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史

前几天在老家芜湖，照例临走前去看望奶奶跟外公外婆。

外婆的阿尔茨海默症发展的很快几乎已经不识我。

离开前帮外婆理了理头发，和外公道了别，但我走到楼下，习惯性的抬头张望却看见外婆依然站在窗边冲着我笑机械地向挥手，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习惯，为了多看我几眼，虽然已经不认得我是谁。

那一刻，我真想返回楼上，紧紧的搂住她，就搂住她。

可我没这么做，我还是继续往前走了。

我知道 就算多再搂那么一下，我可能就不想走了。

回家路上我用得这个病的患者不太感受到痛苦的理由搪塞着自己之前没有常来陪伴她的事实。

奶奶也是，前几天摔了一跤，万幸没有骨折。

我离开她家的时候，她还一定要拖着酸痛的腿脚，下楼送我到她住的小区门口，看着我上车，直到目送载我的车走远。

她们俩，都八十几岁了。

我每一次告别，都会尽力的告诉自己，一定还会有下一次欢别。

子欲养而亲不待。

有人说，我们这代独生子女 是蜜罐子里泡大的。

是的，先甜后苦。

看着周围的亲人一个个老去，最后只能独自承受这份孤独。

我们在他们毫无保留得爱里长大也意味我们很难回馈他们每一个人同样能量的爱。

既无奈又沉重，只能期许时光流逝缓步。

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们真的还需要再制造下一代吗？

其实说白了孩子的诞生，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得各种欲望的，陪伴的需要，金钱交换，地位稳固，代替自己完成愿望，对自己未来会老去的不安。

很多父母甚至仅仅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能留下一个孩子。

可是这些愿望未必都能如愿以偿，可还是孩子终归来了。

父母获得孩子的欲望是立足当下的，而孩子日后所要承受的，是一个他/她父母完全未知的世界。

希望日后能当父母的都是喜欢孩子，把孩子当朋友的人。

在柏林看到的第二个涉及到“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片子。

第一个是洪尚秀的《草叶集》。

柏林版本感觉在技术细节上还需要再处理一下。

作为长篇处女作，古灵精怪的气质真的很可爱。

名为《柔情史》，却冰冷地愤怒地讲述两个女性文字工作者在中国北京生存。

母亲，女儿。

两个自诩文艺工作者的人实为无业游民，过着社会底层的贫穷生活。

她们的生存来源有四个选择，依次为：继续写，等着才华换成钱；找个男人养；出去干体力活；死了算了。

以代表着贫乏生活中的奢侈食物的名称分成看似平行的章节：牛奶，羊蝎子，瓜。

实则有着一条时间线来讲述故事。

母女做的一次次抉择，和一次次关系破裂又重新联手共同生活。

相依为命的她们，除了彼此，世间其他的事物与情感都不值一提。

有点遗憾的是，对于这两个人的的“才华”除了他人的夸赞，片子当中始终没有真正展现母女二人任何一个人的“才华”。

影片最终，女儿写抗战剧的大纲钱暂时“拯救“且麻醉了她们的生活，但这大概离她们的梦想还远得多，但起码是她们第一选择的底线：用自己的文字换成了钱。

观看这个电影的人一定会笑，但内心一定是酸楚的。

人会笑，是因为他人的痛苦。

反观景框之外，大多文字工作者将来面临的就是庸碌的生活。

留在自己对艺术的依恋里，自己脑内产生的多巴胺，能幸福一秒是一秒。

醒来总要去寻找明天的馒头。

“你为什么总跟男朋友分手？

”“因为他们都太好了，像假的。

”

面对妈妈的八卦问题，小雾回答时倒是一脸正经。

因为她认为，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美好的关系。

包括母女。

吃早饭不端碗会被数落，晚上失眠就怪WIFI没关，隔三岔五的转一些匪夷所思的养生信息。

失业的时候会天天催问，感情生活也会时不时探听。

如若稍有逆反，妈妈立马怒上眉梢。

发完火，还要哭着说：“都是为了你好。

”

什么？

你觉得深有同感？

感觉这说的就是你妈？

那或许，你应该去看看杨明明的这部处女长片——《柔情史》

小雾（杨明明 饰），今年20多岁，自由编剧。

不久前，她在北京胡同里租了一套老房子。

因为收入不稳定，眼看租金就要续期了，小雾开始四处找人推销剧本。

比她更着急的，是她妈妈。

丈夫去世的早，早年拆迁赔的钱也花的七七八八。

整个家庭的收入，全落到了不着调的小雾身上。

不过妈妈也给自己留了后路——小雾爷爷的房子。

等老爷子哪天睡过去了，自己至少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当然，前提是老头能把遗嘱写明白。

某天，娘俩突然大吵一架后。

小雾主动搬去男友张宪家。

这时，妈妈却遇到了旧情人，开始焕发第二春.....

《柔情史》没有清晰的主线故事，拍的大都是小雾娘俩的琐碎日常。

相比于片名的“柔情”，剧情里更常见的却是母女的争吵。

身兼导编演剪四个职务的杨明明，将整部电影划分成3个章节。

第一章叫“奶”。

母女为生计发愁，奶廉价、便捷，代表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第二章叫“羊蝎子”。

妈妈遇到了旧情人，小雾想顺从男友的意愿。

然而羊蝎子虽然好吃，却不能像奶那样日常。

在爱情里，总被男人辜负的妈妈是失败者，永远特立独行的小雾也不会成功。

第三章叫“瓜”。

在分别告别爱情后，母女俩终于和好，小雾的剧本也被人相中，预付了3.5W的定金。

家里下半年的房租，总算是有着落了。

这天，小雾去水果店挑了一个瓜，很甜。

可也正是这一点甜，在无尽的矛盾与冲突中，支撑着母女走下去。

导演在一次自述中说：“之所以用食物命名每个章节，只想说明，生活实在太苍白了。

似乎除了吃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值得投入和讨论。

所谓的“柔情”，只是从生活的伤害和绝望中，萃取几滴活下去的希望。

”嗯。

简单来讲，片名中的“柔情”表达的，是一种韧性。

无论彼此如何伤害，无论生活多么糟烂，小雾和妈妈都没有放弃彼此。

我们总喜欢说母爱伟大，夸母亲无私。

但在无数的鲜花和光环下，这份亲情却失了真。

这场道德观和伦理观的绑架，让大家忘却了：妈妈也会为自己打算；也会用付出让你内疚，从而绑架你；也会通过干预你的行为，获得成就感。

然而这些都不能以对错判别，它们是每个个体的本能和自由。

杀姐猜，肯定有人觉得，只有中国妈妈才这样，在西方，父母都跟孩子做朋友。

从影片入围柏林电影节这一点来看，东西方的母女关系，其实是有互通的。

刷完片，有一段对话，给杀姐的印象很深。

在小雾和妈妈闹掰，跑到男友张宪家时。

劝解小雾的张宪，跟她聊到了“美”的话题。

张宪问：“美不好吗？

”小雾答：“美，不够真实”。

真实往往是美丑参半的，就像小雾在公路边，随手给妈妈拍的照片。

有人说，《柔情史》实在太私人了，不如改名叫《柔情日记》。

私人这点，杀姐同意。

但如果那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偶然间也能触动你。

这其实在证明：极致私人的东西，往往是人们共通的情感。

我很喜欢杨明明在影片结尾的设计。

在母女真正达成和解的时刻，没有拥抱，没有泪水。

影片把镜头放在了缓缓行进的公交前窗。

这时，旁白以小雾的口吻，念了一首叫《小孩》的诗。

诗里对比的，是失真的亲情和真实的亲情。

与此同时，这段旁白是没有字幕的。

而这刚好呼应了，之前妈妈说，这首诗的文字不能随便交给外人。

没错，你并不需要记住小雾和妈妈的故事，你只需要明白——所有母女，都会在伤害和绝望中走下去。

献给那些表面苛刻，但却一直在默默付出的母亲；也献给那些独立叛逆，但却永远搀扶着妈妈的子女。

6.5分，6分故事，0.5给导演设计的小心思。

影片是关于一对北京母女，每天在鸡毛蒜皮中相互斗嘴、占人便宜的故事。

先说优点，导演有自己的风格和心思，虽不够成熟，但还是能看出有自己的想法和小幽默，有些场景完成度还可以，如超市买瓜镜头。

但小心思只能当加分项，弥补不了故事本身的不足。

不足一，故事本身没有具体情节和人物目标，全是散碎的事情累加，让观影十分费力。

对此导演以在片中通过台词大方承认，认为毫无问题，并表示决不会考虑观众/别人。

这个态度算做年轻人希望突破传统尚可，但当成生活准则就未免过了（下文论述）。

不足二，全片虽然是关于母女的感情，但主旨主要为讲两点：美不够真实+要找一种不考虑美的表达（片中台词），所以全片都是用最赤裸甚至丑陋的电影语言在创作。

用意也许是好的，但目的实在太明显，从除主人公外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清楚感受出刻意丑化戏虐的成分。

全片人物互动中唯一真诚的地方是朋友夸女主有才，以及母亲和女主互夸有才，免不了让人觉得有些水仙花的感觉。

导演尝试把女主描绘成一个特立独行，不精于世故且不屑于世俗人情的有才女生，但实际却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全然不去考虑自己的“随性”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例如对门卫、服装销售员和男友。

母女之前的感情，也没有拍出相杀里那份道不清的相爱柔情，而更多是两个非常自我的人在争斗或是以欺负别人为乐。

同时，女主台词也太文了，连吵架都吵得跟红楼梦一样，感觉非常做作。

个人觉得，导演没有分清楚“美化”和“美”的区别，却又非常努力地想要表达态度。

不刻意美化事物，寻求真实是有价值的，但有些事物本就可以美，刻意丑化反而又失去了意义。

并且，社会的确会不公，有时我们会被他人甚至是家人伤害，但那并不是我们肆意再去伤害别人的正当理由，以上。

导演用极大的耐心向我们展现了这对母女的日常生活，从事无巨细的衣食住行到各自的工作与爱情，在看似闲散的叙事节奏里，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三种食物为章节，勾勒出一幅当代都市中低层女性的生活肖像。

《柔情史》试图通过一些讨巧的视听手段（声画对位、快速横摇、环境声混响）摆脱同类型题材的电视感，但为了表现这对“文青”母女的姿态，在人物对话中加入了很多非日常的台词，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同时讨论着文艺创作中“真实”与“审美”的关系。

本片把中国人的丑陋表现得淋漓尽致。

控制。

母亲以爱为名的控制对女儿实际上是一种束缚和调教。

盆子要怎么放、喝奶要怎么喝、找男人要怎么找，母亲以为自己在爱女儿，实际在控制女儿。

发泄。

母女二人分别谈恋爱的阶段，两人尚能交流。

可二人分别失恋之后，母亲开始把母女间的小冲突上升为“不孝顺”，实际上都是潜意识里为失恋之苦寻找发泄的渠道。

把自己的失意情绪转嫁到女儿身上。

猜忌。

中国人最喜欢把自己想得非常好，把别人想得非常坏。

比如母亲明明贪图爷爷的遗产，却对自己的贪心视而不见，还一再强调自己照顾爷爷“大半辈子”的功劳，甚至职责爷爷故意装病，折腾她。

算计。

母女二人修表后，对价格和修表人的心态进行了一番自鸣得意的算计。

那种得意，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自欺欺人。

电影后段，母女二人互相夸赞对方的才华，而当母亲想要把才华“变现”的时候，女儿却当头一棒，直接告诉母亲她的才华并不“值钱”。

不懂装懂。

一事无成的中年人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子女的时候，大概最有价值感吧。

母亲给女儿讲“如何挑瓜”，头头是道，可她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咚咚咚”，什么是“噗噗噗”。

母亲说“中年男人不能要”，仿佛已经从自身惨痛爱情经历中变成了权威。

那口气，仿佛田野调查，阅尽千帆拿钱衡量运气。

母女迷路后需要打车，于是认为自己的“抠门”遭到了报应，算来算去，好运气就是“省钱”，恨不得空手套白狼；遭报应就是“花钱”，放血也只好默默接受。

从别人的不幸来寻找慰藉。

母女两人前一天还为爷爷不接电话而吐槽，直呼命运不公。

第二天却从一则新闻里找到了安慰。

原来新闻报道有一个老人天天去坐公交车，结果死在了车上。

母亲于是“顿悟”：咱家老爷子还是不错滴！

电影结尾，以公交车司机的视角来了个长镜头，配合女儿画外音读诗，那首诗，藏了多少劣根性：见不得别人好、嫉妒、市侩……都在里面。

我感到了深深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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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微信公众号代际传递下的女性贫困纪实青年导演杨明明的处女长片《柔情史》在去年游历过各大电影节之后，终于来到院线银幕跟国内观众见面。

新作延续了她对青年女性生活的关注，从友情层面向亲情进阶，将一对母女复杂的爱恨关系放置在一个窄狭空间中行进着演化着，让观众如照镜般直面最真实却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代际关系问题。

影片选定的独特空间——北京二环内胡同里一间雨天会漏水的廉租平房——成为了这种“中式女性贫困”故事发生的最佳场所。

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和餐厅，一包牛奶要喝得一滴不剩，一锅羊蝎子要留着分成两顿，洗衣机放在廊院里甩干时摇晃得需要一个人全力摁住，住在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夜壶。

导演用极大的耐心向我们展现了这对母女的日常生活，从事无巨细的衣食住行到各自的工作与爱情，在看似闲散的叙事节奏里，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三种食物为章节，勾勒出一幅当代都市中低层女性的生活肖像。

《柔情史》试图通过一些讨巧的视听手段（声画对位、快速横摇、环境声混响）摆脱同类型题材的电视感，但为了表现这对“文青”母女的姿态，在人物对话中加入了很多非日常的台词，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同时讨论着文艺创作中“真实”与“审美”的关系。

所以，在影像的创作意图上，导演一方面想让影像看上去没那么乏味、低级，一方面又倾向于保留、还原生活的纪实感。

这使得成片时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被拉近，它的切入点极其细微，姿态也很低，人们就像在看自己的家庭日常实录一样（有映后的观众笑言：导演在自己家装了监控摄像头）。

而影片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除了所呈现的生活细节和母女感情羁绊以外，它还展现了很多国产同类型电影里，没有正面涉及到的“女性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轻女性贫困。

何为“女性贫困”？

日本的NHK电视台早在2014年就做过一档名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的社会调查节目，在节目中，记者采访了日本各地区年龄在18-45周岁的年轻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等各方面原因导致自身经济状况窘困，生活艰辛。

有的人因为出身贫困一边身兼数职一边函授学位，有的人正值青春却因为背负巨额助学贷款不想结婚，有的人与伴侣离异或伴侣意外身亡后独立抚养孩子，在精神与金钱上孤立无援，有的人由于意外妊娠被夺走了生活的一切最终只能投身色情行业。

在这类贫困的年轻女性群体中，有一大部分人来自单亲家庭，而有另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单亲家庭。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经济拮据，却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外形，在服装和发型上颇下功夫，乍看上去跟普通女性相差无几。

她们尽力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追求一定意义上的“体面”，但往往需要寻求心理咨询与援助，通过少量药物稳定精神状况。

在长期的跟踪调查中，记者发现，作为今后社会的支柱、未来孩子们的母亲——年轻女性这个群体在男性优先的企业文化里，成为了普遍贫困的社会族群。

而这种现象，则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因为不同原因成为单身妈妈的女性，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

为此，节目组进行了后续报道《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的冲击》。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踏入社会，大部分工作稳定的高学历女性也要面临着“如何工作和生孩子两不误”的问题。

当今社会，女性通过婚姻与生育实现生存物质交换已不再是主流，但“嫁个好男人保障一生”与“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支撑一个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的社会构造发育不良，而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又在逐渐扩大。

总有一天，女性贫困会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体制内一个肉眼可见的囊肿。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具体国情不同，但可以比对的是，在当下全民热议“996”工作制的大环境中，城市年轻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以及同样会在单亲家庭里进行代际传递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丁克，抑或无恋爱欲望、忙于工作而导致无时间社交结识新的人从而长期保持单身状态。

这与国家的某些政策或许有相悖之处，但重点是，作为未来社会的一大支柱，广大年轻女性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较于男性普遍更少的就业方向、岗位数量和薪资水平，大多数的城市女“白领”过得并不如表面那样光鲜亮丽，“年轻女性贫困”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

因此， 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的出现，多少有一点为中国当代“女性贫困”著书立传的意味。

至少在目前的华语电影范畴里，还鲜少有这类个性突出、重点分明地描写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品。

影片让观众不仅看到了一出母女之间的疯狂Drama，它还让观众（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女性群体）深切地感受到近在咫尺的窘迫生存状况。

从事业晋升到恋爱婚姻再到赡养老人、福利保障，《柔情史》一一地向观众抛出这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影片对于年轻女性自我价值认定的启发意义，或许远比只将其作为一部中式家庭伦理情节剧，要来得大且多。

一直以来，女性角色无论戏份大小，其形象定位和发展塑造都是依傍在某个故事类型或者其他的强社会话题之下的，影片在结构故事和宣传的时候，也注重于影片所依傍的那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社会话题，而不是人物本身。

即使是一个大女主的戏，她们也并不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个体活跃于银幕上，因为她们身上承担着过重的叙事功能。

比如《宝贝儿》中关注“无肛女孩”这样的医疗事件，《淡蓝琥珀》借用一个丧夫女性的遭遇来探讨社会阶级贫富差距，《嘉年华》聚焦女童性侵案和流浪未成年人问题，《亲爱的》主要呈现拐卖儿童对不同家庭造成的伤害与影响，而《过春天》则是在融合青春与犯罪类型的架构中完成对跨境学童和“走水客”现象的社会话题讨论。

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不少的女性主人公，也能看到不少的“贫困女性”形象，但那往往是一些出于叙事上的戏剧性目的而量身定制的角色，更多的是为了整体故事的发展而特意设计的人物出场背景，影片中所表现的她们的贫穷状态和其所处的底层周遭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合理推演后的结果。

以往的电影创作者们都意在创造一个可供观众想象且用以同情的贫困女性形象，并希望引导观众走向影片既定的故事情感氛围里去，完成共情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大努力，留给观众对单个角色形象背后的思考空间便几乎不存在了。

这其中难免带有着创作者创作时和观众观影时，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式关怀。

并不是说，这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失败或者糟糕的，里面依然有十分动人、出彩的部分，只是在这些文本中，女性的存在感来源于创作者的“我需要”，而这个“需要”多是出于叙事目的。

所以关于“女人们的故事”基本只停留在“设定”阶段，观众都有一套严密智能的心理补全机制，创作者在这样的预设下，只要让观众接受“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展开后续的故事发展了。

角色与其在各自环境中的真实互动，和由这些互动所产生的发展变化是很少被提及的，往往人们看到的都是一往而深的苦难，一往无前的“圣母”，和义无反顾地挣扎。

所以，到了《柔情史》这里，一切变得不再温柔，也不再刻板。

所有能让你会心一笑的瞬间，都来源于自身的生活体验，你觉得银幕上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你与母亲的日常，你觉得影片里的母女怎么拥有这么多缺点，这么不招人喜欢，影片在挑逗和玩弄的，正是观影关系里的仿真性和冒犯感。

点睛之处或者说尤其造作之处，就来自于片中人物谈论“真实”与“审美”之间关系的姿态，小雾认为，真实比美有力量，所以她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太过美好的东西。

生活对她来说，必须时刻充满着危机感，而这个危机感的最主要来源，便是一种身处底层的贫困。

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有钱。

母女俩作为北京土著，没有因为拆迁占到便宜而反被房市浪潮吞没，暂时蜗居在二环内的某个胡同小院里，每天谨慎地打量着邻里关系和警惕地审视着院里院外的来人。

早亡的父亲留下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但因为惦记着他名下的那套房产，母亲多年来亲身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

不是所有的文艺女青年都只知道风花雪月。

女作家与女编剧，她不愿意自己的诗作在交流会上被朗读，生怕被人偷去什么，她不愿意站在观众的立场去创作剧本，企图坚持着作品的自觉。

但当维持生活的第一笔稿费下来，还是会立马激动到相拥而泣，大声高喊着抗日剧里的念白。

生活中最振奋人心的，永远是实打实的金钱，不论你是能通读《斯通纳》，还是喜欢阿布拉莫维奇。

《柔情史》让两个小市民脾性的女人迎面相撞，毫无顾忌地相互憎恶、损耗、撕扯，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怜惜、理解、扶持。

这个由女儿小雾与母亲一同组成的低收入阶层的单亲家庭，其实始终维持着一个极其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看似每日都在经受着各种考验，但这对母女情感上的需要程度和粘合程度要远大于一般双亲健全的三口、四口之家。

在小雾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旁人无法参与和融入的绝对磁场，无论是其他外围的男性家庭成员，还是企图进入她们生活的男性，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排他性”，他们最后以不同方式被母女俩排除在这个家庭单元的情感体认之外。

无论她们在发生矛盾争执和各自进入一段感情后，如何去试图离开对方，她们的生活到最后能够拥有的，依然只有彼此。

你可以说这是命运遭遇使然，也可以认为是外部环境促使，但你倒不如承认，这是她们潜意识之下的内向需求和自主选择。

家庭成员间发生的战争多起于生活小事，但这些小事皆源自生活的贫困。

经济状况的拮据加剧了母女俩在生活各种细节处的紧张程度和对抗心态。

如果她们不是住在如此狭窄的四合院里，如果她们不需要为房租发愁，如果她们拥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经济能力，那么，小雾和母亲就不会因为“先洗碗还是先洗锅”“一个碗要洗多久”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发一场恼人的争吵了。

贫困给生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无聊的战役，她们就在这样的日常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同时，电影像我们展现了那种NHK电视台节目报道所说的能传递的代际贫困。

确切地说，小雾和母亲，其实是一种人，她们贫穷，却无力改变现状；母亲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经济能力悉数传递给了女儿，即使她的下一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女儿依然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束缚，完成阶级上升。

在母亲控制欲极强的严格教诲下，她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达给女儿，虽然女儿时常有反抗和质疑，但大方向上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被女儿继承，甚至是发扬光大。

或许母女俩生活的变数在于男人，女儿通过与教授的婚姻来“拯救”自己和家庭，至少可以让目前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但她性格中的孤傲又促使其放弃了这条捷径。

于是母女俩在各自经历了一段不太愉快的感情后，再次重归家庭，继续守望着对方。

两个人还是一样的磕绊，一样的穷，一起在胡同里迷路，一同踏上旅途未知的公交夜车。

贫穷，势必会在这个家庭里继续延续下去，这多少带有着一丝宿命的意味。

所以，小雾与母亲的对抗，其实并不来自于价值观念的对立，她们性格中矫情、脆弱、尖酸、自卑的特质是一样的，对待异性的交往态度也是一样的，对家中老人的赡养问题和财产继承是处于同一阵营的，甚至连喝奶、吃瓜、啃羊蝎子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一幅越进食越饥饿，越贪婪就越空虚的模样。

这对母女是太过相像导致了水火不容，影片里表现母女冲突的段落，多少带有些生涩感，彷佛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引爆点，这便成为了追求不做作之下的做作了，而人物间一味的争执也会使故事本身陷入一种重复叙事和审美疲劳，导致结尾的难以收束。

这一点，成为了《柔情史》的减分项。

《柔情史》诠释了亲子关系中一种另类的“血浓于水”和“青出于蓝”，这种凸显小市民习性的精明算计和锱铢必较，是对中国底层女性形象的生动描摹，也是对这些女性的贫瘠生活的切肤之感。

影片既不对人物的姿态作道德评价，也不施加所谓的外界压力来促成某些戏剧性的转变。

它只是将一家女人的事摊开来说，满足了角色的口腹之欲，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也满足了创作者追求的文本与生活的互文性。

上一部拥有如此复杂的女性形象的电影，可能要追溯到王竞的《万箭穿心》，颜丙燕饰演的武汉嫂子李宝莉是我们母辈集体血泪史的缩影，它关于性别权利失衡的夫妻关系，关于控制欲尺度的亲子关系，更关于广大中低层的贫困女性群体。

我们什么时候能发现她们——贫困的女性人口，从电影开始吧。

陈好康2019.05.13

“家庭”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喘息的黑洞，在这里，“爱”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呈现，城市中的景观成为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女人上演相爱相杀大戏的小剧场。

这是一部“挑观众”的电影，因为它将一种并不被中国观众所习惯的残忍直接抛上了大银幕。

在主流影像中，很少看见如此苦涩又生猛的情绪表达。

当“母爱”被文学作品反复称颂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时候，《柔情史》仿佛则似一篇出自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影像檄文，提请观众另一种形态的亲子关系的存在。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的开头描绘了清晨乡村、微雨码头两个情境，细说了那种神不守舍、惆怅恍惚、不由自主、带有轻生念头的感觉，称之为“地地道道的柔情”。

《柔情史》里的一些段落，譬如当镜头从胡同窗外盯着自导自演的女郎趴在屋里时，这种“柔情”变得清晰可观，将人物与观众纳入其中。

电影里的发疯和神经质，恰恰成了柔情情境里，对粗粝现实更不堪耐受的感知。

青年才女杨明明执导的这部电影，在柏林全景单元首次亮相，而后拿下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火鸟大奖与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在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上收获不断，最终将内地首映安排在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这个关于北京核心——胡同的故事走向了世界。

相比于影片在评论体系中收获的赞誉，《柔情史》网络打分上反映的观众缘分却不算太好。

这一方面揭示了影片存在的争议特性，正如人们有多喜欢“柔情史”这个名字，人们就有多厌烦它不柔和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影片在艺术探索方面的潜在价值——豆瓣7分的艺术电影，往往才是更好，或者说，更值得关注的。

《柔情史》无可置疑的是它的，或者说她的作者性。

杨明明自编自导这部影片，并且自演了一个在他人看来与其本人高度相似的人物——一个风风火火、神经兮兮的影视编剧、北京女孩。

DV式的影像质感、大胆大量的人物细部特写、讨论美与真实性的台词，乃至对母女紧张关系栩栩如生的描摹刻画，都赋予了影片某种“私电影”的特征。

但它三段式的清晰结构、明显经过精细安排的整齐节奏以及出于对布列松喜爱的跳跃动作剪辑，又将影像从散漫纪录风格中“救”了回来，更全面地展示了困守于北京胡同迷宫空间中的一种个体生活，并且彰显了创作者在公共性上的思考与意图。

当下北京的城市生活也全景铺开，而它作为现代都市、中国首都，经常出现在网剧和塑料都市片的雄奇景观基本略去不见，只在少数几个点上以救护车外长安街、胡同前景后怪异建筑之类形式显现，似乎暗示胡同和旧城景是被选择的，外面有一个更焦虑复杂、另立规则的世界。

名为柔情史，讲述的却是一小段柔情丧失的当代生活。

这三个字确实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反叛又体谅地点出了创作的焦点。

它以自由散漫的艺术家创作，大胆狂放的电影语言，关心额头青筋、皮肤色斑和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沟通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狂躁氛围压抑状态，显露出了相当完整的新浪潮精神和在当下独立青年作品中已经少见的强劲表达欲望。

反叛是最关键的，反抗也体现在从形式、情节、人物动机的方方面面。

令人心生不喜的表情与心理，恰恰是我们平日里避而不见的。

可能令人疼惜、共情乃至雅韵抒发的，则是镜头必须忽略回避的。

所以日常世故里的龃龉心思被放到最大，而依恋爱欲里的柔肠愁心被一笔带过。

即使少谈些家国大事和延伸意涵，《柔情史》在对主角母女的塑造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杨明明的表演存在一定的瑕疵（虽然我们也难以确定其他演员是否能够还原这个角色身上躁动又脆弱的张力），但饰演母亲一角的耐安却如有神助，在彻底破坏自我形象之后，创造出了一个比真实还真实、彻底衰颓却仍有本真魅力的文艺女老年。

如果要找出一个同类型的角色，或许算得上《立春》里的王彩玲，但相比之下，后者的扮丑则是戏剧腔和奇观化的。

作为青年影人，杨明明的一大亮点是相对全能的创作经验。

导演系出身，与郭月（路边野餐）搭档完成的短片《女导演》崭露头角，更进一步走入关注视野则是作为剪辑参与《长江图》。

这一次，《柔情史》公认的强项则在于编剧，杨明明富于文学性因而略失口语感的台词，在这对母女的特写对冲中发生了奇妙的反应，以咒骂和哭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某一类型的母女关系。

从采访里看来，她没有过于强调自己女性创作的身份与立场，但《柔情史》当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电影。

相互依偎的母女关系，也可以被更抽象地理解为女性的镜像，与更多的女性电影一脉相承。

譬如捷克新浪潮旗手维拉·希蒂洛娃与她的代表作《雏菊》、金熊奖得主伊尔蒂科·茵叶蒂的处女作《我的二十世纪》，名字还要大气、风格更加大胆的后者恰巧也将作为评委及其评委作品在上海影城与中国观众见面。

相信如果有电影节将这几部作品组合放映，观众可以咂摸出很大分量有趣又哀愁的滋味。

杨明明在“Girls Always Happy”标题下讲述女孩永不快乐的故事，与前人创作复调沟通。

当性别的议题出现，我们需要一些声音不断重复，越来越大声，因为状况仍无改变，无论是在性别间，还是在个体与权力间。

《柔情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然活力被压抑的苦闷。

相比于《长江图》，此种苦闷有了更先进和更自然的，对女性的理解作为支撑。

电影评论里频繁出现的“诗意”二字不太适合用来描述这部影片，尽管故事里也不断提到了诗，甚至以一首诗歌来作为结尾。

有趣的是，这是一首和今天男性导演“诗电影”截然不同的诗歌，文辞简单、内容日常、态度尖刻，和电影一样，完完全全地去情调化。

《柔情史》想说的话多了，真实观念下视觉弱了，某种程度损害了全片的电影感。

但配合这首诗歌的长镜头，在最后创造了自己的节奏，它化身为一辆夜班客车，将我们载往它被框死的目的地。

但我们知道有两位不愿示弱的女性和我们一起，站在镜头的后面，张牙舞爪。

在这一切的冲突之后，我们感到有一些迷茫、饱足和更多的轻生念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再次来到了罗兰·巴特的柔情时刻。

很多场景我和我妈都有发生过，很多对话也一样，可是要说起来，我从童年到现在快30岁的年纪，其实从来不觉得我们相处的有多愉快，在妈妈那里得到的基本语式基本都是，你穿这件衣服真难看，你咋越来越不会收拾自己了，你要抓紧多存钱，要不是因为找了你爸我早过上好日子了你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看紧点 等等之类的语言，不得不说我经历的母女关系和这部剧如出一辙，于是我选择一毕业就结婚逃离她逃离家，可是又发现自己由于种种能力和性格的缺失，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相处模式我越来越怕我变成她，有时候想想其实人更需要的自洽的过程，自己接纳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