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

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

今天所见，可谓震撼。

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

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

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

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

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

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

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

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

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

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

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

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

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

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

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

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

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

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

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

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

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

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

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

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

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

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

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

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

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

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

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

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

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

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

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

不一定。

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

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

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

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

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

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

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

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

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

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

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

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

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

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

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

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

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

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

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原本要打四星，豆瓣评分这么低，只好打满，拉拉平均值。

以我入门尚不足的日语水平，也看得出是“第三次杀人”，何以翻译成这般读不通的片名？

不知道是不是野心促使，一个不太认识的是枝裕和，捧出一场罗生门似的戏码。

上来就是结局，一层层铺出去，一点点反转，却越看越不信任自己。

苦难、愤恨、杀戮、审判、救赎、怀疑，以为是黑泽明附体。

但还是熟悉的是枝裕和，互为支架，稳固的叙述线；绵密、饱满、也含蓄、会留白的台词，一如既往不多半句废话。

还有旁蔓而去的各条支线，互相纠缠变成爬满一座大楼山墙的藤蔓，数不尽的话题。

从女检察官、同所律师、退休法官、退休警官等等嘴里，不时蹦出一段金句，以为是要讨论的议题，然后发现只是质问和自问。

更不用说双主角之一，作为话题围绕的杀人嫌犯，役所广司贡献的是出神入化、深邃不见底的神级表演。

令人想靠近，又令人觉得恐惧。

不太理解评论一直的声音是在说是枝裕和如何走下坡路。

反正我看来，他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且还在不断尝试新题材、拓展风格的外延。

今年的日本电影学院奖，被一部片子包揽了六项大奖，而且都是重量级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剪辑。

导演是枝裕和，日本青年一代最不可忽视的导演。

他是世界级电影节的常客。

《距离》《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四部代表作品，均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尽管未能斩获大奖，但也创下过历史记录——《无人知晓》年仅14岁的主演柳乐优弥，凭借这部作品成为了戛纳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

在日本奥斯卡上大杀四方的作品，就是是枝裕和的新作《第三度嫌疑人》。

该片同样登上了国际大奖的舞台，得到第74届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片名乍一看很难理解，其实是指围绕真凶动机与犯罪事实与否的三次反转。

《好莱坞报道》给出好评：“虽然不像《比海更深》，有着日本导演对家庭题材敏锐细致的观察，但在思想的澄澈与画面的精致上，它表现了是枝裕和一贯的高水准。

”与其在官方评价上获得的好口碑相比，观众的反响不容乐观。

IMDb6.8分，豆瓣评分7.0，评价以绝对量集中在三星四星。

如果说，造成这样评价分化的原因，有可能是文化隔阂造成的，那么日本雅虎电影的评价则更能说明问题。

3.6的评分，其中大部分好评给了“配役”一项，即演员表现，而这也是国内观众大为赞誉的一点，“物语”（故事）则以较小的差异五项垫底，看来本土观众也并不喜欢它的故事。

故事为什么这么不讨喜？

因为作为一部悬疑片，它把案情讲得模棱两可，不清不楚。

依靠嫌疑人推翻供词制造反转的悬疑片=====剧透预警=====主角是律师重盛（福山雅治饰演），他要为他的委托人——一个供认不讳的杀人犯三隅（役所广司饰演）辩护，最大限度减轻他的刑罚。

三隅被指控杀害的是他的老板山中，他在河边将其杀害后盗走钱包，并一把火烧了尸体。

开头三隅火烧尸体。

这位委托人极其麻烦，他不仅不断推翻自己的供词，还会在不知会律师的情况下向媒体爆新料，第一任辩护律师摄津疲于应对，没办法才请来了重盛。

前面提过，《第三度嫌疑人》的意思就是，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和真实与否的三次反转。

最开始，他说，他杀害社长的原因需要钱去赌博。

重盛问，喝酒了吗，喝酒前想杀的还是喝酒后想杀的。

他答，喝酒后一时冲动。

摄津一脸已经见怪不怪的表情，淡定问：“咦，上次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很久以前就想杀他’？

”问到最后，还浮现出嘲讽和无奈的笑。

三隅无辜又茫然：“是这样吗？

”

摄津：看吧，开始精分了。

经过一番调查，重盛决定把辩护方向定为“杀人与盗窃”，推翻检方“抢劫杀人”的指控，因为“杀人后顺走钱财”比“为钱杀人”罪孽轻，杀人的理由则往工资纠纷上推。

注意这里的用词：推。

重盛并不关心真相如何，动机、真凶、嫌疑人的内心世界，一概不是他这个辩护律师需要了解的。

只要在成功率高的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是他这个律师的实力表现。

重盛用过来人的神色教育后辈。

本来胜券在握了，重盛却被精分怪三隅的突发行为，打了个措手不及。

第一次反转来了，三隅的供词从激情杀人变为受到委托的计划杀人。

三隅自作主张向媒体爆料，杀人行为是受到了社长夫人委托，目的是骗保险。

虽说对这种擅自决定的行为，重盛感到头大，但出现了个主凶，更有利于辩护了，经验丰富的重盛不带任何被戏耍的情绪，火速展开新方向的筹备工作。

检方对他这种唯利是图罔顾真相的做法不以为然，重盛像听到笑话一样笑了。

左边后辈的表情耐人寻味。

重盛在调查中发现，受害人山中的女儿受到父亲性侵，且和三隅关系匪浅。

第二次反转是因为重盛，他打算再次变更方向，由受委托杀人变成了为正义杀人。

山中的女儿咲江承认了一切，并表示愿意为了减轻三隅的刑罚，揭开自己的伤疤。

重盛推测，三隅因为30年前就犯下过杀人罪，而被女儿疏远，他将咲江当作女儿的替身，产生了移情心理。

于是，为了解救咲江，他杀了山中。

第三次反转紧随而至，三隅忽然满含热泪，说他没有杀人。

从容澄清到激动自证，这一段役所广司的演技很养眼！

他说，警察告诉他不承认会判死刑，承认了还有希望判无期，摄津也如此诱导。

他多次说谎，让重盛已经难以接受这样的重磅消息，但一路以来的调查，隔着时光见证了他对女儿的牵挂，通过咲江感受到了三隅内心的纠葛，他已经开始相信这个人有苦衷，开始同情、理解三隅。

矛盾来了，在公开承认凶杀之后再反悔，将对辩护极为不利，不仅没有希望翻案，还可能直接判死刑。

但三隅激动地坚持，他没有杀人。

两人贡献了本片最有张力的场景之一，隔着玻璃，重盛的内心撕扯、三隅的无助孤独，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撞击。

“你是我的委托人，我尊重你的想法。

”三隅突然执着于真相了？

不一定。

重盛问：你是为了不让咲江出庭才改的供词吧？

三隅没有给出肯定回答。

抢劫、财产纠纷、受委托、替天行道、没杀人，五个可能性，最后真相如何，是枝裕和没说。

一部悬疑片，有悬念没收尾，绝对是不正常的，大多数对故事的不满就来自于此。

针对留白与社会问题探讨，评价两极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目的或许是让观众把关注力从案件真相转移开，转而关注他大力铺垫的那些命题：法律、人性、生命的价值……比如在重盛说可以把动机向工资纠纷上推时，对于仇杀比为钱杀人罪更轻，助手感叹：“法律真是不可思议。

”

重盛的表情一副习以为常、理所应当。

比如关于杀人犯该不该死、性侵女儿的父亲该不该存活于世，三隅、重盛、后辈律师等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那种人不存在，你说的没有被生下来才好的人。

”面对这些，中国观众内部的评价，就像日本奥斯卡和日本雅虎用户一样，分化成意见完全相左的两极。

并且，这种分化呈现出了奇特的现象：把它贬到地心的，多数也下不了狠手，给了三星；夸上天的，多数只给四星，无法豪气地打个五星满星。

没有明确结局——讨厌的说：悬疑片失格，故弄玄虚！

喜欢的说：重要的是作者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了。

节奏慢——讨厌的说：拖沓，快睡着了。

喜欢的说：高级，徐徐渐进。

最好的评价和最坏的评价，同时给了这部影片。

片子到底怎样，倒不是没法评价。

既然是社会派悬疑，就从社会派与悬疑两点看的确，诸如“人性”一类的高大命题，总是被拿来给糟糕的故事遮羞，如果只是蜻蜓点水式带出高端的概念，却没讲好一个故事，那么这个东西既不深刻也不精彩，差评是必然。

首先，《第三度嫌疑人》的故事表现，前面已经说过，作为悬疑片，它不清不楚的结局令人不满。

但也有精彩之处。

一个说谎精，连面对自己的律师都不坦白，律师与被告人、律师与检方，两方的冲突都足够精彩。

接见室最后一场戏，重盛和三隅重影对话是本片广受赞誉的画面。

更何况，如果故事的悬念制造得不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对于模糊的结局感到愤怒。

可以说，在故事上，它成功勾起悬念，制造了足够的矛盾，但最后的收尾不如人意，这是个硬伤。

这里要分清“没有真相”和“不讲出真相”的区别。

悬疑片无论有多少次反转，最终应该要有一个真相，哪怕这个真相最终没有直接讲出来，也会提供了大量线索供观众讨论、推理，并得出一个相对广为认可的共识。

《第三度嫌疑人》不是，它如果暗示了一个结局，哪怕在观众中激起唇枪舌战，它都履行了一个悬疑片的义务，但“没有真相”则是悬疑片失格了，不怪那么多观众觉得故弄玄虚、暧昧不明。

故事说完，那么问题只剩一个：内核够不够有料。

一般来讲，内核表现得好，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提出少有人思考的问题，一种是把常理讲得扣人心弦。

前者在于先见和睿智，后者在于观察和细腻。

《黑镜》备受好评的故事多属于第一种，是枝裕和一贯属于第二类。

《第三度嫌疑人》是是枝裕和的转型之作，此前，他的作品以家庭片居多，并且以其温柔治愈的风格、细致入微的体察、毫无匠气的叙事，在家庭片中自成一派。

他的故事都很简单。

《海街日记》讲述的，是三姐妹接纳并养育出轨父亲与小三的女儿，四个人的日常生活。

《比海更深》的主角是一位落魄中年作家，因为贫穷妻离子散，在一次难得的团聚中，一家人的感情再度碰撞，最终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似乎什么也没改变，而生活在继续。

他的故事也沉重，但沉重得接地气。

《海街日记》，以父亲的死开始，邻居的死结束，关于人生的思考，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升华，一部电影像人的一生，走到最后一切都澄澈轻盈。

四姐妹感叹：（爸爸）这一生过得真好。

深刻吗？

不深刻，但多数人的一生就是沉重又稀松平常。

《比海更深》的主角设定，注定了基调是人活一世的辛苦，是种种力不从心，也仍然是是枝裕和式的举重若轻，把一个严肃、悲天悯人的话题落在了轻巧的携手家人继续普通的生活。

转型，转的是题材，但导演的思想与表达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创作者，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里毫无意外地注入思考，这回不同的是，他没法再做他擅长的举重若轻。

人性、死刑、法律，个个都不是可以落到地的东西，它们一旦被提及，必然走向严肃、深沉。

有没有天生该死的人，性侵女儿的父亲，法律和人情的平衡，他抛出一个又一个概念，但在任何一个普世问题上，给人带来全新的思考。

这些都走出了是枝裕和的舒适区，结果是枝裕和失败了。

有人说，这部片子是没结局的《嫌疑人X的献身》。

不是，《嫌疑人X的献身》的沉重到底来源于最日常的情感，我们想到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是枝裕和是杨德昌的推崇者，纪录片导演出身的他第一部作品就是关于杨德昌，他也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杨德昌的崇敬。

是枝裕和执导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的很棒。

” “80年代，我大学毕业时，正好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杨德昌的《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电影出类拔萃，我感到他们作为亚洲导演，竟然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

而当时在日本的同时代，并没有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导演。

当时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一个杀人案，带出一幅社会画卷。

《第三度嫌疑人》也想用一个杀人案，勾勒出日本社会的种种面貌。

可惜，不了解那个年代台湾的人，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脑海中有了画，不了解日本的人，看完《第三度嫌疑人》，却说：“都是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总结起来就是，死刑、法理与人情、性侵，这些哪一个地方都会有的思考，是枝裕和既没有针对一个普世的问题给出全新而冲击灵魂的答案，也没让它落到日本的根。

种种不佳的表现，直接体现在观众的评价上。

不满模糊结局的。

因为人性等宏大命题没有做到以上说的两点——全新思考或落地生根，观众根本不买深刻的账。

当然，也有人难以掩饰对此片的喜爱之情。

有人偏爱是枝裕和表达些什么的初衷，有人认可是枝裕和的观察和共情能力。

这也不是全无道理。

在表达内心世界和观察共情上，是枝裕和发挥得很好，只不过这些主要体现在了家庭部分。

《第三度嫌疑人》的家庭部分一如既往的突出，用一个简简单单的明信片撑起了全局。

重盛的父亲是个法官，30年前三隅犯下的案子，正是重盛的父亲审判的。

三隅在山中案之前，给重盛父亲寄去了明信片，上面描述了他与女儿在雪地玩耍的场景。

三隅寄给重盛父亲的明信片。

然而他的女儿早就离开他了。

与他一起雪地玩耍的，是被他当作女儿替身的咲江。

咲江与三隅没有一场对手戏，但一方愿意为对方剖开伤疤上庭作证，一方为了不让对方被架到舆论的解剖台上，自愿走向死亡。

其中，还有不少关于咲江与隐忍的母亲的冲突，咲江对父亲的恨意表达，也令人动容。

可以说，是枝裕和难以掩盖他在其他严肃问题上的无力，但却用他最擅长的家庭部分，挽救了整部电影。

糟糕的是，他最想表达的是前者，以至于整部电影的观感十分割裂，好的地方真好，差的地方也真差。

更糟糕的是，这是一部悬疑片，最出彩的地方却是家庭伦理。

值不值得看需要你自己判断，只能说，从观影过程到观后回想，整个人都被是枝裕和不稳定的表现，折磨成了一个精神分裂，那些不忍狠批的三星和不敢可劲儿夸的四星就是证据。

按：是枝裕和《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对题材的突破之外仍与他的家庭电影紧密联系，家庭仍是电影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由家庭出发，这部电影的指涉并不止于家庭。

《第三度嫌疑人》在是枝裕和近年来的家庭电影宇宙中算得上异类。

影片围绕着一宗抢劫杀人案的辩护展开，而最终嫌疑人的死刑判决反而使事件的真相更加暧昧。

故事的场景离开了是枝电影中贯常见到的一家人居住的小屋、随处可见的街道，转而落入发生凶杀案的河边、狭小的监狱律见室和森严的审判法庭。

电影中登场的人物，也不再是心有嫌隙又无法割舍的父母子女，而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嫌疑人、落入中年危机的精英律师和忧郁的遗属少女。

只是，说这部电影是异类，并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是枝裕和对家庭问题的刻画与探讨。

恰恰相反，家庭仍然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问题之一。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电影对它的三个主要角色无一不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其所属的家庭：三隅高司，因年轻时的抢劫杀人案锒铛入狱三十年而致年幼的女儿孤身一人，从此没有往来，女儿说“这种人死掉就好了”；重盛朋章，中年离婚，女儿同妻子居住，自己忙于工作而无暇陪伴；山中咲江，父亲被杀，而其生前曾经强暴自己，母亲察觉却装作不知。

不难发现，这三个家庭，实际上聚焦了三组父女关系。

是枝裕和惯用对照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情感与关系，远如《如父如子》中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抱错而养大的孩子与亲生而疏离的孩子，近如《小偷家族》中虐待由里的父母与将她“偷走”的“小偷家族”。

《第三度嫌疑人》中的三组父女关系，作为对照必有相似之处，其共同点便在于父亲角色的“失职”：无论是因工作还是因监禁而失其“位”的父亲，遑论对亲生女儿犯下兽行的父亲。

而这三组父女关系，又通过咲江父亲的被杀案产生了重合。

三隅被当年逮捕他的警官描述为“容器”。

放高利贷者欺压失业者，与他们没有个人仇恨的三隅却选择犯下杀人的罪行。

他的意识里仿佛已没有自我，只能选择装下他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隅妄想成为“上帝”——可以行使审判与制裁权力的“上帝”。

而三隅的狂妄，恰恰来自面对真正“上帝”的无力——也有像我这样，玩弄他人生命的人在吧？

有的话，想见他一面。

见到他，想对他说：‘不讲理！

’”“父亲，母亲，妻子也是，明明什么错事也没做却都遭遇不幸而死去！

但我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无情夺去亲人生命的三隅痛骂“上帝”的不公，对生活的荒诞深恶痛绝。

值得一提的是，三隅的父母与妻子在整部电影中仅有此处提及，却是奠定整部电影基础的关键人物。

电影中还有三个属于家庭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的角色，同样对电影的主题刻画有很大的作用：案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女儿咲江的施暴者山中，仅在电影开篇处展现其被杀害的场景，而通过重盛律师对真相一步步的探索，而补全其贪婪、邪恶的形象，进而猜测三隅（伪）“审判者”的身份。

重盛离婚的妻子，自始至终没有出场，却不难从女儿结花的状态中推断出其恐怕也不是一位全然合格的母亲。

父母健在、生活无忧的结花，依然落入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与咲江、同样从未出场过的三隅的女儿，共同作为其父母的“受害者们”。

因牢狱而失去父亲资格的三隅，却在偶遇咲江后，弥补了作为父亲的缺憾；痛苦于病态父女关系的咲江，也同样在这个男人身上，短暂获得了来自“父亲”的疼爱。

三隅小屋中共享的花生酱，纯白雪地上砌起的生日蛋糕，父亲的笑脸与女儿的笑声似乎可以净化过往的罪孽。

只是最后躺倒的两人一大一小宛若十字架般的身体，戳破了美妙的幻想。

对审判的怀疑与弑父的欲望正是他们背负的原罪。

“参与”这一梦幻的雪地游戏的，还有律师重盛。

在对与嫌疑人三隅来往密切的死者女儿咲江的“尾随”中，重盛无疑在她身上投影了自己同龄的女儿。

保护“女儿”的欲望更使他最终同意了三隅的无罪辩护请求。

但很明显，影片更想刻画的，是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这是贯穿电影、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二人的重合，发生在两层意义上，其一是父亲身份的重合，其二是对审判的观点的重合。

最初面对年轻律师时，重盛曾说“为了辩护，理解、共鸣什么的是不需要的”；在发现三隅与咲江的联系后，他试图从三隅口中套出更多信息，却被三隅以“比起直接对话，通过手传递的热量更能了解对方”道出自己的父亲身份；而在寻找三隅女儿作为证人与对咲江的调查中，在审判之外，对三隅的父亲身份的理解是重盛个人意志所无法阻止的。

同时，在审判之内，两人也不断表达出对审判制度及其系统相同的观点。

由此，影片成功将镜头由家庭推移至审判体系。

三隅与重盛观点上的重合，最先表现在对生命荒诞性的思考上。

两人先后说出了几乎一摸一样的话：“与他们的意志无关，生命被挑选着。

”生命不会被事先征求同意而降临，也很少经本人应允后而结束。

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结果却往往不是如此。

而法律是人类发明出用以对抗荒诞的工具之一。

以法律保护善者，保护生命；以法律惩罚恶者，结束生命。

审判是民众赋予审判者的权利，象征着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审判者代表民众成为“上帝”，以“正义”对抗荒诞性。

认识到生命荒诞性的两人，却站在了审判体系的对立面。

三隅是审判体系的破坏者，而重盛却是审判体系的拥护者，即三隅口中的“你们那边”。

两人的分歧始于三隅以自己的审判而非法律的审判对抗荒诞。

三隅对重盛说：你们那边有些事看见了也会装作没看见吧？

”曾经的（被）审判经历让三隅认识到了审判体系并不总是以正义为目标。

在真实的审判中，可能出现的是如果没有报销就放弃寻找求情证人，是不管事实如何先考虑减轻刑罚，是为了完成指标和节省经费可以放弃仔细求证强行推进审判程序。

而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也在（揣测）三隅与自己保护咲江的意志之下，放弃追求真相，以三隅的死刑判决达成审判体系的“正义”，与三隅共同成为了实际上的审判者，也让咲江验证了三隅所说的“这里谁也不说实话”。

审判体系自身，也染上了荒诞的色彩。

影片日语名称为《三度目の殺人》，直译为“第三次的杀人”，前两次指的是三隅的两次杀人事件，而第三次的杀人则是来自法律的“杀害”：……杀掉也不是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吧？

”“重盛先生那边不就这样在解决问题吗？

”“你在说死刑吗？

”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考察三隅的观点，自然是偏激而错误的。

审判体系尽管在“人”对“程序”的执行中产生了异化，但仍然是保持社会稳定、体现生命尊严进而对抗荒诞性最有效的工具。

而私人审判，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只是对司法正义的消极抵抗，难掩其无助解决荒诞性的本质。

是枝裕和曾在阐述自己的电影《无人知晓》时说： ……我不想讨论谁对说错的问题，也不想追究大人应该如何对待孩子，以及围绕孩子的法律应该如何修改等。

所谓的批判、教训和建议都不是我想讲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讲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一旁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话语就不再是独白，而是变成了对话。

同样的，孩子们也通过双眼观察着我们。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可以合理推断，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想做的也绝不是通过对审判体系的批判而提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想做的，也不过是讲述那些身处审判体系中的人的故事，无论他们是站在哪一边。

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观察我们，在生命荒诞性与审判正义性对抗中的我们。

因而，即使后来重盛又说了跟三隅一样的话“（咲江父亲这样的人）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应将这种转变作为导演的态度，而应将之放在作品的范畴内思考。

除了直接的语言表达，电影还通过象征和摄影技巧来表现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故事的设定中，三隅与重盛均出身北海道（后来咲江想报考的大学也是北海道大学）。

重盛得知女儿养的鱼死掉之后，告诉她“要好好地立个墓送它们走才行啊”。

三隅也为自己死掉的鸟儿立了墓。

但由于三隅对审判者的挑战（玩弄生命），他的鸟儿是在基于自己入狱后鸟儿无法独立生存这一判断上自己杀死的。

但他故意放走了一只。

能够生存下去吗？

或许可以将三隅放生的这只鸟儿视作咲江的象征，受到至亲之人伤害、过早认识到审判正义不足的女孩以后能够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吗？

大概三隅也希望鸟儿同咲江都能找到生存之路吧。

摄影上的“重合”也是该片别具特色的一点。

在监狱律见室中，分隔嫌疑人与律师的玻璃是比镜子更好的道具。

通过其反射与透射，摄影机可以同时捕捉面对面谈话的两人的表情与动作。

伴随着两人身份与观点重合的不断展现，两人在玻璃上的影像逐渐实现物理意义上的重合。

在深夜达成作无罪辩护决定时，摄影机垂直于玻璃板侧面拍摄而将玻璃板虚化，两人间几无隔阂而成为“同谋”；而在片尾审判结束后两人所能做的最为“敞亮”的一次对话中，两人影像的重合，几欲令观众起鸡皮疙瘩。

即便如此，最后三隅口中的真相仍是混沌不清的。

即使观众几乎可以判断出事实如何，也得不到百分之百的确信。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审判正义在执行中产生了异化，现实中并不总能找到真相，电影也不妨将真相掩住真容。

“连父子都不能相互理解，更何况是别人的事。

”重盛父亲的话点破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与本片间的窗户纸。

不如剪一段漂亮的蒙太奇，让站在审判体系十字路口的“重盛们”去思考如何前行。

一开始被电影的低分吓了一跳，以为是枝裕和跨界拍悬疑片拍砸了。

然鹅看完，是枝裕和就是还是是枝裕和嘛，还是平静的讲一个故事，给这个充满冷漠、不公的社会一个高级黑，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家庭故事，这次讲了一个案件。

什么反转生硬，什么真相，什么逻辑，那都是嘲笑这个世界，是一次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乎这些吗？

没人在乎。

而三逾，他胜利了，他不在乎生死，不在乎是否救了那个女儿，他在乎的是，他终于这一次掌控了这个案件，掌控了这个律师，掌控了这个世界。

一如他离开法庭时经过广濑做了个放生金丝雀的动作，是暗示他救了她？

还是他故意让我们认为他救了他？

谁是审判者？

谁是救赎者？

我们就像最后站在十字路口的律师一样困惑了吧。

这就是高级的是枝裕和。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

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

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

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

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

显然不是。

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

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

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

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

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

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

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

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

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

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

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

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

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

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

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

）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

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

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

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有豆友已经说过，在北京电影节上，导演是枝裕和说明“这是一部没有明确答案的电影”。

确实，剧情和配乐有些闷，闷到我看的上海影城场连多数影片放映过程中会有的尴笑都没有，唯一的画外音是我后排一个大叔无聊地翻弄塑料袋的哗哗声。

这是一部需要观众自我分析的影片。

但凡注意到若干细节，再自己串联一下，就可能串出“可能的真相”。

期待影片自动奉上正确答案的，唔，别期待了。

关于剧情解读，有豆友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不重复，引用一下，感谢豆友的分析。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952153/discussion/615324720/以下补充一些上文没提及的细节。

案件的关键是：案发当时，现场究竟有几个人？

一个细节暗示了这一点：福山第一次去死者家里拜访，摄像机曾用他的角度扫了一下这个家庭的玄关，观众们看到了女儿咲江的运动鞋——右脚的鞋子内侧有脏污的痕迹，推测是干透的血迹。

当然，也有可能是案发后咲江在案发现场蹭到的灰，镜头闪太快无法确认。

如果是血迹，则“可能的事实”走向一个可怕的方向：案发当晚，现场或许有第三人的存在，即咲江。

咲江当晚在现场的另一个佐证是：（死者）有汽油味的钱包。

从钱包沾染汽油味来看，至少死者遇害后，真凶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东西全都淋上汽油烧掉，目的极有可能是拖延死者身份被发现，那或许能够推测，真凶是死者身边的人。

而最终，钱包被三隅从火海中抢了出来（烧伤的手是佐证），目的如三隅本人所述：为了给亲生女儿寄钱。

这个“真凶”究竟指向何人，当晚河边究竟有几个人，影响了后续“真相”的走向。

若河边当晚有三个人，即能推导出一个冷冰冰的真相——腿脚不好的少女，为何会在深夜的河边？

答案或许隐藏在律师和少女对质的那段剧情中：当盘问少女都在何时、何地遭受父亲侵害的时候，律师说了几个地点——家里？

旅馆？

【河边】？

所以深夜的河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不言而喻。

无论是少女动手杀人还是三隅动手，死者都是罪有应得。

若河边只有两人，或许真相和福山所推论的相差无几？

谁又知道呢。

写出这篇可有可无的分析的我，也只是剧中提到的那个摸象的瞎子。

唯一能够查明所有真相的，是代表了无上司法的法庭。

但正如咲江所言，没人会在那个法庭上说真话。

真相是什么，在那个法庭上从来都不重要。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

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

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

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

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

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

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

《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

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

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

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

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

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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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微信公众号 奇遇电影 （ID：cinematik） 奇遇电影图文版原题为：第三次的杀人：是枝裕和这回演砸了！

22年前，是枝裕和带着处女作《幻之光》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当年的Golden Osella奖的最佳导演奖（一般而言最佳导演是发银狮奖，Golden Osella这个奖类似柏林的艺术贡献奖，经常发给摄影、音乐等等部门，不太规律）。

对当时还是新人的是枝裕和而言，这个起点不可谓不高。

不过他也跟很多其他导演一样，从威尼斯或者柏林发迹，然后转战戛纳。

近年更有主竞赛和一种关注的连续入围——虽然包括戛纳在内的三大电影节都无视了他生涯最佳作品《步履不停》，而且最爱是枝裕和的电影节其实是同是A类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

虽说是枝裕和在戛纳经常被降级到一种关注单元，但总而言，至少在日本电影圈他和戛纳的亲女儿河濑直美，以及黑泽清并称戛纳电影节的三大宠儿——出处见今年火爆中日两国的深夜档伪纪录片《山田孝之的戛纳电影节》第二话。

今年，他又带着《第三次的杀人》回了趟娘家，还做出了「转型」的大动作。

是枝裕和与《第三次的杀人》剧组出席威尼斯首映是枝裕和这次破天荒拍了个推理片，外媒评价还不错，但我觉得不行。

事实证明，只靠国民老公福山雅治的颜和役所广司的演技，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还是给是枝的新片打了一星（场刊体系，四星满分）。

今年主竞赛片，意大利和国际媒体的最终评分，《三块广告牌》登顶；《第三次的杀人》排第七位作为早稻田文学系出身的高材生，是枝裕和会将自己的原创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出版（剧本与小说大体是同时创作），内地的简体中文版已经出版了《下一站，天国》《步履不停》《奇迹》《比海更深》四种，加上一本《有如走路的速度》随笔集，是枝裕和的地位已经堪比十几年前的小清新教主岩井俊二。

如今是枝裕和也是功成名就、票房热卖、诸多荣誉加身的一线导演，并在2016年成为奥斯卡评委。

大概是人生需要新的挑战吧，在先后尝试了时代剧《花之舞者》（也是是枝裕和商业转型/主流化转型的起点）、漫改作品（《空气人形》、《海街日记》）、企业定制作品/铁路迷题材《奇迹》之后，是枝裕和终于跳了日本绝大多数导演都会跳的坑——推理。

《第三次的杀人》按流派来分，显然不属于本格推理，而是带一点社会派面向的写实派。

以下内容涉及严重剧透，请谨慎阅读想要剧透，其实一句话就足够：一开始你以为这是《十二怒汉》，到最后才发现其实是《嫌疑人X的献身》。

当然，具体情节还是不一样的。

影片开了一个非常类型片的头，上来就是杀人焚尸的场景重现。

但是枝偏偏给了犯人三隅（役所广司饰演）一个清晰的正脸。

直接告诉你犯人是谁了，还看吗？

接下来，律师重盛（福山雅治饰演）接到工作，要为三隅辩护。

那时候，三隅已经因为两起杀人案在监狱呆了30年。

谁知他刚被释放，就主动供出「我杀了自己的老板」。

麻烦还在后头律师的职责要求重盛尽可能去寻找减轻刑罚的办法。

而在日本法庭上，有一个焦点问题需要大家留意一下：犯罪动机的不同是可以影响到量刑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调查过程中，三隅一直隐瞒自己的杀人动机。

于是，推理剧情就此展开。

重盛竭尽全力寻找真实动机，调查过程中将三个家庭卷入——被害人山中及其妻女、凶手及其女儿、以及重盛本人的父亲和女儿。

山中的妻女，女儿咲江扮演者的是《海街日记》里的广濑铃！

围绕这三个家庭，剧作经历了四次翻转。

最开始，三隅自称是因为贪图钱财而杀人焚尸。

但面对媒体，他第一次翻供，改说是被害人妻子为骗取保险金而买通他杀死山中；接着，重盛又在调查中发现被害人的女儿咲江与三隅有来往。

咲江说自己长期被父亲性侵，三隅是为她杀人。

剧情第二次翻转。

这个翻转基本上就是真相了。

影片闪回了犯罪现场，焚尸时三隅和咲江都在场，身上也都有血迹。

出庭作证的咲江

焚尸现场的咲江为了保护咲江，三隅在法庭上再次翻供。

这次他说自己没杀人，只是因为对山中解雇自己怀恨在心，抢了他的钱包。

这与事实不符的说法，会导致三隅被判死刑。

他自己为了能让咲江置身事外，也已经一心求死。

三隅与咲江的合照三隅自己的女儿呢，直到片尾都没有出现，我们只听到她传来的一句话，「希望父亲快点去死」…剧透到此结束，请继续阅读如果你没看上面那段，那我可以告诉你，电影的剧情线看上去还是不错。

问题是是枝裕和的拍法……首先，从推理片角度来看，影片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叙事阻力。

整个案件证据确凿，只有动机未定。

辩护律师的调查全靠访谈，访谈则全靠被访者的心情。

所以从头到尾，《第三次的杀人》都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你」。

也就是全凭一张嘴。

但仅有证词，实在算不上关键性的证据。

各方媒体都在称道役所广司细腻的演技，但限于剧情设置，他演来演去都是一句话，「我就不告诉你」。

再说说重建动机这件事吧。

它本身并不复杂，甚至都不需要什么逻辑，这就导致整个推理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为冗长的说服教育。

我怀疑这可能还真是是枝裕和的本意。

他根本无意做推理，只想用写实笔法展现辩护律师冗杂的案头工作。

说他不想做推理，还有一个原因。

这也是最让我惋惜的。

影片中有好几个点，都可以拿来大作社会派推理，但都被是枝放过了。

比如山中做坏事被三隅发现，给了他五十万日元的封口费，后来这笔钱被说成是山中妻子买凶杀人的佣金，这又牵扯出山中生前经常用妻子的账户暗度陈仓的隐情。

这个情节写得还不错，有做文章的空间，却没有被进一步展开。

在翻转中突然被指控的被害人妻子再比如三隅的犯罪前科。

他以前在北海道留萌市（Rumoi）做矿工，矿山停工后，大批工人失业，当地犯罪率飙升，与之对应，三隅杀害两人被判入狱30年。

这不也是极好的社会派切入点吗？

重盛在北海道调查的时候既然发现了旧案背后的隐情，那是枝为什么不用新老两起案件做一个犯罪动机和手法上的对比呢？

三隅的愤怒导演的一次次放过，让电影的内容和它类型片的套子渐渐脱线。

是枝是在反类型吗？

可是他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啊。

当然，影片也有为数不多的看点。

役所广司和福山雅治在探监戏里互飚演技，把口供反复修改的谜局发挥的淋漓尽致。

两大主角撑起了精彩的探监戏倒数第二次探监的场景中，画面被探访室的玻璃从当中分开，切分镜头中出现了极其玄妙的玻璃倒影，将两人的面孔一虚一实叠在一起，难以分辨。

这也是影片唯一一次将正反打镜头改成双人中景。

这马上就能让人想起阿莫多瓦的《对她说》和伯格曼的《假面》。

《假面》中的玻璃叠影另外还有重盛在北海道的梦境。

他在那里询问了三隅的女儿，由此展开的线解释了三隅与咲江关系的动力——移情。

重盛本人也被这股移情力感染，梦见自己和三隅、咲江三人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大俯角镜头之下，这一幕显得颇为抒情。

雪地里的三人，脸上都带着血迹，这极具气氛的一幕也被用到了电影海报里由此可见，是枝裕和还是22年前那个拍摄《幻之光》的文学高材生。

一直以来，他的影片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叙事结构——「创伤后建立的后共同体」。

《世界电影》杂志2012年第1期是枝裕和的研究专号，杰·凯奥尔·帕克根据《距离》和《空气人形》，讨论了是枝作品中「幸存者共同体」的概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知网搜搜在《第三次的杀人》里，这个结构同样可见——三隅因女儿的疏离受创，咲江因父亲的性侵受创，两个幸存者遇见后，结成了所谓的「后共同体」。

再进一步说，重盛与自己女儿的关系，恰好互文了上面两对「创伤后父女」。

于是，他的案件调查，实际上是一个揭示并进入三隅与咲江“后共同体”的过程。

是枝这次没有放弃家庭关系写到这儿，我的推理真算做完了。

既然是枝以此为结构，那他弱化推理类型的作法大概也不足为奇。

何况外媒对这部片还挺买账的。

威尼斯场刊「Ciak in Mostra」按照满分五分的体系，给出了3.27（专业）和2.77（公众）的评分。

役所广司也可能竞争一下最佳男演员。

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本观众买不买账了。

《第三次的杀人》在kinenote上平均68.8分，因为还未有更多日本观众看到，所以仅为参考影片9月9日（当地时间）就要在推理第一大国公映，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日本媒体要怎么评价这部「反类型」的类型推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