、腐朽的朝堂，只是老鼠送走了大明的最后一程罢了。

明末历史纷繁复杂，一直以来是历史界研究的重心之一，近几年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的大火也带热了民间的明史热，而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其终衰的那几十年风云变幻，浩荡复杂，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中华文明的继承和遗失，众多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反观这些年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作，满大街都是辫子戏，却鲜见清之前朝代的影视作品，电视剧少，电影则更是大面积的空白，故王竟这次以中等成本携来的严肃以明史为基准的电影，刚开始便获得了不少历史爱好者和影迷群体的关注，王竟之前现实主义题材的《万箭穿心》算是国产电影中较为难得的优秀作品，所以这次会更多的负上众人的期待，此次《大明劫》虽然投资达3000万元，属于国产片中的中等成本，但是骨子里却仍是独立电影的血统，独立电影的创作态度（较自由？

）加上中等成本（在独立电影中算是不菲），再加上吸引人的明末战争史，《大明劫》是一部被特定人群寄予了众多期望的电影。

毕竟是独立电影，内容题材演员都不够大众化和娱乐化，影院的排片毫不留情以商业姿态的冷酷对待了这部国产佳作，影院内观众寥寥无几，导演王竟等以此姿态杀入院线与孙传庭弱军出潼关送死似乎没有多大区别。

纵观此片，王竟长期停留在“电视剧水准”的电影技法（例如：转场调度、镜头运作等）似乎没有多大进步，但电影技法上的技穷无法掩盖此片的精神光芒与人文历史光芒，此片严肃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良心。

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吴又可与孙传庭都是真实的明末历史人物，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之中两者并不相干，影片把两者以戏剧的方式放在的同一历史时空，虽是戏说，但是在影片中的安排与处理并没有超出界限，反而为这部剧的剧本贡献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剧情及冲突，实乃在历史剧严肃范围的中画龙点睛之笔：一位是志在医人的郎中，一位是志在医国的将军，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两者的身份和终极使命的矛盾给这部剧贡献了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明末天下大乱，病人膏肓的末代汉人王朝需要一剂猛药，而电影中瘟疫大起的军营也需要一剂猛药来安定军心，两人不同的身份和使命在电影之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碰撞与对比，在历史面前不堪一击的两个“医者”在变革的大潮之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相撞又交叉的人物宿命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明末国体已入膏肓，制度的积弊，吏治的腐败、天灾、人祸在影片之中均有一定的展现，大明之劫已在劫难逃，劫难在电影主要展开在这孙传庭部的遭遇，各种弊端和灾祸在个小小的军事集体之中就得到多方面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细胞都已经崩坏如斯，更何况是整个国体。

影片中所展现病入膏肓不仅仅在制度上，也在人心之中，地主士绅、官兵将军、社会的各个阶层，恐怕那时的明人也会对天叹几句人心不古吧。

社会的细胞已经崩坏，再好的医生也将回天无力。

吴又可可以医好人，但是百个千个孙传庭也医不好国了，作为一个末代王朝的忠臣良将，最好的结果恐怕就是玉石俱焚吧，（看看洪承畴的骂名）这是封建军人使命带来的宿命。

吴又可与孙传庭均算是懂史之人，在始盛终衰的历史规律面前，两者在荒野之中的那段对白已算是讲透，个体在历史之中的宿命与选择也多有展现，两者的冲突与矛盾，选择与逃避，出士与入士，宿命与使命，端端正正的融入了这段大历史。

另外影片选取大众较为不熟悉的一个历史截面作为剧点需要一定的勇气，影片以明末李自成闯军第二到第三次开封之围为起点，描绘崇祯帝催孙入豫前后发生的故事，由于资金所限，对战争一笔带过，预告片打着古装战争片的幌子欲意掩盖其古装剧情片的本质，即使到了最后的潼关之围，孙传庭壮烈战死，影片也只是以战场上孙传庭的一具尸身的画面带过，难掩其成本上的捉襟见肘。

其实《大明劫》故事背后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对于一些不熟悉历史，纯粹为娱乐而来的观众而言，《大明劫》恐怕不一定适合他们。

《大明劫》的叙事和技法上并无亮点，但是整体所营造的压抑氛围很到位，拧巴严肃的展现残酷的历史，灰暗色的基底之，让人心生压抑。

其实《大明劫》也说不上是借古喻今，但是以此姿态面对历史，挖掘历史背后深层次的内容，也权算是影视界的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文人怀古之嗟叹吧。

《大明劫》以戏剧影像的方式挖掘出了一段历史的深层次内容，以呈现而不是下结论的姿态展现出了一段复杂富有深意而缺乏足够影像塑造的历史横截面，既有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感，也有影视创作者在创作中的一种狡黠和诚意，影片各方面均较为完整，虽无大的突破，但也基本上完成了使命。

更值得称赞的是《大明劫》从精神到电影细节对历史 严肃与认真的认知态度，这让《大明劫》在众多国产古装剧中鹤立鸡群，甚至能说得上是出类拔萃，虽然中小成本独立制作的《大明劫》肯定不会大红大紫，但是在特定观影者的心中，它在今年的国产电影之中，是占有足够的分量的。

《大明劫》既是官军之劫，也是大明之劫，更是百姓之劫，纵观历史上兵家输赢，不论是谁输，最大的输家莫过于普通百姓，影片中吴又可与孙传庭之间的对白并不多，两者仅有的几段双雄戏很直白的点明了部分影片的部分内在，故事在医人与医国之间的相似与相悖之间，影片以作者的姿态完成了一次表达。

《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

’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

”古人认为最好的医生是医国的，次等的医生才是医人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时代这个纵深历史层面之上去看，两者之间并无上下之分，这让我想起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卷末的一句话：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剥夺个人的权利，极端的集体主义下，恐怕还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明已无药可医，孙传庭最终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青史留名，这是将军的方式，于孙来说这是死得其所；而朝代更迭，行医济世不会断，吴又可悬壶世间，放舟江上，也便是他一生之宿命。

两个医者之间价值矛盾与人性挣扎渲染出了一个现实残酷的大世代。

孙与吴，这便是大明之大厦将倾之时，历史上两个渺小瞬间的交叉与平行。

见到原编周先生说，导演大修了剧本，有点失望。

电影的整体不错，氛围、人物、时代困境全出来了，但就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一直想找周先生的原稿看一看，可惜，一直没有时间。

电影有两条主线，但我认为有一条是死线，过度的弘扬《瘟疫论》是死线。

大明亡于什么？

我觉得导演没搞清楚，大明本质上并不亡于李自成的成功、孙传庭的失败、皇太极的勇武，试想，在座各位，今天会担心北边牧马的那帮人扬鞭中原吗？

大明亡于落后啊。

中医代表什么？

落后。

中医代表落后。

很多人可能自己都不能承认这一点，但这不重要。

就象老螺所说的，信中医和武功的人，这辈子算是没活明白。

锤时代的老螺和那个时代的凤姐，装傻充楞，其实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精。

手段也许不怎么高明，至少他们阶段性的目标实现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鼓吹老罗，相反，我觉得他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我不得不承认，他那句话有道理。

善于忽悠的骗子总是比普通人更能了解人性的最弱点。

中医用几百种常用中草药，通过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来治疗人类数以万计的各类疾病，他们不需要知道病因，甚至懒得给五花八门的各种疾病找一个病名，那太浪费时间了，只需要活在故纸堆里，活在不刊之论的经书中，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觉得不靠谱。

1594 大明引进了红薯，但直到百年后，大清，才得以大面积推广，为什么啊？

——因循守旧。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红薯就是生产力啊。

这个时代，智商高点的人都跑去读书了，读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出口成章，整个社会以读圣贤书然后做官为荣，科技是什么——奇技淫巧，把科技交给最低等的人去干，你不亡谁亡。

整部电影，一半是医学，什么发现瘟疫的传播途径比西方人早两百年，吹得太过了，中国人早就发明了种旱痘、水痘，但是和现代防天花的种痘法，是一回事吗？

很明显，古代所谓的种的旱痘、水痘、痘衣、痘浆是无效且有害的，不求甚解的防治手段，虽然说伪科学有点过，但说他不思进取则“实至名归”。

这部电影的导演，正如老螺所说的那样，信中医和武功的人，这辈子算是还没活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