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1.从那桌散伙饭，到吕受益痛苦去世，只有一年时间，疾病就是如此迅捷的摧毁一个人，不留痕迹。

2.吕受益死后，黄毛在吃一只橘子，那橘子干干巴巴的，是吕受益生前给他的。

3.据说维c有抗癌的作用，而橘子是唯一便宜而不用削皮的维c水果。

所以吕受益才会随身带橘子。

除了少数成熟的那几个月，橘子很酸,但他想活。

4.对于黄毛来说，命太贵了，相对来说受伤，劳累都是小事。

所以他才会在屠宰场打工，第一个冲上去救牧师，用手砸碎玻璃杯。

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是赚的。

他不渴求生命，却珍惜。

5.程勇让病友群主们摘下口罩，以表示尊重。

和勇哥一起时，吕受益从没戴上过口罩。

6.吕受益的妻子做了一桌子菜，程勇坐下时，她特意把肉菜换到陆程勇面前。

7.第五版红色百元人民币发行自1999年，片子中是四版五版混用的，大概在2000到2003年8.程勇送思慧回家，思慧推脱两次，是不愿。

后来答应了，是报偿。

9.思慧换上情趣内衣，平静如常，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

思慧女儿治病，要花很多钱。

10.程勇离开思慧家，门关上时，思慧一笑，她知道这个人与其他不同。

11.程勇去吕受益家时的房子与吕受益死后的不同。

他们换了房子。

这一年之间，治病又花了很多钱12.程勇平时抽纸烟，警察曹斌去套话时，他特意点起雪茄，是为了假装油腻商人。

而且他的工厂很小，赚不到每月几十万。

13.吕受益清创时露出的“伤口”，其实是人造瘘口，一般不需要清创，也不是特别疼，但看着十分恐怖。

真正的癌痛是化疗痛，占位疼痛，拍不出来，但是比伤口清创疼上百倍。

14.警察封住了海关的出口，要想让程勇不被抓，黄毛只能自己开车去闯。

他真的不会开车，车一开始摇摇晃晃的。

15.程勇第一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为了忽悠牧师入伙。

后来他重新卖药，打着卖到被抓为止的准备。

他践行了这句话，于是成为神。

16.就算程勇-不重新卖药，他之前卖药的事还在追溯期。

只要假药贩子把他供出来，他还是会被抓。

但是假药贩子没说。

17.医药公司代表在电视上说假药有风险，推广高价进口药。

右下的标志是“健康之路”。

现实中很多假药打着健康之路的模式做广告。

18.病友们在医药公司门前游行，喊口号。

吕受益在一旁边看边吃盒饭。

他知道这没有用。

19.吕受益病情恶化之后，医生说只能强行移植骨髓干细胞。

其中“强行”是因为吕受益的身体太差，已经达不到安全移植的标准。

20.如果做干细胞移植，最好的供体是直系血亲，也就是说肯定要给吕受益的孩子做干细胞提取手术。

吕受益不可能接受。

可能这也是他那么快自杀的原因。

21.开庭时，程勇说的台词和口型好像对不上。

当然，这一段本来就不是给我们看的。

22.程勇父亲的病可能是脑动脉瘤，随时有破裂，中风的危险。

脑动脉瘤介入手术价格在5-15万，符合片中的8万。

23.药厂需要赚钱，得以研发新药。

他们没有错另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他们救了病人。

然而当格列卫在中国卖23500时，在美国只卖13000。

其中的差价有关税，有中间利润。

24.程勇出狱，思慧没有出现。

她的女儿还好吗，导演里没有说。

吕受益停药一年，进入急变期。

那么停药3年呢。

25.全片聚焦在程勇的转变，而假药贩子王长林像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然而正是这个坏人，在被抓住后非但没有供出程勇，反而说着自己救了多少人，笑的很坚定。

以下为更新---26.程勇在一片杀虫烟雾中看到的神像，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头颅和一只碗。

是印度神迦梨。

迦梨曾与恶魔搏斗，然而恶魔的血滴到地上，又会变成新的恶魔。

迦梨只好托着碗，去接恶魔的血。

当程勇重新卖药，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托着很多人的希望。

27.一开始曹彬冲向程勇，被众人拦住，后来黄毛死去，程勇冲向曹彬，同样被拦住。

这两幕像是镜面对称，只是人物换了位置。

28.医药公司代表与曹彬握手时，沾了一滴血。

他面露厌恶，急忙拭去。

这是编剧的讽刺。

29.程勇被警察按在地上，满怀希望的看着巷口。

只要药箱被带走，很多人能活着。

当他看到药箱被围堵回来，他的眼神熄灭。

30.在现代医疗和安全的环境的保护下，我们甚至忘了非正常死亡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战争，乱世，又或者是叫不上来的疾病。

恰如《三体》中所说，生存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幸运。

然而在温和的环境下，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我不是药神》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有何异同？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497705/

最近最火热的电影当属《我不是药神》。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一部票房、口碑俱佳的国产电影了：点映期间票房即过亿，上映第一天已经有十多万豆瓣网友给出了9.0的高平均分。

要说它为什么火？

电影的视听语言流畅、营销到位自然必不可少，但它的现实主义题材切中了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

因病致穷，是很多家庭的噩梦，高昂的医药费里，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支付“天价进口药”。

而在被称为“世界药房”的印度有着庞大完善的仿制药生产体系，同样的疗效，仿制药的价格一下子就能便宜一半甚至十多倍。

《我不是药神》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一个“二道贩子”变身“中国药神”的故事：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商人程勇，冒着犯法的风险把仿制药从印度走私到中国，最开始是为了赚钱，后来则为了救人不惜贴钱走私.....故事的跌宕起伏留给大家去影院体会，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电影中唯一的反派角色是药企代表——一副十足的贪婪资本家嘴脸，但在现实中，药企的角色并非是漫天要价的“流氓”商人，它是攻克疾病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有了他们的巨额投资才有了第一粒药的诞生。

但问题是药品又并非是普通商品，事关生命，它并非完全可以纳入百分百的市场经济考量。

这种复杂性，被电影完全略过了。

同样地，围绕着专利药与仿制药的版权问题，影片也并未深入探索——从多种层面来说，这是一个简化了的电影文本。

在种种复杂的脉络之中，如何看待患者、政府、药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围绕着它的版权之争是否早有渊源？

撰文 | 时间之葬从“二道贩子”到“中国药神”从选定了“仿制药”这个题材的那天起，《我不是药神》也许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引发全民关注与探讨的爆款。

影片的故事原型“陆勇案”，当初就曾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身患慢粒白血病的病人，因为从印度为其他病人代购治疗病痛的仿制药，而成了传说中的“药侠”，一个触犯了法律最终却又得到了法律宽恕的传奇。

当“药侠”的传奇被改编成如今的“药神”公映，“仿制药”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种种话题，无疑将长久被公众所讨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便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话题作为素材，如果没有编、导、演等主创在一部电影层面的成熟技巧，《我不是药神》也不可能引发话题轰动。

但更多的人对这部电影的激赏，还是会不自觉地投向它在这个题材上所做的种种尝试。

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国产商业片如此勇敢地直指一个与普通人利益攸关的敏感现实问题，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能够公映的国产电影敢于描写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主人公。

程勇（徐峥饰）在印度寻药。

煽情一点来说，《我不是药神》应该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眼馋的“别人家的孩子”式的那种电影，所谓“能改变国家的电影”。

在此之前，我们一再羡慕我们的邻国印度和韩国在拍这样的电影。

现如今，我们好像终于可以说，中国也拍出了这样的电影。

这样一部电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作为个例的“仿制药”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两难问题——如果一个人出于善良的动机违了法，那么他到底应不应该被法律制裁？

往更深一点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体制”和“一个不完美的个人”孰是孰非的问题。

《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程勇（徐峥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有瑕疵”的人。

他最开始答应走私药品，完全是受钱的驱使，如果不是被逼至近乎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不会答应老吕（王传君饰）的请求。

当仿制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有点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

在夜总会里甩出一沓钞票挤兑经理的时候，与其说他是想保护思慧（谭卓饰），不如说他更想炫耀，炫耀这笔过于轻松又过于煊赫的财富。

而后当假冒院士张长林（王砚辉饰）盯上了他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

为此他放弃了这座金矿，任黑心的张长林（王砚辉饰）肆意地榨取病人们最后的一点价值。

到此为止，程勇都更接近于一个大发不义之财的二道贩子和投机商人。

但是在目睹老吕无钱吃药的遭遇之后，他毅然决定重操旧业，分文不取地从印度代购仿制药救助病人，最后甚至不惜自己倒贴。

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面前，他成了舍己救人普渡众生的“中国药神”。

程勇转变的这个过程，让他的身上不时闪现奥斯卡·辛德勒的影子。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

二战期间，与德军交好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大发战争财，但在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越来越疯狂的时候，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倾家荡产救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从旁观者到入情者与此同时，始终致力于把程勇缉拿归案的公安，就代表了那个“有瑕疵”的体制。

它不问仿制药的药效，不管病人的生死，在体制面前，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法不容情”。

与之相比，就连假冒的院士张长林，好像都比审讯他的公安显得更可爱一点。

前者到底守住了道义这条人之底线，后者却对病人的求生欲无动于衷。

当然，周一围饰演的曹斌，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这一方的坚冰。

他从一开始就在向局长强调仿制药确有药效，不好简单地断定为假药。

后来在他探案的过程中，被老人的倾诉所感化，也是片中最动人的一幕。

病人所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命权”，在生命面前，法律能否网开一面？

然而，曹斌最终也只能用消极的主动去职来解决这一困局。

他不忍心继续追捕那个被病人庇佑的“药神”，但“药神”依然需要被绳之以法。

曹斌（周一围饰）在翻看案卷。

以上种种，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已经不能保护善良，那么法律本身是否需要改良和完善？

这样的追问，是这部电影最振奋人心的一股力量。

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终于不再犬儒和懦弱，它直面复杂的现实难题，并且向体制和权力发出了合理的质疑。

最终，正是这样的追问让整个体制都像曹斌一样，从一个冷眼旁观者，变成了一个热血共情者。

程勇依然需要得到惩罚，但是处罚却可以从轻，甚至取消（现实中的“陆勇案”最终就以撤诉了结）。

就某种意义而言，程勇的不法行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宽宥和原谅。

跟程勇、曹斌的复杂转变相比，电影中唯一明确的反派——药企，则显得面目模糊而粗暴。

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冷血的“资本家”嘴脸，但实际上药企开发一款专利药品的成本相当高，药品专利保护期又存在更短的时间限制，药企在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才能保证回本。

以此循环，才能够促进药物的研发、重病的攻克。

每一方，都有着百转千回的历程，对事件各方角色复杂性的还原，尽管并不完美，但无疑，《我不是药神》会被视为国产电影的一次进步。

这是一次小心试探，也是电影人用作品关切现实议题的勇敢担当。

在这背后，当然有我们不难想象的风险，但它最后跨出去的这一小步，也许真的会是国产电影工业的一大步。

“盗版”与“正版”的分界，比电影更复杂在肯定《我不是药神》之余，我们仍然不应忘记，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比电影更加复杂。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真正一举改变国家，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良性讨论，已经善莫大焉。

就以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格列宁”（实际名称为“格列卫”）为例，现实是，研发“格列卫”的药企的确需要在前期投入动辄数亿美元的资金进行研发。

生产格列卫的诺华公司，前后花费数十年，总共投入了近50亿美金，如果这些专利无法以高价来保护，世界上可能再也没人愿意研发这样的新药。

格列卫最后两万多块一瓶的天价，是对研发专利合法且合理的保护。

这样的天价药不但在国内存在，而是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印度只是少有的钻了空子的国家。

但严格的专利保护的后果，就是新药只是有钱人才得佩享用的“奢侈品”，对于为数更多的普通人，就只能在病死和穷死之间二选一。

《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陆勇。

印度之所以是世界上生产仿制药最多的国家，就是因为印度政府认为药品属于特殊的商品，当它承载了治病救人这一天然功能时，专利权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生命权让路。

所以印度的法理允许仿制药的生产，甚至在某些面临公众卫生危机的特殊情况时，会强制要求拥有专利的药企授权给其它企业生产仿制药。

再举一个影迷们更容易感同身受的例子。

对国内的影迷而言，仿制药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网上泛滥的盗版资源。

一方面是我们的电影引进制度，让我们无法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观看到全世界最新的各色电影。

除了为数相当有限的院线引进片，每年的奥斯卡、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影片和更多元的艺术电影，都无法以合法的渠道与广大观众见面。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影迷们自发在网上成立论坛和字幕组，翻译字幕、压制资源，并且进行有效的点对点传播。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言合法的方式，培养了国内的一代影迷。

盗版资源固然不像仿制药那样，急需用来治病救命，但是人们对更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也不应被简单的剥夺。

其背后映射的版权保护与应用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盗版资源与仿制药极其相似的一点是，它们的生产与传播，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

与之对应的是，正版产品几乎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获得。

正版格列卫的价格，除了金字塔尖的富人，恐怕都难以消受。

而想要观看国外的最新电影，除了少数电影从业者和媒体人能够做到，对普通观众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是药神》剧照。

两者高度相似的另一点是，许多传播者都没有以此谋取私利。

以网上最常见的字幕组为例，他们就像是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从国外网站上第一时间取得片源后，自发性地组织爱好者义务翻译，然后免费传播到网上与影迷分享。

就好比从印度为病友代购仿制药的陆勇，并未加价出售（如果他以此牟利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行为就具有某种更无私的人道主义性质。

字幕组与盗版资源的分享者也是同理。

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只是促进了电影文化的传播与讨论，好像并未真正侵犯那些电影的版权拥有者。

因为这些电影，根本没有可能引进到国内，无论有没有盗版资源，他们所能获得的收益都是零。

当然，那些能在国内上映或者是出售了网络版权的影片又另当别论——这些影片的版权方会不遗余力地打击网络盗版，而那些从未被合法引进的影片的版权，就不会有人想要去保护。

“正版”有了更好的土壤，“盗版”自会远离另一重复杂的现实是，虽然代购仿制药和分享盗版资源的行为最初都出于某种良好的动机，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想要以此谋利的人自然会偷偷潜入这个灰色地带。

印度的廉价仿制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当这个秘密被人们熟知的那天起，这样一个代购的产业链就已经形成。

许多前往印度的游客都会从当地带回仿制药，就像我们从其它国家代购化妆品一样寻常。

这中间，有多少被加价卖给了病人，又加了多少价？

谁也无从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不少代购者像《我不是药神》开篇里的程勇一样，靠贩卖仿制药攫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在天价药的“暴利”面前，“薄利”也相当可观。

至于盗版资源，同样被越来越多的投机者相中。

网上充斥着压制资源的再压制，大量资源被加入了无法去除的广告水印，甚至还有人索性靠卖塞满了资源的移动硬盘生财。

这些明目张胆的盈利举动，早已突破了底线，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纵容。

因为更多人宁可让盗版商贩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无片可看。

就好像慢粒白血病人都会去买仿制的格列卫，宁可让药贩子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吃不起正版药等死。

仿制药与盗版资源，就是那种处于灰色地带的黑市，它自有其运行的规则。

而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在这个规则里并不总是有理且有效。

如何能够让法律既保护投入了大量心血与财富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又能让更多普通人享受知识的成果，是一个长久的难题。

社交网络上的“copyleft”小组。

有一些激进的团体和组织甚至呼吁，像电影版权这样的文化知识产权，就应该被尽可能多的共享。

当创作者逐渐都达成“共享”这一共识时，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消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这道屏障，知识的光芒会被无限放大。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著佐权”（copyleft）的概念。

copyleft对应的是版权的英文单词copyright，这个概念之所以问世，是因为大量IT软件的研发人员希望使用者能够自由地修改和散布原软件，同时也向其他人开放自己研发的版本。

这样的提议当然有一点接近“知识共产主义”般的理想化状态，但是的确得到了一些创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有导演就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作品的盗版资源，与其保护那些并不真正存在的版权，不如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被观众观看的权利，是电影与生俱来的的“天赋影权”。

如果我们能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在电影院里同步看到绝大部分新片，那么盗版资源就不会那么猖獗。

至少，它能让我们对盗版的打击，更加合情，合理。

同样，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吃得起加入了医保系统的正版药、越来越信任国产的仿制药，印度仿制药便会远离人们的视野。

在更广大的公众利益面前，药品的专利权也不得不妥协和退让。

归根结底，药品并非普通的商品，它并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衡量。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都会要求药企在公众卫生危机发生时，交出自己独享的专利，强制许可其他药厂生产专利药。

这样复杂难解的局面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解决，但有一个事实或许大家都不会否认。

在难解的困局中，有最黑暗与最明亮的人性在较量，而这种较量本身，就在释放着无穷的力量。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时间之葬；编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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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有开玩笑的成分， 拿《我不是药神》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公平的。

让-马克·瓦雷当然要比文牧野高明得多，《达拉斯》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也都完爆《药神》。

但是那部奥斯卡名作毕竟是大洋彼岸的故事，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

《药神》就不同了，它是一次对我们身边人情世故的生动再现。

甚至，你能从中看出《辛德勒名单》的影子。

当徐峥饰演的程勇准备重新卖药时，找出那份当年的患者名单，让刘思慧（谭卓）帮忙联系。

在场的人问他：“你这次准备卖多少钱？

”程勇斩钉截铁地说：“500”。

这个在工厂里的戏，无论从运镜、剪辑、场景设计还是表演来看，像极了斯皮尔伯格的黑白经典。

因为《我不是药神》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本篇还是要着重聊聊这部电影本身，但也会不可避免会说到陆勇药案这件事上。

《药神》是那类典型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价值的影片，题材是它得以取胜的不二法宝。

当这个选题被拍在制片方的桌上时，任谁都能看出来其成为爆款的潜力。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命运困境的描绘，还有其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隐约可嗅的敏感性，都将成为影片的卖点，保证其热度的持续。

包括徐峥和宁浩二人，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种重要的加持。

徐峥之前的《幕后玩家》让人感到失望，虽然票房到了3.6亿左右，但是相比同期的《后来的我们》，还是被碾压了。

不过，徐峥在《幕后玩家》栽了跟头，又《药神》重新站了起来。

《药神》有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一切元素，包括宁浩与徐峥的那种幽默感，故事本身流露出的苦难观与现实性。

确实，这部电影将引发人们对慢粒白血病和陆勇药案的新一轮关注，会让某些社会问题重新被人们重视，这是影片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影片本身高开低走的质量，以及其在题材上的挖掘程度，又让它显得并非那般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药神》只能称得上半部好片。

前面说了，身边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拿它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当然是比不过的。

如果在对题材表达的充分和深度上分成五个级别的话，《达拉斯》基本做到了底，《药神》大概也就是二级水平。

这一点并不值得拿来大书特书。

在相对敏感的题材上欲言又止的片子也不少，很多也能给人留下持久的深刻印象。

另外，光是以对题材的挖掘程度去评判，无疑也是片面的。

但是《药神》在表达和艺术效果上，差《达拉斯》很远，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故事看起来如此贴近，如此真切，自然就能将其本土性优势尽数发挥出来。

本质上，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LGBTQ题材兴起之时的作品那样，基本角度是对边缘群体挣扎的关照，以及不平等社会规则的批判。

此外，它还遵循了现实主义框架中塑造英雄的手法，并以这种方式去表述更大的命题。

这一点与许多韩国电影不谋而合，既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不仅如此，本片在服化道等许多方面都非常“韩影范儿”。

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通过一个极其和谐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少了许多余绪，消解了类似韩影中那种温暖与冰冷交织的纠结况味。

因为素材的缘故，《我不是药神》自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严肃性，但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电影。

主要在于其对一众小人物的把握，是完全遵循类型片范式的。

程勇从一个只为赚钱的神油店主，到真心真意帮助病人的无私善者，就是John Truby所谓的“从成人到领袖、从玩世不恭到积极奉献”的主人公转变原则，也可以被看做是Cynthia Whitcom主角六层次理论中“自我、家庭、社团”的递进。

并且实现的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改写或拓展。

这种类型化的角色弧光，我们在好莱坞等主流电影中看到过成百上千遍了。

但它仍然奏效，仍然能打动我们，就在于其建立在对观众心理的漫长研究和揣摩基础上，几乎是唯经验论的。

这个基础就是同理心，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电影便可利用这些类型化角色让观众产生共情。

但是，《药神》在人物塑造上仍会给人浅薄刻板的感觉，有功能性的意味在里面。

程勇作为主角，再加上徐峥还算到位的演出，称得上是类型角色中较为饱满的刻画。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的黄毛，谭卓的刘思慧和杨新鸣的刘牧师，通过几次块状化的重点着墨，也算是立住了（牧师要显得单薄的多，多数时候承担次要笑点），只不过显得比较过火，并且还是免不了陷入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药神》在故事建置的阶段还算尚可，虽然没有任何新颖的叙事手法，但是分寸拿捏的好，足以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几位主要角色的登场也都显得错落有致。

结果到了一年后的情节出现之后，影片作者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于向观众输出边缘群体那所有的挣扎、无奈、艰难与彷徨。

从吕受益，到黄毛，再到程勇自己，几个煽情段落的编排相当激进，毫无保留，而且非常密集。

直到程勇最终被抓捕归案，那拥有主旋律配乐的“十里长街送药侠”的结局，其影像效果简直令人胆颤。

偏激点说，已经属于“狗血”了。

所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不够节制，尤其后半段，几乎不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或者说，后段所表达出的内容和大量的情感宣泄，只想留给观众一种思考结果，里子仍是将事件二分化的简单趋向。

对于一个复杂严肃的原始素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正在进行时的真实事件，影片这样的处理手法值得商榷。

不说与现实的关系，单就这种方法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让本来更高级的一部作品，自降了几分水准。

所以《药神》在我这只能被视为半部好片，因为我看到影片作者因为表达上的急切，最终牺牲了叙事应有的节奏和韵味。

他的形式基本是流程化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手法，人物算是生动，但很难说多么独特而深入人心。

作者的观点铺的太早，讲的又太满，却仍嫌欠缺深度。

故事很扎心，容易让人共情。

尤其后面大段大段的煽情，有种强扭之感。

至于题材上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事件本身早已被广泛报道，再加上如此规规矩矩的本子，过审空间本就很大。

它的冰雪聪明不仅在于对审查红线的规避，同时还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料理故事。

本文提出来的这些遗憾之处，而作者本身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却仍然这么做了。

因为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项目开发本身来讲，这样做是最保险的。

一方面，一些“要求不高”的观众对此完全不会在意，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足够了。

所以《药神》天然有着话题性极高的故事，只需要本分地讲出来，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的舒服，同时为了挤占票房空间，还不能做的太过沉重，得适当加点娱乐底料，齐了——这不就是那种老师傅手艺的“行活儿”么。

因此，还未上映便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精打细算的电影。

它在某些时候当然能打动我，却无法让我为之难以忘怀。

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很难让我承认是一部好电影。

延展一下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与影片本身没什么关系。

《我不是药神》将陆勇塑造成善人、英雄，基本上与几年前主流媒体的套路一样，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位国内印度仿制药代购第一人，首先与影片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而片中的程勇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油店老板。

其次，现实中的这种药叫“格列卫”，片中改成了“格列宁”。

而真实情况是，陆勇曾先后代购过两种印仿药。

第一种药是其2004年代购的Natco公司的Veenat，四千块一瓶。

影片里的药应该就是这种，这种药与国内患者服用的天价正版药效果一样，他也因此被视为拯救了上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慢粒圈的英雄。

但是七年之后，他突然将代购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的Imacy，后来因为这种药的购买者太多，陆勇网购银行卡才被抓。

当“陆勇假药案”曝光的时候，也正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问世没多久，所以实际上在这部影片被改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将陆勇比喻成了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Imacy上。

如果说Veenat是货真价实的印仿药，是被我国法律强行按上“假药”标签的真药的话，那么这个Imacy就很可疑了。

首先，这个药在印度的药店都买不到，而制药公司Cyno的地址，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之后根本就不对，一些药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一家“坏公司”。

其次，在2017年3月底，该药被拿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份的检验结果显示，该药每100毫克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

再加上Cyno公司混乱的资料、奇葩的汇款方式和期限模糊的生产许可证。

这些都意味着，Imacy很可能是真的假药。

但是因为陆勇已经在患者圈里被神化，再加上慢粒白血病患者和家属们普遍缺乏了解渠道，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几乎没人质疑他代购的新药Imacy。

去年六月份，GQ发布了一个专题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一篇非常高水平的文章，也是乏人问津。

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复杂曲折。

相对于《药神》，我更想看看这篇报道的调查写作过程将如何被电影讲述。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

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

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

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

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

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

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

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

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

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

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

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

”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

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

......”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

“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

你千万谁也不要说。

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

”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

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

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

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

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

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

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

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

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

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

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

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

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

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

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

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

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

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

（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

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

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

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

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

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

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

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

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

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

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

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

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

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

药，毕竟是药。

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

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

存活率少之又少。

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

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

死于肺部感染。

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

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

奶奶享年89岁。

也算是驾鹤仙登了。

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

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

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

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

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想必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拍不出能改变社会的韩国/印度电影。

”这类表述虽然深究起来不够准确，但又的确在社会性这一层面上，指出了如今我们商业类型片市场的一处症结所在。

韩国、印度等国家，每年都会生产这类具有人文关怀的同时兼具温度与力度，即叙事上工整好看、情感上打动人心的类型片，比如《辩护人》、《熔炉》、《摔跤吧！

爸爸》等作品。

这些电影通常能够将社会问题的探讨面向尽可能广的全年龄段受众群，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性上做到平衡。

但在我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市场上，这类影片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

近期上映、取材自现实的《我不是药神》，显然有意于填补这一空缺。

如果说，前些年陈可辛的《亲爱的》开启了这扇门，那么今年的这部《我不是药神》，则把这扇门继续往前推开了一步。

影片通过程勇的几年代理卖药的故事，揭开了21世纪以来我国慢粒白血病患者面临着的“寻医买药救命难”这一生死疲劳，并在第三幕进一步上升到人情与法律的探讨之上。

黑色幽默的喜剧类型外壳之下，是这些社会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与敬意。

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神油店老板，身无分文的他面临着儿子抚养权即将被夺、父亲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悲惨境遇。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从此“卖药五人组”开始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的生意。

他的初衷不过是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也因此而救了不少人命。

在国内售卖未经得许可的药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正版药厂与警方的追查、竞争对手的诬告，太多“毁掉一生”的转折点在等着程勇。

当他为了自保而放弃代理权之时，众人命运开始渐渐转变，影片的后半部分具体展现了这一过程。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是片中另一个药贩子对程勇说的话，也是影片对现实投射最为见血的地方。

高价药，有形之中是救人的途径，无形之中却是杀人的利器。

救富人的命，交钱、拿药、住病房，是天经地义；救穷人的命，违法、走私、吃牢饭，是无可奈何。

作为新人导演的文牧野，在首部独立处女长片中，就选择这么一个拥有巨大话题度与争议性的社会题材，无异于行走在独木桥上。

如何拿捏权衡生与死之间的情、理、法三者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限制之中创作出尽可能保有突破的态度？

这些即便对于老导演而言都是巨大的难题，他却能面面兼顾，以商业类型片的姿态，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文牧野努力的创作方向，便是让影片在文艺气息和商业关注中找到平衡。

我们能看到这部电影虽然是现实题材，但其中的大量桥段却并没有采取写实的拍法。

它在不少时刻运用黑色冷幽默，在人物的嬉笑怒骂之间，加入催泪弹，从而达到了以喜剧诉悲情的效果。

这些混搭使得整部影片在类型元素上的多样与丰满，保证了它的传播度与可看性。

而最难得的，则莫过于他在对法理与人情的“中间灰色地带”背后故事的挖掘与立场的选择上，处理地非常坚决与勇敢——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质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为病患与“违法者们”发声呐喊。

在几场重要的戏份上，比如大闹假药贩卖会场、两位配角戏剧化的去世方式等情节点，电影一度被引向了较为刻意的境遇之中，但却丝毫没有令人心生厌恶。

煽情模式能够奏效，与导演对小人物的洞察与塑造、演员们精彩的群戏是分不开的。

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并不取决于题材的稀缺（毕竟我们见识过太多好题材被拍毁），更取决于影片对这些小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转变的精准摹写。

主人公程勇的形象在电影的前后半部中大相径庭。

这是徐峥近年来在大银幕上完成度最高的一次表演，举手投足间一个市侩幽默、重情重义的活生生的小人物被塑造。

身为大腹便便、前途茫然的中年男子，面对慢粒白血病的病人们，他从单纯想赚钱的利己主义者，到不顾一切来救命的“药神”，大起大落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改变，将影片的核心之一展现出来——何为小人物的“英雄主义”？

徐峥以令人信服的表演给出了答案。

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的表演，则是我个人认为的全片最佳。

电影中的重疾患者吕受益，被王传君演绎得生动真实、富有特色。

他小家子气，但又特别在乎维持友谊，一心想要活下去。

买药的点子因他而起，最后也因他的自杀促使程勇在心理上发生巨大转变。

在散伙的雨夜，面对程勇的“滚”，前后从不敢置信的尴尬的笑，到激动地嘴角一抽，再到巨大的失落，不多的表情变化中却拥有着多个层次的心理转变。

另外一幕令人感到惊艳的，是他在自杀前，看着家人时的平静，眼神中又充斥着复杂的情感，一言不发的沉默中就暗示了他要选择自杀，不给程勇和家人造成后续的负担。

饰演思慧的女演员谭卓，虽然低调，却在今年不断地予人惊喜。

她在近期出演过的《暴裂无声》、《西小河的夏天》中，都以不多的戏份献出了精准的表演，在《我不是药神》中同样如此。

即便只是配角，但谭卓依旧将一个性感而又朴素的母亲演绎地恰到好处，几场在夜店、会场里具有细腻感的爆发戏也都叫人印象深刻。

机缘巧合之下，在六月就看了两遍《药神》，每次观看到结局，都难免会心生感慨。

在这个现实中并不会出现的长街送行的场景中，无数患者前来目送并相继摘掉口罩，而去世的吕受益和黄毛也出现在人群中，大家都开心地笑着。

以笑写悲，以群体性的纪念来传达更坚定的理念来升华人物，无法令人不心生动容。

最后的字幕，更让观众了解到这十多年的对抗慢粒白血病的长跑，是无数人努力、滴水成河的过程。

虽然《我不是药神》并没有在各个层面上做到完美，但却在当今有着“多一部是一部、走一步是一步”的意义——我们的观众需要这类具有现实主义质感的同时，兼具社会性的类型片出现在大银幕上；我们的市场则更需要有创作者站出来直面社会问题，拍摄这类稀缺存在的“良心电影”。

它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敢于直面他人不敢发声题材的冒险，更是一次对我们时代发展洪流下底层小人物的理解与关怀。

未来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我不是药神》，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社会不同的角落。

首发于：深焦

据说这是近十年来第一部9分的国产片，这部点映0差评的国产电影，究竟是在讲残酷的底层物语，还是现实困境？

为什么我们看过之后，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呢？

因为导演文牧野戳中了我们的痛点：他不是在讲什么梦想，也不是在谈什么爱情，而是用117分钟，去讲一群人，如何“活下去”的故事。

虽然题材很沉重，但电影前半部分几乎是用喜剧的方式讲的：徐峥饰演的程勇，只是个卖印度神油的小贩，因为“有渠道”，被戴着三层口罩的吕受益找上门，他是慢粒白血病患者，因为国内正版药4万块一瓶，请程勇到印度进一点便宜的仿制药。

开通渠道后，印度“格列宁”在病友中越卖越好，病人不仅有便宜药吃，有一大笔收入的程勇解决了家庭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还认识了几个帮手，大伙儿的日子在一天天变好。

即便我们知道开头笑得越开心，后面哭得越惨，还是会因为王传君上海男人的小腔调，牧师杨新鸣正经的反差萌，还有徐峥又囧又怂的表演莞尔一笑。

但电影中段，假药贩子张长林开始搅局，国内药厂和警方也开始严打仿制药，所谓打假，也就是断了病人生路，即便我们有着心理预设，但泪点还是猝不及防，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电影在用极其丰富的细节，讲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

这些细节就是你走出影院，抹干眼泪，还会长叹一口：真好看的根本原因。

电影的成熟，首先在于角色的成熟，电影中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对手戏，不只是单纯的二元对立，他们各有各的矛盾，这才更像生活本身，所以人物个个鲜活：王传君，一种让人一见就想哭的感觉，三层口罩扒拉下来，大口吃饭大口喝酒，看上去那么坚韧，但让他如此坚韧的原因，不过是想听孩子叫一声爸爸而已。

杨新鸣带着信仰登场，严肃的搞笑着，穿着圣衣站在十字架前显得那么高大自信，但面对病痛整个人又好像缩小了一样。

章宇顶着一头黄毛，整部电影就没几句话，为什么这个角色最打动我，因为他一直在克制，克制想回家的心，用碎了一手的玻璃渣，克制对程勇的恨，又用一个融化了的微笑，克制着对程勇的敬爱。

谭卓最打动我的一场戏，是对着那个因为钱去跳脱衣舞的经理大声喝彩，她嘴形带笑，可眼珠却转着泪，职业和生活迫使她堕落，即便如此她也要把不甘吼出来，即便只有一瞬间。

周一围作为客观上的“反派”，现实中的正义，估计是最难过审的一个角色，他全片在呈现挣扎，虽然他不断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目睹着一个个正在死去的生命，折磨他的，是与自己内心的博弈，当彭浩间接因他而死，真的被击溃，从瞧不起妹夫到最后一直想约人家喝一杯，周一围饰演的曹斌这个角色，刻画的有血有肉，充满灵魂。

徐峥演的程勇，满脸写着利益两个字，见好就收，遇到风险便退出，是个放在戏剧中很懦弱，放在现实中却很真实、普遍的角色。

他身上的矛盾是最多的，自己于之社会，有如神油于之伟哥，已经被淘汰了，因为家暴离婚后儿子没钱养，父亲重病后没钱医，房租没钱交，靠着代理仿制药赚一点病人的钱来翻身，这样的人，最后居然拿自己的人生去赌，把自己儿子送到国外，一分钱不赚、甚至贴钱去犯罪，他在赌什么？

他不是在赌能逃过一劫，而是在赌这个病的未来，蝉在雨天是不会叫的，因为潮湿的空气沾了蝉的叶翼，也就发不出知了知了的叫声，只有当天将转晴时，空气湿度减小，被沾湿的叶翼逐渐变干复原，知了才能重新鼓动叶翼发出“知了”的叫声。

故有“雨中知了叫，预报晴天到”之说。

可电影中的雨天本不会转晴，是程勇歇斯底里，不计后果，疯狂地在雨中振动翅膀，生生把晴天叫来的。

独立的困境、独立的角色、独立的成长，相互缠绕、作用，让这部电影的群像描写不失真，人物不脸谱化，让我们能进入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眼泪不断。

都说这部电影在刻意煽情，但我觉得有时候 生活本身比电影更绝望，更无情。

聊聊电影的题材，整部片描述了病人如何活下去。

阻碍他们生存最主要的矛盾是：药贵，吃不起，吃不起只能等死。

电影中安排了一个假药贩子张长林，他是全片最接近现实的角色，他说了那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文牧野面对这个题材，不仅批判了社会、批判了政府、甚至同时也在鞭策患者本身，但整部影片80%是站在病患一方，20%是站在政府，对于正版药厂的视角，很遗憾没有，还是脸谱化的反派。

全片病患带着强烈的求生欲去违法、去自救，政府虽然在惩治违法者，同时作为警方的曹斌在自省，法官也酌情减刑，结尾处“体制改革、皆大欢喜”。

虽然观影结束以后，观众会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太好看了，打分的时候也打了满星，但放到影史上定位的时候，又有点不知往哪儿摆，作为向国外输出价值的时候，心里又有点没底气，为什么呢？

先前我谈了电影的剧情、角色、题材，各个都做到及格乃至优秀，但我觉得电影唯一的痛点，就是《药神》价值的落点模糊，看到结尾，“吃不起天价药”到底是谁的问题？

企业？

那么昂贵的研发费用谁来承担？

政府？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到头来买单的还是群众。

鼓励民间买仿制药救人，如果救人是违法的呢？

还救吗？

电影很好看，很感人，但最后发现推不出一个价值，病到底该怎么治？

这也是网上引发热议的原因，导演没有告诉观众为什么正版药一瓶卖4万块？

难道导演不知道现实中的格列卫研究成本超过50亿美元？

他当然知道，他选择了完全放弃一个视点，把厂家变成坏人，为什么格列宁老板一副奸商的嘴脸？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到这部电影，这其实是导演的求生欲。

为什么说这部电影过誉，因为这个电影在用一个简单的手法，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撇去题材确实没有艺术片的“高级感”，但却实打实的接地气。

一些评论者摆出一副你们都没看过“高级货”的姿态，拿这部片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对比，和韩国电影争高下，我觉得看看哪些是人家有的，而我们缺的，哪些是人家没有我们独有的，然后再看看差别在哪里，不一定要评出谁好谁坏。

不摆出众人皆捧我独踩的姿态，客观陈列原因，允许各种声音存在，这才是正确的观影姿态。

作为一个观众，全片最触动我的是电影的结尾，程勇被押送至看守所，路上站满了病人，车慢慢驶过，他们把口罩一片片取下，这让我想起了《被嫌弃松子的一生》的结尾，胖松子倒在草堆里，镜头宛如注入灵魂，腾空飘起，沿着道路一直走，再回顾松子的一生，也在回顾那些被松子逗笑过的和赐予幸福的人。

导演让死去的吕受益和彭浩也出现在人群中，对着镜头微笑，那一瞬间的悸动，是什么价值都无法比拟的。

整个社会在逐渐进入“娱民时代”，大众娱乐方式都变得又浅又快，电影市场尤甚。

陈道明说过：“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有风骨和底蕴，判断一部电影是否有价值和情怀，评价一名演员是否有教养和修养，看的是文化自觉。

”然而，当前的泛娱乐化正稀释影视节目的文化价值。

一些编剧和导演在开拍前从未考虑影视作品的文化价值，而只问俩问题：有人看吗？

能挣钱吗？

这是赤裸裸的赌博，这场赌博，他们往往是不会输的。

这部电影真的是国内观众想要看到的进步，药神的社会意义甚至大于电影本身，文化自觉和文化失觉，这是制片方、审片方、观片方三方的共同发酵的结果，影片质量高一点，观影水平也就高一点，人民在追求娱乐，不要变成了娱乐人民，更不要觉得人民只配得到这样的娱乐。

为什么哭了一场，从影院走出来确是由衷的高兴，一身轻松，并不是吹爆这部电影，而是听到了雨天的蝉鸣，长舒一口气，晴天就要来了呀。

雨天蝉声叫，预报晴天到。

在豆瓣的其中一篇影评下看到大家针对专利药收费贵的问题以及专利药该不该收费贵的问题讨论“异常激烈”，转载之前看过的一品文章，与大家共勉。

作者：苏维埃废铁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193573/answer/35618052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自ACFUN文章区，迷茫90后，的一篇文章。

从业两年的制药狗，冒昧的给主公陈述一下仿制药我是一条十年的老化学狗，如果算上大学四年的话，就是十四年的老化学狗。

但是我进入制药行业只有短短两年，2012年12月我进入第一家药企，小作坊。

三个月不到跳到了制药百强沪市中小板第一股，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生产厂，第三大蛋白粉生产厂。

干了一年被开了，又进了一个小作坊，干了一个月跳到现在的企业。

也在百强名单里，但是排名很靠后很靠后。

因为我在制药行业从业时间短，所以不敢说自己说的就一定是权威，但是大体上我可以保证没什么大问题。

重点就是几个领域：1中国为什么要认可美国的专利，不能像印度一样干？

2仿制药为什么国家打击这么严格，放宽点不行吗，救命的啊！

3药品境外购为什么要打击？

是不是和外购奶粉一样官老爷担心税收？

首先我要说在前头，那就是药品真的不是一种普通商品，很多药品的半致死量远比氰化物小，说句不好听的，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

不管是新药还是仿制药，质量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质量合格的药品是一切医疗系统的基本大前提。

所以，药品质量方面的口子绝对不能开！

一条缝也不能开，今天你可以因为格列卫可以救命开一条口子，明天就会有几千人死于劣质药的不良反应。

中国对药品质量监管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列的严格，尚且出现疫苗劣质几百儿童不良反应很多删号了的事情，诸公你们在说格列卫可以救命的时候难道就没想过劣质的格列卫可以要命？

药品太特殊了，特殊到全球单独为药品制定了一个质量标准和生产标准也就是俗称的GMP，0.001%的单杂都有可能造成不良反应甚至致命，所以对药品的所有单杂都是要确定结构，确定药理，确定临床吸收峰和波曲值，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小作坊当年就是一个单杂卖了一百万美金，制药行业卖杂质做杂志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举个例子，某成药有效成分含量99.5%，另外的0.5%是杂质，这里面0.1%的主杂有两种，剩下的0.3%是十种小剂量杂质。

GMP标准是要把这12种杂质全部都要确定结构，分离提纯，每一种都要做完整的临床和药理包括毒理，确定这12种杂质都对人体没有损害才能够合格。

因为0.001%的杂质有强烈不良反应甚至致命的例子太多了。

药物就是这么特殊。

然后说说为什么印度可以这么嚣张的防治仿制药而美国不管。

这个就都是小道消息了，九十年代，美国大量的制药厂在印度建厂，然后九几年杜邦还是辉瑞我忘了总之是制药巨头厂区周围发生大规模居民高烧不退，甚至死亡的病例，印度医院束手无策，后来经过调查，是该制药厂排放的废水中的某些成分导致的，这可是稀释了千百倍之后，依然有这么牛逼的效果。

然后不久之后，印度发生大规模化学物质泄漏，死了几千人，又是美国的化工厂（化工制药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双管齐下，美国政府在印度国内没有药物专利法的前提下，对印度开放了FDA的数据库。

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所有制药行业的申报专利数据，三哥可以直接看，直接拿来用，美国不管。

然后美国继续在三哥国内进行药理临床的数据，给三哥一份，怎么折腾三哥的两脚羊，三哥不管。

这就是我所谓的睾丸捏在美国手里。

这个代价中国承担不起，药物临床虽然需要这种科研精神，但是跟美国在三哥那边一样折腾，在国内那绝对是要动摇统治的。

三哥的仿制药卖得很好，不单单卖给中国，其他国家也有，但是返销美国的情况不多，这也算三哥脑袋没进水，不干作死的事。

再说说中国为什么必须承认美国专利，忍受新药在国内的高售价？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美国专利，不保护新药知识产权，没关系，美国对你关闭数据库，FDA数据库基本上就代表了全球新药研发方向，关了这个你就自己黑暗中摸索吧。

你仿制了一个，然后其他所有你就彻底没戏了，丢西瓜捡芝麻就是这意思吧？

再然后，美国一种新药上市，你要不要买？

牛逼你别买！

对于有大规模仿制美国新药而且不遵守专利保护的国家，美国要么不卖，要么卖的死贵。

所以我才说，三哥是特例。

比如中国现在很多药企都在仿非布司他，这个可以说是21世纪跨时代的新药结构，我们单位很早以前就成功的仿出来了。

但是因为专利没到期，不敢申请批件，现在到期了，批件申请ING。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数据库，你都不知道什么药品结构有什么效果，从定结构开始研究……那可是浩瀚的工作量外加更多的钱。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在没有可能把睾丸交给美爹捏着的前提下。

中美互相承认药品专利，对中国是有利的。

不但可以加速国内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而且现在已经有中国的一类新药逆袭美国制药界了。

虽然是被国内中医黑很看不上的中成药，但是人家也过了美国FDA的审核了。

总的来说，长远的来看，三哥的模式不可重复，那么捏着鼻子认了就是最优的选择。

最后说说为什么海外代购国家打击这么严厉。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药品的特殊性。

虽然影响税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一类新药本来的关税就很低，有些还是0关税。

大多数进口药的关税税率是3%，2013年将人血白蛋白和人用疫苗共4个税目产品的进口税率由目前的3%降至0。

所以药品不是奶粉，奶粉的关税我没查，但肯定比药品高。

严厉打击境外药更多的还是处于药品安全的考虑。

比如印度药格列卫，你私下进口没法保证渠道的安全性和药品质量，万一是印度假冒伪劣药呢？

而且私下进口必然会造成进口药市场的鱼龙混杂，到时候对于国家制药行业整体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老百姓不会管这药是合法进口的还是非法进口的，大活人吃药吃死了那就是你政府的责任。

而我在前面说了，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劣质药吃了就死绝对不新鲜。

药品不是食品，我以前不在制药厂我还没感觉，进了制药厂我才知道GMP是一个放屁都有规矩先走那条腿都有说法的东西。

就是因为药品太特殊，太重要了。

一个疏忽大意，就意味着无数条人命。

我一学社会学的，每年都会被好些片子搞得很尴尬。

影迷朋友问我：“这片子从社会学角度看怎么样？

”学术界朋友问我：“哎最近有个片子看了吗？

特社会学！

”我能怎么办？

只能打哈哈。

在社会学里以艺术见长和在艺术圈里标榜社会学，是一类电影的长项。

与之相匹配的，是他们的三板斧：在普通观众面前标榜“这是艺术”，在知识分子里标榜“这是生活”，在国际影展上标榜“这是中国”。

说白了，就是钻空子，搏出位，其实没把心思好好放在创作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片子除了上述两类朋友之外，基本没人谈论。

换句话说，它们只能吸引极小部分的观众——那些忍得了“艺术手法”的社会学者和渴望“走向现实”的艺术青年。

具体片名开出来费电，我就不说了。

对这类电影，我想求它们放过观众，也放过社会学。

但其实，我心里对中国电影是有期许的，那标杆不是大师名作，也不是百亿票房，当然更不是上述“影展电影”，而是那些真正能与大众共情，表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困惑，甚至能发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

我称其为“国民电影”。

这类电影，澳大利亚有《加里波利》，日本有《饥饿海峡》，印度有《摔跤吧！

爸爸》，都是切中社会议题，引发观影热潮的轰动之作。

它们的艺术手法不见得多么前卫，思想上不见得有多深邃，却依靠引人的话题、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形成现象级的观影热潮，甚至成为学界分析国民性格和社会心态的理想标本。

今日的中国电影，不缺票房，不缺话题，不缺奖项，甚至也不缺“风格”，独独这类“国民电影”不见踪影，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遗憾。

因为电影除了是艺术、商业和政宣之外，还是社会产品，产自社会，服务社会，体现民意和民情。

没有这个活水源头，几百亿的票房也不过是个热闹，无法长久。

这类“国民电影”才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电影”，而这样的电影，今年终于出现了一部，它名叫《我不是药神》。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只针对一些朋友的见解，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煽情。

有人觉得这片子煽情过头了，格调不高。

这个得从作品类型来说。

国民电影怎么可能不煽情呢？

它面对观众的本来就是广大普罗大众啊。

知识分子喜好纯粹的说理和客观，喜欢过度解读，没影儿的事都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

可是老百姓不一样，他们就要电影给出一个确定的“是不是”和“好不好”——你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来，下一步才是讨论和反思。

很多电影喜欢暧昧和模糊，其实不是因为节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自己就没想清楚。

再进一步说，煽情有什么错？

从情绪社会学的角度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宣传教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诱导消费。

而《我不是药神》的“煽情”，是为了让观众同情那些身患绝症的弱者，关注社会现实。

我们的银幕上，这样的戏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据说本来的版本更“煽情”，而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版本其实煽得还不够。

不是说我喜欢煽情，而是这个片子的情绪本来就非常浓烈，没有恰当表达出来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装”。

“病人长街送程勇”那段，“警官发现前姐夫是个英雄”那段，都应该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才对。

“煽”的手法不一定要像肥皂剧那样，出来个梨花带雨的女主角带领观众“一二三，开始哭”。

也可以是梅尔维尔式的冷峻肃杀，或是《教父》式的反差手法，但无论如何，“煽”本身都不是错。

第二，“卖惨”。

中国电影本来有“卖惨”的传统，这在儒学里头有名堂，叫做启发人心中的“善端”。

但同样是“卖惨”，境界可大有不同。

《芳华》、《我不是潘金莲》、《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再远一点，还有《英雄》之类票房霸主都以“卖惨”为高潮，但其中蕴含的悲剧力量，却离传统不远，都是小人物在向权力证明自身的无辜和无私，向当权者求个“良民认证”。

冯小刚和张艺谋那一代人，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如果有，必定是犯上作乱，所以他们蓄意削减了个人的能动性，主角不管内心多么油腻多么戏精，在国家面前还是以“受了委屈的好孩子”的形象出现的。

而《我不是药神》中的角色，都是新一代的公民形象。

公民者，不在于善发宏论，标榜号召，而在于对自身权利和责任有清醒认识，坚持“群己权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程勇听说有钱赚，背起背包就走，几个病友听说有药吃，合起伙儿来就卖，碰上卖假药的，该砸就砸，良心发现了，该赔就赔。

看起来都是小人物的小心思在活动，合起来，却构成了一组栩栩如生的公民群像。

有私心，有杂念，却也有良知，有担当，三观不纯，但并不扭曲。

他们并不依赖权力来认证自己的是非，有手有脚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求政府、企业、社会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最为成熟的上海，顺理成章。

第三，艺术上没追求。

电影有很多属性，艺术电影在形式上锐意求新，值得点赞，但没理由要求所有电影都把艺术追求放在第一位。

电影作为社会产品，本身就有社会价值，把承担社会责任，传播理念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把流畅和动人放在第一位，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是药神》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新潮，但是非常贴切，很好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任务。

程勇和吕受益追捕“黄毛”的一段戏，空间和动作的切换简洁明快，售卖假药现场的群殴段落，每个人的亮相以及轻喜剧色彩，程勇驾车离开黄毛的一幕，倒后镜里映出落魄的面容，这些都不是“没追求”的电影能做到的。

监制宁浩玩电影形式的能力，早在“疯狂”系列中就得到了证明。

导演文牧野虽然是新人，但是将电影感与故事内容结合得很好，这本身就可以被称为一种风格。

当然，有些段落明显受到了商业和审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斟酌。

例如抓捕王砚辉扮演的假药贩子的过程是不是需要那么长？

片尾对于“俱往矣，时代在进步”的强调要不要几次三番？

这些都可以讨论。

但就我自己而言，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最后，有人说这片子“回避主要矛盾”。

我真的不想说“广电总局又逆袭”了。

但这样的片子出现在银幕上，多少总是个进步。

这或许也说明，持续的努力总能换来一点理解，进而让艺术表达现实的空间再开阔一点。

这样的电影或许在自由表达方面没有做到100分，但只要出现在影市，肯定强过做足了100分但除了影展评委和小众影迷没人看过的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它打五星的原因——不完美，但它意味着很多。

关于外方药企的形象，刚看完时我也感觉过分刻板。

开发新药需要巨额投入，专利保护能促进医学进步这些道理，想想似乎顺理成章。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引发白血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量辐射和工业污染，这不是一个老百姓凭锻炼身体和科学养生就能百分之百远离的绝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都需要为无辜的患者负上一份责任，更不要说把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挂在口边的国家。

因此要不要把治疗这种绝症的特效药完全交付给商业逻辑来运作，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其中各自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影片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将这个问题带入了公共的视野，让更多人了解“药神”背后的故事。

这或许才是这部“国民电影”真正的贡献。

影片原型陆勇案之所以曾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该案件的发生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乃至普世价值中的道德观念——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众对好人好事抱有的期待始终是善有善报——然而行好事却反遭惩处的陆勇，却让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在本源上，与其制定的初衷产生了背离。

说白了，本案当中引人纠结气忿的矛盾关系，实质上是伦理与律法就公平问题出现的矛盾关系。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本案造成轰动效应的缘由以及引发社会议题的价值所在。

然而，出于商业电影的噱头与戏剧化改编的需要，在影片最终的呈现中，原型事件里的核心矛盾关系却因为主角身份的调整而无形之间发生了转移：同样是因个人财力有限而触发的压力，原型陆勇救命的动机被主人公程勇生活上的拮据与家庭关系的失败所替换，沉重、原始的求生欲也因此被争取为父为子尊严的欲望所取代，变得轻浮而不再纯粹。

尽管这样让《药神》能够从普世的情感出发而触动观众，比其他近年来利用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或大国沙文主义等生硬元素来发动观众认同心理的华语电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也暴露出了目前国内大部分影视工作者对现实生活依然普遍缺乏个性化、多元化的观察与捕捉，只能用雷同的人物身份与矛盾关系来架构戏剧冲突的事实：为什么绝症患者一定得是舞女、盲流、老人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物？

为什么不会是高校教师、记者、警察局长这样的舆论监督人与执法人？

为什么掌握执法权的警察局长必须要以「法不容情」的死板形象呈现？

现在还是20世纪60年代吗？

经由这般脸谱化的角色群像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只能上升到「只有一种病治不好，那就是穷病」的自怨自艾，强行放大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将反映社会痼疾、提出质问与解决方案的现实主义题材降格为悲戚而无用的愤青式呼号。

而原型事件中，由我国根盘错节的医疗服务系统与尚不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造成的纰漏等种种因素，在影片之中则彻底失去了曝光：实质上，制药公司并非都是黑心商人，只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清楚——他们购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被研制出的代价是数十亿美金；而所谓的消费者用不起平价药，也并非一以概之的版权问题，而是我国出于鼓励新药开发而对专利的利益保护，使得我国并没有建立像印度一样为仿制药提供支持的法律制度，从而导致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

因此长期以来，比起印度等国，国产仿制药安全而低效。

编导在影片中过于简单粗暴地在患者同制造厂商之间建立起对立关系，用闹剧化的情节（打群架、制药公司经理旁听刑警会议等等）来呈现戏剧冲突，不仅令人难以信服，且难逃激化本已扭曲的行业误解的嫌疑，更说明了创作者们在剧作改编的前期缺乏对相关领域足够充分的调研，是不够专业的体现。

无怪乎有网友会发出疑问：「看完《我不是药神》，大家会想起《辩护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想起阿米尔·汗……但是我们看《辩护人》的时候，会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吗？

看阿米尔·汗的时候，会想起《辩护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如此，就这条改编之路走下去的结果是，《我不是药神》并没有真正实践其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电影媒介形式对意识形态超乎寻常的宣传效力，如《天才枪手》、《摔跤吧！

爸爸》、《神秘巨星》那样，完成对观众基本价值观塑造的导向，而是回到了更早之前国产电影容易犯的误区——滥情之中。

程勇的浪子回头与大公无私式的救赎成为了影片煽情的最强点，政府最终一步步地完善、弥补体制漏洞的努力停留在冷冰冰的片尾字幕中。

药有真假、命无贵贱；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和差异；法律对社会秩序管理的责任理念以及法律本身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些才是属于《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原本应该普及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我不是药神》依然能收获无数好评，成为了新千年以来，自《鬼子来了》和《无间道》之后第3部豆瓣评分破9.0的华语剧情片，再次证明了半年多以前我对《嘉年华》的论断：中国观众真的不需要电影，只需要题材。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曾留给世人久颂不衰的法谚。

而正是这锱铢必较的程序正义的理性，才是法律高于道德的动人之处。

最后，用原型案件中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的节选来结束此文吧： 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1. 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

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个方面，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从根本上讲也是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需求……陆勇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和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为对这些方面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后者而片面地将陆勇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惠及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

2. 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

在刑事司法中，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孕妇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在刑罚适用或诉讼权利、诉讼程序上，适用相应区别对待的规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所彰显的就是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行不悖的。

本案中，陆勇及其病友作为白血病群体，也是弱势群体，陆勇的上述违反药品管理法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发生在自己和同病患者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寻医求药过程中，并且一方面这些行为发生在其实有能力难以购买合法药品的情形下，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给相关方面并未带来多少实际危害，如果对这种弱势群体自救行为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以犯罪对待，显然有悖于刑事司法应有的人文关怀。

3. 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载入修改后的刑诉法，保障人权成为刑诉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与惩治犯罪共同构成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从保障人权出发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就是要重视刑事法治、慎用刑事手段、规范刑事司法权运行。

既要强调刑罚谦抑原则，真正把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的手段、不得已才运用的手段；又要严格规范执法，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严守法定程序，准确适用实体法律，坚持理性、平和、文明执法。

本案中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行政的方法来处理，如果不顾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对陆勇的上述行为运用刑法来评价并轻易动用刑事手段，是不符合转变刑事司法理念要求的。

综上，陆勇有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的行为，如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39条第2款有关个人自用进口的药品，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进口手续的规定等，但陆勇的行为因不是销售行为而根本不构成销售假药罪；陆勇通过淘宝网从郭梓彪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了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属于购买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其目的和用途完全是支付白血病患者因自服药品而买药的款项，且仅使用1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本案的客观事实出发，全面考察本案，根据司法为民的价值观，也不应将陆勇的行为作犯罪处理。

《我不是药神》这部极具话题性的影片，片名曾一改再改，中国药神，印度药神，生命之光……在筹备时漏出的只鳞片爪，已为它早早赢来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称号。

与其说是片方的宣传噱头，不如看作市场的期望和为它预支的赞誉。

毕竟这类与民生息息相关又颇具争议的敏感话题，在娱乐至上的影视行业向来少有人愿意触碰。

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以过人的勇气负重前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主角程勇，是一个在上海弄堂里倒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并非身患绝症的达拉斯牛仔，原本不会有“如果还有明天”那种末路搏命的赌徒心态，然而编剧赋予了他足够的冒险动机。

作为升斗小民，他的生活已经沉到谷底，无以为继的小买卖，急需手术的老父亲，咄咄逼人的前妻，割舍不下的儿子，一切都在催逼这个潦倒的中年男人放手一搏。

吕受益的出现给程勇指明一条生财险道，更由此逐步组建起一支小分队。

冷倔的黄毛默默干活最多，性感的思慧带来了高效的分销网络。

牧师的加盟既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又帮助程勇搞定货源的独家代理，还用他God bless you的口头禅给拍档们做心理按摩，为观众提供笑料。

他的身份与这帮人的行事构成有趣的反讽，让人想起古惑仔中劝陈小春信耶稣的重炮阿叔林尚义。

影片直到程勇收手转行之前的情节也恰如古惑仔式的浪漫历险，徐峥浮夸的演绎方式正适合这段漫画式的风格。

他纠集了这么一帮乌合之众，以其浑不吝的市井痞气，加上一点经商的小聪明，打出一片天地，既解决了自己家人的燃眉之急，又得以找回久违的尊严。

他在夜总会里扬眉吐气地向领班砸人民币的时候，顺便收获了一刻疑似爱情的心动。

比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本片不存在LGBT和艾滋病部分，也尽量弱化了病患与卫生机构的冲突。

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编剧聪明地树立了假药贩子这个靶子，给主角带来第一波麻烦，也从侧面提醒观众药品审查的重要性。

王砚辉演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反角，他扎实的话剧功底在不多的戏份中充分展示了这个奸商复杂的性格。

然而单以假药贩子为敌，不足以支撑影片立意，药企巨头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隐隐成为叩问对象。

吕受益的发病是关键的转折点，愧疚激发出程勇的良知，天人交战，他最终由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变成行善积德的勇士，与《辛德勒的名单》有相近的人物弧光。

虽然徐峥的表演习惯性流于表面，但剧本整体的设计和铺陈保证了人物每一步的行为都大体合理可信。

影片的表达手法比较克制，没有太过煽情，没有一味卖惨，反倒不断加入黑色幽默以中和沉重感，但由于题材和情节的原因，仍有好几处催泪的地方。

吕受益和程勇谈论做父亲的感受，他妻子对程勇口不言谢，仰首干掉大杯白酒，让人心旌激荡，周身暖意。

警察找病人调查假药时，那个患病的大娘替卖药人求情，句句发自肺腑，闻者动容。

值得改善的地方也有。

吃火锅散伙那一节众人的反应，略有些一厢情愿的刻意。

黄毛之死也稍嫌突兀，但在情绪升温和情节推动方面有其作用。

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可以理解是升华主题的需要，不过在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还可打磨。

一众演员都奉献了相当尽心的演出。

走出爱情公寓的王传君正一步步从当年的小鲜肉迈向准演技派，依稀有点年轻版王千源的即视感。

周一围饰演的警察爱憎分明，且有独立思考能力，无疑为人民公安的银幕形象大大加分。

谭卓的艳舞，杨新鸣的冷幽默，李乃文的道貌岸然，还有包租公宁浩的惊鸿一瞥，都让人印象深刻。

比比起优秀的剧本质量，和上佳的演员表现，剧组的选题方向和创作立场更值得赞赏。

影片在保证商业观赏性的同时，始终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草民疾苦，在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又艰难地维持住戏里戏外各方微妙的平衡，争取到了最大尺度的表达空间，主创人员可谓有勇有谋。

无谓将这部片捧上神坛，但就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在华语片进化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影片把生产格列卫的合规企业作为主要反角，既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适应审查的需要，毕竟批判资本家相对而言是最合理最安全的，不过未必公允，容易误导舆论。

经济学家早已普及过，并非药企一味赚黑心钱，而是经济规律使然，用于重大疾病的每一种新药，其研发成本动辄便以数十亿美元计，还要经历漫长的投入期，而且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若无相应的回报，便不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循环。

生命依赖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资本推动，资本全凭利润引导。

具体到中国，还要加上关税、渠道费用、以及其他难以厘清的成本，进一步将价格推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无良奸商。

亡命天涯的张长林一语道破天机：“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 影片主角的原型陆勇，与银幕上的艺术形象相比，传奇性有过之无不及。

他34岁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60余万元。

后来他找到便宜十几倍的印度仿制药，不仅保住自己的命，还介绍给无数病友。

他曾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里度过135天。

上百名白血病患者为其上书请愿，检方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撤销起诉，媒体更将其封为“药侠”。

云南省工商联都来请他介绍，与印度药企合作建厂，后来由于过多的商业活动以及牵涉假药代言，又引发媒体的质疑。

种种离奇的反转，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无论陆勇的行事方式和动机如何，他掌控自己命运的勇气值得钦佩，经其牵线得以救命者不计其数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病急乱投医，重症缠身的普通人不会关心经济学家说什么，也不会在意“药侠”赚了多少，他们只关注如何买到便宜有效的救命药。

患者和家属抗议药企的高价，诅咒着黑心的资本家，转身还是要抱团自救，寻找各种出路。

八十年代达拉斯的牛仔咆哮着“screw FDA”，穿越国境求助于墨西哥无牌医生。

二十年后腾飞的中国龙要同时处理污染、腐败、就业等诸多棘手的麻烦，遑论美国也头疼的医疗体制，无助的病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走私犯，西天取经般山重水远地带回印度象的山寨药。

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又是多么真切的世界性难题。

印度政府制定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基本相当于废除了药品专利，是以众多药厂能用低廉的成本迅速生产效力接近的仿制药。

然而这个被称为世界药店的国度，药品市场监管松弛，流程混乱，并没有权威的办法确定药企是否合规，因此全世界穷人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南亚次大陆时，也要自行承担未知的风险。

而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为何不效法印度实施药物强制许可，则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话题。

药品的注册监管是必需的，药企的高额利润也是合理的，病人的生存权利更是天经地义的，看起来这样的矛盾近乎无解。

程序的正义和人情的怜悯经常会发生碰撞，难寻两全之策，鼓励创新与普度众生如何并行，也有无穷争议。

影片最终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是列出了鼓舞人心的事实。

违法者接受惩罚，当权者也做了该做的事，格列卫被多个省份相继纳入医保，受到挑战的制度不断完善，人文关怀在加强。

这是令人欣慰的结果，然而依然任重道远。

天地不仁，宇宙有法，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也在承受代价。

折磨无数病患家庭的远不止白血病，各种癌症的靶向药价格仍是高不可攀，更多奇难杂症尚待攻克。

历史向前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不安分守己的叛逆者，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和欲望。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命本能的力量都是难以阻挡的。

再孱弱的病体，再微渺的灵魂，也会在长夜里苦苦支撑，奋战求生。

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人间就有光和热，虽然先行者本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燃成灰烬为人遗忘。

电影艺术的价值之一，便是以声光映画记录世间故事，撷取那些平凡而鲜活的生命所焕发的亮色，映照后来人的路，这也是本片可贵之处。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