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衣女人

也曾有幸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在纽约的新画廊 (Neue Gallerie) 看过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 克林姆特的画宜在现场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观赏 —— 机器时代的大众复制品难以传达克林姆特原作的金闪闪。

《金衣女人》成功的将回忆，历史，与争端解决编制在了一起。

电影中 Randy 说的 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 是真的 — 该案影响了整个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且让更多的大屠杀幸存者能够提起其请求 —— righting the wrongs. 本文试图简单梳理下 Republic of Austria v. Altmannn 这个案子的一些技术知识。

绝大多数术语我自己翻译的，不一定准确，还望指正。

这个案子在美国法院诉讼阶段的核心，就是美国法律是否对外国主权的行为具有回溯性的管辖权 / 美国法律可否回溯性的执行。

1. 电影最开始，Randy 与 Altmann 是尝试通过归还委员会（Restitution Committee）来申请归还画作。

这个归还委员会按我的理解，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争端解决。

归还委员会认为奥地利博物馆获得克林姆特画作的方式是合法的 —— 叔叔有法律义务执行其妻子的遗嘱，而其妻希望将画捐给奥地利博物馆。

奥地利当局决定该画属于国家。

2. Randy 与 Altmann 其后想在奥地利法院通过诉讼来进行争端解决。

但由于该案争议画作的市场估价过高，导致按照奥地利法需要的 filing fee 注册费过高。

Randy 与 Altmann 无力承担该费用。

Randy 与 Altmann 申请降低注册费。

相应的，奥地利法庭决定注册费应为 Altmann 所有的财产 (available assets). 奥地利当局上诉，请求将注册费定为最高水平。

Randy 写信，再次请求奥地利当局降低注册费等。

奥地利当局拖延了数月。

相较之下，影片中强调北美的注册费仅为 165 刀。

3. Randy 决定从他的大律所离职。

鉴于 Randy 的律师费女主不可能负担，Randy 和 Altmann 达成了一个 contingency fee agreement - 此案中，男主将获得最后结果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而不是通常的按小时计算。

4. 其实另一步来讲，如果当时Randy 与 Altmann 能够找到愿意对这个案子进行投资的人 (third-party funders), 类似后面出现的兰黛先生（没错，雅诗兰黛是他家的）。

其实Randy 与 Altmann 是有可能通过类似的融资方式来进行诉讼的。

进行类似争端投资业务的公司这几年越来越多了，市场比较成熟。

其盈利手段就是赌可能的法律请求及其赔偿。

5. 电影中的下一步，Randy 灵机一动，在 Barnes & Noble 买了一本美景宫的博物馆画册并索取了小票。

这一步是为了建立美景宫（作为奥地利政府的一部分）在美国有商业活动，这建立了属人管辖权 (ratione personae) . 6. 接下来是本案的重头戏： 1.) 在美国及在国际法中，传统上你是不能在一个国家的法院去诉另一个国家的。

这是因为在欧洲传统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国王/皇帝），该国主权的象征，可以屈从于另一个国家的法庭之下。

这门理论发展到今天就是主权国家豁免权。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并不是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豁免的，仅仅在施行主权 (Jure Imperii) 的时候才可以，商业行为不能获得豁免 —— 当然，国有企业是现在国际投资法中研究的一个问题。

2.) 美国在《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SIA） 颁布之前的做法是给予外国主权绝对的豁免权，基于 “grace and comity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3.) FSIA 是美国法中仅有的，能提供属事管辖权 (ratione materiae) 的法律。

7. 首先在 LA District Court 诉讼。

LA Court 认为1.) 美国的生效于1976年的 FSIA 具有回溯性，所以满足属时管辖权 (ratione temporis) . 2.) FSIA 的征收特例 (expropriation exception)满足。

奥地利的行为违反了 The 1907 Hague Convention (IV) 有关战争中征收的相关条例，且怀疑同时违反了 The Washington Principles 的相关条例。

8.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奥地利重新开庭的申请。

奥地利继续上诉到最高院。

9. 最高院确认了上诉法院对奥地利以国家主权豁免权来驳回请求的申请 / The Supreme Court affirmed the denial of Austria’s motion to dismiss based on sovereign immunity. 最高院认为，国会通过 FSIA 的意图是建立涵盖国家所有施行主权的行为的国家豁免权框架，包括国家过去的行为。

FSIA 具有回溯性，且允许 Randy 与 Altmann 可以对画的归属通过诉奥地利政府来解决。

10. Randy 与 Altmann 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协议，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

这就扯到了我的专业知识。

除了电影中 Randy 与 Altmann 提出的在奥地利仲裁的情感因素，仲裁相较于诉讼的好处是：1.) 仲裁基于当事人的自愿。

裁决原则上当事双方需自愿执行。

而如果在美国诉讼，在奥地利执行判决会非常的复杂。

2.) 仲裁是一裁终局。

裁决出来后就不存在一系列的上诉，及其诉讼费用。

3.) 仲裁可以通过控制程序持续的时间，及程序的各个方面（语言，适用法律等）来降低成本。

4.) 仲裁裁决仅对仲裁双方有效，不会对第三方和以后的案子构成约束力。

也就是说该裁决理论上不会影响奥地利法院今后对类似案子的决定。

11. 在仲裁阶段，最终认定叔母的文件仅仅是遗愿 (wishes) 而非遗嘱 (will), 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通过研究收藏证书，及 Altmann 的老爹作为遗嘱执行人留下来的文件，仲裁员认为画的主人为叔叔。

叔叔的遗嘱将画留给其家人，包括其最后的家人 Altmann. 奥地利博物馆获得这些画的方式违反了画主人的意愿，且违反了国际法。

奥地利博物馆的购买并非 bona fide purchase / 良愿购买。

叔叔的五幅画除了一副在纳粹来之前，姨夫已经捐给了奥地利博物馆，别的应还给 Altmann. 12. 于是Randy 与 Altmann 赢了。

Randy 一案成名，并将本案的部分收入捐献给了 LA 的大屠杀纪念馆。

该案直接导致了不少与纳粹没收有关的艺术品再也无法进入美国，间接推动了大屠杀幸存者在其他领域发声，要求公道。

法国铁路公司 (SNCF) 和荷兰铁路公司 (NS) 在此案后，先后向大屠杀的幸存者道歉并支付了巨额赔偿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名词解释：The 1907 Hague Convention (IV) 为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期间（1907年6月15日～10月18日）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年海牙第4公约）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该公约禁止了武装冲突中的抢劫及非法征收。

The Washington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 / 《关于纳粹没收艺术品的华盛顿原则》, 简称 The Washington Principles, 为 1998 年于美国华盛顿特区通过的一项声明。

该声明鼓励各国政府解决与纳粹没收艺术品相关的问题，并推动了奥地利政府建立归还委员会以提供解决所有权问题争议的替代性解决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一点观影后的碎碎念：1. Impunity 最初奥地利官方认为其历史上的违法行为可以被忘却，被原谅。

没有人能够追究其过去的错误，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源去追究其历史上的错误。

这一切在国际法上对应的概念，就是 impunity / 逍遥法外。

既然自己有这样的资源，何不去欺压弱者呢？

何不去羞辱一个法学上的学前儿童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女人呢？

这样做的动机可以是傲慢，可以仅仅是懒得有所作为。

而一部分法律人的理想，大概就是想通过法律这一套工具来对抗逍遥法外吧。

可惜现实中，说个老掉牙的梗，不少屠龙少年最终也成为了恶龙。

Martti Koskenniemi 批评说,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eaches people how to kill with impunity. 2. 旧世界与新世界电影中的美国和欧洲和现实生活中也不差太多。

欧洲便是雅致生活的所在地。

那些漂亮的建筑，舞蹈，博物馆，好喝酒的酒。

欧洲却又是无法融入的异乡。

电影与现实中，Altmann 的叔叔家位于 Elisabethstrasse 18, 维也纳的博物馆区，步行距离内便可到达 Leopold Museum 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两者都有 Klmit 和 Shiele 的收藏。

电影中的美国和现实中一样。

生活其实蛮粗糙的。

大多数好品味其实都源于欧洲的传统。

然而美国才是希望的所在。

美国才张开双臂欢迎受苦难的人。

有钱才能塑造美国梦。

有实力人民才能创造历史。

_____________________参考文献：1. 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2. Burris, D.S. and Schoenberg, E.R., 2005. Reflections on Litigating Holocaust Stolen Art Cases. Vand. J. Transnat'l L., 38, p.1041. 3. Choi, S., 2005. The Legal Landsc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Art Market After Republic of Austria v. Altmann. Nw. J. Int'l L. & Bus., 26, p.167.4. Shapiro, S.T., 2008. How Republic of Austria v. Altmann and United States v. Portrait of Wally Relay the Past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of Nazi Looted Art Restitution Litigation.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34(3), p.6.

虽然故事的叙述不是曲折动人精彩非凡，但是凭着演员的演技和历史复原的真实感，影片还是赚了我一把眼泪。

再者-片尾从导演，制片人等工作人员的名字可以看出，犹太人占了一大半。

再加上这部影片本来就是BBC出品，而BBC的OWNER也是犹太人。

再回头看影片，着重渲染犹太人处境的可怜以及要求奥地利政府归还那副名画的正义感认同感。

怀疑-这是否也是一部犹太人自导自演的PROPAGANDA?

本是一个想放松的夜晚，挑了这部电影来看。

看之前忍着没有看剧情和评论，一路看下来，才发现，这部电影也是在讲二战。

二战题材的电影太多了，看多了每次都会积攒很大勇气才能打开一部。

《辛特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桂河大桥》、《铁路劳工》、《钢琴师》……每一部电影的名字，都会让我想起观影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衣衫褴褛的犹太人、浓密的黑烟、黑白相间的条纹衣……每一份回忆都伴随着一次心悸。

凡是最终取得了胜利的斗争，大多是通过和平的方式。

甘地采取非暴力的绝食，最终取得了印度独立。

《我有一个梦想》号召黑人们用爱来化解狠。

同样，犹太人为了得到耶路撒冷，为了建立以色列——上帝的应许之地，他们也放弃了恨，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接受世界的怜悯，而是站立起来，用自己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

因此，在看到这部比较另类一些的二战题材影片时，我就想到了这些。

片中的女主角不断强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这是他们这一代受害者的心里，也是在经历灾难之后的人们那一点点的希望。

其实过去怎么能那么轻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能当做没有发生，“let it go”，只是一句美好的愿望。

写影评之前，还有两点想多说一些。

第一点，犹太人。

最近在看《为你，耶路撒冷》这本书。

书比较枯燥，看的也很慢，边看边了解了些犹太人和以色列建国的故事。

大部分是发生在二战之后，被迫害的犹太人为了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努力。

“君子无罪怀璧有责”，当我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犹太人。

对于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生存的犹太人，自然成为了欧洲人的众矢之的。

犹太人有着聪明的头脑，却在几千年李颠沛流离，没有自己的土地。

他们善于理财，往往是最富有的人群；他们热爱艺术，有过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自成一体，散落各地、几千年的分隔、说着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居然还能够走到一起，共同建立国家。

黝黑的头发、消瘦的身材、笔挺的大鼻梁、苍白的皮肤，这都成了犹太人的典型特征。

当希特勒吹捧雅利安人高贵的时候，刻意贬低诋毁犹太人，而在欧洲很多国家、很多人心中引起共鸣，这种歧视心理其实已经根深蒂固。

影片中，纳粹进入奥地利的时候，很多人拿着旗子夹道欢迎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二点，奥地利。

熟悉奥地利还是源于《茜茜公主》，美丽的茜茜公主，美丽的皇家爱情故事。

《茜茜公主》影片中的浪漫和美好掩饰不了茜茜公主婚后痛苦的感情历程、大半生的孤身生活。

就像茜茜公主的人生历程，奥地利也是如此。

表面的光鲜，私底下则是残酷和隐忍。

作为二战期间最早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他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并不亚于德国。

该片中没有可以描述迫害的情景，却通过偶然一瞥到的景象让人颤抖。

介绍完前因，就来说后果。

战争的残酷性并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和战争期间死去的人们，它的残酷会延续到战后很多年。

即便是苟延残喘活下来的人们，如何开始新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个难题。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场葬礼，却在玛利亚•阿特曼轻松调侃的致辞里变得轻松而温馨。

玛利亚着装优雅、举止娴静，是个典型的贵族女性。

如果不是在片中徐徐展开的战时迫害，根本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乐观自信的女人背后竟是如此血泪史。

时隔近50年，玛利亚在妹妹去世后鼓起勇气想要索回属于自己家族的名画，其中更有一幅是挚爱的舅母的画像。

舅母Adele的画像被奥地利人深深热爱，他们称之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

而她所找的律师，兰道•索德伯格（以伯格结尾的姓氏都是典型的犹太姓氏），也是奥地利受迫害的犹太人后裔，只是在美国久远的安逸生活让年轻的兰道体会不到曾经的残酷。

这是一个以名画归属案件贯穿始终的故事，案件本身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各方所具有代表性的人们的反应和思路的变迁。

作为玛利亚，她以一种复杂的心理回到了奥地利，回到了多年前被迫离开的故乡。

现在的奥地利金光闪耀，就像是一幅幅动态的油画。

光洁的石子路面、历经战争却毫无损伤的美丽建筑、安逸的生活，现在生活的美好和黑白两色的过去更成了鲜明对比。

玛利亚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其实从未释怀，她的家人被迫害，她的生活被切割两半。

在她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愤怒而又悲伤的，这一次历程更像是一次朝圣，一次放下，“let the past past”。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就是玛利亚个人生平的讲解，从她一人的视觉来描述战时和战后。

兰道，作为玛利亚的律师，他的身份也颇为复杂。

祖父是著名的作曲家，而在他出生之前祖父就去世了，他对于索德伯格这个姓氏并无太多感情，对于旁人对祖父、父亲的称赞也没有太过激动。

他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早已是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战争离他太过遥远。

他接手这个案子的初衷紧紧是处于金钱的目的。

而在奥地利的一次短暂行程，在纪念馆前摩挲亲人名字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被唤醒，七尺男儿藏在公用卫生间里用手捶墙，痛哭流涕。

这一瞬间的感情改变了他整个人生。

他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玛利亚的案件中，虽然也有金钱的驱动，但更多的，是他对于自己所无法改变的过去的一点点救赎。

正如我最近所写的几篇影评，“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

很多时候，给予者的收获远大于自己的给予。

兰道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不仅成为这一类案件的领头人，更是成为两国新闻媒体的关注焦点。

案件的成功，不仅唤醒了奥地利人的自我反省、成为美国一次成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也为兰道带来了事业的蓬勃发展。

专注一点，终有所得。

反派。

似乎影片中没有什么反派，除了穷凶极恶的纳粹。

然后细细咀嚼，影片也在控诉旁观纳粹罪行的普通人。

他们或在玛利亚艰难的逃离途中制造障碍，或是围观其他人对于犹太人的恶意侮辱。

影片始终没有出现血腥的、残忍的场面，然后正是普通人的冷漠让我们更觉心寒。

当看到犹太人被迫写下“jews”的时候，当看到成年犹太人被当众剪下两边鬓角的头发（犹太教义里，神不允许他们剪掉鬓角的头发），围观者饶有兴致的观看，哄堂大笑的背后是多么冷酷和残忍的心情。

影片中，美景宫的管理者和奥地利文化局的领导，就是这样的普通人。

他们没有经历战争，然而却在战后披着伪善的外套进一步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鼓起勇气来面对历史的犹太人，却有很多会在这种残酷和冷漠之前被迫放弃。

这次艺术品追讨过程，其实是很多人的一次拯救，和平年代重新审视战争的过错，在不断前行中纠正自己的偏差。

艺术品的成功归还，这过程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拯救，影片没有讲，但我相信答案是很多。

救赎。

玛利亚和兰道的奥地利之行，遇到了热心的当地人。

他的父亲曾是一名纳粹，他的一生都在为父亲救赎，都在努力帮助受过纳粹迫害的人们。

正义。

片中有两次庭审，一次是《唐顿庄园》里伯爵夫人所贡献，一次是在最高法院里的精彩审理。

正义与否，因为是美国人自己贴金的一部影片，不过多论述，但也代表了大部分和平时代的人们的心理，战争总是要有偿还的。

东拉西扯写了这么多，可是心里想说的话却还是没有提到。

在这场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背负枷锁活在人世。

对于生命的迫害是一种伤害，对于美好艺术的践踏和盗窃又是一种伤害，而在盗窃后拒不悔改更是一种伤害。

生命值得尊敬，而美好的艺术则会跨越时间和空间，永久流传在人们心中，艺术的生命更是值得让人为之奋斗和敬仰。

以下是抄自豆瓣的故事简介“犹太裔美国妇女玛丽亚（海伦·米伦 Helen Mirren 饰）为讨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掠走的传家宝——《艾蒂儿肖像一号》，向年轻律师兰迪（瑞恩·雷诺兹 Ryan Reynolds 饰）求助，兰迪被名画不凡的价值与传奇的经历所吸引，决定陪玛丽亚追讨名画，这本是正义行为，但他们却发现奥地利当局使出种种手段，只为留住被视为“奥地利蒙娜丽莎”的国宝画作，玛丽亚与政府机器不屈不挠地抗争的同时，重回维也纳故地，掩埋超过半个世纪的痛苦记忆再度浮上她的脑海…… ”这幅画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当年拍卖出1.35亿美金据说也是拍卖史上的奇迹。

虽说电影始终强调追回这幅被纳粹抢去的画是为了家族而非画作背后价值一亿多美金的巨款，但即使是为了钱，去追回一个被强盗抢去的私人物品，于理，也绝对是正当的。

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如今这幅《艾蒂儿肖像一号》的地位之于奥地利，就像蒙娜丽莎之于法国，她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和符号，成为所有奥地利旅游纪念品上印刻的图像，于情，玛丽亚好像就应该将这一艺术珍品慷慨馈赠给国家，就像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无数收藏家做的那样。

其实作为从小就被教育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我，在心底还是希望画被留在一家博物馆，还有一点私心是这样起码我还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幅画。

电影的结尾是画作被归还，但经过拍卖还是在曼哈顿的Neue Galerie继续公众展出，算是“大团圆”结局。

但是看完电影我总是想到有一个朋友说过的他欣赏村上春树说的一句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 这仿佛也是一个高墙与鸡蛋的故事，只是这里的高墙不再是体制，而是每一个希望画能够被公开展出的你和我。

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说出站在鸡蛋这一边这样的话并不难，但如果我们也是高墙的一部分，甚至是受益者，我们还能从心里支持鸡蛋吗？

如果玛丽亚最终将画作为个人财产收藏起来，我还能这样无条件地支持她追回这幅画吗？

当人们内心的正义会随着自己的角色改变而改变的时候，这所谓的正义还有什么价值呢？

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太多传奇性的故事上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平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卷土重来。

审视战争，它不仅仅是教科书上那一串串冰冷的死伤数字，它包含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践踏与藐视，而这种践踏与藐视不仅仅包含了对国民生命健康权的践踏，也包含了对一些民族文化上、艺术上、价值体系上的强盗式的掠夺与占有。

我们是逐渐远离历史的一代人。

我们生来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

对战争的了解，只是凭借影像塑造的英雄和书籍构筑的血肉。

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去触摸到战争中的人性。

千篇一律的战争片里炮弹横飞、火光冲天也难免审美疲劳，能触摸到的活生生的死亡毕竟是战争带给我们的最直观记忆。

严格来说，《金衣女人》这部影片是一场小人物对抗强权的“维权之路”——出生于一个高贵的犹太裔家庭的女主人公玛利亚.阿尔特曼联合自己的律师兰迪，要夺回68年前被纳粹掠夺、现存于奥地利美景宫的一副家传名画——《金衣女人》（画上的女主人公是玛利亚的舅妈阿黛尔）。

这幅市价高达一亿美元的画作是当年阿尔特曼的家族好友，一位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师——克里姆特所作。

画作完成后，玛利亚的父亲就将这幅画挂在了家里最显耀的客厅正中央。

1948年，纳粹扫荡了他们的家，带走了那幅《金衣女人》和克里姆特的其他一些画作。

“我是不得不耗费一切力量，让记忆活下去，当然，还有正义。

”固执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年逾古稀的玛利亚暗暗发誓要让属于家族的记忆得到延续。

她在与政府博弈的漫漫诉讼之路上，只为讨一个正义的说法——要求奥地利政府承认他们当年的掠夺是非法的。

（当然这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强硬回绝）。

不过，该片在拍摄手法上又与一些“维权片“有着显而易见的高下之分。

它并不是冷冰冰的讲述整个“民告官”的艰辛过程，而是在讲述过程中，回忆与现实交错并置：玛利亚在收拾妹妹的遗物时，在妹妹的信件中发现了这幅背面印有金衣女人的明信片，旧时光跃然眼前，呈现出古旧的暖黄色，她的舅妈告诉她，她唯一的问题就是恐惧。

正是这如同神一般的已逝的舅妈的“指引”，给玛利亚在潜意识里注入了坚定的力量：玛利亚决定战胜恐惧，独自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她连夜打电话给兰迪，于是他们二人踏上了漫漫的维权路；飞机上的玛利亚做了一个梦：梦见纳粹的军车在街道上堂皇驶过，她突然被震醒；坐在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舅妈，玛利亚看到闪着金光的政府大楼，舅妈阿黛尔仿佛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对她微笑，这仿佛是舅妈暗中给予玛利亚的又一次希望之光，预示她的诉讼的前途将是光明的；到了酒店以后，玛利亚从镜子中望见了自己的过去：玛利亚的婚礼现场，一大家子人正在跳舞。

到目前为止，回忆与现实交错的画面一共出现了4次，这第四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玛利亚正式作为主人公出现在旧时的画面中，因为此时的她，刚刚结婚，人生即将展开新的篇章，舅妈的指引退到了后景；玛利亚在博物馆参观金衣女人这幅画，解说员讲解着，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她的舅妈抱着她，然后她看到了纳粹游街的情景，之后纳粹的军警将阿尔特曼家族的所有人软禁起来。

此时，回忆中的色彩趋向于苍白，不再是舅妈出现时的暖金黄色，预示着阿尔特曼一家即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画面的色调格外冷峻；而到了第6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现在时空中的玛利亚在维也纳的一处橱窗中望见了过去和自己的歌唱家丈夫出逃前的情景：他们两人历经艰险，从药店的后门逃了出去，机智的玛利亚在过安检时编了个谎言，说他们夫妇二人要去科隆接替一个男中音演唱，所以走的匆忙没拿行李，混过了检查官，紧接着，却又被告知去科隆的飞机延误。

到此时，回忆里的色彩的温度已经降至近于浓黑色，天上飘着雪花，不过，玛利亚夫妇二人终于还是坐上了飞往科隆的小飞机，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当法院最终判决玛利亚胜诉的时候，玛利亚倒在兰迪怀里哭了，泪眼朦胧中的玛利亚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她正与父母告别，三人抱头痛哭；影片行将结束之时，玛利亚来到了昔日自己的家，现在是奥地利政府所在地大楼，她礼貌的走进去，推开门，回忆的气息扑面而来：她依次看到了过去的亲人，她结婚时大家跳舞的情景，她像一位观众为自己和家人鼓掌，一扇扇门自动敞开，她径直走到挂着金衣女人那幅画的客厅里，画上的舅妈正向玛利亚微笑，而玛利亚看着这幅画，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两个女人，穿越时空的68年，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精神上的交汇。

舅妈终于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了，而玛利亚也光荣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应该说，《金衣女人》的结局还是美式的“大团圆”。

换句话说，是一场“美式正义的胜利”。

因为最后的审判地是在美国。

影片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弱化了这种尖锐的对立，在整个影片的行进过程中，闪回画面与现实境况共同连缀起玛利亚断裂的记忆，而这种温情脉脉的夹杂着暖黄色回忆的拍摄技巧，也给影片镀上了一层诗意的色彩。

观众借由玛利亚的回忆看到了那段黑暗历史的另一侧面：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血腥与暴力交织，但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对文明的掠夺就是对民族之魂的漠视，它同皮肉之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者伤经动骨，一者摧毁信仰。

该片鲜见玛利亚对纳粹的激烈控诉，兰迪作为她的代理律师，已经替玛利亚充分阐明了他们的立场。

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公正的裁决，而这迟来的名画归家路，他们走了68年；这场迟来的道歉，他们等了68年。

儿时鲜亮温暖的记忆与恐怖战栗的记忆穿插在玛利亚的生命里，终其一生，她都要背负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坚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舅妈的面容也会像金色的阳光一样，照耀她前行的道路。

New York Times -- Klimts Go to Market; Museums Hold Their BreathBy MICHAEL KIMMELMAN SEPT. 19, 2006How sad — if unsurprising — to hear that the heir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 are indeed cashing in, as planned, and selling four Klimts at Christie’s in November. A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has devolved into yet another tale of the crazy, intoxicating art market.Wouldn’t it have been remarkable (I’m just dreaming here) if the heirs had decided instead to donate one or more of the paintings to a public institution? Or, failing that, to negotiate a private sale to a museum at a price below the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of $15 million to $60 million?To back up: Ferdinand Bloch-Bauer, a wealthy Jewish industrialist in Vienna, commissioned Gustav Klimt to paint his wife, Adele, in 1907, and again in 1913. The family also acquired three Klimt landscapes. Adele died at 43, in 1925, of meningitis. Public-spirited, she wanted her art to go to Austria.But t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They seized the Bloch-Bauer collection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the family owned. Ferdinand fled Vienna. He died in Zurich in 1946. For decades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it had acquired the Klimts legally. The case went to court. In January the heirs won. They were led by Maria Altmann, Ferdinand’s niece, now 90 and living in Los Angeles. Her lawyer was Randall Schoenberg, the grandson of another Hollywood exile, Arnold Schoenberg.In April, Mrs. Altmann lent the five recovered Klimt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aying the works would probably be put up for sale. In June,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 Ronald Lauder bought the early portrait of Adele for $135 million on behalf of the Neue Galerie, his museum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on the Upper East Side. Auction houses jockeyed to sell the other pictures. Since July all five Klimts have been on view at Mr. Lauder’s museum, where they remain through Oct. 9.It is of course only sane that Adele and Ferdinand’s heirs seek to capitalize on a booming market, even as they might, in a more perfect world, have been altruistic too. The wall label for Mr. Lauder’s portrait of Adele at the Neue Galerie is curious: “This acquisition made available in par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heirs of the Estate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Mr. Lauder was generous in paying a fortune for the picture. There might be some generosity ascribed to the heirs in lending the painting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the Neue Galerie,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 museums provided presale publicity of a sort that no auction house could organize. These museums added their prestige to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kindling interest in the artist and in Adele, in the intellectual salons of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in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rectitude.In retrospect it may yet come to seem a pity that the Austrians declined to buy all five works for about the same amount that Mr. Lauder paid for Adele, saying the price was too high. At least the works would all have remained on public view. Over the years they had become — in particular Mr. Lauder’s Adele — civic landmark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Vienna.They might become landmarks in Los Angeles or New York or some other city, where a museum could display them with the Bloch-Bauer name properly attached. But how well any public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broad,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at Christie’s is an open question.Among the Klimts, the second portrait of Adele has its charms and the highest estimate. At half the estimate, a forest scene of birch trees is the real gem, and a bargain at $20 million: an Edenic mix of sharp realism and Pointillist dots receding into deep space. While Picasso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African art a century ago, Klimt was visiting Ravenna and admiring the mosaics. In “primitivism,” the artist’s modernism found a way to the future.How refreshing this story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Bloch-Bauers conceive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birch landscape, say, ended up in public hands. In so doing they would have earned not just public sympathy for their family’s struggle but also an enduring share of public gratitude. They would have underscor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ir battle for restitution and in the process made clear that art, even in these money-mad days, isn’t only about money.Heck, they would even have gotten a tax break.Follow-upAdele Bloch-Bauer II was subsequently sold in 2016 to an unidentified Chinese buyer for $150 million, destined for his private museum.

丘吉尔曾说：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能回头望多远。

一直有人问，历史文物除了堆积的财富的价值，还有何用？

电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是玛丽亚背井离乡，流亡他国的印记；是全家曾经欢聚的欢声笑语。

历史不仅属于宏达的政治事件与英雄豪杰，它更是平凡个体的记忆，有悲伤，有欢乐，有无法忘却的经历。

“她只想拿回属于她的东西”年轻律师兰迪在冲裁大会上这样说道。

维也纳的蒙娜丽莎又怎样，民族象征又怎样。。。

国家意志在一位寻求亲情的老人面前，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历史无法缺少个体的影像。

与其说玛丽亚在找回属于自己的财物，不如说她是在给自己找回记忆。

虽然《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画像 II 》都被改成了没有姓名的《金衣女人》，但是繁华褪去，它却穿上了厚重的历史外衣。

我们拿什么回忆？

也许是最平凡的儿女情仇给了我们回望过去的力量。

许是背景故事太炫目，女王和绿灯侠都没法将影片玩出花儿来。

一切都如此规规矩矩。

故事主要围绕奥地利和女主角的关于画作Adele一号的诉讼案展开，但影片中的诉讼部分被很大地削弱了。

key word可用restitution或“归位”；而架构分成三条主线。

（1） Maria，女主角，refugee，画中妇Adele的夫家侄女。

在维也纳的她生活富足，家庭虽然经商，却充满着艺术气息；Adele由于没有子女，对她格外疼爱，这一点也成为角色争画的一个情感立足：或许你们看的是一幅画，我看到的是我的aunt。

而明显地，编剧以及导演也希望借此摆脱观众对剧中人物的观前偏见——不就是为了million刀！

Maria在女王的演绎下，大致是一个背景优渥富有教养却又很萌很固执的老奶奶形象，且不幸成为了影片中唯一一个负责笑点的主要角色；类似echo的闪回中出现的青年Maria实在是美丽又契合，演员似乎是加拿大的演员，德语很溜啊。

两者的表演都没瑕疵，但放在一起有点inconsistent，因为青年Maria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没有过逃避或是抱怨；而老年的Maria却对自己当年的不幸十分较真——老化真可怕。

当然，在这样一部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的影片中，这个角色必然会经历从痛苦拒绝回忆到坦然接受的转变，这实在不新鲜；电影的呈现便规矩地分为几个阶段：不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我回过家了一切都浮云了诉讼不重要了--哎呀赢了诉讼我该不该让Adele留在其家乡维也纳呢--我醒悟了我的家就在大美帝不用纠结卖给美国人就好了……画作的回归和游子Maria的精神回归是同时进展的，这是电影真正的echo，也是Maria身上所需要承担的“归位”；但是，这个角色”具有发展眼光“地将自己定义为了美国人，这幅画作最后也因为她的self-identity到了美国，而并非留在维也纳。

一句话，Maria回归了她的少时，完整回归了“个体”，却并没有回归“国家”。

这或许是不那么规矩的部分：倘若由德国或者奥地利人拍摄，一定会设计将Maria的情感归宿到她的家乡吧？

话说回来，作为一部BBC film，腐国你这样舔儿子的屁股真的好吗？

让Maria傲娇表示“我是美国人我讲英语”，真的不是因为你们找了位大不列颠演员吗？

英国这样插一脚在奥地利-美国中间，其立言的正确性也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呢。

（2） Randol，男主角，画作诉讼案的律师，是Maira家族好友的儿子，更是作曲家勋伯格的孙子。

这张脸老让我想起Zuckerberg。

好，进入正经模式：这个角色存在的第一个意义是，在影片中最明确地表示，“我们“，或者”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这个角色最早接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是因为搜索一番发现画作估价不菲，他在和老婆Pam的对谈中直接承认了，创作者显然意识到没人来背“钱”的黑锅太超现实。

但地球人都知道，剧本的走向会让他发声“我不是为了钱”。

第二个意义，是推动故事发展，因为Maria在受挫后曾一度要放弃，是他坚持了下来，直到高院。

这一点是妙的，当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再回忆时，年轻人本该站出来。

第三个意义，是作为根正苗红的二代or三代青年人的代表，回归自己的奥地利根源。

这条线最为完整，帮助他回归的因素铺垫地很清晰：他之所以会认识Maria，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联系；他找到律师工作，是因为他是勋伯格的孙子；诉讼进展最艰难的时刻，是在维也纳偶遇的勋伯格室内乐演出，坚定了完成诉讼的决心。

在Randol溯回的同时，剧本给他安排了两个孩子，其主要亮相都在出生前后，历史与未来交融的梗通过诞生的元素成功榫合。

他老婆，Katie Holmes演的，既能在Randol极速狂飙时当反派抱怨他丢了律师的工作，又能在他犹豫不决时当cheer leader淡定地表示老娘羊水破了你快来挑去维也纳的衬衣领带，这也太完美了！

让她嫁给我好吗？

感谢Randol的出现，不仅为Klimt的画作带来了音乐，更带来了勋伯格的标签。

勋伯格“犹太作曲家”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成就的，勋伯格的家族，相较于Maria的家族，更具有美国特色。

（3）Hubertus，维也纳的记者，在奥地利帮助良多。

先吐槽：除了Brühl就没别的德语男演员了吗！

这位兄台是长了多少斤！

剧本设了悬念：无缘无故，何以帮忙？

直到三主线终于会聚在长椅上时，Hubertus才敢说，因为我的先辈是纳粹，所以我要赎罪。

于是故事的终极主体也归位了。

结构圆满。

阿弥陀佛。

纳粹可恨，赎罪可嘉，但容我冒死一问：在任何一部涉及二战或者德语的影片中都会出现赎罪的标签，这是在试图赋予德语圈人民原罪吗？

Brühl小哥，再加上维也纳部分的一众演员，他们一出现我就琢磨，叫德国人演奥地利人，这合适吗？

不同于柏林的单一，维也纳在二战中的功过很难评价，很多时候存在感很尴尬——影片中的一个笑点，是一位职员对Randol说，哦我女儿特别想去那儿因为可以看袋鼠！

现在的德国是终于媳妇熬成婆，代言德语圈，可以顺手替奥匈人民赎罪了吗？

这酸爽跟看见霍建华演抗日军官是一样一样的，虽然台湾人民也有抗过日，譬如林少猫……哦对不起，这个例子太不正确太不恰当，好一点的打开方式是：一群日本人，在以台湾为主体的影片中，真诚地悔过，gomennasai。

其他角色也可圈点。

铁叔的儿子，饰演青年Maira的丈夫，嫩出姐弟恋的画风，opera婚礼唱腔让人陶醉，德语赞一个。

我好奇：真唱？

但坑爹的behind scene footage视频刚好把唱歌的部分给剪了，实在看不出来是真唱还是假唱。

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凸显Maria早年生活的美好，所谓有男票有老公的人生赢家嘛；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逃走的兄弟。

当他在楼梯上被纳粹军官拖住的时候，我很狗血地以为帅哥会挂在这里，因为女王的Maria部分完全没这个男人的影子。

Tom Schilling小哥，您又再次作为德国的脸面出现了，能答应我，别再演年代戏了好吗？

别在二战戏里打酱油了好吗？

我就冲你来的，您对观众负责一点好吗？

镜头给到他，梆梆梆敲上Maria家的门来，应该是纳粹的邪恶嘴脸，但那逆生长的面庞实在让观众恨不起来吧？

麦戈文伯爵夫人作为导演的老婆，饰演了女法官，导演还借女王大人的口表扬了一句，啊我们以后应该多一些女法官，这到底是赞谁……说来女法官的比例也是个topic。

饰演Adele的女演员，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你的出场你的扮相实在是太美！

导演也很偏心，将Adele的哀愁与病态，都只留在了画上，活生生的她一直都是美的存在。

Charles Dance饰演Randol的上司，哎，在the imitation game也是这么个德性，下次可以温柔点。

我一直到看到演员表才发现罗拉快跑里的manni饰演了我们的Klimt，开篇贴金箔，宛如回归央视纪录片频道。

影片配乐有Hans Zimmer，维也纳部分出彩，听哭了大部分观众。

整体而言，整部影片完成度很高。

作为典型的美式电影，精彩地展现了美帝人民的时刻创造历史的自信，你看，Randol开口就是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

我小时候看美片美剧很疑惑，为什么他们打官司都没什么逻辑性争辩的，说来说去都是情感煽动，还不如港片靠谱。

哎，真让我头疼，美帝人民就是如此感情用事。

质量固然很好，但它并不算新意十足的影片。

譬如艺术品以及文物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归还的议题，当下因为ISIS又火了一把。

Adele这幅一号肖像，作为商业性质的画作，归属私人，不考虑Adele的遗嘱，归属很清晰。

但它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1） 当私人的艺术品具有民族、国家、时代的代表性之后，还仅仅是一副私人画作吗？

倘若我们尊重个体权利，肯定私人所有权，那么其是否具有公开展览的义务呢？

Adele虽然被判给了Maria，并倒手卖给了富商，但毕竟还是在NYC的Neue Gallerie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进行着公开展览，这算堵了许多人的嘴；那万一所有人就爱摆自己家里欣赏呢？

（2） 倘若画作并不具有商业性质，且所有权不清晰，那画家本人可以分一杯羹吗？

（3）倘若画作的购买者不是单纯的购买个体，而是类似皇帝的产权不分明的人物，那所有权又该归谁呢？

到底是归于皇帝本人或其家族，还是归于当时的政府，还是归于国家或者民族呢？

我以为，倘若影片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观众和评论固然会两极分化，但给予的价值更大，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可以就此观察社会的反馈。

最后说一句，自由女神那块背景板，有点假。

附注：a. 曾一天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偶遇Klimt的画作，又机缘巧合撞进了Neue Galerie，私以为这是一种缘分，所以看电影，所以写观感。

自娱自乐，且供消遣。

顺便安利Neue Galerie一楼的Cafe Sabarsky, 如果你爱维也纳。

b. 看的周六七点场，但上座率不算高，和furious7比。

大部分观众都上了年纪， 我一个人进去略感抱歉，似乎打扰了他们。

亏我这还不在宾州呢。

c. Maria的父亲看着窗下的激进，扭头说，把我的cello拿过来，why should this Sunday be different than others？

最棒的艺术 都应该是无价的，这个无价并非没有价值，而是不应该以价值来衡量。

就像片中女主角父亲爱提琴一样，不论和平或战乱，独享或众乐，音乐 都是一项由心底热爱而生欢喜的事物。

而不是用此牟取利益或招来声望。

我想 画作、音乐、雕塑…皆是如此。

一部好的电影总是能承载许多情感，最终看到女主 胜诉，除了泪目，就是对公正裁决的大快人心。

所有的不公、黑暗、强权、扭曲，都不是正道，终会由正义替代。

2015.11.18

一直以来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当作为理性的存在受绊于诸如人本等社会问题时，这份理性将夹杂多少情感因素。

故事是这样的，作为二战中被纳粹掠夺的传家画作的主人的侄女，而当她对该画作所有权展开追讨时，本应合理的诉求却因其成为'奥地利蒙娜丽莎'的国宝画作时，牵扯到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其间对于二战时其家人作为犹太后裔的境遇描绘的恰到好处，致使我从情感方面偏向的这位受害者。

故事是真实的，律师在片中的作用理应是理性的对峙，却感觉笔墨甚少。

也许是我不懂，也许是我无情，上溯到二战对时代的掠夺，及其所造成的成吨是伤痛，或许是无穷无尽的，但我要表达的是，时至今日，当你需要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做出抉择，我们的情感被太多往事所牵绊，它是必要的吗？

我们应当做出的决断应当对历史负责而将理性控制在80%（甚至更少）而并非全部吗？

我们对于玛利亚的境遇感同身受过后应当做出情感方面的非理性抉择吗？

我不清楚，且在这里只是表达我的疑惑，并非反对任何事，而我的疑虑也并非出于对结果的否定，相反我很赞同兰迪的出发点，这是一次人文关怀的胜利，而且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失败，我们推崇人文关怀，这很好，但愿这份关怀不会摒弃纯粹理性。

最后的社会性思考令我感慨，尤其是这句话："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while, I'm proud to call myself an Austrian."我相信最美的事并非十全十美，而是错误已然铸成后的某一天，我们直面过去，并勇往直前。

2015.7.2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