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的流感

豆瓣的第一篇影评献给参与了翻译的这部奇才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电影。

有些评论说看不懂或不喜欢，个人觉得有很多细节值得挖掘，这部电影非常令人赞叹。

长镜头，视角切换和剪辑方面的高超技术不明觉厉，以下分享和梳理些剧情和细节。

【时间背景】故事有两个时间段，1979年男主小时候和现在2007年，时间的推断来源于：维佳给妈妈买的阿司匹林生产于1977年；男主妈妈和朋友聊天提到的电影《秋日马拉松》上映于1979年；男主在派对外等儿子时听到伊戈尔的老婆说他是45岁的小男孩。

维佳的姐姐玛丽娜在当家教时说弟弟今年17岁，和伊戈尔一样大。

玛丽娜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搬去澳大利亚。

电影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新年前夕发生的。

【人物介绍】

男主彼得罗夫：是修理工，是儿子的专职漫画家，想象力丰富，他在坐公交时听到周围人议政，身后就出现了朋友开着灵车来叫他，下车扫射议员的画面。

在吃下过期的阿司匹林后出现很多幻觉，包括亲吻修理工男同事等。

男主妻子：图书管理员，有些厌男，拳击暴打诗会上闹事的男人。

每次摘下眼镜，变成黑瞳，换成绿色大衣后就开始暴力杀戮。

想象力也很丰富，幻想过与丈夫在图书馆doi，幻想过一刀抹了儿子的脖子，但实际很疼爱自己的孩子。

伊戈尔：光头，男主的朋友，名字首字母合起来的意思是地狱。

与一个他不爱的女人结婚，生了女儿，但实际上他患有不孕不育，能中标的可能性为万分之一，这个女儿并不是他亲生的。

妻子称他有个情妇在澳大利亚。

维佳：大名维克托·米哈洛伊维奇，伊戈尔的朋友，哲学博士，老家在涅维扬斯克，帮妈妈买药，把钱全都花光买阿司匹林，多到可以吃一辈子，也正是男主吃下了这个过期几十年的阿司匹林才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故事。

作家：谢尔盖（小名谢廖扎），男主彼得罗夫的朋友，写出的稿件屡屡碰壁，自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死后才会得到认可，因此要求男主帮助他用枪自杀。

变态读者：小学门卫，图书馆里的奇怪读者，歧视非俄罗斯族人，借的书都是情色，妇科相关，后被男主妻子捅死。

男主儿子：小彼得罗夫，爸妈离婚后和妈妈住在一起，爱好是打游戏玩手机，喜欢和妈妈犟嘴，感冒发烧三十九度也执意要去参加新年晚会。

玛丽娜：维佳的姐姐，来自小地方涅维扬斯克，有透视眼能看到男人裸体，想和男友萨沙一起回家乡发展遭到男友家人嫌弃，在男友组织的新年晚会上扮演雪姑娘。

做英语家教时和学生伊戈尔发生关系，苏联解体后带着孩子（可能是伊戈尔万分之一概率的那个）搬去澳大利亚。

萨沙：玛丽娜的男友，戏剧学院学生，文艺青年，爱好诗歌和吉他。

组织了男主小时候的那场新年晚会。

【细节贯穿】新年：男主回忆中儿时的新年和如今儿子的新年有很多的不同和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时代造就的人们，生活方式，新年的气氛都有变化。

相似之处是儿时父母的争吵，小朋友们对新年的期盼，盛装出席的心愿。

雪姑娘：新年的象征，新年期间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大妈打扮成雪姑娘，结尾一幕变成了满脸腐烂的尸体；男主儿时视角中手冰凉的雪姑娘玛丽娜，看起来快乐，实际上却饱含眼泪和痛苦演出。

假牙：公交车上污言秽语的老头（斯大林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恋童癖）被打掉的假牙被男主带回家，假牙会在男主神志游离时说话唱歌，伴随男主回到虚幻世界。

飞碟和外星人：出现多次—开场字幕上方出现；公交上神神叨叨的女人说完一堆迷信的话之后窗外的天空出现；男主回家的电梯里出现；男主幻想中送儿子去医院的路上无人求救时出现；玛丽娜和伊戈尔doi完之后窗外出现；伊戈尔曾说自己是外星人，这两个意象是男主丰富的想象，也是影片现实和虚幻的重叠。

出轨：公交车上售票员大骂的那对狗男女；伊戈尔和玛丽娜的私情；男主质疑妻子是否出轨，都是相互呼应的。

狗叫：哲学家维佳抱怨领居家的狗乱叫；他的妈妈也在电话里和姐姐玛丽娜抱怨领居的狗很吵；男主和作家朋友在路上也遇到了一直乱叫的狗。

宇宙：男主小时候正值苏联航天发展如火如荼时期，电影中贯穿了很多宇宙相关的元素：诗会上和宇宙相关的诗歌；男主儿时新年枞树上挂的宇航员；男主儿子屋内的装饰品；萨沙裸体弹唱的歌曲《蓝色电车》中的歌词“蓝色电车，带我们去宇宙”。

童话：电视广告语中出现的“童话只存在于相信童话的人的世界中”；儿子问爸爸是不是杀人犯的身边会聚集死人的灵魂；小朋友们都喜欢童话等等。

死而复生：男主第一次从棺材中醒来是在作家死后，男主放火烧了一切，镜头一转，他在车里冻醒；第二次是伊戈尔和维佳用枕头闷死他之后，他从棺材醒来；第三次是结尾记者采访灵车司机和警察，他们称男主死而复生，自己走去车站要回家过年。

癌症 流感：全城的人都在新年前夕发烧感冒，这场流感也隐喻着政治，病怏怏的选举体制，病怏怏的整个政党和国家；男主生病期间的状态可以被解读为一场不间断的叶卡捷琳堡恶魔狂欢节，新年前夕正是俄罗斯文化中邪灵觉醒的时间，此时生与死的距离很近。

另外有观点称死者的突然复活也体现了大师形象的基督学特征。

（参见《大师与玛格丽特》）【现实和幻想】个人觉得片中角色其实就是男主本人或者是他内心深处想法的映射：细节一：男主的妻子问他伊戈尔是不是他幻想出来的朋友；男主要出去买药，妻子不让去说他可能会好几天不回来；编辑部老头给作家说的故事里面的妻子不让丈夫出门，怕他在外面喝酒很多天不回来，完全和男主一模一样。

细节二：作家的故事似乎写的就是男主，他俩也因为故事而吵架，男主觉得作家就是在写自己。

而男主本身也是一个和作家相似的，不受赏识的小人物，漫画的读者只有自己的儿子。

同时在男主回忆视角中，小时候妈妈带他去找服装，叫他谢廖扎（作家也叫谢廖扎！

），所以失意作家也就是男主本人，作家死了其实就是男主死了。

细节三：片尾曲，来自俄罗斯歌手Хаски的rap 《Реванш》，意为复仇，歌词中充斥着尸体，腐烂，死亡等元素，最后配上售票员腐烂的脸，太有那味了。

另外演职员表中Хаски本人就扮演了棺材里的那具尸体。

细节四：电影中很多墙上的句子穿插，和当时的情景完全相符，导演真的很走心，细节到位。

如下：

作家再次碰壁，出来时，墙上写着 “唉”

作家自杀前门上写着 “昨天想死，今天感觉好些了”

作家准备自杀前时墙上写着 “今天糟透了，你也糟透了”

玛丽娜身后的墙上写着 “你活不到婚礼” 说明了她和萨沙不可能结婚电影充斥着浓浓的苏联/俄罗斯元素，反映出了时代更替。

人物刻画鲜明，男主小时候的视角用了小一圈的屏幕展现；玛丽娜的故事视角用了黑白滤镜。

总之这部电影有很多创意和设计，值得反复品味，时间线有些错乱，是基里尔的风格，让人看晕了也在情理之中，对于感兴趣的朋友，确实可以发掘出很多有趣的点。

彼得罗夫的流感 (2021)7.62021 /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瑞士 / 剧情 / 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 / 谢苗·塞尔津 丘尔潘·哈马托娃

小说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俄罗斯最常见的姓氏，所以影片中个体的彼得罗夫，成了整个俄罗斯的缩影。

个体的疾病，也就浓缩了整个国家的弊端。

影片画面阴郁，冻土和阴云让人倍感压抑。

①彼得罗夫上车后，因为咳嗽厉害，一位大妈说：“你好像得了癌症。

”这位大妈代表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怀旧群体，他们认为社会转型后的俄罗斯已经接近死亡。

另一位大爷：“戈尔巴乔夫出卖了我们，叶利钦挥霍了国家财富。

”1999年12月31日晚上，叶利钦突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人们普遍认为，继任者是被当时的金融寡头扶持上位。

当时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被寡头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开枪时女权贵要求上法庭，民兵完全不理会。

因为法院是她家的。

彼得罗夫想象的处决权贵的情节，直接表达了俄罗斯民众对寡头经济恨之入骨的情绪。

②公交车上的学者羞辱小姑娘被打下车后，被警察抓走。

人们怒骂学者是混蛋垃圾，苏联大妈却可怜学者。

苏联大妈只看到了年轻人伤害了专家，却看不到专家羞辱小女孩儿。

彼得罗夫捡起学者的假牙，是因为他画家、作家的身份，他要借鉴专家的话术，赢得读着的喜爱。

此情节与彼得洛娃打伪文学家一脉相承。

真正的艺术家在苏联时期被下放到殡仪馆，而一帮伪学者在沙龙上高谈阔论。

③彼得洛娃代表着民族母性，儿子小彼得代表着俄罗斯的未来。

小儿子病了，还有许多恶习，令母亲十分担忧。

彼得洛娃同时是觉醒者先锋，她以一己之力奋力铲除了社会遗留的恶疾。

但在影片最后陷入绝望，几代人的信仰崩塌所导致的价值观扭曲，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④神秘人维克多对伊戈尔大喊：“我们该信仰什么？

”彼得罗夫对伊戈尔既熟悉又陌生，他拒绝给伊戈尔留下电话号码，并说：我不想和你保持联络。

这里暗示伊戈尔是死神，彼得罗夫已经到了濒死状态。

新年派对等待儿子时，彼得罗夫再次遇到伊戈尔，伊戈尔感叹：“你们人类真复杂。

”说明他不是人类。

维克多也是彼得罗夫，是彼得罗夫的另外一个人格，维克多代表了前苏联时期的彼得罗夫，他愤怒却无能为力。

苏联的解体是他的死亡，所以死神伊戈尔对他说：“你还在为上一次生气吗？

”⑤雪姑娘美丽友善，很多人认为他是70年代理想的化身，而实则她的生活非常糟糕。

也可以说雪姑娘也是彼得罗夫的另外一个人格，彼得罗夫认为理想化的自己应该是雪姑娘的模样，因而想象出了后面雪姑娘的黑白画面。

雪姑娘总是看到男性裸体——彼得罗夫是同性恋，但苏联和俄罗斯对同性恋的妖魔化，使他不得不深藏不露。

雪姑娘和学生亲热时，叫他的名字伊戈尔，见男友萨沙的父母时，男友的父亲是伊戈尔，这都意味着彼得罗夫的社会性死亡。

儿子小彼得被女性乳房吸引，而童年彼得罗夫对女性裸体毫无感觉。

作家谢廖沙也是彼得罗夫的另一个人格，因为谢廖沙知道彼得罗夫是同性恋，而且彼得罗夫的回忆中，母亲叫他谢廖沙。

帮助谢廖沙自杀和烧毁全部书稿，意味着对文学梦的放弃。

最后彼得罗夫的死，和棺材内尸体的复活就是对俄罗斯的厚望——祛除病症，涅槃重生。

原文作者：Olivia Cooper-Hadjian译者：法国新浪潮戛纳的竞赛片里面总是有一批以炫耀的形式艺术为标志的电影，往往是最差的，有时是最好的；正在上演的2021版本也不例外。

在《法兰西特派》中，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突破了框架中可能包含的内容的限制，最终达至一个很难想象的细节水平，一部无法在小屏幕上欣赏的电影。

在同一天展映的影片《彼得罗夫的流感》中，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用移动摄影机将图像拉伸到深度而不是广度，这使得不同层次的现实在同一平面上共存。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从里到外，伴随着无法察觉的从普通到陌生的转变。

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特别是与前一部同样引人注目但更令人安心的作品《盛夏》相比，在于它拒绝给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故事贴上标签。

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主角，我们总会回来。

平凡的紧张局势很快发展到超自然的程度，然后彼得罗夫搭乘灵车，帮助一位朋友自杀，而当他不在场的时候，他儿子的母亲偶尔会变成一个嗜血的生物。

像朱莉娅·迪库诺（Julia Ducournau）的《钛》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参见第778期杂志），《彼得罗夫的流感》更不受阴谋论的影响。

标题中提到的流感发烧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线索：这部电影将展示一个大脑肿胀的心理图像，一个扭曲的真实版本。

作品中的作品——一部以彼得罗夫为主角的小说，一部他自己创作的漫画，一首诗歌朗诵，一场年终秀——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电影将是一个纯粹的虚构空间，在那里，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稳定错觉是不存在的。

谢列布连尼科夫把他的角色放在移动的平面上，超越了这两种可能的解释的局限性。

他还允许自己打破自己叙述的连贯性，在叙述中插入两个在形式和性质上与之分离的区块：银盐的图像让你在主观摄影中看到一些童年的记忆，以及，黑白相间的画面，在同一时间交叉的成人生活片段。

电影的空间是多态的，它的时间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折叠和跳跃——它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某些主旨上，好像它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

在那里发现的关于童年和家庭教养模式的不同观点的特点是身体的强烈存在，无论是赤裸的还是着装的，躁动的还是惰性的，死的还是活的——发烧将是一种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在镜头后面经过一个无法形容的空间，这是一种对存在的滑动性的依恋。

（完）

基里尔是当今俄罗斯导演中在国际享誉盛名的一位导演，他的电影充满了犀利的社会批判视角以及丰富的长镜头场面调度。

在《流感》影片中，导演大胆地采用非逻辑的讲述方法，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非理性的，场景和场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依附关系，叙事逻辑也不遵照传统的故事写作手法，而更多以意识流形态展开，用一个个碎片堆砌，将彼得罗夫脑海中的幻想和回忆混合到一块。

影片中运用的“过期的阿司匹林”、“漫画”以及“假牙”等象征性形象将观众带入到幻觉中。

导演不将影片的着重点放在叙事这一要素上，而是通过一个个介于现实和幻想中的场景来引导观众对于社会进行反思。

在爱因斯坦的部分幻觉论中，电影所引起的幻觉只是部分的，电影的“画面性”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各不相同的一系列场景并不给人以任意相接的感觉，任何时间只要基本要点得到表现，就会引起幻觉。

《流感》通过幻觉的场面隐喻当下俄罗斯社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与爱因斯坦对于蒙太奇论持着批判的态度不同，作为蒙太奇论诞生国家的电影人，基里尔对于蒙太奇具有深刻的理解及使用方式。

在基里尔的影片中，长镜头是构成影像的主要方式，通过演员调度、镜头运动、焦点变化完成镜头内部蒙太奇，给观众不同于镜头组接所产生的蒙太奇。

它更趋向于平稳、连贯、柔和的节奏，再加上导演在同一空间下组织了不同时间的事件，让整部影片充满了视觉奇观。

这一做法与爱因汉姆的电影形象特性论有部分接近，导演大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运用影像在荧幕上深度感的减弱来进行场面调度。

不过影片拘泥于形式的表达以及符号的刻画，让观众除了沉浸在影片技巧之外并无更深层次的感受，也让影片的艺术魅力有所下降，

本文发表于“独放”公众号作者：Jordan Cronk（2021-07-19）Jordan Cronk是位于洛杉矶的影评人，他是Acropolis Cinema系列放映的创始人，他的文章发表于Artforum, Cinema Scope, frieze, 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Sight & Sound等刊物，同时他也是洛杉矶影评人协会（LAFCA）的成员。

译者：Pincent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在因被捏造挪用公款而被软禁近20个月后，身陷困境的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交出了一部以可怖的形式描绘当代俄罗斯的新作，这位艺术家对他所在国家的政府如何对其公民的集体心智进行有害控制了如指掌。

根据阿列克谢·萨尔尼科夫（Alexey Salnikov）的小说改编，《彼得罗夫的流感》是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第八部长片，由Semyon Serzin饰演片名中的主角彼得罗夫，电影讲述了这位机械师兼漫画家于夜间在黑暗的莫斯科市中心穿行，途中他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愿景都与当下的焦虑交织在了一起。

观众从电影叙事的某个中间点进入，在流感爆发的期间（这部电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拍摄的），我们随着病弱的彼得罗夫乘坐一辆挤满了焦躁的当地人的公共汽车，他必须穿过街道回家找他的妻子（Chulpan Khamatova饰）和年幼的儿子（Vlad Semiletkov饰）。

一路上，令人作呕的噩梦与现实世界里的恐怖以性和死亡、街头斗殴和行刑队、超人类的力量展示和幻觉中的角色扮演等超现实的情节呈现出来——更不用说在这梦境一般的情节中还存在一个怪诞的僵尸，这给电影带来了喜剧性的调剂效果。

谢列布连尼科夫这次也与他惯用的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合作，使彼得罗夫的漫长旅程在一系列被无比扩张的长镜头中展开，这些长镜头打乱了时序，将狂热的能量注入电影所独有的多感官体验中。

尽管让观众有些劳累，但《彼得罗夫的流感》在一些时刻有着绝佳的表现力，就如阿列克谢·日耳曼（Aleksey German）与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的剧情片的疯狂结合——与谢列布连尼科夫上一部怀念80年代早期音乐的电影《盛夏》（2018）里的氛围大为不同。

在一个电影创作者通过以服务粉丝的名义循规蹈矩就能经常获得良好反响的时代，谢列布连尼科夫继续大胆地挑战大家的预期——更不用说他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完成创作的。

本周早些时候，在《彼得罗夫的流感》作为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竞赛片首映的时候，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仍然无法自由地踏出俄罗斯国境而只能远远地关注着。

我们在电影节期间通过Zoom采访了他，我们聊到了电影的改编过程，他的戏剧作品如何影响他的电影创作，以及他在创作中如何将挑战转化为冒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ordan Cronk（以下简称JC）: 您对萨尔尼科夫的书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我知道最初是您的制片人把书拿给您才引起了您的注意，那么有什么是让您立刻就认为可以将其拍成电影的吗？

Kirill Serebrennikov（以下简称KS）：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我只是有听说过它。

最初我的制片人Ilya Stewart只是让我给这个项目写剧本而让别人来执导，我就想，“好吧，为什么不呢？

”我有时间。

当我真正开始阅读这本书后我才明白它是某种杰作，它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非常罕见，你立即就能明白其中有些东西具有很高的价值，我是指这些文字的文学质量、韵味和深度，还有严格的形式，这种形式中存在着不同的关联、联系和丰富的引用。

当然还有精彩的语言表述和其中对不同议题富有层次且令人兴奋的表达。

这本书的结构真的很复杂，它比这部电影复杂得多，因为在电影中我还会尝试向观众解释一些事情，而原作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了非常复杂的建构，几乎没有对现实与想象之间作出区分，有时你无法看出虚幻的段落从哪里开始、现实的段落在哪里结束，真的很复杂，甚至让我顾虑起将其改编成电影将会是一项多么有挑战性的任务。

当你开始着手于将一本书改编成电影时，你通常需要找到自己选择这项任务的理由或形成自己的看法，你需要进入别人的梦里，然后将其变成你自己的梦。

这本书里有许多对童年的回忆，因此我也开始回想自己的童年，以及设想我可以如何讲述一些关于童年的故事，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既是实践层面上的挑战，也指面对这样绝妙的文本所映射出的我自身的挑战。

JC：我们是不是在电影里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这本小说完整的叙事轨迹？

还是您将这部电影的叙事重心缩小了范围？

KS：这部电影其实比较忠于原著，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的，因为原著在人物、情境等一切方面都已经足够丰富了——但它是散文式的，是文学，是纸上的文字。

当你开始了改编的过程，你就必须得构建自己的宇宙。

电影中很多的事物是完全人造和手工的，2004年、1976年和1990年代的俄罗斯，在现在都属于很难还原的年代，因为生活——生活的视觉样貌——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即使人们的内心没有发生变化，但表现在视觉上就是很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去（重新）创造它。

这部电影设定于莫斯科，但我们是在叶卡捷琳堡拍摄的，那时正处最可怕的冬季，但却没有下雪。

这很糟糕，因为俄罗斯在这个时节通常会下雪，这是很普遍的天气，那年却没有下，我们不得不用人造雪来覆盖片场。

所以我说在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不同的挑战，但不是真正的麻烦，而是冒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C：给我讲讲电影制作的过程，特别是关于具体拍摄的部分，您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来拍摄电影？

您是不是必须在受到监控的环境下工作？

KS：我在写剧本期间被捕了，在我被释放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筹备和拍摄这部电影的工作。

我拍摄的过程有点隐蔽，且主要是在夜间，所有演员都同意了在夜晚或有时在清晨拍摄，但这也很有趣，我们为所有需要排练的长镜头拍摄作准备工作，我说服制片人我们必须召来所有的临时演员，甚至包括老人，让他们带妆穿着戏服，我们带上摄影机来彩排，但并没有真正打开摄影机。

对他们来说这看起来有点蠢，他们会想，“既然有摄影机为什么不直接拍呢？

”但我仍然坚持这样做，制片人Ilya最终也认同了我这样的方法。

所有这些镜头都必须认真、精确地准备，因此也很需要时间，拍摄的筹备周期很长，但我们完成得很有条理，尽管当时在日程安排上还是比较艰难。

JC：电影制作的过程是否存在随时被叫停的风险？

当局有在监视你吗？

KS：没人知道。

也许十年后我们才会知道吧，比如我们偶然打开报纸读到相关内容才突然得知他们一直有在监视我们，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否有在跟踪你或者“老大哥”怎么看你，但我们也不在乎。

JC：您之前提到过电影的动作编排，那您有事先画分镜头吗？

KS：有时我们会制作类似于漫画的小故事板，因为主角就是一位画漫画的艺术家，但其他时候我们都在即兴创作。

比如，电影里有一个长达18分钟的长镜头，讲的是平庸作家谢尔盖自杀的故事。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做着筹备工作，大约离开拍还有两天的时候突然得知有人不允许我们在原先定好的取景地拍摄，本来一切都计算好了，那个镜头原本设计的时长是13分钟，而由于后来更换的取景地的走廊比原本那个更长，因此最后那个镜头的时长被增加到了18分钟，所以碰到这类情况时我们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的方式。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C：我很好奇戏剧对您作品的影响？

我了解到直到不久前您还是莫斯科果戈理中心剧院的艺术总监？

KS：是的，今年我辞去了那个职位，但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八年。

JC：您的很多电影都有戏剧感，至少在场景布置和动作编排上是这样。

您能聊聊您作品中戏剧元素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吗？

KS：有时我听到人们说我作品中有戏剧感时，我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读解方式。

当我开始拍摄时，我会试图摆脱与戏剧有关的一切，因为戏剧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媒介，对我来说它们相差得真的很远，甚至完全相反。

当然戏剧也给过我启发，也给了我一些与演员合作、构建现实、制造狂欢的经验，而这本小说就有一些狂欢节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古怪、疯狂、神志不清、几乎像是处在地狱一样的体验。

戏剧也支撑了我启用四位演员来饰演七个角色的想法。

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是电影只有五个主要角色，由许多短的段落组成，我本来想为每个小段落都找很优秀的演员，可是让那些演员只演那些不太重要的角色又不符合大多数演员的利益，所以我就决定，“好吧，你们几位演员就扮演七个角色。

”我想正是这个做法给了他们不少参与这个项目的动力，这可能就是一种戏剧的方法吧。

但主要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在摄影机前构建和修复真实生活，这与我在剧场所做的相反。

JC：您有没有怀疑过这本书可能没法被改编成电影，或者比起电影也许更适合改编成戏剧？

KS：这一直是一次冒险，有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最终会困在什么样的黑暗角落，或者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

所以我说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喜欢跳入未知的地带，我以前说过每部电影在被拍摄时都有自己的生命，是自己成长的，电影就像是动物或其他生物一样，为了生存会自动选择它必需和想要的。

而且我绝对是一个相信电影有其命运的人，如果一部电影是体量巨大的，它就会想要变得巨大；如果它想要成为一部室内小品，那它就会是一部室内小品；如果一部电影真的需要某个演员，那最终这位演员将会免费出演这部电影。

例如我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电影，有一个情节让我犹豫不决，我不确定是否有必要保留这一段落，于是我就搁置了，并决定如果我们为那场戏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在剪辑的时候改掉它，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人说，“好吧，我有空，也很乐意来演。

”但他却摔断了腿！

那时我才明白，是这部电影并不想要留下这一段，于是我就把它删掉了。

JC：我很好奇您对动画的兴趣。

当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位漫画艺术家，但您最近的大部分电影里也都出现过动画和绘制在屏幕上的图形？

KS：是的，我在以前的电影中使用过动画。

这部电影一开始我是想用到一些小卡通动画或类似的东西，但后来我意识到整部电影都可以像是一部活过来的漫画，主角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个异样的现实——所以动画对我来说就脱胎于这样的现实，来源于这些人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C：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您如何与您的电影摄影师合作的事吗？

长镜头的设计是否事先就写进了剧本里？

摄影师对这些镜头的执行感觉如何？

KS：通常来说就像是我总是在向我的摄影师开些疯狂的玩笑，就像我说，“看看，第3、4、5和6号场景，我想用一个长镜头来拍。

”他们就说，“什么？

这不可能。

”但我又说，“我们尽力试试。

”我总是想尝试挑战一下自己和我的合作者，我已经和现在的团队合作了好几个项目，从当时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门徒》（2016）开始，然后接着合作了《盛夏》（2018），这是一部关于苏联时期列宁格勒的摇滚俱乐部的“夏日电影”，经过这些合作之后我们彼此之间更熟悉了，他们了解我，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惊喜，他们也会等待我的这些“玩笑”。

我认为在片场总是会有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否则拍电影也就不够有趣了。

实际上正是我的团队建议从那个18分钟的长镜头开启我们整部电影的拍摄，我说，“好吧，没错，这将会是一次团建（笑）！

”最后这真的起到了团建的作用，因为那场戏拍完之后他们跟我说，“好吧，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吓到我们。

”JC：您能讲讲那位扮演尸体的演员（Husky）吗？

据我所知，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KS：他是个说唱歌手，俄罗斯说唱歌手，也是我的朋友，我很欣赏他的诗歌，他参与过我改编19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一部作品的戏剧版。

我认为俄罗斯著名的作家们与说唱歌手有着相同的血脉，于是我就邀请他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

虽然他看起来外表比较特别，有一些怪异的外貌特征和举动，但他是个很好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用电话，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他大脑的频道上。

我告诉他，“我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角色让你来演，你将扮演一具尸体，躺在棺材里，在电影的最后你会站起来然后开始唱歌，这将会以一个长镜头来完成，”他说，“好的，没问题。

”于是我们就把电影的结尾拍成了一种僵尸末日音乐剧，这对我和他来说都非常有趣，他还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棺材里躺了一会儿。

JC：您提到有在筹备新电影，在似乎如此多外力意图阻碍您的情况下，是什么持续地给您灵感和动力呢？

KS：好吧，你知道的，我现在不能离开俄罗斯，我正受到旅行禁令。

那我怎么办？

我就只能工作。

如果开始把事情想得太负面，你就会毁了自己。

我希望这一切终会结束，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一起旅行，并决定我下一阶段的生活。

原文：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cannes-interview-kirill-serebrennikov-petrovs-flu/

2004年新年前夕的公交车上，买票声不绝于耳，这是现实；而前苏联时期不用买票等福利理想泡影从一个个父辈，祖辈口中谈论着；逝去的苏联啊，至今有许多人让它在脑中多待一会，灵车上，50，60、70年代三代人为苏联送葬，而男主作家80年代的好友谢廖沙却因无法得到认可而自杀为证，谁的责任？

是那个编辑室自大的老一辈，认为年轻一辈全是抄袭他们老一辈的二流者，还是那个整天喝伏特加，抽烟望窗外，整天伶仃大醉的评论风气让他无望而窒息？

窒息代表什么死亡吗？

从脑中抹除才代表真正的死亡，灵车上代表苏联的人又新进入大众的脑海中；一切的循环又从口中的唾沫开始，循环，循环；1977年是如此，2005年新年也是如此，90年出生的代表作不正是男主的儿子吗？

现在2022年z世代上映的不正是他们影响至深的现实轮回吗？

那颗阿司匹林

包含隐喻的电影在观看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别扭，但如果了解一下作者所隐喻的历史的话，这种别扭感觉就没有了。

于是，在观看一部被誉为某种隐喻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了解历史。

了解历史后，这段隐喻看上去才有所指，否则大概率看不懂。

这倒不是作者不愿意让你懂。

《彼得罗夫的流感》就是一部包含着隐喻的电影，名叫彼得罗夫的中年男人因为身患流感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彼得罗夫所经历的事情看上去荒诞，实际上代指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现状以及历史原因造成的很多现实问题。

因此，男主彼得罗夫复杂的幻想以及宿命般的人物关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幅荒诞的画面，更是一个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现状。

我们试着分析一下本片中的场景以及出现这些场景的现实意义，其实就能发现本片中显示出来的荒诞并不荒诞。

首先第一个场景就是公交车，公交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交通工具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俄罗斯普通民众。

他们的生存现状就能代表当下俄罗斯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公交车首先是破败的，这种破败是艰难维持现状，原本需要在当代进入到公交车更新换代的大潮中，然而这个公交车依旧是老破旧，大家可以想一下，公交车维持现状不及时更新的原因是什么？

公交车代表城市的公共交通，而城市的公共交通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基础建设水准，公交车所行进的路上有一丝丝现代化的痕迹吗？

好像没有，四周全部是寒冬的肃杀。

公交车上坐的人中，一个老者对于小女孩出言不逊而被年轻人围殴，老者的妻子因此喋喋不休，这代表了什么？

上述场景带入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一直到现在的现状后，一切都很明晰了。

破败的外界环境代表的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现状，虽然这个庞大的国家依旧是存在着的，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没有一丝生气。

破败的公交之下是城市的基础建设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且没有钱维护的现实。

老者代表着经历过苏联时代的建设者，而攻击他们的显然是在破败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面对现状无法发泄自己的怨恨，因此，只能将目标对准那些怀念过去的人。

彼得罗夫在这个时候被请上了一台灵车，但却在停车后参与了一场屠杀。

这场屠杀之后，什么都没发生，他想要的是健康，让他参与屠杀的人也没有别的表示，但彼得罗夫参与了杀戮却被写进了历史。

这像极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对于西方世界的示好，这种示好是完全听从的，但完全听从的背后，俄罗斯依旧不被西方世界所接纳，即使他自废武功，单方面削减军事力量，但西方在他这样做了之后却没有任何的表示，封锁在继续，敌对一刻也没有放松。

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压抑的杀手，她在图书馆本来兢兢业业地干着活，但是却在某一刻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而爆发了暴力事件。

她很任性，但这是她内心深处的最原始的渴望，彼得罗夫不强调武力，但自己的家人却具备武力的实力。

妻子是内在，丈夫是外在。

虽然彼得罗夫对外表示出来的是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内心是可欺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大国的空壳子，因此，才有西方世界的一次次的挑衅，结合一下最近的俄乌战争我们就能看到，俄罗斯被一步一步的逼到了绝境之后，他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依旧是可以一击致命的。

凶悍的妻子代表着俄罗斯的内在的武力，这种武力被一直压抑着但却会在释放的时候展示出来无穷的威力，因为她曾经就是一个军事强国。

儿子想要去参加化妆舞会，即使是冒着流感的风险也要参加，这像极了俄罗斯当代的年轻人们对于西方世界的向往，因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且渐渐的沦为了一个资源国家，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挂靠在了石油等能源市场的波动之上，这样就失去了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因此，年轻一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非常不看好，所以他们更加向往经济形势好的西方国家。

当然，这些细节仅仅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隐喻，后来所出现的死而复生其实也是一种创作者以及诸多俄罗斯民众对于苏联时代的某种怀念。

他们期待一个逝去了的时代重新回来，这种情感是朴素的，但朴素的情感并不会在现实中被重视。

苏联解体后，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落幕，俄罗斯患上了一种慢性病，这种慢性病虽然不是太过于致命，但却长期困扰着每一个俄罗斯人。

他们怀念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却早已经不再来。

……你好，再见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635.html打开棺材，跳下灵车，踩着细碎的雪，奔跑在无人的街，当向前向前成为奔跑唯一的方向，出口又在何处？

乌鸦的叫声和手风琴的音乐叠加在一起，这是悲悯和欢快的混合，这是冷寂和无望的世界——当彼得罗夫终于在泥水四溅中坐上了苏联时代的公交车，里面只有一个女售票员，她曾经扮演过雪姑娘，而现在只是形似骷髅的存在。

这是最后呈现的“灵异事件”，彼得罗夫依然是一个被预设的人物：逃不出乌鸦鸣叫的荒芜，逃不出冰雪覆盖的沉寂，逃不出“雪姑娘”制造的死亡，那辆只载着他的公交车是另一辆灵车，从死亡到死亡，中间夹杂的复活只是一个插曲，死亡构成了一个跨越黑白和彩色的循环，形成了从回忆到现实的轮回，死亡是死亡，复活是新的死亡，因为，“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这是彼得罗夫坐上夜晚的公交车，让座的妇人对他说的话。

彼得罗夫在车上不停地咳嗽，这个看起来像是绝症的流感是彼得罗夫现实意义上患病的写照，流感会传染，一个人的病会成为其他人的病，会成为成千上万人的病，流感具有的是传染性、普遍性和致死性的特点，而这个病所隐喻的正是患病的俄罗斯社会。

在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的是医疗福利荡然无存的现实，是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的现实，是移民问题带来后遗症吃吃无法得到解决的现实，“这个国家真正掌权的人是塔吉克人和犹太人。

”他们抨击寡头政治，抨击苏共的黄金阴谋，抨击移民政策，但是他们的愤怒是构建了另一种危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弥漫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

一个老人对给他让座的9岁女孩说，如果在印度，7岁就能结婚了，然后他开始骂起女人都是婊子，一旁的光头抡起拳头就打，老人的假牙掉在地上——假牙不再是一种个体的工具，它变成了发出声音的公共物品，而拳头和假牙的冲突也正是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的写照。

彼得罗夫是一个旁观者，他听到了人们的愤怒，他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也没有将愤怒转变成拳头，在角落里他更像是一个远离冲突的存在。

但是很明显，他的咳嗽、他被人命名为患了绝症，他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受害者。

从旁观者到受害者，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他似乎被推进了这个阴暗的世界里：公交车停下时，有人把彼得罗夫叫做“娘娘腔”，然后将他拉下了车，交给他一把枪，然后让拿枪的人站成一排，当教完了射击相关的知识后，又一批人被赶下车，然后彼得罗夫在内的人向他们扫射，倒下的是社会上的寡头政治和经济的代表，这是一个处决的现场，彼得罗夫无疑成为了刽子手，而当他完成这一任务，又上了公交车，车子还是正常形式，彼得罗夫还是靠着车咳嗽——那处决的一幕已经发生却像没有发生一样，而这也正对应了彼得罗夫既是旁观者也是实施者的身份。

这两种身份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也代表着生命的两种走向：他是旁观者，他见证了社会日益腐烂的现实，他是受害者或者是被拉进去射杀了那些罪人的实施者，他便无可逃避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中，彼得罗夫如何对待自己的流感、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绝症？

一个人的疾病，存在着传染的危险，而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染上了不同的疾病，他们或者以暴力的方式杀人，或者以自戕的方式自杀，杀人或者自杀同构了死亡：一个邻居被人发现死于谋杀，脖子上的血迹还未干，而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彼得罗夫在公交车停下后遇到了同事伊戈尔和维克多开着的灵车，伊戈尔说棺材里有一具尸体；他们一起去了维特亚那里讨论所谓的博士论文，大胡子维特亚大声呵斥：“我们还信仰什么？

”伊戈尔告诉彼得罗夫，他已经陷入了宗教的迷狂；彼得罗夫遇到了谢尔盖，正拿着厚厚的退稿信的谢尔盖大骂杂志编辑，而彼得罗夫问他：“为什么把我写成一个小丑？

”谢尔盖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人类的不幸。

”脾气暴躁的邻居死于谋杀，骂社会缺失了信仰的维特亚陷入了宗教迷狂，创作小说的谢尔盖写出了人类的不幸，他们都是患病的人，而患病者所面对的就是死亡。

还有彼得罗夫的妻子，在图书馆里她是一个职员，戴着眼镜的她看起来温文尔雅，但是在图书馆举办的所谓文学研讨的沙龙上，那些文人因为长诗和短诗发生了讨论，甚至还有变态的男人，那一刻她化身为“女侠”，用暴力快速地解决了他，当擦干手上的血迹，当戴上文雅的眼镜，她又变成了图书馆职员，变成了柔弱的女人。

这是一种压抑后的爆发？

而回到家的她又是儿子的母亲，关心儿子的作业，制作儿子的晚饭，而当儿子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她看着流出的血，看到了厨房的那把刀，便幻想自己一下子横抹过儿子的脖子，鲜血汩汩而出，一种暴力的实现就像欲望的满足一样，让她享受而来快感。

而对于那些跟踪的男人，她一样毫不手软，衣服里藏着的刀成为她保护自己也是她杀人的工具，那个尾随着她的男人最后死在铁塔上，血溅在雪地里，像一个充满暴力的图腾。

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对他人的反抗，是压抑社会的爆发，似乎每个人都染上了暴力症，正如谢尔盖所说：“我死后才能成名——也许我会自杀，自杀会证明我是对的。

”他不想像父亲那样沉迷在酒精中，所以他创作小说，但是结局还是一样，所以死亡成为他唯一的出路。

他带着彼得罗夫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抽烟喝酒之后躺在了床上，然后拿出了一把手枪，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嘴巴，他让彼得罗夫只做一件小事，那就是用手指扳动一下。

这看起来是自杀，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自杀，但利用了彼得罗夫的手指，就是他杀，而彼得罗夫也是当仁不让，一声枪响，血溅满了墙壁，自杀和他杀在同一性的死亡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彼得罗夫在离开之前点燃了那篇书稿，在熊熊大火制造的爆炸中，退稿的小说、谢尔盖的生命，以及那间房子都化为了灰烬。

死亡抵达，是不是解决患病者绝望的一种正确方法？

实际上，彼得罗夫制造了谢尔盖所希望的自杀，是一种他杀，却是对自己的“自杀”，因为自己在谢尔盖的小说中就是一个小丑，他毁灭文本就是毁灭那个作为小丑的自己，就是毁灭人类的不幸，而爆炸之后，已是天明，彼得罗醒来，他发现自己还在灵车上，昨晚和伊戈尔去维特亚那里，遇见谢尔盖似乎都没有发生，连同爆炸式的他杀和自杀也没有发生，那仿佛就是一个噩梦。

而噩梦结束醒来，也意味着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作为小丑的现实，回到了自己患有流感的现实。

但实际上，这个梦却开启了彼得罗夫的一种自救：他坐上伊戈尔和维克多的灵车时，说自己已经离婚，但是在醒来之后他却回到了家里，那里有妻子和儿子；他在和伊戈尔喝酒的时候，恍惚之中被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带到了自己童年时的一次新年派对上，漂亮的“雪姑娘”拉着他的手，让他点燃圣诞树，彼得罗夫问了她一句：“你是雪姑娘吗？

”女人微笑着看着他，点了点头；甚至在维特亚那里，维特亚拿出了两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彼得罗夫竟服下了其中一粒……一场梦让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之外的存在，雪姑娘、新年派对、以及阿司匹林，成为他对抗现实的解药，这是彼得罗夫在灵车上的第一次“复活”，这一次复活给他带来的是离开现实的希望，而他离开现实时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带着儿子——而儿子和自己在童年时代又具有了同一性：他们一样想要参加新年派对，一样见到了雪姑娘，一样点亮了圣诞树，即使在儿子发热高烧时，那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也让他慢慢退烧了。

儿子和他一起回到了儿童时代，一起服下了解药，一起迎来新年。

复活就是回到那个1977年，1977年对于现实来说，就像是一个梦：1977年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77年苏联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新宪法，新宪法宣称，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装备方面甚至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像1977年，彼得罗夫和母亲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参加新年派对时，公交车上的男人手里拿着的是当时的报纸，上面写着“我们是青年近卫军”——1977年是伟大的、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年代，在1977年的自拍视频里“复活”，就是回到辉煌的历史中。

但是这是不是一样是一种历史沙文主义？

现在的儿子发热患上了流感，1977年的彼得罗夫也是发热，疾病没有改变，1977年的阿司匹林看起来是一剂解药，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的病毒——当彼得罗夫重回1977年是想找回希望，那段历史中何尝不是疾病存在的因？

从彩色到黑白，呈现的是那个叫马琳娜的女人的悲伤往事：她遇见了喜欢唱歌的萨沙，她爱上了在自己眼里裸体的萨沙，这是欲望的直接呈现，这是爱情的纯粹表达，但是在那个狂乱的夜晚，她和伊戈尔之间的“射进来”的性导致的是怀孕，而怀孕面临的是不能堕胎的现实，所以这个在新年派对上扮演“雪姑娘”的女人躲在圣诞树后面偷偷哭泣。

这是一个也是患病的年代，这是一个也是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暴力和死亡的年代，只不过，如新年派对一样，1977年的苏联构筑的是祥和、稳定与繁荣的表象，可实际上暗潮汹涌、危机重重——它甚至就是30多年后导致社会患上流感的因。

“蓝色有轨电车带着我们去太空……”1977年的新年派对上的歌声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当太空梦变成了幻想，当有轨电车变成了灵车，当阿司匹林变成病毒，谁也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一次次死亡，一次次复活，最终在轮回一般的人生中，“彼得罗夫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家人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生的流感，更是无数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彼得罗夫们”的流感——“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

如果空間、歷史、記憶都在限縮與控制的外在文本下變造，究竟該如何面對當下和日益稀薄的未來。

《夢流感》是一次私人的回溯，也是有野心的重新解構，導演索性放腦中繁複的結生長。

長成這個超級hardcore的意識流作品，就敘事技巧而言顯得過載。

時序上，把當下、過往、試著回溯的歷史與夢境幻覺交纏。

視覺上，有任性的手持，和毫不在乎的打破既有空間規準的才氣。

不僅是不害怕碎片，更毫不節制的數度重回細小的回憶原點，彷彿人們所立足的當下也不過過往回憶過度稀薄的副本。

而這一切的任性和炫技，通過微小的線索指引，無論是Petrov的記憶原點，又或是引發致幻的過期阿斯匹靈，似乎都指向回憶中，意象矛盾的雪姑娘。

在原本的俄羅斯民間故事裡，雪姑娘是耳熟能詳的人物，口傳裡充斥著多重複本和敘事空間。

一說是聖誕老人的助手，一說是在注定無果的戀情中消融的精靈，無論戀歌又或童話這是一個只屬於冬日也潛藏消融自毀的存在。

我們在公車上看見崩壞的雪姑娘車掌，看見這個人偶不斷的被不同語境裡的價值填充。

而在Petrov 懵懂的回憶裡，雪姑娘一方面在空洞的團建裡被政治吸納收編，卻又在簡單關心的話語中恢復成人，成為小Petrov 少數感受真誠的回憶。

這成為想像原點中，一條潛藏的救贖。

在過去的一個瞬間點亮父母失和之下失語的小Petrov。

在當下，Petrov 與兒子的相處中，又成為另一個當前婚姻不順遂的緩衝。

Petrov 的眼睛裡，雪姑娘在跨越時空的夢中看穿疾疫纏綿。

話語貫穿過往、當下，在虛幻裡長出渴望折射現實的一場瘋狂夢境。

這是任何事物皆有可能發生的電影時空，然而在創作之外，創作者實際上卻身處寸步難行的創作現實。

電影外創作者被政治軟禁於莫斯科，電影裡亟欲打破時空有限性的嘗試，如同現實世界的互文。

病的敘事穿透了這個國家時空形塑的身體，我們並不僅僅看見一個總體而空洞的隱喻，而是在其上的人們通過身體記憶展演了共有的壓抑和瘋狂。

有限的空間，與人心裡始終過載進行著多重的時間情境。

電影似乎存在著不斷疑問與爆發的狀態，無可抑止的暴力與瘋狂，虛虛實實近乎成魔。

在這裡過去並不比當下空洞或單薄，幻覺也許比起日常所能展現的更加真實，而病與解藥竟然是一體兩面之物。

而回到雪姑娘，她不僅止於被不斷填充與詮釋的空洞人偶。

在快速變換的瘋狂狀態，這場充斥殺人者、妖魔附生和藥癮致幻的盛宴中途，導演突然加入長達半小時，僅僅只關注這個在過去扮演雪姑娘女子的故事。

像是作為龐大想像的核心與原點，在這個瘋狂過載故事裡，導演竟然難得清麗的回歸凡人。

而這究竟是潛藏在過去的一帖良藥，又或是深埋多時的病因？

如若這是導演對記憶的一次挑戰，他所關注的顯然非神非幻，而是重新經驗，重新記起作為人的身份。

於是電影的回歸顯然不僅止於懷舊的回看，而是一種重拾共感多重歷史意義的能力。

若真正的解藥並非回溯過往，而是回歸作為人的情感與身份。

對這個無論過往記憶、歷史都被強勢文本限制的現實來說，或許可以超譯一些，這是在回復我們所忽略的歷史感，魂回人活過的核心。

唯有如此微觀的去理解一個人的複雜，才能讓這個電影時空和觀影的我們去重新發明自己複雜的可能。

若連想像不同現實的能力都被剝除，那又該從何處看見不同以往的明日。

電影以這樣比重的血肉，去承載那些奇觀式的展演、奇談、死亡與自我分裂。

這樣一看對於結尾的一幕或許能有一個新的讀法，究竟是宿醉後一次極其惡劣的玩笑，又或是奇蹟似的大病初癒。

對一夜之間的瘋狂暫時作別，這是重新睜開眼睛的清晨。

一個跌跌撞撞的步伐，踏著死亡陰影仍然向前跑去。

时间倒回到3年前的法国第71届戛纳电影节，当时有三位导演缺席了电影节媒体问答环节，凭《盛夏》拿到金棕榈提名的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是其中之一。

电影节期间，他因“非法贪污政府拨给的艺术津贴”的罪名被俄罗斯当局扣押，并被限制出境。

据说，这起官司只不过是官方释出的烟雾弹，真正导致其无法来到法国的原因是因为导演的政治立场。

因为长期替LGBT群体发声，加上此前执导的《背叛》因涉及宗教问题得罪权贵，才让谢列布连尼科夫引火烧身惹上官司。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为了声援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俄罗斯文化界当年发起过一项联名释放基里尔的请愿活动，当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凯特·布兰切特也加入予以声援。

经历长达3年的调查、18个月的软禁及半年的审判过后，导演最终被俄罗斯地方法院判定犯有挪用公款罪，不过并没有坐牢，而是以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作结。

事后，欧洲电影学院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当局对基里尔的做法是一种公然的政治打压，目的是“向其他艺术家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政府资助，以便作为艺术家继续生存下去，以此来避免这些艺术家的政治批评。

”作为一种不妥协的产物，导演基里尔带着他的新作《彼得罗夫的流感》于今年重返戛纳，并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

相较中文译名，原版片名似乎更能传达导演的意图，叫《彼得罗夫一家的流感》。

假如你熟读俄国文学，会发现彼得罗夫这个名字在俄罗斯其实是个非常常见的姓氏。

由此可见，导演想说的显然不止一个家庭，而是想借这个姓氏的普及度，借此隐喻一个国家的病态。

这是导演自“贪污”风波过后首度利用电影发声，恰到好处的隐喻，依旧不难发现他对国家现状保持的悲观态度。

新片《彼得罗夫的流感》中，有关政治的表达有了明显提升，且几乎一开始就排山倒海而来。

患上流感的彼得罗夫登上一辆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着俄罗斯惨淡的社会现实——医疗福利荡然无存、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移民问题带来的后遗症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俄罗斯百姓的日子举步维艰。

彼得罗夫听着百姓的抱怨，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群身着奇装异服、手拿枪支武器的家伙忽然冲上公交，将彼得罗夫邀请下车，让他当场处决绑架过来的各界托拉斯（垄断、行业寡头别称）。

镜头二度打回公交车内，只见彼得罗夫依旧站在下车前的位置，原来，刚刚的”处决“场景不过是他边听百姓抱怨，边在脑海中脑补出来的画面。

这场呼应百姓疾苦的私邢，其实压根就没发生过。

如果说这样的蒙太奇还是显而易见的话，那接下来故事加入大量虚实穿插来干扰故事线的排列，则会让不熟悉此番套路的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甚至感到莫名其妙。

这些场景中，有时空的悄然切换，也有科幻元素的不期而至，一切看起来都是超现实和前后矛盾的，犹如一场跳脱常识的梦，打破并挑战观众对现有叙事手法的认知。

>>>不同着装混淆了现实和时间的概念常规好莱坞叙事，要求即便深奥如诺兰这样的导演，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去讲一个能让普通观众理解的故事。

这些故事大多基于一定的叙事模型，层层引导观众进入导演构建的世界。

不管它们的世界观如何宏大，设定如何复杂，只要大致的逻辑线不乱，多看几遍下来总能从中理出个所以然。

《彼得罗夫的流感》则不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非理性的，场景和场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依附关系，叙事逻辑也不遵照传统的故事写作手法，而更多以意识流形态展开，用一个个碎片堆砌，将彼得罗夫脑海中的幻想和回忆混合到一块。

如此激进的手法，也难怪一些人看过该片会抱怨“好睡”。

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特立独行绝非偶然，随便看看世影史，喜欢如此表达的家伙不少，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堪称此中好手。

《八部半》这部反映导演创作困境的电影，就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让观众看到了新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八部半（1963）《彼得罗夫的流感》同样如此。

只不过相比多年前的名作，它“错乱”得更张牙舞爪些，旁人很难从晦涩的影像中看明白之间的必然联系。

如果一定要加以总结，可能只有等到影片结尾，大家才恍然意识到之前看过的一切，不过来自一个业余漫画作者的想象，这些想象并非完全架空，因为里面除了包含彼得罗夫个体的家庭投射，亦有他对整个俄罗斯社会变迁的深厚情怀。

比如那枚用来治疗彼得罗夫儿子发烧的、产自30多年前的阿司匹林，它诞生于解体前的苏联，却治好了小孩的病。

从现实角度看这当然是荒谬之谈，但如此神奇的疗效，却寄托了彼得罗夫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

>>>旧时光自带暖色滤镜还记得之前我讲过的片名和背后的隐喻吗？

流感受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彼得罗夫一家，其实还包括整个俄罗斯。

由此及彼，神奇药片背后未尝不是俄罗斯对苏联岁月的集体回忆。

可不要以为我在瞎掰，俄罗斯民调已经无数次说明当地百姓对“光荣过去”的无比怀念。

今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经济重组合并的新闻，更是开启了大众对红色帝国东山再起的无限想象。

陷入怀旧情绪的俄罗斯人宛如患上流感的病人，对历史上的错误视而不见，只是一厢情愿地对过去投以主观化的、狭隘的历史记忆，一旦将这类记忆放置到具体的历史中，被遗漏的部分总令其显得自说自话且经不起推敲。

同样的童年聚会，彼得罗夫记忆中的阳光灿烂，到了另一个角色马丽娜身上却是无尽的黑暗。

那个年代之于她而言没有任何值得追忆的部分，一切都是如此沉闷、无聊、穷困和潦倒，甚至连堕胎都得承受风险（苏联禁止堕胎）。

人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和自由，整个社会的保守氛围犹如牢笼般，囚禁着渴望冲破枷锁的人。

也正是在这个段落中，全片难得一改前面的“疯癫”叙事，头一次回到了正儿八经的线性叙事中。

整个段落严肃而压抑，与前面的意识流碎片形成鲜明对比。

导演并没有与彼得罗夫取得共情，相反，他借由这个角色表达了对俄罗斯当下某种泛滥情绪的嘲讽和蔑视。

片尾那段有关死人复活的黑色无厘头，则更像是这种态度的延伸。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宣告死亡，如今却从棺材里逃出来的人。

他渴望回归社会，并找回遗失的身份。

但现实是残酷的，倘若他想复活，倘若他仍要融入那个已经将其抛弃的社会，那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票上车。

曾经的苏联并不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医疗、教育、水电气全部免费，公交系统只象征性收取少额费用的年代。

时过境迁，现在的俄罗斯早已不复当年，按2021年的最新汇率换算，俄罗斯全国一年的GDP产能还赶不上我国的一个省。

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身无分文的“死人”。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回归。

撰文 | Zed策划 | 轻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