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

《寄生虫》由拍摄过《杀人回忆》的奉俊昊执导，青龙影帝宋康昊主演，光是这导演、主演的配置就必看了，更别说前不久还拿下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假如《寄生虫》能获得明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我也丝毫不惊讶。

《寄生虫》作为一部商业片，又入木三分地探讨了许多社会话题；作为一部横扫戛纳的佳作，它又拍得通俗易懂，丝毫不沉闷晦涩。

将商业和艺术巧妙融合，大众化，但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实属不易。

金基泽一家四口是一群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家庭成员有父亲金基泽、母亲忠淑、儿子金基宇、女儿金基婷。

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工作，只能做一些兼职，就连找兼职都要蹭别人的WiFi。

在同学的介绍下，基宇成为了朴社长、妍娇的女儿多慧的家教。

基宇是社会底层，多慧是社会上层。

这两个原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交集的两个家庭，因此产生了碰撞。

随后，基宇略施小计，将全家人都接了过来，基泽做了司机，忠淑做了保姆，基婷做了朴社长的儿子多颂的家教。

只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得这些工作的，朴社长夫妇并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

潜在的问题，就永远会是个问题。

前面他们有多快乐，后面被拆穿后就会有多惨。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你明知道后面他们会被拆穿，你还是很好奇他们是怎么露馅的，露馅后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当基泽全家人都“渗透”了朴社长家，幻想着将来娶多慧为媳妇，和朴社长结为亲家，正式进入社会上层的时候，殊不知贫富差距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

而且贫富关系并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四通八达的，是一座金字塔，向上无限延伸，向下也无限延伸。

朴社长一家和基泽一家比起来的确很有钱，但在有钱人当中就不起眼了，比他们有钱的太多太多了。

反之亦然。

基泽一家蹭网，住地下室，为了一份工作不择手段。

当你觉得他们已经够惨的时候，电影突然反转：他们还不是最惨的，还有比他们更惨的。

基泽他们至少还有地下室可以住，保姆夫妇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寄生”在别人家里。

你富，就一定有比你更富的；你穷，也一定有比你更穷的。

贫富差距就像无数面墙，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

这面墙，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雪打也岿然屹立，纹丝不动。

一边是生日聚会，一边是水淹陋室。

一边是豪华柔软的后花园，一边是冰冷坚硬的体育馆。

一边是欢声笑语，一边是万念俱灰。

一边是雨过天晴正好开派对，一边是流离失所风餐露宿。

在富人面前，穷人太弱不禁风了，一场暴雨就能将他们无情吞噬。

人们常说，智慧创造财富，也有人说劳动创造财富、勤奋创造财富，说什么的都有。

难道基泽一家没有智慧吗，没有劳动吗？

他们也有智慧，所以才能成功让全家人都去朴社长家工作，但是并没有因此发家致富。

他们也有劳动，但是他们一家人折一天的披萨盒，也没朴社长一个小时挣得多。

再加上还有披萨店这样的企业压榨、剥削穷人，他们不愿意请折披萨盒的人，只是请穷人来充当廉价劳动力，使得很多穷人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

阶级壁垒才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破的。

如果贫富差距只要凭借智慧和劳动就能打破，那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朴社长家反倒很愚昧，基泽等人陷害尹司机、保姆的阴谋他们一点也没察觉，直到生日宴会那天都不知道基泽他们是一家人。

朴夫妇看起来傻乎乎的，可他们还是越来越有钱；基泽一家聪明过人，可还是翻不了身。

朴社长的儿子多颂明明没有任何艺术细胞，但是他的父母可以给他请最好的老师，还可以逢人就说自己的儿子是艺术家，因为有钱就是正义。

我们再看看基泽这家人，家教、司机、保姆这样的工作他们不能做吗？

他们能做，但是没人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用骗的方式，骗到一个工作。

基婷很有才华，是她不想工作吗？

是因为她没有考进美术系，所以没有公司要她。

朴社长夫妇要她，她不是马上就去教课了吗？

基泽也是一样的道理，他成绩那么好，是他不想工作吗？

是因为他还不是大学生，没人要他，所以他才伪造一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去当家教。

贫富差距是一道鸿沟，是一座大山，不是你想跨过就能跨过的，也不是单单靠智慧和劳动就能改变的，往往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多代人才能改变。

我想起了《西虹市首富》，王多鱼随便投一个夕阳产业的股票，结果一不小心增值赚了1个亿；那个看起来很傻实际上也很傻的大聪明买下的烂尾楼，竟然一不小心盖了学区房赚了10个亿。

王多鱼的二舅给了他十个亿，叫他在一个月内花完，然而钱却越用越多，越用越多。

而人们是怎么评价他的呢，说他大公无私，没有给自己留任何房产，而是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为夕阳产业和人们的梦想服务，是资本市场的良心，甚至还被授予十大杰出市民的表彰。

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失败者，仅仅是因为有了钱就摇身一变人生赢家。

《寄生虫》里的朴社长夫妇何尝不是如此。

基泽说他们有钱却很善良，忠淑却说：不是有钱却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

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

基泽一家没有钱，所以他们是蟑螂，是害虫；朴社长一家有钱，所以他们很善良。

他们衣食无忧，没有烦恼，也就不需要像基泽一家人那样为了一份工作而撒谎，他们当然很善良了。

如果你是社长，每天坐在办公室就能把钱挣了，谁还愿意去犯罪？

正如忠淑所说：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

以往的电影，总是把有钱人刻画成恶毒的、狡诈的，穷人则是淳朴的、善良的，显得太刻意。

《寄生虫》并没有刻意丑化富人，也没有刻意美化穷人。

朴社长从没有说他看不起穷人，也没有说穷人就是懒，就是蠢。

恰恰相反，是基泽一家用骗人的方式获得了工作。

导演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说富人一定是丑恶的，或者穷人一定是淳朴的，没有引导观众，而是平静地讲一个故事，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有人说，朴社长夫妇有什么错？

他们什么都没做。

的确，他们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所有富人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有穷人也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所有人都什么都没做，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说啊，基泽一家是寄生虫，他们一家人都“寄生”在朴社长家里。

保姆夫妇也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朴社长家里很多年了。

社会底层是寄生虫，像朴社长这样的社会上层，还有那些把穷人当廉价劳动力的披萨店，他们同样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穷人身上，“寄生”在这个社会上。

甚至他们寄生的时间比基泽一家、保姆夫妇长得多，只要不是天灾人祸，他们往下数两三代都同样很富裕。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很多人觉得朴社长一家很单纯、很善良的问题。

他们真的很单纯吗？

一些年轻导演刻画人物性格的方式就是让角色说一些很直白的台词，从而凸显他是个好人，或者他是个坏人。

奉俊昊的手法显然就高级多了。

朴社长夫妇没有说过太偏激的话，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了他们是怎样的人。

你仔细看妍娇给基宇发工资的片段，妍娇将工资数好数后放进信封，这显然就是基宇的同学的工资，

然后妍娇在这个基础上又拿了一些出来，说明她给基宇的工资没有敏赫多。

结果她还跟基宇说，由于物价上涨，所以她把工资上调了。

伪善，而且是不动声色的伪善，你不仔细看就会误以为她真的很善良。

朴社长也是如此，在基泽第一天当司机的时候，他就准备了一杯咖啡，一直不喝，就是为了等转弯的时候看它会不会洒出来。

表面上很和善，其实很心机。

当朴社长对基泽吐槽妻子的时候，基泽说：不过你还是爱她的吧？

朴社长脸色马上就变了。

生日宴会上，基泽再次对朴社长说：你很爱你妻子。

朴社长又不高兴了。

在他看来，司机就是下属，就是下人，就是你给他发工资，他给你办事，他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没有资格关心老板的生活，更没有资格以朋友的语气和他说话。

基泽都还没有问什么出格的问题，仅仅是说朴社长爱他妻子，朴社长就不高兴了，他真的善良吗？

他只是根本不把你当回事罢了。

当基婷倒在血泊中，基泽压着她的伤口，朴社长丝毫不关心基婷的情况，只是叫基泽把车钥匙扔过来，他要送儿子去医院。

基婷受了重伤，忠淑也受了小伤，一个是儿子的家教老师，一个是保姆，朴社长没有说要把她们一起送到医院，他只顾着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行为让基泽再次感受到他的冷漠。

他儿子的命是命，基婷和忠淑的命就不是命。

你为他做牛做马，然而当危险发生了，你在他眼里屁都不是，这彻底颠覆了基泽的三观，这也是为什么一向憨厚的基泽会动了杀心。

还有多颂，他看到保姆的丈夫吴世勤发出的讯号了，也解出来了，是“救命”的意思，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朴社长一家真的不是单纯，不是善良，而是冷漠，就像人类看待蚂蚁一样。

蚂蚁从你旁边走过去，你看都不看它一眼，蚂蚁还觉得你很善良。

的确朴社长一家看起来并不丑恶，因为他们根本不把穷人放在眼里。

只要你不越线，他就懒得管你。

当然，朴社长一家也不全是冷漠的，导演还专门给了一个特写，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逃命，唯独多慧还背着基宇。

同样的道理，基泽一家真的很邪恶吗？

朴社长夫妇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其实是伪善、冷漠。

基泽一家表面上谎话连篇，实际上是真的很单纯。

当他们赶走尹司机后，基泽还担心尹司机的情况，有没有找到新工作，有没有遇到更好的老板。

当原来的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基泽等人真的是一点心机都没有，也没有不让她进来，也没有叫她过几天再来，而是直接把她放进来了。

第二天，尽管保姆夫妇威胁了他们，还有他们的把柄，他们也还是想着他们一晚上没吃东西了，要给他们带点吃的下去。

朴社长总是爱说越线的问题，他定了很多规矩，下属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像洪世贤一样渣得明明白白。

基泽他们就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他们只是觉得下那么大的雨，不好叫保姆空手而归；他们只是觉得保姆夫妇比他们还惨，需要吃东西。

第一次善良，导致被保姆夫妇握住了把柄；第二次善良，更是导致家破人亡。

朴社长夫妇很有心机，直到被基泽杀死之前一直过得无忧无虑；保姆夫妇欺骗主人，白吃白住了好几年；而基泽一家，因为善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吃亏的总是善良的人。

你以为找个好工作，有份好薪水，就摆脱了贫穷的身份，其实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却洗不掉已经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气味。

当你辛辛苦苦爬了十层楼、二十层楼，可能才刚刚到达别人的地下室。

对有的人而言只是一套房子，对他而言可能是一辈子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他们是虫子，所以他们生活艰难；他们是虫子，所以什么都杀不死他们。

那天我在公司和一群从美国赶来一起参加比稿的高层一起改PPT改到了晚上10点。

我是个美工，是整个项目创意组的一颗螺丝钉，160多页的PPT凝聚了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7个团队的心血，在跟着他们连续加班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交给了我一页团队名单的PPT吩咐我美化，而上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整个presentation终于修改完毕以后，COO提出开车送我回家。

她是一个有着一个十多岁女儿的中年女人，我在很久之前也和她一起加班到凌晨过。

我的同事提醒我：不要像她一样这样加班，你不觉得她老得很快吗？

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大白板，上面写着女儿用英文写的一篇小短文：虽然我的妈妈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一直陪伴我，但她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只是我希望她有时候能够早点回家。

我坐上COO的车，一起同行的还有几个美国来的高层，她送那些美国人去定好的意大利餐馆吃饭。

公司车库在地下三层，作为一个坐公交车上班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来办公楼地下三层——我过去一直以为这里是自行车库。

她开车驶向出口的坡道。

这是一个极其陡峭的螺旋坡道，绕着一根粗壮的立柱旋转向上。

她麻利地开上坡道，车子因为坡道上的缓冲设计而不断震动，绕着立柱一圈一圈地转，从底下三层驶向地面的过程中震得我头晕，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加班太多了还是因为坡道转得圈太多了，当车子转到最后一圈驶向出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想吐。

COO对美国人说：米兰很安全。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米兰很安全。

我坐在后面想了想，还是没有把上次因为我周末加班，家里被入室盗窃的事情说给车里的人听。

把美国人送进餐馆以后，COO把我家的地址输进导航里，我问她：顺路吗？

她说：顺路的，我很愿意送你回家。

我们在路上聊起她女儿暑假上中文学校的事情。

快到我家的时候，她说：我一般都在米兰内环开，送你回家了才发现都已经开到外环了。

她曾经告诉我她也很喜欢草间弥生，我说我也很喜欢fornasetti——我曾经以为我们除了都喜欢加班，还有一些别的相似的地方，现在才发现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加班的晚上，我第一次体验了从公司地下三层驶向地面的滋味。

本文尝试在尽量脱离单层的剧情分析逻辑的基础上，试图回应「富人为何那么蠢」这一反复被提及的问题：这是一种奉俊昊创造的荒诞美学，它并不「现实」，而在尝试去重构「现实」。

文章有点长，废话有点多，希望能为「进入」这部电影提供一些可能。

本文修改版可见于「陀螺电影」： 为什么《寄生虫》里的富人们那么蠢？

「现实」：顽抗荒诞的薄膜在对于《寄生虫》的不同评价中，剧情是否足够可信已然成为争论的焦点。

对于不少观众而言，奉俊昊在这个精巧的寓言故事中所装载的情节信息充斥着大量不符合现实社会逻辑的细节，使得嬉笑怒骂的人物最终皆滑向失真，而「富人为什么这么蠢」成为被反复提及最多次的疑问。

而在另一部分观众来看，影片的叙事推进近乎行云流水，气势轩昂，那些出现龃龉的细节并不构成对奉俊昊所创造的「现实」世界及其表达诉求的破坏。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基于对影片本身共同的认知——一种对影片内蕴的强大张力或是「割裂」状态的承认。

但两者间却依然存在着一层膜，这层膜决定了他们在进入这个虚实难辨的异世界之后，是捕获到错位带来的崭新体验，还是挣扎于现实和虚构的区分而无所适从。

奉俊昊或许一直是个幽默的导演。

只是他的「幽默」很多时候可见于人物的细节，可见于叙事的语气，可见于某些细小的情节铺垫，却终究未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以至于无法形成具备渗透性的荒诞感。

假如说《玉子》是以荒诞为名的粗糙组合，一抹过于浅淡无力只得擦身而过的反抗幻梦；那么《寄生虫》则是以荒诞为驱力的一场庞大蜃景。

若以片中人物的状态作喻，它产生了一种荒诞的庞大「眩晕」——时刻处于一种试图抽离或潜逃的半清醒状态，但却从未成功。

能否感染这种「眩晕」，大概就是能否戳破「现实」薄膜的关键所在。

「失常」：荒诞的召唤信号如前所述，「眩晕」可以被看做一种对全片心理模型的提炼。

而假如不将「眩晕」认作状态而当做一瞬时性的动作，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荒诞」的召唤信号。

全片的召唤信号，则不只「眩晕」一种。

我们不妨从贵妇——这一全片最「愚蠢」的角色入手。

在基宇正式进入豪宅工作之前，影片处于一种相对平稳且略带诙谐的底层叙事基调中。

而在引入贵妇角色的过程中，则有一处轻微的「波动」。

镜头将目光设定在厨房玻璃窗的犄角，玻璃与青绿的草坪、斑驳的阳光以及下陷的阶梯之间产生着不易被察觉的错位映照。

观众与基宇几乎同一视角俯视窗外花园中的管家与女主人。

管家端立左侧，女主人则赤着脚伸长手臂趴在桌上，两人被一条细细的玻璃转角线隔开——此时数次呼唤女主人的管家突然向前一步，越过界线，「啪」一声拍掌，立马缩回；女主人也突然从午后的昏睡中惊醒，恢复到端坐的优雅状态。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但却释放出一种极其锐利而机械的信号。

拍掌仿佛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标志着某种怪诞气质的拟声词，成为了这个交际场域中互动法则的直接陈述。

接下来另一处女主人的「失态」则在杰西卡老师与之交流小儿子的绘画时。

杰西卡驱走一旁的管家，二人中间的画面空间被疏散，留下背景中通向地下室的漆黑门洞。

杰西卡直接询问小儿子的过去——此时，女主人突然尖叫，紧接着一个镜头以捂住脸的女主人为中心从杰西卡左肩摇到右侧——一条仿佛监视器般警觉的弧线，但构成的却是一个朝向被观看之物的空间。

女主人渐渐从刹那的歇斯底里状态恢复过来，泪眼涟涟地许诺杰西卡一起探索小儿子心中的「黑匣子」。

声音与镜头再一次配合成为一种不规则的信号。

刺破了一个平静的交流语境，但却建构出一个新的斜面——这个斜面同样成为滑向「反常」的位点。

另一处尖叫出现于男主人发现司机「车震」后与女主人商议时。

影片主要通过两个机位对二人进行描摹：一个面对女主人，从男主人一侧投过去；另一个则是将二者几乎置于同一平面的机位，与前者的方向呈直角，二人中间浮现的依然是那个仿佛无底的门洞。

当男主人开始最终的猜测时，摄影机开始在二人的言语与神态之间产生游动。

男主人质疑「那位女人的状态」，镜头的目光逐渐引向女主人近乎茫然的眼神，最终再次将女主角的状态挑逗为一次「失常」。

此处的言语与人物、臆想与现实的关系再次产生了微妙的畸变——男主人明明在臆测一个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的「非正常」女人，但他的语气与姿态却仿佛模糊了这个所指，让能指从一个虚构的空间中，坠落到了眼前的妻子身上；妻子的惊诧状态似乎是被「吸引」出来的，而非自然而然的性格所致。

在剧情文本层面上，丈夫在做一种上流所不能容许的「肮脏」推测；而在电影叙事层面上，丈夫仿佛是电影叙述者玩笑般的代言——它再一次指明了女主人的非正常状态，并搅动了整个「现实」的语境，撕开一个小小的入口。

同一人物中，我们也能看到女主人的「眩晕」。

影片中女主人总共出现了两次眩晕。

第一次，女主人在受了一家人合伙哄骗之后目睹老管家肺结核「咳血」。

一同步上楼梯后，司机马上走上前去打开垃圾桶（有趣的是，此处女主人毫无意愿凑近观看），拾起血巾。

在一种对不洁之物的近乎生理性抗拒下，她突然晕倒——但之后时间马上跳跃到她给新司机发短信私下商量，这一次迅速切换一方面营造出一种人物状态的落差，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捕捉：只是晕血吗？

还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趋避，或是娇弱的抗拒？

眩晕之后，又有何意义呢？

第二次在最后的生日派对上。

目睹一片混乱的女主人一开始还能大呼小叫——这时，「大呼小叫」反而成为了鬼怪被释放后的「常态」——而到了男主人遇刺，女主人目光彻底陷入呆滞，最后再次晕厥。

这恐怕是女主人状态变化最有层次的一段，但这种渐变在最后这狼藉的「人鬼」碰撞中显得如此出离、如此格格不入。

女主人仿佛再次成为了舞台上塌陷的标志物。

在这一系列的失态或是反常中，人物的心理及其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人物状态的变化特征本身同样表征着一种分裂。

在影片精心搭建的叙事系统中，各个人物仿佛星系一般缜密运行；而这些突如其来的仿佛乱码一般的细节，正是观众窥探整个影片世界的刺点：他们并不遵循着任何常规的演变流程，而是以一种「战栗」的姿态突入视野，剧烈摆荡之后瞬时回归正常。

它不只是对女主人的性格描写，更是一种僵直而机械的突变性状态凝缩。

这种近乎一惊一乍的传递方式，昭示着场域本身的非真实气息；假如「电影」是一个饱含智慧的生命体，这一系列细节就仿佛是它在睡梦中的抽搐，从而隐隐指向另一个蕴藏于「故事」之中的潜意识空间——这或许那个被掩藏于地下的空间，那个栖居着「鬼」的空间；或许是那个藏匿着廉价脏内裤的车底空间；或许是那个垃圾桶中遍布着病毒的空间；……

实际上，这种微妙的人物状态骤变并不仅仅见于女主人一人。

在Kevin老师第一次辅导英语时，他突然伸出手抚摸女儿的脉搏，对她说着关于考试气势的心理技巧。

他仿佛从之前那个颓丧的底层青年模样中彻底挣脱出来，反客为主一般成为上流社会成功学的教授者——除了反复考试的能力之外，这一切泰然自若的姿态都毫无背景解释。

奉俊昊直接摆放出习得技能的结果，看似欠缺说服力，但却反而造就了这种人物状态切换时的封闭真空。

女管家在雨夜中赶来，一开始在摄像头下只是显露出一种轻度的惊悚气息，进入房间她还极有礼貌连连道谢。

但在走到门洞前时，忠淑问她来意，她却突然减缓了运动速度，幽幽地转过身问忠淑「要一起下去看看吗？

」——镜头此时将她纷乱而潮湿的黑发和背景中幽暗的门洞混杂于一体，突然间，她仿佛不再来自地上，而成为了一颗黑暗中浮出的头颅。

一家人坐在寄生之处的客厅中饮酒谈笑。

当忠淑提到「蟑螂」时，基泽突然面色阴沉转而大怒——之后又与忠淑两人相视大笑。

如此种种，皆可看作通过人物状态变化所传递出的荒诞信号。

然而，底层与上层人物虽然同样能够作为异世界的信号传递者。

但作为影片描绘的主要群体，底层依然有着其独特的「荒诞」阐释模式。

「扮演」：荒诞的运行法则影片最初有一个颇为日常却精妙的段落：叠披萨盒。

好不容易找到WiFi的基宇联系上了披萨店，之后找到了一个外国人高速叠披萨盒的小视频学习。

一家人在漫卷的消毒剂中工作，其他三人咳嗽不止，而父亲基泽却若无其事地高速运转。

之后镜头马上切到披萨店员工抱怨披萨盒质量的场景，一家人加速赚钱的希望迅速破灭。

结果上看，这是急于求成的无奈失败；但从心理动因上看，这完全是「模仿」的失败——一次对社交媒体上的「劳动模范」的效仿失败，更深层即是对高速运转的经济体制的适应失败。

「模仿」在物质生产层面上，必须带来优异的成效才能获得社会体制的认可——但在文化身份上却不太一样。

叠披萨盒的失败几乎可以看作是这一家人之后一切行动的引子：当一种模仿失败后，用另一种模仿替代它。

这种模仿便是影片之后的「荒诞」内部的心理模型：「扮演」。

影片最核心的设定与其说是「寄生上流」这一基本的阶级碰撞模型，不如说是这种深入底层身心的寄生技术。

影片进而开始了对「扮演」概念的提炼。

基宇伪造学历仅仅是最浅度的扮演，至少他本身确实具备一定的学识基础；而对于基婷而言，进入冷峻的知性女青年角色似乎也并无太大难度。

而到了基泽和忠淑，纯粹的扮演难度已经陡然增高。

影片在第40分钟左右设置了一段节奏极强的平行剪辑：一条呈现基泽与基宇的台词排练过程，另一条衔接基泽如何在女主人面前扮演忠仆并「告发」管家。

时间的流逝在这一段落被高度浓缩，排演与扮演的相互衔接随着高昂的古典乐如电流般交替冲刺。

基宇指导的表演法则被基泽惟妙惟肖地实践于真实的人物交流中。

这一家人彻底摆脱了那种学习叠披萨盒时的手足无措，进入了另一种如鱼得水的模仿游戏之中。

最终在基婷的致命一击下，产生了生理上真实过敏的女管家同样被打扮为虚构的结核病患者——做成一出无可置疑的「戏剧」被奉送到女主人面前。

此时，「扮演」的法则早已不是简单的身份或智识证明，而是对上流社会心理的操弄：不能过于情感外露，不能逾越礼仪边界，也不能过度冷酷，更不能提及淫秽、污浊等禁忌之物。

一切都在温情脉脉且清洁理性的私下交流中悄然完成，就连开除这件事情也与之前司机一样：必须找个体面的借口。

当然，以上的分析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且颇具东亚特色的法则在运作：女主人口中的「信任锁链」。

「扮演」成功的重要因素便是这种对人情社会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亲缘信任本是上流社会进行源源不断的财富、权力与文化地位再生产的法宝。

但是这群寄生虫却也深知这种「亲缘」并非无限度的亲缘，他们必须拿捏住现代社会上流人士的亲密尺度——因此他们必须抹去「家庭」这一层关系，而让信任的锁链充分展现为被能力所衡量的「客观」要素。

这一统治性的交际法则既是一切「扮演」成功的前提，也是一家人「扮演」的神髓，更精确钳制着「扮演」的额度。

当一家人寄生成功开怀畅饮于偌大的客厅时，这种「扮演」的可能性被推至巅峰——他们「彻底」占据了上流社会的空间。

但这种假梦成真在不同人物心理并未同等奏效，因而如沸腾的水一般出现膨胀甚至破裂。

回到先前谈人物状态时提到过的「争吵」。

侵占成功后的忠淑依然有着颇为悲哀的自我认知，在大家皆饮酒乐甚时徒发身如「蟑螂」之感慨。

而此时的基泽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煞风景的事实，突然大发雷霆揪住忠淑的领口。

镜头此时并未专注于二人，而是在揪住之后马上切换到对基泽与基婷的神态呈现中——换言之，即扫向「观众」——再跳回对忠淑这位「表演者」来。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镜头并未直接捕捉基泽的神态，只是缓慢地在忠淑的笑声之后呈现出回应，从而顺势完成了对基泽的心理铺垫。

这是基泽第一次「计划之外」的「扮演」，也是第一次无法分辨真假的「扮演」：当意识到自己只是「蟑螂」时，他真的依然能够谈笑风生吗？

当「扮演」成为一种规划的常态，更深层次的「扮演」就不再能被精准识别，进而演化为自觉的自我掩饰。

而当观众或是演员无法识别「扮演」的虚构性时，演员和观众的界线便被破解——这一舞台行将崩塌。

「荒诞」结构的进一步展布同样有赖于这一心理模型的发展：「扮演」权的争夺浮出水面。

影片的前40分钟未尝不是一种隐性的「扮演」权争夺。

只是到了一家人仿佛真的成为主人的一刹那，他们放入前管家打开了显性争夺的闸门。

当父子女三人从地下的阶梯上跌落时，这并非任何强行转折的「巧合」，而是明确了争夺的必然性；当前管家拿出手机拍摄下窘态作为证据时，他们从一个偷听的「观众」的身份上倏忽间下坠：既成为了被观看的「演员」，也成为了必须观看重拾「扮演」权的前管家表演的被动观众。

影片逻辑的缜密便彰显于接下来这场戏中。

前管家开始了对北韩播音员的模仿；与此同时，手机摄像头的「目光」紧紧监视着举起手来的一家人；一家人则被迫观看这场表演。

先前耀武扬威的排演-扮演关系不复存在，观看-表演关系的瞬间翻转将人物的心理提挈得如此顺理成章而富有内聚力。

前管家的模仿秀更进一步施加了这一目光的权力关系。

手握「扮演」权（亦即对豪宅空间的主导权）的人不仅能以讽刺区分敌我，更能以扮演本身的虚假属性形成居高临下的凝视。

然而前管家终归犯了与一家人同样的错误，那便是将自己误认为主人，忽略了「扮演」权本身的脆弱，更是忽略了「扮演」本身的「扮演」性质。

最终，前管家丈夫作为一只「鬼」出现在庭院这个最为盛大的舞台中。

但满面血痕的他并不是作为「鬼」的扮演者出现，而是作为女主人口中传说的「鬼」本身出现——此时此刻，现实且非理性的恐怖瞬间涌入舞台上「虚构」的世界中。

小儿子的英雄救美故事彻底坍塌，「扮演」的逻辑链条被彻底摧毁——作为配角的男主人与基泽之间的主仆「扮演」关系也随之破裂。

眼神恍惚的基泽不仅刺向了有气味洁癖的上流，更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难以为继的战争爆发之后，由现实刺向虚构。

哪怕是影片最终，深受「扮演」之害的天真人物依然向往着重回舞台。

他或许不再期盼着扮演「上流」，但却依然渴望着进行另一种他们还未彻底领略的上流「扮演」。

真实与虚假的关系终于被彻底抹除，被一时穿透的「扮演」与「虚构」法则被扮演者内化，并完成进化。

它们依然是畅行无阻的统治原则，一种不知是更为虚化还是更为现实的眩晕式荒诞依然在继续。

「黑匣」：荒诞的心理具象影片中存在一处明显的意象呼应。

正如之前第二处「失常」点所展现的，画面中黑色门洞的空间被敞开，而Jessica老师则询问女主人「你愿意和我一起打开黑匣子吗？

」而故事之后的发展也纯然证明了这一言语与心理中的「黑匣」与门洞之下的黑色空间的同构性。

但在分析这一同构性之前，我们却需要注意到「黑匣」这一概念本身被建构时的语境——它本身便是一个「荒诞」概念的凝缩，因而恰恰可以作为一种荒诞效果的多维度总结。

Jessica本不是艺术治疗专业的高材生，她的学识仅仅来自互联网上临时的学习。

但这一浅薄的思维概念却能成为小儿子心理世界的隐喻，并轻轻松松地攫住女主人的心魄。

在这一段落来看，「黑匣」作为一个兼具文学性与理论性的隐喻试图去吸纳门洞之下的现实世界，Jessica的「扮演」更是野心勃勃。

而随着叙事的推进，黑漆漆的门洞作为已知空间与未知恐怖的杂合体而反复出现，其影像的真确存在反复嘲讽着「黑匣」的概念，直至完全成为黑暗喷薄的出口。

作为一个语词，「黑匣」试图完成概括、包蕴乃至疗愈的任务，但最终却只是被汹涌而来的现实反噬，成为一个漂泊无定的能指。

人们以为黑暗就在那语言可以表述的「黑匣」里，或是在那可以被画笔所宣泄的纸张角落里，因而能够面对它、解决它；而真实的黑暗（这里的黑暗是一个中性词）是不受一个轻飘的比喻束缚的，它或是长久地如幽灵般游荡伫立，或是引发山崩地裂带来秩序改写的可能。

这正是影片所内含的「荒诞」最恰切的心理具象：一切对荒诞的描述与探索都是如此徒劳，而只有荒诞本身自如地运行，引发一次次眩晕般的恐怖体验直至终结。

「杂糅」：荒诞的自主调节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奉俊昊的创作轨迹以及开头提出的「现实」之问中来。

对奉俊昊而言，《玉子》更像是一次失败的荒诞「杂糅」，他甚至都无法像以往一般轻盈地融入幽默的语气，转而被臃肿的段落结构和现实诉求拖拽跛行。

影片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与《寄生虫》类似的人物状态碰撞（比如蒂尔达·斯文顿与保罗·达诺的角色），只不过连带着各式批判讽刺实在是过于突兀，几乎没有被整合进叙事系统。

以至于一些最为简易的荒诞性都无法被顺畅地传递出来。

而到了《寄生虫》，离奇的设定本身成为荒诞的骨架，更丰富的人物状态、心理角力以及虚构与真实在空间内的多重融合均成为了荒诞感内部的鲜活内容。

至于情节，它本可以朝着更为不着边际的走向发展；至于人物，他们本可以更加模板化更加单一；至于视听技巧，它本可以更附着于叙事游戏不给人物留下一丝情绪空间；……如此种种都有可能让影片变得更具「快感」，但正是奉俊昊在其荒诞体系内对于「日常」的审慎要求——他必须将极真与极假妥帖地「杂糅」一体，使得影片在造作的设定与不堪一击的故事逻辑中，最终成功吞噬并重构现实。

首先，高度「杂糅」的荒诞连接了建构性概念与真实世界，从而使得人物与观众皆能坠入真实与虚构的断裂中。

断裂中的人不再具备分辨的能力，而徒留一种「眩晕」的状态，一种无意义的荒诞本原。

这也是基宇最后的结局。

其次，「杂糅」是一种兼容抽象与具象的努力。

影片的荒诞感的重要作用，便是对抽象的阶级碰撞戏剧模型与具象的「寄生」现实的强大兼容。

它嵌入了无数「舞台」，也嵌入了无数观看的「窗口」，更是嵌入了无数难以分辨「扮演」——而在这一系列静水深流的概念之外，他又没有放弃对人物情绪加以提炼的努力。

第三，「杂糅」内含着一种直白的荒诞拼贴。

这恰恰契合影片的气质，将满溢的机械与粗暴用看似最直接的方式对撞。

直白的表达方式，反而成为一种被荒诞的美学所操控的语气，从而造成不经意间的模糊，构建出同样的「眩晕」感。

仿佛一长串「刀尖上」的复杂舞步，诸多杂糅的荒诞感在「日常」的场域内肆意碰撞，「日常」本身也依然奏效，但它已然屈从于「杂糅」的一部分这一荒诞美学的系统中，荒诞性的自主调节。

这或许是奉俊昊导演能力在《寄生虫》中的一次质的提升。

最后，回到那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为什么《寄生虫》中的富人可以如此愚蠢？

答案或许是：影片是一场迥异于「现实社会」的荒诞「眩晕」，「眩晕」中的面目未尝就是「现实」，但荒诞本身的力量却能穿透「现实」而降落于「真实」，或另一种更高维度的「现实」。

严重剧透预警 影片中的寄生关系显而易见，第一重寄生关系发生在宋康昊所饰演的基泽一家和旧保姆身上，他们寄生于通讯社老总朴社长的家中。

基泽一家通过在朴社长家做课外教师的儿子基宇，成功打入富人家庭内部——父亲做了社长的司机；母亲做了社长家的保姆；女儿成了其家里小儿子的治疗师，并获孩子和女主人的喜爱。

旧保姆的故事则是通过与基泽一家的会面展开。

雨夜旧保姆敲开主人家的房门，声称有东西落在了旧主家中。

新保姆——基泽老婆通过她，发现在朴社长家中竟然还有一个地下的家，那里躺着一个男人——旧保姆的丈夫。

原来旧保姆一家也长时间地寄生在朴社长的豪宅之中。

第二重寄生关系不是非常明显，即以朴社长一家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对阶级、地位、声望的寄生。

“当商品经济反过来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时候，社会对于一件物的评价便直接决定了对此人的评价，人们就会形成一种以物的交换价值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状态。

”买东西如此， 雇佣人时亦是如此： 没有上大学的儿子基宇凭借一张假造的名校毕业证，顺利成为朴社长女儿的家庭教师，有学历傍身，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基宇通过编造的耀眼的身份背景，将妹妹打造成一位优秀的治疗师，使她成为社长儿子的心理咨询师，通过画画对其进行“艺术治疗”（예술치료,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而实际上，妹妹只擅长ps，对心理治疗一窍不通；兄妹和父亲在朴社长家“寄生”成功并取得信任之后，把同样无业的母亲包装成“一个优秀的保姆”举荐给朴社长。

就在朴社长踌躇不定之时，基泽说了一句：“她所在的劳务公司是会员制，并只服务富人。

”并递上一张精美的名片。

朴社长立刻觉得“这名片很高级，这是我应当有的保姆”，遂将母亲顺利雇佣。

寄生关系背后的问题基泽一家的成功寄生，反映出上流社会对地位和名誉的追逐。

聘用人的标准不再靠真正的才学和能力，而是靠他们身上的标签。

即通过“雇佣这样的人”来展现“我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从而体现“我身处这样社会阶层”，获得身份认同感。

基泽曾在全家成功寄生之后感叹道“有钱人真天真。

” 朴社长夫妇并不是天真，而是被欲望遮蔽了双眼。

因为在电影中，天真的孩子早于大人发现了端倪。

朴社长的大女儿看见第一次进入豪宅的妹妹和哥哥基泽坐在一起，敏锐地感觉到两人关系的不一般并询问基泽她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基泽慌乱否定之后大女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看来你还是挺留心她的嘛。

” 精神不太正常的小儿子第一次在客厅碰到司机基泽和保姆（影片中基泽的妻子）时就立马大声说“他们两个人味道一样！

”电影后面提到，这味道不是来自同一香型的洗衣液，而是长时间相处留在对方身上的体味，是他们那个狭小逼仄的地下室的味道。

但是，成人世界的家长却忽视了这些细节。

《寄生虫》中的寄生关系同时反映出阶级差异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雅典的泰门8.7[英] 威廉·莎士比亚 / 2008 / 大众文艺出版社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讲： “金子！

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 马克思说“当我们活在一个任何东西都成为了商品的环境中，用价格代表的金钱货币来构建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感到非常地空虚、迷茫、失去方向。

” 在《寄生虫》里，我们看到金钱作用下被遮蔽双眼的朴社长一家。

身处上流社会的他们尊重财富和地位，却忽视了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下层人民。

贫富差距加大了两大阶级关系的对立，成为悲剧发生的导火索。

“气味”在电影中被反复提及。

除了天真的孩子敏锐地指出基泽和妻子味道相同之外，曾数次出现在影片中。

暴雨夜归来的朴社长夫妇躺在沙发上，朴社长说“这怎么有股味道？

”；暴雨过后失去住宅的宋康昊因为没有换洗衣服，身上的味道在干净的车中变得更加明显。

白天充当司机时，他敏锐地注意到朴社长夫妇在车中嗅到了不洁的气味。

不管是雨夜在桌下藏身还是白天充当司机，宋康昊一旦发觉社长夫妇对气味的注意，便会立刻将衣服拉倒鼻尖仔细闻一闻。

也许是出于上流社会的“教养”，社长夫妇从未正面提起过此事。

影片最后的高潮也是由“气味”引发。

事发当天，社长夫人终于忍不住车内的气味从而将车窗打开，宋康昊的神情除了尴尬还多了一丝凝重。

旧保姆的丈夫从地下密室跑出来复仇时，宋的老婆用烧烤叉将其击倒。

朴社长向宋要车钥匙逃命，车钥匙却不幸地压在了沾满鲜血的男人身下。

朴社长把尸体翻过来拿钥匙，看着一地的鲜血再次满脸厌恶地提到了气味——“这味道……”。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刚刚失去女儿的基泽，愤怒和仇恨使他不顾一切地将刺刀刺向了昔日的雇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气味象征着贫富阶级的矛盾。

令朴社长一家敏感的味道，是基泽一家的味道是来自他们那个狭小逼仄的地下室的味道，是下层阶级的味道。

除了对立阶级的矛盾，在金钱作用下，同样加剧了下层阶级的内部矛盾。

影片开篇便交代了基泽一家的生活状况——居住在拥挤的地下室；经济窘迫没钱拉网线，只能蹭邻居的WiFi；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给披萨店折外卖盒。

生活的重负压得人喘不过气，使人的表情也变得麻木。

当杀虫喷雾充满房间时，宋康昊依旧在面无表情地机械地折纸盒。

没有钱，生存都难以维系，健康又算得了什么呢？

全家寄生成功后，经济开始好转，观众才从宋的脸上看到些许放松的神态。

而基泽打工的披萨店看似是属于“高层次”的雇主，通过劣质的番茄酱（披萨唯一提供的酱料是稀得像水却颜色鲜红的番茄沙司）和糟糕的营业环境却能看出，披萨店同样出于行业里的 “lower class”。

虽然处在相似的境况，披萨店只因地位略微高于基泽一家，便处处为难。

除了刁难披萨盒折得不合格，在给基泽一家上披萨时，将餐盘随便扔在餐桌上，显示出对基泽家的轻视和鄙夷。

基泽老婆和旧保姆在地下室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起初旧保姆不知道基泽全家寄生在朴社长家里，以为被抓住了小辫子，苦苦哀求朴社长家的现任保姆——基泽的老婆放过他们。

姐姐，求求你了 我们也不容易，我们是贫民……基泽的老婆打断她：“谁是你姐姐，你喊谁姐姐啊！

寄生的秘密被发现后，对话的主导方发生了转变。

宋的老婆跪在旧保姆身边：“那个，妹妹呀……” 哟，谁是你妹啊发现秘密后的旧保姆为了自己的一线生机，用手机录下视频并打算传给朴社长夫妇。

此举彻底逼急了基泽一家，慌乱之中失手杀死了旧保姆。

底层人民为了生活，争夺有限的资源，因此互相逼迫，互相伤害；上流社会纸迷金醉，不问别人死活， 最后被自己的冷漠杀害。

有人想冲破这黑暗，比如基宇兄妹。

孩子们一直在问父亲基泽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暴雨过后，父亲躺在庇护所说，人生啊，不需要什么计划。

每当你有计划的时候，总会突然发生什么打断它。

可最后，在给父亲的信里，儿子却说: “我现在有了计划。

” 一系列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儿子的计划，最后，镜头回到朴社长家的豪宅——按照基宇的计划，最后他会买下这幢豪宅。

等计划实现之后，您就可以从地下走出来了。

然后回到现实，依旧是昏暗的地下室。

即使基宇买下房子，实现阶级的跨越，可就能摆脱这悲剧吗？

每个寄生的人都是悲剧。

这既是命运的悲剧也性格的悲剧。

评价一部电影标准绝不仅仅是“真实性”和“叙述感”。

虽然这部电影仍然具有韩国电影最鲜明的特征——在电影中看到事实的影子。

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相较于之前的《杀人回忆》，奉俊昊这次为电影注入了更多的诗意。

刚来韩国的时候听老师说过一个新闻：一个独居女人的家里住进了一个男人。

女人在家的时候，男人就躲在床底下；女人出门的时候，男人就从床底下爬出来偷偷吃冰箱里的食物并帮女人打扫房间。

这样持续了数月之久，直到被发现。

（原标题：社长与夫人的床戏解读）本来是回答问题，一回答没收住。

所以当长影评放上来。

细微处有修正，以进一步保证语言达义。

本解读试图从个人角度解读三个问题。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一、床戏中味道一说是司机激情杀社长的心理之锚，随时提醒司机，他和社长身份差距。

是他最后暴起的激发按钮二、捏鼻子是剧情bug，但高潮剧情跌宕起伏可忽略。

三、结局地下室画面的潜台词——破题，顺便说说电影的中心表达。

一、 提问区有网友提问床戏干什么的？

我当时的回答是：社长和夫人睡觉前谈话提到金司机的味道啊！

你的注意力都在哪里啊？

是不是只放在顺时针，打手冲了。

这分明为后面杀社长埋伏笔啊。

以上是调笑，实际以下才是我要说的！

对于社长来说，司机的气味引起不适只是小问题，是表面可宣之于口的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是：司机好像过于关心夫人及其感情问题了——司机两次问社长爱夫人吗，这让社长感觉过线，但却难以向夫人言语，和司机大叔比太掉价了。

社长曾两次明确的强调个人定位：前面司机推荐管家时社长警告他看路——潜台词是开好你的车吧；后面快闪庆生扮印第安土著时，司机神不守舍，社长提醒他这是加班，这是工作！

对于司机来说，夫人的单纯和善良是寄生一家 雀占鸠巢 雨夜欢乐party时 他亲口盖章承认了的。

司机对夫人有好感的但是他自己也许都不知道（接受各种影视作品荼毒学会了一点心理分析的观众应该能体会到）。

她代表了他向往的一切，地位、金钱、有选择善良的自由！

而非靠坑蒙拐骗苟活，以至于一点小变故（比如一件小事原管家不告而来，比如一场暴雨）都如此狼狈。

地下室的气味代表的是他的阶层，是他一辈子想努力，但努力也摆脱不掉的“原罪”。

社长是因为他言语冒犯而不爽，但司机却以为并归罪于气味。

这是他当晚亲耳听到！

也许他也曾经无数次憧憬过，也许有一天，社长夫人给她打手冲……但阶层之间难以逾越的客观现实，隔绝掉了中年大叔向上（想上）的所有希望！

作为现实中的失败者，一个眼高手低的loser，影片开头交代他能开饭店却倒闭，叠披萨包装盒时看似很有办法实际却不堪一用，影片结尾他看到儿女双双倒在血泊之中，生死不明，作为一家之主，在此稍前，还信誓旦旦地对儿子说没计划是最好的计划，结果因为前一晚没能痛下杀手，今天没能早早行动，他失去了一切（儿女双双倒在血泊之中），自我认定的消解，家庭的绝境。

让他在社长捏鼻子找钥匙时，爆发了！

被之前无力感和当下绝望感紧紧包围的金司机爆发了，他弥补性地发泄了自己觉得该用但没用的力量，杀了社长，也毁了他潜意识爱慕女人的未来（补偿心理）。

这也是他后面忏悔的原因。

二、社长捏鼻子捡钥匙存在逻辑bug在当时那种情境下，人在即将失去亲人的情况下，处于救人的激愤条件下，人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做事只在乎主要目标，忽略其他一切。

比如我们打仗上头时，流血受伤都是事后知道的原因。

所以根本不会捏鼻子。

三、结局画面的潜台词儿子的幻想，能买得起那套大房子，真的只能是想想而已！

毕竟他拥有着防卫过当杀人缓刑犯人标签，高中生毕业标签，脑子可能有问题标签。

最关键的是，他脑子真的有问题！

这是决定性的！

儿子能破解摩斯密码，脑子看似好了，实际还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他分不清现实和幻想的边界。

现实中他父亲随时可能饿死，他却只能画饼充饥，用想象自己未来发达了还解救。

他嘴角的微笑，侧面证明他沉浸于幻想，忽视了现实与幻想的距离，还有，当他破译莫斯电码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时他母亲边咳嗽边问他回来了？

他只专注于誊写信稿，却忽略了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生病的母亲，让她高兴一点。

说明他确实惯于沉浸想象以此逃避现实。

所以，诸君，现实点，无可救药了。

影片用所有人的悲剧（父亲：困死地下室；母亲：病榻；女儿：被杀；儿子：生活在幻想乡。

社长，被杀，儿子：可能送医不及；女儿和夫人，生活在悔恨中和回忆的美好里）点题：社会阶层的固化，难以流动，普通人生下来就带上了阶层的气味，躲也躲不掉，像宿命一样沉重。

（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张泠一．“气味”，一种阶层标识？

多年前，在美国的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我在书架前浏览，忽闻一阵刺鼻气味。

回头看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流浪汉，看似多时不曾洗衣洗澡。

周围的美国人，若无其事地慢慢散去，无人掩鼻或露出惊讶神色。

另一次在国内，与人类学学者朋友乘长途大巴车。

一种刺鼻气味慢慢蔓延，车内封闭空间，几乎令人窒息。

忽听司机大吼一声：“谁啊！

把鞋穿上！

一车人都快被你熏死了！

”这是两个关于令人不适的气味的片断，当然，更关于贫穷：气味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

尤其都市空间中，人际物理距离远较乡村为近，尤其在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与公车、或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 。

体面出行的人们按时洗澡、换衣，也使用香皂、洗衣液、芳香剂、香水、口香糖等，试图令自己的气味变得令人愉悦，或起码不引起负面注意。

带有浓重气味的人，多因体力劳动而出汗较多，或无按时洗澡洗衣的条件，及为居住环境所累，甚至居无定所。

各种资源被商品化的社会空间，“无异味”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奢侈。

比如蔡明亮电影《郊游》（2013）里，举广告牌卖高级住宅的小康与两个孩子睡在无水电的棚屋，在公共厕所洗漱。

陆奕静扮演的超市员工注意到小康女儿头发的异味，帮她在超市洗手间洗头发。

资本主义的现代都会，社区层级也可通过气味区分。

中产阶级社区或商业区的气味被辛勤的清洁工人以各种化学制剂除去，成为“无味”的“透明”空间。

贫困社区则充满各种混杂气味，这适用于芝加哥南部Englewood社区，或纽约哈莱姆与布朗克斯的部分社区。

记得某年夏天在意大利巴勒莫开会，一位同行学者邀大家看世界杯比赛，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街，在破败的后巷找到一片空地，看投影转播比赛。

四周散发着垃圾气味。

这些联想，都因韩国导演奉俊昊电影《寄生虫》（2019）衍生而来。

《寄生虫》关于住在贫民区半地下室贫困家庭的一家四口，因机缘巧合及高明骗术，为朴社长及太太的巨富之家打工，却因为偶然揭开地下室的秘密，而引发一系列悲剧性后果。

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关于贫富分化的故事，但导演本意只是呈现，并非为了批评富人为富不仁，也不是为了批判制造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

这里没有真正的“坏人”，悲剧的发生由于误会与巧合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必然。

如何在片中体现贫富差距？

如许多观众注意到的，《寄生虫》中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是强调“气味”。

此处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并非他们“香”，而是他们“无异味”。

对秩序与整洁的追求成为标准，包括视觉的与嗅觉的——朴社长担心女佣离职后，几天之内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

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有怎么洗净衣服也无法摆脱的“异味”。

他们的“穷味”，据妹妹基婷说，是久居半地下室的霉馊酸腐味。

何况，窗外常有醉汉在电线杆旁小便；遇上暴雨，全城的污水会涌进他们的家，混杂着马桶涌出的污物。

这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穷味”，穷人一家身在其中或许感受不到，到了豪宅、豪车里便显得刺鼻，被多颂迅速辨识出来、被朴社长轻蔑地描述。

最后，也是因“气味”造成屈辱、愤怒、杀戮。

气味为阶层与其他歧视提供“合理化”借口，如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出身不好”的何小萍，因家庭无条件经常洗澡、搭长途火车而被其他文工团员取笑有“馊味儿”。

而且这“异味”已成为象征性羞辱手段，即使在她能够按时洗澡时，也被舞伴以此理由嫌弃而不愿与她搭档。

若说“气味”只是《芳华》“歧视链”中的因素之一，它在《寄生虫》中则举足轻重，凌驾于其它阶层辨识、歧视与张力细节之上。

因此有观众质疑：真正的阶级隔阂绝不仅仅是片中反复强调的气味，而是言行举止、话题、世界观等方面的鸿沟。

“气味”只是表象，贫民窟里的基婷换装即可扮作出身优渥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而获得朴社长一家绝对信任不合常理，其实几个眼神几句对话便会将自己的阶层身份出卖。

因此，有中国观众对《寄生虫》的批评为：从获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到这部“诈骗家族”，奉俊昊投机取巧，从“气味”入手，对阶级差异猎奇呈现，设置机械，表现夸张直白，缺乏更有力的社会批判与更有反思空间的隐喻——当然，《寄生虫》是部手法娴熟的商业片，不必对其思想浓度与社会指涉期望过高，但它得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艺术肯定（上一次获得金棕榈的商业电影，是美国导演塔伦迪诺1994年的《低俗小说》），也是历史上获得此奖的第一部韩国电影。

这自然影响到影迷对它的预期及对戛纳电影节奖项权威性的质疑，出现“戛纳今年是荒年”、“评委趣味有问题乱评奖”之类的批评，更有影迷为李沧东电影《燃烧》去年在戛纳的遗珠之憾抱不平。

二．地下密室、枯井与“塑料大棚”若说《寄生虫》有夸张的戏剧性，《燃烧》则更多文学性：李沧东自己为作家，影片也取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

它充满抒情，隐喻，气氛的渲染与铺陈，生活细节与质感的从容不迫的描绘，值得品味与思考的“闲笔”。

喜欢《寄生虫》的观众会认为《燃烧》节奏太慢，能领悟其妙处的影迷会欣赏其“隐忍，克制，思考，洞察”。

尽管与李沧东之前的电影《薄荷糖》（1999）、《密阳》（2007）、《诗》（2010）相比，《燃烧》更多了些奇情色彩，甚至使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社会批判的广度和面向有收缩，但并未流于表面，力道仍在。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强烈空间隐喻。

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

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

本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可供观者猜测的关键关联。

《寄生虫》中另一与空间、阶层相关的，为“主仆界限”代表的权威性。

朴社长在豪车后座区域发现女性内裤而辞退尹司机，认为他在自己车上、尤其后座自己的空间乱搞为“越界”。

判断金司机是否“越界”，则是要保持主仆而非平等朋友关系，不可推心置腹交谈，尤其忌讳开玩笑与质疑上司。

金司机两次问他是否爱太太（在车上与多颂生日会扮印第安人时），第一次朴社长大笑，已有上中产阶级被“窥探”隐私的不适；第二次则面有愠色、公事公办地告诉金司机“今天算加班”。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室与地下密室，都是剧情中写实的栖身之所，《燃烧》中的枯井与塑料大棚，都似乎确有其事，又模棱两可，写实与隐喻兼具。

钟秀多次向不同人物求证枯井的真实性，得到自相矛盾的答案——其实答案或并不重要。

钟秀与惠美看到彼此的特别之处，如在枯井中见到施救者。

可惜，终究在各自的枯井中挣扎，可能并无出来的一日。

迈尔斯·戴维斯爵士音乐中，夕阳光线下，惠美除去上衣的纵情舞蹈，似乎已是她与世界相处的最后美好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她会是下一个“塑料大棚”。

但无论沦落半地下室还是地下密室，除了个人（金司机与雯光丈夫）做生意跟风误判，也在于敲骨吸髓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信用体系及与黑帮密切相关的肆虐的高利贷行当。

惠美之所以沦为“塑料大棚”，也部分因为消费主义风潮与信用卡透支政策鼓励的过度消费的陷阱，她的“身价”成为“负资产”，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人”的“价值”。

而本是“超级价值”的。

钟秀对惠美谈起本：“年纪轻轻这样生活，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开豪车、住豪宅的本，生命太过餍足和空虚，有种倦怠，也有种傲慢的偏执，想像自己如神、如自然法则一样一切尽在掌控、不留痕迹地烧掉那些大家都不屑一顾、影响观瞻的“废弃塑料大棚”。

“盖茨比”们对底层的有限兴趣，是一种猎奇，如去非洲，或者去动物园。

两次聚会中，本的富人朋友们如看猴戏般围观先后两个底层女性的表演，无论“大/小饥饿”的舞蹈还是讲述自己接待中国游客的情形。

本礼貌微笑时忍不住打哈欠，前后两次，都在钟秀的观察之下。

他的厌倦，意味着又一个“塑料大棚”要被烧掉，才会新鲜、刺激、好玩。

本做事的原则是“好玩”，享受就好，在他看来，钟秀太“认真了，不好玩”（这大约也是李沧东的自况）。

本的“盖茨比”本质，蕴含在隐性细节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

朴社长一家的“亲美”新贵气息，则堆积在表面，如日常说话不时夹杂英文单词、朴太太在美国网站购买多颂的帐篷认为“美国制造，必属佳品”、多慧补习英语、多颂被送去参加童子军而迷上印第安文化、基宇与基婷要化洋名Kevin与Jessica来获得朴太太信任、朴太太因基婷扮演的杰西卡在美国大学学成归来而放心聘为多颂的美术老师进行“艺术治疗”。

至于“底层”人物，《燃烧》中钟秀的设置也突破一般“挣扎着生存、没有精神层面”的刻板印象。

他大学时学“创意写作”、打算写小说。

现实已是迷局，其他人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则显得太过真诚。

而这种或许有点朴拙愚钝的真诚，恰是《寄生虫》缺乏的。

《燃烧》的剧本写作非常缜密，层层铺陈，种种暗示，留给观众许多想像空间。

影片开头钟秀父亲收藏的刀具、粉色女士手表、若无还有名唤Boil的猫，都是贯穿的线索。

本家装修精美的洗手间的抽屉里，会出现底层女性的廉价首饰，他的战利品。

他也会拿出精致的化妆箱，给受宠若惊的底层女性画眉，这或许只是另一个“塑料大棚”的临别仪式……这种外表优雅、内里邪恶的强烈对比本身，有触目惊心的力量。

而装满了阴暗秘密的水库，也出现在李沧东另一部电影《密阳》中。

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埋的线索，有朴社长称“以前的女佣（雯光）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缺点是吃太多，每天吃两人份饭”（与后来地下密室中雯光对忠淑称自己用工资养丈夫的说法矛盾），也有多颂受到创伤后的绘画——朴太太以为是多颂的自画像，其实是导致他创伤的雯光丈夫。

三．谁是“寄生虫”：贫富与善恶《寄生虫》与《燃烧》都是关于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都有穷人因愤怒持刀杀人的情节，但呈现方式与关注议题迥异，前者以三个家庭的关系制造惊悚情节剧，后者以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关注青年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以片中富人角色而论，《寄生虫》中朴社长夫妇为依靠科技创新而跻身上层的新贵，被表现为辛苦创业的“无辜”者（对家中员工无有剥削行为，太太更是善良单纯，即使朴社长偶尔摆摆雇主的腔调，似乎也罪不至死），并未背负资本主义的“原罪”。

导演奉俊昊在访谈中说他想破除人们在韩剧中获得的对上层人士的刻板印象，选择朴社长夫妇的演员塑造友善、有教养的形象。

《燃烧》中的年轻“盖茨比”本则更为复杂：莫名来源的巨额财产、“old money”的漫不经心、不必工作的慵懒，无论是“富二代”还是依赖当代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阶层，本都更似“不劳而获”者。

他对来自底层的青年惠美与钟秀表现得温文尔雅、进退得体，背后，则有更为阴暗的计划：烧掉废弃的塑料大棚——除掉那些无人会注意到的底层少女、当代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即使劳作也薪资微薄可轻易被置换、没有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废物/垃圾”。

在传统生产型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进步的观点看，不劳而获的人被视为“寄生虫”（如本）；消费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有一个逆转：即使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底层”，因消费力低下，也被视为富人的“寄生虫”（惠美）。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换了一副面孔存在，以“自然法则”掩盖非人性化的“丛林法则”的振振有词也从未改变。

这是惠美与钟秀们面临的现实。

这些思考，是属于李沧东的。

奉俊昊的《寄生虫》欠缺这样的深度，更依赖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推进顺滑的类型电影节奏，人物（尤其穷人金司机一家四口）只为生存挣扎，从未思考过生存意义，或造成自己生存境况的结构性原因。

这只是种求生本能，如全家人在朴社长的客厅里酒醉时忠淑嘲讽并激怒金司机的：他们只是“蟑螂”般的“寄生虫”，卑微地躲避人和阳光，无法摆脱失去尊严的无力感，但极端愤怒时可以是摧毁性的力量。

《燃烧》中则都是善感的思考型人物，无关阶层。

他们有关于“小饥饿”与“大饥饿”的讨论：处于社会底层的惠美与钟秀在“小饥饿”中挣扎（关于身体的、物质的饥饿），而由于善感和孤独与对不公结构的困惑，亦在“大饥饿”中，即，探究生命意义。

《寄生虫》是类似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2013）的概念化寓言，更像话剧：时间、场景（主要是豪宅与半地下室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空间）、人物、戏剧矛盾集中。

导演也坦言最初想写成话剧。

可惜其话剧形式流于表面，所有精力都用来构建情节，缺乏话剧中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与激烈对峙，及有深意的潜台词（可参考瑞典导演伯格曼电影，如《秋日奏鸣曲》）。

此处顺畅、高效的摄影与剪接都为叙事服务，保证其娱乐工业流水线作品品质，杜绝一切与叙事主线无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细节质感的“闲笔”，也因轻视与现实问题的对照关联，而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世界，三个家庭似乎活在只有他们的社会真空里。

剧情与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被强烈紧张的不间断戏剧冲突掩盖。

诸多符号堆砌之下，人物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忠实完成导演交给的叙事职能，也便难以有被观众认同与情感代入的可能（或者说，只有在某些境况与场景中才会稍有代入感，如金司机与妻子忠淑一家在朴社长家的客厅里喝酒谈及“钱如熨斗，可将一切褶皱熨平”，或随雯光进入地下室见到她丈夫的震惊）。

《寄生虫》中有些“黑色喜剧”的夸张桥段有时故作幽默而显得廉价，比如基宇初次给多慧补课在朴太太面前忽然握住多慧的手腕告诉她“考场如战场，脉搏不能乱”，比如金司机与基婷、基宇一起失足滚下地下室被雯光录像，比如雯光戏仿北朝鲜播音员嘲笑跪地举手投降的一家四口，再比如两家人为了争夺手机翻滚着厮打作一团……伴以夸张造作的音乐，确有丑化穷人达到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之嫌，肥皂剧式的哗众取宠 。

对于背景、观念不同的观众，《寄生虫》工业化的八面玲珑使得它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趋向：有人认为它丑化矮化穷人；有人认为它美化富人同时仇富（“无辜的富人太惨了”）；有人认为奉俊昊的中产阶级经验与世界观使得他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对上层鄙夷，对底层恐惧，因而构建出一个“富人傻、穷人恶”的社会模型。

这个模型将贫富差距道德化：富善穷恶，贫穷成为原罪。

因此《寄生虫》看似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却将社会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固化、高利贷、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去政治化、泛道德化，而道德标准又松懈混乱考验观众：金司机一家人觊觎尹司机与雯光职位而陷害他们、欺骗雇主、基宇背叛将多慧托付给他的好友敏赫、杀人者可以逃脱等等……也有观众对片中草菅人命的杀戮感到不适，认为导演以轻浮游戏的态度消费贫穷者的苦难与沉重的社会议题，将之变成血腥暴力的感官刺激、悬疑娱乐，还要故作悲天悯人。

而片中基宇要令父亲重见天日的美梦，竟是遵循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学的欺骗性范本与游戏法则，如拉磨的驴子面前那根胡萝卜：自己发财，买下这栋豪宅。

成长于中产之家的奉俊昊大学学社会学，后在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

他九岁时看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惊悚冒险片《恐惧的代价》（1953），毕生难忘。

14岁立志成为电影导演，喜欢画故事板，也喜欢漫画。

他对侦探犯罪故事兴趣浓烈，电影教育除了1970年代美国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弗兰克海默、吕美特、施莱辛格导演的电影等），还来自希区柯克与韩国导演金绮泳（1919-98），影响到他选择拍摄商业电影。

奉俊昊电影如《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2006）、《母亲》（2009）等都体现对韩国历史、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和直白寓言层面，最终服务于“好看的”类型电影。

奉俊昊的电影偶像之一金绮泳在朝鲜战争及冷战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拍宣传片而累积电影经验，后来擅长拍摄怪异恐怖悬疑电影，时常融入对女性幻想的情色因素，其作品以《下女》（1960）最为知名，这也是由阶层差异的表象引发的家庭伦理恐怖情节剧，一种去政治化与阶级化叙事，融入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奇观。

《下女》的结尾，男主角说：“这桩悲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你我”——对偶然性的强调，在《寄生虫》中得以延续。

如果说《燃烧》中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杀戮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寄生虫》中的更像是去政治化的偶然巧合。

如奉俊昊所言：即使没有坏蛋，不幸也可能发生，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悲喜剧。

在奉俊昊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

不只韩国，全世界都如此。

他希望这部有滑稽、有恐怖、有悲伤的电影“令观众看时想跟朋友喝杯酒聊聊它引发的一些想法，别无所求”。

可见导演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是妥协的，渗透片中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虚无与犬儒，并无“电影可以促使观众思考、批判进而改造现实”的野心：反正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分析与批判它毫无意义，描述表象并接受现状且为观众提供娱乐即可。

这种上中产背景导演以商业电影手法关注底层的方式，令人想起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2018）：以旁观态度描摹甚至以剥削态度处之的去政治化表达，人物同样如空洞木偶无深度与主体性，电影手法同样炫技与匠气十足，如日式餐馆橱窗展示的色泽鲜艳的假菜，精致光鲜却乏生命力。

这也是商业电影在回应当代社会结构问题时的无力感，况且，“回应社会问题”也不是其本意，其本质是制造奇观、幻觉与娱乐，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达到牟利之目的。

这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在涉及严肃社会议题时，这些影片呈现出自相矛盾与精神分裂趋向，如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电影《三块广告牌》（2017），前半部分起劲地批判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后半部分又退缩回导演臆造的世界，消解了之前所有批判。

这些远离现实问题的异想甚或童话世界，构建一个遵循他们自身逻辑的虚幻的闭合叙事，是与现实无甚交集的“平行世界”。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社会问题的常识被表面化地呈现，不会有分析与深入探究的可能，混杂各种娱乐类型，无论看似政治的还是去政治化的，都不必当真，“这不过是部电影而已”，它的意义结束在电影院里，不会被观众带出门去。

因此当年苏联电影导演与理论家如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批判好莱坞式剧情电影对观众社会意识的愚弄与麻醉，而大力提倡“电影眼”概念与在观众中推广更与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非虚构电影。

正如拉美“第三电影”的思考与实践者们批判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暴力、犯罪、毁灭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将电影视为奇观、娱乐、消费品，将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从不问其真正内在的、结构性起因，缺乏解析和批判力量。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传播工具之一，只用来满足掌控电影工业者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

如有观众评价《寄生虫》这类电影：对跨国资本主义及其电影工业财阀“小骂大帮忙”。

这片的缺点是，不少剧情漏洞（ex.前任女仆不可能在离职前没想起老公在地下室挨饿）。

以及前面的调性有点问题（除非偏向喜闹剧或奇想剧的调性，否则不可能夸张到全家四人都混入，或出现美术老师躲在墙壁正好听到别人谈话的这种电视剧式的安排）。

另，角色们很容易在楼梯跌倒，这也是一种老套安排，像是「儿」戏。

忽然像不花脑筋的小孩儿拍的。

但，原本还是可以给四星。

因为它还是有意思的！

悬疑！

屋内（包括地下室）有各种互斗！

住地下室的一家人遇到豪宅內的神秘地下室（那是更黑暗的地下室，也是不幸的社会与殖民历史下的什么鬼影？

）。

这些都值得给四星。

可是水灾后开始把贫富对比的描绘发挥过度了，开始成努力说教，这使本片只能成为大学生的上课教材、年轻人的取暖话题。

年纪长一点的、或看过世事百态的观众，本就明白贫富差距的滋味，见太多了，真不必导演一直讲。

一个导演太想表现淑世之情，就成了矫情，试问，难道本片艺人出席记者会时穿得很一般吗？

世间本有贫富，各有烦恼，大企业倒闭想自杀的老板也不少呢（韩国以前金融风暴时期很多人自杀），他想死的时候一般老百姓却可以悠哉地K歌，此时他也会羡慕中产阶级或穷鬼，不是吗？

所以不必拍啥水灾后贫富之间的对比，不然反而刻板。

台湾闹水灾、风灾或地震后，很多没受灾的人也仍在看漫画、打麻将、睡大觉，这很正常，不见得就叫醉生梦死。

前一年山东闹水灾，你滑手机看到新闻后哭了三小时？

你就算哭了可能也只是想演什么？

没错你可能真的很慈悲，但你哭完了后打游戏你就该死？

真正跑去第一线关怀别人的人，不见得会认为别人不懂关怀，他只是单纯想到我今天正好没事。

这才是禅宗的如实。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些灾难，有时我会冲去现场看或帮忙，我不会觉得别人没来是错的，是没良心。

可能我去那边只是好奇，或期待艳遇？

或希望自己不经意的上电视？

咦，那想上电视就一定错吗？

很多人在家里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后，有的人请假，也有人照常去上班。

因为老板不喜欢你请假，或公司也要清理灾难现场，或是此时最需要钱啊，赶快去赚。

这其中有坚强，韧性（或奴性），平常心，甚至很从容豁达，懂面对。

甚至借着上班来逃避家中变故的也很多。

然而导演却脑子很死，把一家四口在夜晚的斗争、水灾后必须隔天去伺候富人，拍成一种故意讨俏，一种对观众的讨俏，搞得有点类似哗众取宠。

如果他把这四人拍得坚强、滑稽、豁达、倒楣状、开自己玩笑、微微吐槽老板（而非片中人物的肃杀或悲怆神情），这才是真懂人生。

其实这导演不是不懂人生（《小丑》的导演就很不懂），他只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不是指他平时必须做善事捐款或去育幼院当志工， 而是他把人生情状拍得很教条扁平，没有立体感（富人等于某种德行，穷人只等于可怜与不平，但试问真正的社会是如此二分法的吗）。

这片原本不错的地方是，穷人家庭也有歪脑筋、手段黑，拍出了人性真实面。

后来水灾后突然像主旋律电影……什么穷人的忍无可忍啊，大毁灭的暴力啊啥的，这其实是老套耶。

很多人自认在伸张什么，其实也是在唱一种主旋律。

你以为他叛逆，其实是主旋律，搞样板。

水灾那段就很饱满，出现得很自然（因为雨在许多场景中都没停过），导演藉此指出韩国社会的大问题就可以啦，没必要没完没了。

穷人的气味本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却重复出现，失去细节的况味，甚至成了促成悲剧的大梗，这也是败笔。

日本殖民后的近现代韩国史也触及到（用一个屋子来讲国家），想讲的很多。

导演野心太大是种幼稚且沽名钓誉。

你可以看巴索里尼指出社会有病的方式很精省。

这不是说希望导演去学谁的意思，只是讲多此一举、没完没了、说教式的拍法只是幼稚或流于虚矫。

木心曾说，基度山恩仇记，这种书在年少时读过即可，因为它告诉你人世间的阴暗难测。

年少时不懂那些复杂，所以需要读一下也好。

木心说，没必要重读了。

我是讲真的，诸君如果年纪大一点，电影多看一点（年纪不够看很多也可能没用），就不会那么容易跟着剧情与拍法的设计安排走。

女主人在车内把脚跷起，这镜头不狗血吗？

我看过有钱人家很善良的人，很细致，懂帮助人，很懂贴心照会别人，好友间常收到她亲手做的小卡片，这与贫富根本无关，我再有钱也不可能。

此外她出国会带各种小礼物给朋友，你说因为她家有钱，我觉不能这样说，我曾有钱时我也没如此过，她这叫有心。

她确实知道家里很富，所以想照会大家，这没错。

可是她选的小礼物不是打发式的那种（讲真打发也很不错啊），而是针对每个好友去想、去选。

我想豆瓣上也不少这样的孩子。

我也看过吃不开的人，我三舅在台湾俗称是「捡破烂」的人，至少捡二三十年了。

我说他那部收破烂物品的三轮机车很酷，他也不懂这有啥酷的。

他有时喝酒闯祸，很烦人，他儿子（我表弟）当职业军人几年后退伍，所领的退休金被我三舅拿去一半赔偿别人。

但我觉我三舅不是坏人。

我们家山坡下有一家人在做资源回收，也是捡破烂。

全家蹲在肮脏的物品内做分类。

很温馨有情的是，似乎每一个收破烂的家庭，都会有一个清秀乖巧的小女孩（小学或中二年纪）任劳任怨帮忙爸妈。

我上两段的意思是，作者不要在作品中把阶级符号（或其他善惡符号），做得太「符号化」，以及二分法。

所谓善与恶、幸福与不幸、聪明与愚昧，粗糙的人才会这样分。

可是，指出社会不平等、不对等，贫富差距或资源分配等问题，以及所谓华丽文明下的寒伧破败，指出这个，那可以的，也应该的。

导演已经指出，就不必一直要废屁。

这个片的设定上，本就很明白牵扯贫富，此时尤其不要落入窠臼。

本片前半段本来還算不落俗套，女主人、男主人都还是不错的人，尽管有点毛病。

水灾后的贫富神情对比就很烦人，斧凿太粗，马克思还活着也会看了尴尬，导演那样反而把穷人看低了。

诸君不觉得，片中一家四口在富豪家喝醉的交谈很说教、很僵硬吗？

好比「他们一家很有钱且善良」、「不，他们善良是因为有钱」、「不知道被辞退的司机有找到新工作吗？

」、「爸！

你只管好你自己家就好！

」不优的导演会特别想让不同角色去阐扬不同观点的辩证。

这就是在上课，对学生抛出问题似的。

所以本片适合老师放给初中、高中或大学生看，让老师引领，大家来讨论。

只达到这种层次。

但其实很不自然，像硬要弄这个，也像导演对自己没自信或太盲目迷恋自己。

（侯麦就没这个问题，他的角色们本就爱讨论事情，并不是导演忽然想叫谁讲一段导演的想法。

自然很重要。

试问，饰演爸爸的宋康昊，在全片里曾有让人看出他温厚一面的暗示或描写吗？

并没有，所以出现那句就有点突兀，像上课了，那是导演塞给他的，不是角色本身会讲的话。

如果你想象角色们在这场戏中是讲中文，你就会发现突兀多余了，很多西洋片也是，你觉很有思想，那可能是因为讲洋文，你在接收信息时隔了一层。

你必须想象他讲中文，或想象你是老外，你才会发现可能僵硬做作。

）同理，穷人一家子在水灾后的收容中心，一个很凌乱疲惫的场景，接到富人打电话来说要开啪，这种冲突性的画面的设计，也适合让老师对学生讲解：大家看！

他内心五味杂陈，在这样的环境接到这种电话，觉得有种「何不食肉糜」的感受……就像贾樟柯后来比较差的电影中，出现一人在古佛塔前打手机，老师可以告诉同学：看！

这是社会新旧的矛盾还是和谐？

这种说教式的东西，给学生上课是可以的。

但只能如此。

上不去了。

因为中学生或大学生也拍得出这种画面。

至少见多了，真的乏味。

奉导演最好的片子，目前看下来当属汉江怪物。

这片浑然天成，一切刚刚好。

过瘾！

又不说教。

有时，我们过于受作品挑动，那是因为我们连结到我们自己的社会。

好比韩国人可能认为导演帮大家出了口气，戳破韩国社会的假象。

或我们对照到中国社会的贫富落差，或台湾社会也是这样。

豪宅、名设计师品味的住宅，与一般市井的破落户或老房子，这种差距感在大陆、台湾都可以看到。

其实住家老旧或丑陋也不见得表示过得不好。

台北的延平北路、大稻埕一带早就没落了，但住在那些老房子的人很多在当包租公，他们在台北别处有房子出租，他们生活乐得很，许多人全家不上班。

或相反，他们住去好房子，把这里的房子出租。

然而，在电影中的视觉景观中，你很容易就把破旧、豪华分成两个国度来看。

当然导演更进一步，让主人翁一家住地下室（或一种有高低落差感的老空间，比路面低），意思很明白，让观众不要怀疑：看！

他们真的寒伧，家庭经济条件很差。

而且全失业。

我们无法一口咬定说这种设定过于取巧，可能韩国很多人住地下室，或者至少有一户如此。

但你回头冷静想想，这样拍电影是不是有点取巧？

讨俏？

卖穷酸？

我住的老公寓在山坡上，我们家的后栋，坡度比较高，我们家在前栋。

后栋一楼的高度与前栋二楼一样。

所以后栋的地下室跟我们家住的一楼是水平的。

那个地下室位于后栋楼梯的死角，「躲」在后栋楼梯底下，且由前栋进去公寓大门后如果留意才可以发现它。

最近那个地下室租给一个女的。

这女的有天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前栋铁门的钥匙，她想从前栋大门进去比较快到达她住的那间，不然要绕一段路去山坡上的后栋，她嫌累。

问题我没有钥匙（一楼住户不必进公寓大门，住二三四五楼的人家才需要），她说想找五楼商量以取得钥匙，因为五楼正好是邻长，属于里长的帮手。

但五楼常不在家，她想问我怎办？

我说他们白天上班，我若遇到会帮你问他们，或你电话留给我，我请他们打给你。

同时我干脆也留电话给她。

结果她有天一早打电话给我，我在睡觉没接，然后她又跑来按我家门铃。

我穿着卫生裤跑去开门。

我被搞得很烦。

我写这干嘛？

我意思是说，住地下室也不见得穷。

它的麻烦不见得就是穷，也不见得是怕水灾。

我们这个小区（台湾叫社区）在山坡上不会淹水。

它的麻烦可能是你我想不到的。

我没有画出我们小区的图，很难表达这个复杂度。

问题后栋的人都习惯绕一段路才进入公寓，可是她不想。

后来邻长说我们前栋大门的钥匙给后栋的你，不大好吧。

她说但前后栋的水塔的马达放在我住处的门口，如果坏掉了你们就要来我们后栋修理，为什么你们就可以来？

而我不能走你们的门？

好像也有道理耶，但还是有点怪。

真正的生活，其复杂、繁琐、麻烦、麻花，电影当然很难拍出。

我无法以绝对的口吻说，本片导演在居住空间与阶级属性的设定是粗糙的，但在我来看，「设定」本身如果是在「玩设定」，我觉这样的作品不够档次。

从水灾之后可以看到他玩设定玩开了，非要搞到一个什么地步。

诸君说这片多好，很抱歉，过不了我这关。

导演心里的水位下不去，所以只好骑虎（骑水）难下，强编硬编，这是玩剧情的人的毛病，挖坑、凿陷阱给自己跳。

如果他不必强调贫人的不爽，也不必靠上演暴力来让骗局拆穿，这样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导演，说真的这样片子会更好看，更有力，也更有余韵。

这片可以看，但真正有创意的电影不是这样搞的。

很多韩国片都有这种毛病，发想创意时貌似得意，但成了挖坑给自己跳，枝蔓乱生，反正最后得有暴力就对了。

《寄生虫》结尾拉回到现实中不出意外地，《寄生虫》引发了一场电影地震。

不论是由此带来的资源字幕讨论，还是随之而来的观影热潮，这种小范围内的焦虑式狂欢让自诩为影迷的我感到一种充实与满足。

同样的感觉在去年的《燃烧》登场时也体验到过，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强烈。

作为近两年来入选戛纳主竞赛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燃烧》之间的比较好像是很多看完两部片子的影迷朋友都乐意去做的事。

的确两部片子有一定的可比较性，除了电影节的竞赛经历（尤其考虑到最后全然不同的获奖情况），还都有对贫富阶级差异的指涉、对电影符号学的探究等等。

考虑到自己水平有限的事实，我仅对两个片子各自结尾的（可以说是）超现实片段做一点讨论。

《寄生虫》里，当整个故事尘埃落定，父亲失踪的谜团也随着儿子解码后的信件内容而解开，然后奉俊昊给观众设置了这样一个结尾：儿子基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配合儿子的旁白，我们看到了若干年后衣冠楚楚的基宇买下了那个房子，和母亲共同享受庭院里的阳光，并和从地窖里走上来的父亲拥抱，紧接着镜头切给寒冬地下室里的基宇，电影结束。

衣冠楚楚的基宇买下房子

父亲与基宇涌抱这好像是一个商业片很惯常的设置，当主人公在现实中受到压抑，他只能通过超现实的想象来对接下来的生活抱有希望，这也是导演让观众能够继续抱有希望的一种方法。

区别于一般的商业片导演，奉俊昊在这个很短的片段里依然有独到的设计，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搞定了那块石头的问题。

超现实片段开始（也可以视作基宇的梦境开始）出现的是基宇的主观镜头，他将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块石头放到了溪流中。

这块石头无疑是电影里非常重要的意象，理解可能有很多，考虑到那场暴雨淹没地下室的戏里基宇拿起水里漂来的石头，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基宇对自身阶级属性的顾虑。

所以结尾一场戏里想象中的基宇放下了这种顾虑，从而毫无顾忌地跨越阶级。

我觉得这放在超现实片段里是很高明的。

因为我们知道那块石头在佣人的老公砸基宇的那场戏以后就已经不知所踪了，现实剧情里面很难再把它写回来。

但作为几乎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物件，给它设置一个最终的归宿是有必要的。

而超现实片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种抽象又和石头本身象征的东西相呼应。

甚至更玄乎一点，我觉得在不同的段落里这块石头的重量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和我现在讨论的重点无关，大家有兴趣可以思考一下。

超现实片段里基宇最终放下石头

暴雨回家那场戏里基宇拿起水中的石头另一个是对父亲人物弧光的完成。

这里先要解释下阶级跨越的具象化。

在这个超现实片段里，儿子基宇（和母亲）成功地实现了阶级跨越，最终买下了那栋别墅，但这个跨越的过程是抽象的，是通过儿子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表现出来的。

相比之下，父亲的阶级跨越是具象化的，即从地窖走上来。

相似的设置在之前的情节中也出现过，那是佣人想从地窖上来向夫人报告真相，但在出口处被基宇的母亲一脚踹了下去。

也就是说佣人一家没有实现的阶级跨越，父亲实现了。

超现实片段里父亲从地窖走上来那么再让我们来系统地看父亲这个人物，他开始很窝囊，有人来家门口撒尿也无动于衷。

后来在儿女的计划下有了工作，并对朴社长一家充满了respect（作为对比，佣人的老公直到死都处在这个阶段）。

接着因为气味这个细节，父亲的尊严逐步坍塌，并最终犯下罪行，为了不被审判而把自己关在了地窖里。

情节发展到这里，父亲好像被永久禁锢在了阶级金字塔的底端，是最后这个超现实段落让父亲实现了阶级跨越，完成了完整的人物弧光。

然而超现实最巧妙的地方在于这一切都是假的，影片最后奉俊昊把镜头给了寒冬里呆坐在地下室的儿子，前面的一切只不过是儿子基宇的幻想。

现实给了那些企图跨越阶级的人们狠狠一耳光，这种绝望与基宇眼神中若隐若现的希望形成的强烈反差，通过影片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个镜头表达出来。

电影以基宇迷茫的眼神作为最后的镜头，让人联想起奉俊昊在《杀人回忆》的结尾以宋康昊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作结，《寄生虫》里饼叔仍旧奉献了神级表演总的来说，奉俊昊给《寄生虫》结尾设置的这个超现实段落是很有功能性的，或者说是趋向于封闭的，不管是人物（父亲）还是事物（石头），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应当具备的，能符合观众的期待，也能给整个作品做结。

那么李沧东在《燃烧》里是怎么做的呢？

在《燃烧》的结尾，经历那么多事以后，刘亚仁饰演的李钟秀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把Ben直接约了出来，将他谋杀，并把尸体连同自己的衣服都放回Ben的豪车里付之一炬，最后在寒冬的火焰映衬下开车离开，电影结束。

谋杀Ben以后的钟秀在寒冬的火焰映衬下开车离开这里要插一句，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燃烧》的这个片段是极其震撼的，这种畅快的观影体验甚至超过了电影前面那个备受推崇的夕阳之舞。

对比之下《寄生虫》最震撼我的不是结尾的超现实，而是前面父亲谋杀朴社长的片段。

所以直接相比两个超现实片段对我而言其实高下立判，我只能尽力保持着所谓的客观理性来讨论。

回到《燃烧》的这个片段，我观影过程中最感兴趣的是它的真实性。

在前面的情节里我们明显感受到李钟秀对Ben的怀疑，在他看来Ben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犯，而惠美很可能就是他杀害的。

这么看来，最后钟秀用这样的方式为惠美报仇好像是情理之中。

但再多想一下，这么做和钟秀的人设是有出入的。

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loser作家对Ben这种富豪的畏惧（《寄生虫》就告诉我们瞬间的情绪爆发不会受阶级差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钟秀是一个为了确认仓房被烧掉而找遍方圆好几公里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带着几分想象的怀疑就对Ben下杀手吗？

基于这两点我判断这个结局就是超现实的，而这种带着思考的观影体验可以说极其畅快。

然而我不知道是不是李沧东担心作品太晦涩，他还是在电影里设置了线索。

前面所述的结局开始前有个李钟秀坐在窗前打字的镜头。

这个镜头是有指向性的，暗示后面的情节是钟秀小说里的内容。

换言之，这也做实了后面发生的事是超现实的。

我一直觉得打字的镜头值得商榷，如果去掉，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看待这个结局的真实性会更有意义。

李钟秀坐在窗前打字的镜头这个超现实片段里讲的东西信息量极大，有钟秀和Ben的情感表达（谋杀时的相拥），有钟秀整个行为逻辑引起的思考，尤其是烧仓房和烧豪车的对应，让片子的立意超越了简单的嫉妒和复仇，也超越了贫富阶级的差异和对立。

那一刻Ben对于道德与生活的价值体系已经被钟秀所传承，他甚至放弃寻找仓房，而自己创造了一个“仓房”。

当然这只是我有限的理解，对于《燃烧》的探讨已经有太多，不缺我这么肤浅的一个。

我只是想说《燃烧》这个超现实片段的结局超越了简单的功能性范畴，是趋向于开放的，人们可以对它展开无穷的想象（不仅限于真实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村上春树的原著里表达的那种多义性是统一的，而一部可以表达文学上的神秘性和多义性的电影实在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钟秀在谋杀过程中与Ben微妙的情感表达做个总结吧，我觉得拿这两个超现实片段进行对比可以一定程度地看出《寄生虫》与《燃烧》的区别，奉俊昊与李沧东的区别以及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区别。

个人而言，这两部电影我都喜欢（都给了五星）。

《燃烧》是那种看完以后会不断回想与思考的片子：那只猫的意象究竟有什么作用？

仓房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寄生虫》的故事结构与场面调度让我整个观影过程享受其中，看不到大银幕实在是可惜。

今年北影节的时候和朋友扯皮，我说韩国的电影大师我只认一个李沧东，如果还要算的话就加一个洪尚秀。

然后戛纳立刻就给了奉俊昊一个金棕榈来回应我的胡言乱语。

其实谁是大师的问题真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奉俊昊和李沧东仍然在电影上不断地探索，接连拿出《寄生虫》和《燃烧》这样的作品，这是韩国电影的幸事，也是我们饱受技术原因困扰的影迷的幸事。

奉俊昊从评委会主席伊纳里图手中接过金棕榈写于2019年8月7日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

现实有其运作逻辑，电影并非一切皆可。

虚构与想象的差别，在于是否遵循现实的逻辑。

《寄生虫》企图构建可信的虚构，如此它才选择贴近生活，一种现实主义。

但它不断走向想象，逾越过现实的运作逻辑。

会有这么蠢的富人吗？

还是说因为穷人过于聪明？

一个人可以在地下四五天不吃喝，依然精神炯炯吗？

知道老公在地下室捱命，难道还会选择合适时机再回去吗？

而且这一家人全体“登堂入室”，获取主人好感，显然不可能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

这就违背了常理，让人难以信服。

当然，可以不这样的，把《寄生虫》当一部纯粹的类型片来打造。

这时候决定影像逻辑的就不再是虚构，可以是想象。

只为观看的快感，或加一点寓教于乐。

而不是将阶级批判的靶子藏在故事背后，等待观众来射。

一开始就错了，要么前半部分能再写实些，对生活的刻画应该真实可信，而不是虚假的布景和人物。

要么后半部分能再荒诞些，两者之间产生剧烈的碰撞。

就像日本电影总能在平淡的生活缝隙中发现诡异和神秘（河濑直美、黑泽清……）但我知道，韩国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虚假的国度。

我们从未见过哪一部韩国电影是真正写实的，或爆发过真实的能量。

于是，他们只能拍摄类型片，而类型片是逃避真实的最佳手段。

不是因为韩国人爱拍类型片，从而拍不出真实；而是他们拍不出真实，从而选择了类型片。

但类型片的问题在于无法满足批判现实的需求，我们已经说过，类型片与现实是脱节的。

于是，一种新颖的怪诞东西诞生了：那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类型片，独具特色。

获得世界的声誉，它的邻国人民为有了一部《我不是药神》而沾沾自喜，并奉为佳作。

这是伪装，一种明显背离现实但又强行拉回现实的举动。

它也不是在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影像世界，它在假扮、涂抹、改造现实世界，就像化妆和整容那样。

就像《🚕》所反映的：现实被利用了，真实被践踏了，观众获得是一种被编造、被安排的假性真实。

这也是奉俊昊的电影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它更像一种小说的真实，而不该是电影的真实。

如果《寄生虫》被改成一部小说，我们会毫不意外地发现它比电影更好。

因为小说与电影遵循的虚构逻辑有别，后者必须在物质要素中得到还原，而前者重在叙述的真实。

富人的蠢，如果没有影像前后的铺垫（他们的出生和经历），直接告诉观众他们蠢，那是不可信的。

而小说中要让一个富人变得蠢，只需叙述他蠢就行了，看你“叙述”功底如何了。

影像时刻作用于我们的眼睛，视觉感知的真实性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很难欺骗。

相反，在李沧东的《燃烧》中，真正创造了一种影像的真实。

让人惊讶的是，《燃烧》的真实是从小说的真实转换过来。

因为李沧东描摹的是人的内心，创造一种体验和超出感知的感应。

《寄生虫》没有涉及到人内心的部分，都是外在动作和物质环境的描绘。

但可惜，人与环境（空间）只有象征关系，没有情感联结。

人变成了动物，靠意志活动，牵引他们的是导演，不可见的大他者。

我们如何能信其为真？

既然是娱乐大众的高手，何必又苦大仇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既然要拍成一部类型片，何必又把自己跟现实捆绑的那么紧密？

既然想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回归现实，为何一开始就走写实这条路线？

不可化解的矛盾，令人困惑的怪物。

看完《寄生虫》，和朋友们聊了聊，大家一致认同这部电影隐喻气息浓烈，达成共识后就丢下了它，没想到这几天翻了翻影评，发现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讲述阶级的隐喻，又和朋友们聊了聊，才发现我们一开始就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电影讲的是韩国史。

韩国，东亚的殖民地国家之一，它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

让我们从时间线起点说起。

电影的重要载体是那座别墅，别墅代表的是什么呢？

别墅是死的，主人是活的。

我们来看人。

它的第一任主人是谁？

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于是失去了解谜的钥匙之一。

它的第一任主人叫南宫贤子，虽然这个姓在日韩都有，但从用词来看，我们不妨推测这是一个日本人。

为什么推测是日本人呢？

因为接下来佣人会说，这座别墅是他建的。

从这个猜测出发，导演专门设置这个细节，是为了什么？

为了告诉我们，这座别墅，是从日据时代开始的。

日本人起先拥有了这座别墅。

我们来看一则史料：朝鲜日据时期（朝鲜或韩国称为日帝强占期、日帝暗黑期、倭政时代，日本称为日本统治时代の朝鲜）指的是1910年8月29日至1945年8月15日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接受日本统治的时期。

接下来，这座别墅的主人是谁？

是朴社长一家。

但在朴社长一家入驻之前，有一个人来到了这座别墅。

这座别墅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待了四年的男人说，他开了一间台湾古早味蛋糕店，蛋糕店倒闭后，他就搬了进来。

在朴社长一家进来之前。

台湾古早味蛋糕在2016年才在韩国大火，但重点其实是台湾。

1945年日本失败后，台湾也结束了日据时期。

顺着时间线，接下来进来的才是朴社长一家。

朴社长一家背后是什么呢？

答案是两个字：美国。

朴社长的公司，Another Brick，有一首摇滚曲子叫《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从图中能看出来，朴社长的公司就是做电子设备的，然后朴社长一直在问，这个设备和手机能否兼容等问题。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司，甚至极有可能是一个跨国公司。

但朴社长家的现代化跨国公司背后意味着什么？

换句话说，朴社长的原始积累是哪里来的？

电影里给出了解答。

片头，当穷人家的小孩去他家时，就看到了墙上的奖状：新奥技术奖，以及《南韩企业攻占纽约》的报道。

它的原始积累哪里来？

答案自然是美国。

朴社长一家是亲美资本的，这一点从很多地方都能看出来。

不说女儿要学的外语就是英语，单看关于朴社长儿子的两个细节。

一是儿子身上的印第安控。

印第安的象征十分明显。

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国家，当年来到这片土地的人们，屠杀了原住民，获得了大量广阔的土地资源，因此在这片土地上可以有大型农场主，可以有超大规模城市，还有少量的印第安人。

这样的情况，不要说在中国，在欧洲也找不到，欧洲是宗主国林立的地方，所以更多采用的是莱茵模式。

顺便推荐一部美剧《黄石》，现在出到了第二季。

你想了解美国，有两部剧必须看，一部是《大西洋帝国》，一部是它。

巨型农场主，房地产商，印第安裔政客，带着美国的过往和美国的未来，带着这群殖民者和原住民的过去和未来，在这片土地上角逐。

土地啊土地，一切问题的核心都是土地。

那么韩国呢？

韩国是东亚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但在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建国时，都分别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制度的路径依赖还是资本的倾向性都避不可免受到美苏的制约。

这时我们就能看到朴社长儿子身上的第二个隐喻。

帐篷。

朴社长问，帐篷应该不会漏水吧？

朴社长的夫人说，那是美国制造，应该没问题。

在美国的庇护下，就没有问题。

——这是朴社长一家人的想法。

那，其它人呢？

除了朴社长一家外，还有两家人。

一家是电影的主角，一家是电影的「反派」。

反派在取得短暂胜利后，模仿了一段半岛北边女主持人的腔调。

这一点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但我们要联系一下接下来的背景音乐，就是他们在庆祝时的背景音乐。

千万不要忽略这首曲子：《In Ginocchio Da Te》。

这首曲子翻译一下，意思是：我来给你跪下。

啊，电影真正的主题已经出来了。

这时我们不能忽略掉另一首曲子，那就是主角家的女儿去面试时哼唱的。

这个节奏很耳熟，仔细甄别会发现，是修改了歌词，变成了伪造的身份。

而原歌曲是什么节奏呢？

《独岛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再来看一段历史——《独岛是我们的领土》是1982年由郑光泰所推出的一首韩文歌曲。

独岛，日本称竹岛。

这始终是日韩的争议地。

这时我们回想一下，别墅第一任主人是谁？

南宫贤子，一个日本人。

主角家的女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唱这首歌？

象征意义太明显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点，两家人在地下室大打出手。

起因是其中一家已经寄生在朴社长家很久了，另一家也想蚕食。

第二点，其中一家人哼唱着反对日本的歌曲，另一家人扮演着半岛北边那个国度的主持人。

那么答案是，两家人的大打出手，很可能是一场发生在半岛上著名战争的隐喻。

如果时间点还不够明朗的话，我们来看看别墅的第三任主人。

德国人。

德国这个设定就明确说明了一切。

那场著名的大战之后，韩国需要发展经济。

正在这时，因为冷战加剧，东德中断向西德派遣劳动力。

这时，西德和韩国达成协议，西德提供经济援助给韩国，但韩国必须派出大量的劳动力到西德。

按照统计，韩国前前后后派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次，而1965-1967年劳务外汇收入分别占韩国外贸额的1.6%、1.9%和1.8%。

当德国人的意义被确立了，两家人大打出手的象征意义就更明显了。

是的，这就是半岛上的那场战争。

然后呢？

然后主角幻想着，有一天他可以买下那座别墅，救出在地下室的父亲。

前提是，等他有钱。

这时我想到温铁军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很多国家形成的政治主权，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就根本不可能建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因为国家经济资源已经被交易掉了。

这些经济资源被谁资本化、货币化了呢？

被原来宗主国拥有的跨国公司。

因此，这些国家就只有在宗主国恩赐、资助的时候，才能维持这种西化上层建筑，如果宗主国不给钱，西化上层建筑就会立刻垮掉。

所以别墅指的是什么？

别墅就是半岛。

《寄生虫》说的是韩国的寄生史。

因为是寄生，所以这一切都只是幻想，故事最后，他们仍旧窝在过去的小屋里。

原因是，他们没钱。

核心是，他们的钱是宿主们给的。

所以当我们推测南宫贤子是日本人时，这个假设是能说得通的。

从这个假设出发，能看到接下来的一系列猜想都能各安其职。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你非要说阶级，那也是阶级，但这不只是韩国社会的阶级，奉俊昊拍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一则《让子弹飞》式的韩国史寓言。

感谢张锦云同学，在写作本文时他给我的论点提供了一些重要论据。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