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

看完后心情比较复杂，电影本身确实没有那么好，但非常能理解其所想表达的东西。

分开来看的话，最喜欢第一部分，开头就设下悬念，导演却选择将此部分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使得结尾效果突出，力道十足，其中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恰到好处。

第二部分尤其讽刺，设定很有意思（也可能就是现实？

），前半段的对话内容非常丰富，后半段紧张且刺激。

而第三部分就垮掉了，明明是故事性最强的一个部分，故事本身也很有趣，但叙述上完全在依靠台词推进，同时没有很好的铺垫，而结尾虽然逻辑上合理，但实在是狗尾续貂，故事到晚餐时完全就可以结束了，而且效果应该会更好。

第四部分稍强了一些，但始终没能达到前两部分的水平，故事缺乏张力，反正我看的过程中直接猜到了结局。

导演似乎表达欲望太过强烈，把明明更适合藏在故事中，让观众自己发掘理解的内涵，直接拿到台面上来，借角色之口进行讨论，使得整部电影太过直白，失去了很多魅力。

但同时我又非常能理解导演这种想表达的欲望，对他来说，这部电影或许也已经足够克制了。

电影里的伊朗，人民生活富足，一切看似美好，但实际上却存在太多的问题，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存在问题，但大家都在妥协，因为没有人真正有办法能去解决问题，这和我们实在太像了。

导演似乎还在狱中，没能到场，但首映依旧留有写着他名字的座位，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确实大于电影本身。

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颁给了电影无邪。

客观讲的，就拍摄内容来讲，本片德不配位。

考虑到这是一部伊朗电影，特别是关于死刑的一部电影。

本片能够被看到就是一种胜利。

电影无邪There is no evil,包含四个道德困境的故事。

每个故事有一个小标题。

第一个故事平庸的一天以屎尿淋漓的吊死台为结尾，这一天有多平庸，结尾就有多震撼。

第二个故事是监狱逃亡片，不逃就死，你逃不逃，反正逃就对了。

第三个故事休假探亲的男士发现自己就是亲自行刑，杀死了那个人，而加入正在悼念他。

第四个故事，一个选择关乎生和死，关乎前途，关乎家人团聚。

据《Economist》报道，伊朗的人均死刑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要多。

四个故事都是关于“刽子手”的事情。

当执行死刑是你的工作，你是服从他，还是遵从自己的良心，你又有多少选择权。

一个很淡又很美的小众电影ご公衆號ご：凉心评本文版权归作者 凉心评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8.html 他，他，他和他，叫做“他们”：他们曾经按下了绿色按钮，他们曾经拉掉了犯人脚下的凳子，他们曾经处决了罪犯，作为行刑者，他们面对的是囚犯，他们看见了挣扎和死亡，但他们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

但是在死亡真切的发生中，他们和囚犯真的隔开了距离？

他们真的在合法合理的生活中没有负罪感？

为什么他们还会害怕？

为什么他们会变得茫然？

为什么他们也会选择逃避甚至隐居？

而在害怕、茫然和逃亡的选择中，他们是不是会成为无罪的“我们”？

四个故事，是“无邪”，是“她说”，是“生日”，是“父亲”，似乎都在叙说着那个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是行刑的男人，他们面对也是他们的囚犯，但是在这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里，他们有的还是他们，有的却成了“我们”：赫斯马特在天亮的时候走进地下室，将作为单位福利的米放在后备箱里，然后从昏暗而旋转的地下车库开出来，在经过几道门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和工作无关的日常生活中：他开着车去接妻子瑞茨，去银行拿了这个月的薪水之后又去接女儿，一家三口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披萨买冰淇淋，或者去拿做好的裙子，然后又去生病的母亲家里，为母亲做好了可口的面条，然后回家，入睡，到凌晨三点的时候起床，开车，回到地下车库，回到一个人的办公室。

在日常生活中，在琐碎现实里，在家庭故事里，赫斯马特都是普通的“我们”中的一员，甚至他也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人：他会帮助妇女和孩子去解救一只受困的猫，他会满足女儿的一切愿望，他会细心照顾母亲。

但是赫斯马特明显是一个游离在现实之外的人，他的目光总是有些茫然，表情总是呆滞，甚至对于绿色总有些敏感，他会盯着路边的绿色指示符号发呆，会看着妻子新作的绿色裙子出神，会在街上信号灯从红色变成绿色后迟疑——因为绿色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绿色将他拉入到“他们”的故事中。

凌晨三点起床，闹钟显示的时间就是绿色的，他开车去往单位，进入不同的门，转向几乎让人晕眩的车道，然后上楼，开门，烧水，煮咖啡，这时，墙上的按钮亮起，起先是红色的，之后变成了绿色，在并没有迟疑中，赫斯马特按下了按钮——在另一边，齐刷刷地垂下了几双脚，他们在挣扎，随即恢复了平静，在阴暗处是从还散发着温度的身体上留下的尿液。

这是囚犯的集体死亡，没有命令，没有喊叫，挣扎过后，尿流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身体也将变得冰冷，而作为行刑者，赫斯马特只是用一个人的一双手，就完成了对他们的行刑。

这是属于他的工作，在完成行刑之后，也许接下来还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按时下班，回到家里，继续接妻子、接孩子、照顾母亲，继续在凌晨上班，继续按下按钮。

但是这个“无邪”的故事，真的会让赫拉玛特进入到没有邪恶的日常生活中？

这个疑问在第二个故事中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

普亚在夜里没有入睡，他接到了女友塔米娜的电话，在小声说话中还是吵醒了同宿舍的其他四个人，原来他是监狱里的一名军人，正在服役的他要执行一次行刑过程，但是，“我感到害怕！

”他哭了，他打给女友的电话就是想她的哥哥能帮助他免于执行，甚至希望能调换工作。

被吵醒的同行得知普亚的想法之后，开始质问他：“这里是监狱，你是伊朗士兵。

”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揭露了普亚的困境，作为一名服役的士兵，服从命令就是天职，行刑就是他的工作，即使害怕，即使不想杀人，但是不能违抗命令，而且同宿舍的哈桑提出了更难以选择的一个问题：“你不执行就是无辜的吗？

”或者转换一下视角，这个问题是在说，难道不执行会是一种选择？

“这里是伊朗，这就是法律。

”法律规定士兵就必须执行命令，执行命令就是拉走囚犯脚下的凳子，即使面对死亡，也是他们的死亡，即使害怕，也无法说不。

这种无选择的困境就是第一个故事赫斯马特的结局，他就是把行刑当成是普通的工作，只要轻轻按下绿色按钮，他们的死就在别处发生。

但是对于普亚来说，当他害怕，当他告诉自己不想杀人，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选择的机会，无论是给女友打电话想换一个工作，还是最后阿里同意替他执行但条件是给他妹妹1500元钱，都是在逃离这一种不想杀人却必须杀人的困境。

但是在这个困境中，普亚的选择不只是逃避，他更是在反抗，一个更大的计划在他心中形成：轮到他执行时，他假装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去了厕所，出来之后竟然拿出了枪，逼迫另一个狱警打开他和囚犯的手铐，然后将狱警关在厕所里，自己拿着一张监狱地图和钥匙，离开了监狱核心区，接着他又以同样的方式逼迫看门的值守人员打开了门，在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的确体会到了一种自由，而等他在桥洞下看到女友开来的车，当两个人开着车高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他在这个最难的选择题前做出了选择，他不再害怕，不再成为刽子手，他获得了自由，他去往他想去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他在这次“越狱”中完成了一次身份的颠覆，起初他是一个行刑的士兵，是手上拥有执行死刑的合法权利，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权利却意味着杀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囚犯，在他去带即将执行死刑的囚犯时，他颤抖、害怕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罪犯，行刑者和囚犯的手铐在一起，普亚似乎悲剧性地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但是正是这种身份的置换让他面对死亡机器时可以反抗，他接下去的行动则更是一次对于规则和身份的颠覆：他拿着枪威胁本是统一战线的狱警拿出钥匙，然后将他们铐住，关进文件柜里，在他的越狱行动中，沾着犯人鲜血的他们也成了杀人犯，在一个渴望自由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囚徒。

从行刑者到囚犯，又从囚犯到越狱者，普亚终于在打开大门、拥抱女友、高唱自由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他逃避了法律，他远离了囚笼，他获得了自由。

赫斯马特和普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命名：一个是在服从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活在被遮掩的“绿色噩梦”中，他变成了生活的囚徒；一个是在拒绝中打破了身上的锁链，他成为了追逐自由的战士。

但是这非此即彼的选择远不是最后的结局，它甚至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服从的后面是更多的罪责，因为拒绝的外面还是另一个监狱。

第三个故事里的贾瓦德走的是赫斯马特那条服从的路，他完成一次死刑的执行，只是为了得到三天的假期，而换来的这三天假期他是为了远方女友娜娜的生日。

在见到了娜娜之后，在两个人的浓情之后，贾瓦德听说这里即将举行一场葬礼，娜娜父亲的好友也是娜娜的老师凯文死了，他是作为一个囚犯被当局执行了死刑，本来贾瓦德以为娜娜和凯文有着另外的故事，但不想在葬礼现场他看到了凯文的照片，才知道凯文就是被自己执行死刑的。

贾瓦德用自己的手执行了对凯文的死刑，他以此换取了三天假期，三天假期是为了给女友娜娜过生日，而娜娜生日被凯文的葬礼取代——这是一个吊诡的循环，一切的果回到了最初的因，最初的因造成了最后的果，在这个链条里，凯文作为囚犯死了，而当贾瓦德知道是自己杀死了凯文，他也变成了囚徒，不仅对他说过“我爱你”的女友娜娜离开了自己，而且自己受到了道德的谴责，他颤抖着在大雨天跑进树林，然后把头浸在水里，就是一种忏悔和赎罪，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永远难以自由的囚徒，而他的这种困境其实就是赫斯马特命运的极端呈现，一个被绿色噩梦包围的自由人，何尝不是生活在永无自我救赎的囚笼里？

而普亚的人生呢？

他是不是在高唱着自由之歌后获得了真正的救赎？

第四个故事是“父亲”，一个在荒郊野外生活了20年的男人，一个把亲生女儿让别人养大的父亲，就是越狱之后的普亚，在一个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不需要驾照的地方生活，巴赫拉姆却并没有真正过上平静的生活，连女儿都不能见面，是不是一种折磨，是不是当初拒绝的代价？

而现在，他以“父亲”叔叔的名义将达雅接过来，就是为了选择时机告诉她真相。

但是真相的揭开并没有如巴赫拉姆设想的那样是顺利的，达雅不相信这一切，她甚至说出了一句话：“你是我生父，不是我父亲。

”只是在血缘关系上承认是父女关系，但是在感情维系上永远只有父亲之名。

而这一切对于巴赫拉姆来说，其实比自己隐居20年的现实更残酷，因为在女儿面前，他被抹除了作为父亲的存在意义，当这个存在意义成为一种空无，真相还有什么被说出来的意义——而且，巴赫拉姆就是在自己吐血的病症无法康复准备迎接生命死亡的时候说出真相的，而真相又将他推向了更为悲剧的境地。

甚至可以说，当初他选择以反抗法律反抗强权的方式让自己不成为囚犯，但是在把真相告诉达雅的时候，他自己反而变成了强权的代表：女儿的生活被毁了，自己的平静生活被毁了，正如他当初带着达雅去打猎，达雅说自己不喜欢杀生，他想把猎枪给她，并说了一句：“假如我强迫你这样做呢？

”强迫女儿拿起猎枪枪杀猎物，和当初作为行刑者别人强迫他拿起处决犯人的枪，又有什么区别？

在巴赫拉姆说出真相的时候，在父女感情上他自然成了强权者，在这个循环的过程里，作为曾经拒绝者的他再一次跌入了被囚禁的命运里，而这无疑是曾建高唱着自由之歌的普亚的结局。

最后两个故事作为结局对应了前面两个故事，不管是服从还是抗拒，不管是行刑者还是越狱者，他们其实最后都成了无法挣脱的囚徒，似乎和在他们手下被处决的囚犯一样，在这个还保持着死刑，还把行刑当成绝对命令的国家里，他们都无法远离身后那架还在运转的国家机器，行刑者也再无法以“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来为自己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他，他，他和他，不是“他们”，而是每一个生活在其中无法走出囚笼的“我们”，甚至当赫斯马特按下绿色按钮的时候，那些挣扎着的囚犯就是他们自己的写照，失禁而死亡也是他们的命运。

而这种电影里的囚禁故事也对应着电影之外的现实，当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现场并没有出现导演拉索罗夫，是她的女儿前来领奖，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政府禁令使他无法来到现场，而获奖3天之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拉索罗夫触犯了法律，他成为了一个囚禁之人，但是当他以电影发声，或者他是在创造着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就像在《生日》中，娜娜的母亲知道贾瓦德的职业时，质问他的是：“你为什么不拒绝？

”当贾瓦德说：“只有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娜娜的母亲又肯定地说：“你有权拒绝！

”而在《父亲》里，巴赫拉姆想要强迫达雅拿着猎枪去猎杀狐狸，达雅因为不想杀生而拒绝了，而巴赫拉姆在告诉她真相却失去平静生活时，他却对达雅说：“我只是不想去处决那个人，如果再次服役，再次处决，我还是会拔出手枪对准警卫逃跑……”一种拒绝，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永远的选择，而在这个打破了囚笼困境的选择面前，一只狐狸出现在他们面前，没有可以发射子弹的枪，没有可以按下的绿色按钮，一只狐狸是红色的狐狸，是可爱的狐狸，是不被囚禁而自由的狐狸。

极度讨厌这类电影。

导演不想着解决问题，尽搞些含沙射影的嘲讽，发些阴阳怪气的牢骚，自以为独立思考，其实屁用没有。

事实上，导演不光缺乏解决问题能力，甚至连发现问题都做不到。

一个温柔谦和的丈夫在监狱做死刑执行人，这有什么问题？

这个男人尸位素餐？

违规操作？

有冤假错案？

案件的证据、程序、判决有问题？

不该有死刑？

你半个多小时讲了个啥？

就算骂街呢骂到点子上也是好的，最讨厌那种阴阳怪气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胡喷。

我党的工作思路一项是问题导向。

目前是个啥情况，这个情况有多大范围，为啥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能不能修修补补，为谁修靠谁修修成啥样人财物力怎么调度，实在不能修了怎么换······我自己在工作中，正是靠着这种实事求是问题导向的方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取得一点一点的小进步。

对这类讲骚话骂闲街的人，我党一般也不是很关注，他们靠不住，我们国家也不是靠他们建设的。

牢骚自己发发就好，如果又发牢骚又爱跳，还闹得一堆脑袋浆糊去捧这种讲骚话骂闲街垃圾的臭脚，那就不太美好了，我辛辛苦苦干活，它屁话一大堆，还冷嘲热讽，就只好让它尝尝社会主义的铁拳。

我党建设新中国又不是靠请客吃饭，对吧？

如果有空，就该多读书多实践，磨砺分析问题的眼光，锤炼解决问题的本领，做有意义的事。

阴阳怪气骂街是没用的。

骂街小能手的归宿就是监狱。

因緣際會，才看到這部港譯《惡與他們的距離》，在伊朗抗爭運動半年之後看，更加佩服導演的預見性。

如果這只是一部講述「平庸之惡」的電影，未免落入陳詞濫調，難得的是各個短片看似互相獨立卻大大拓展了命題的不同面相和歷史縱深。

第一章用傑出的視覺語言，盤旋地下「落入地獄」的長長通道，綠色的禮服，深夜馬路唯一久久停在綠燈前的家用轎車，顧家好男人麥格芬的最後揭曉，敘述了平庸之惡本惡。

第二章敘述普通人拒絕平庸之惡的驚險歷程，逃出生天後響起的伊朗本次抗爭中最廣為傳唱的歌曲Bella Ciao瞬間讓我眼濕濕。

第三章敘述普通人順服於平庸之惡的現世因果。

如果止步於此，這隻是一部尚可的電影。

第四章，非常容易猜到的父女梗本來讓我覺得頗為冗長，但是最後男人獨自拉開蜂箱再次響起的悠長的Bella Ciao，喂肉麥格芬狐狸的現身，男人的獨白，才讓我恍然大悟這個人的真實身份。

最後影片結束在那輛停止不前的汽車。

光輝下是深重的哀愁。

拒絕平庸之惡的自由之味，在一個極權社會裡，每一個追逐的普通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自由是美好的，但它更是沉重的。

拉索羅夫不僅因這部電影被判入獄1年，今年7月又與《出租車》導演賈法帕納西因為公開支持抗爭一同被捕，因「反動宣傳」罪被判處6年徒刑。

幾十年來拉索羅夫一直受到當局的種種禁拍，軟禁，監禁種種騷擾。

因此也可以理解拉索羅夫描述的「平庸之惡」不會停留在前三章。

然而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這些創作者、導演包括5號剛剛被釋放的著名伊朗女演員阿里多斯締依然在堅持創作和發聲，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希望，也是整個世界的寶藏。

平庸之恶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文为“平庸之恶”. 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是勇夺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无邪》 这是一部现实价值远远高于其艺术价值的电影。

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的现场，前去领奖的是导演的女儿，导演本人几年前已被伊朗政府没收护照并且禁止其继续拍电影。

电影获奖后的第三天，导演因为违规拍摄获刑一年。

故事其实不新鲜，就在五年前，伊朗电影《出租车》因在欧洲获奖，导演被捕入狱。

如今的《无邪》虽然是在重蹈覆辙，但是主创人员赢得了另一片天空下，所有人的敬意。

——全场起立鼓掌一分钟 导演默罕默德·拉索罗夫早在2017年就被禁止拍摄电影，因为“政治不正确”曾获刑六年。

这次的《无邪》能出来成片已经是个奇迹，所有工作人员都面临着被“连坐”的风险，但依然保持着充足的热情。

电影时长两个半小时，由四个同主题的短片组成。

可以看出导演为了“过审”（说到这怎么有点熟悉的内味）绞尽脑汁。

导演把故事拆散，并且使用化名提交审查，分别拿到许可后，拼接到一起。

导演到底拍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主题要遭此迫害呢？

处决政治犯。

电影关注的，是那些行刑的人。

被称为刽子手的人。

四个短片中，第一个最为精彩。

短片用绝大部分的篇幅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琐碎日常，最后一分钟却极为震撼。

第三个故事与第一个相似，主角主动要求处决罪犯，目的是做一次可以休息三天，他就可以去和未婚妻见面。

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麻木派”的代表，他们把这当成一份工作，拒绝深层次的反思。

「他们有罪，他们该死。

」 把自己的行为“工具化”，就是最好的解脱。

杀戮行为变得合情合理，因为自己只是个工具。

第二和第四个故事则是“反抗派”的代表，他们一个人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选择“叛逃”，另一个人也是拒绝行刑，但是多年后他只能隐姓埋名生活在荒郊野外，亲生女儿也不能相认。

后者某种意义上就是前者的延续，虽然拒绝，但是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从一座监狱逃脱了，却又走进了一座更大的监狱。

「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了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他是否能免于被道德审判？

」 当面临这种困境，又该做出何种选择，麻木接受，还是奋起反抗？

电影本身虽然瑕疵很多，单从技术或者艺术上来说，甚至不能称之为一部好电影。

但是我一直坚信电影不仅仅可以娱乐，所有的创作也都不仅仅局限于娱乐。

伟大的思想，深刻的反思，理性的思辨，戴上这些帽子也许有些过于沉重了。

但是生活，不能一直轻松。

回到开头，平庸之恶。

电影中的伊朗，生活富足，社会运转正常，每颗螺丝钉都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

这种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的机制，永远有着最多的问题。

能看到问题却不想看是掩耳盗铃。

看到了问题却不想说是自我阉割。

今年柏林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熊奖颁给了伊朗电影《无邪》，最意外的一幕是导演拉索罗夫没有来到现场，只能通过手机连线发表感言，并由其女儿兼剧中女主角代替领奖。

诚然，这种场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相信记忆好的影迷不会忘记在2015年的颁奖礼上，《出租车》一举获得金熊奖，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同样没能出席，也只能让其侄女上台代为领取，场面令人感动。

本片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一向拍摄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伊朗政府的题材而闻名，2017年的《谎言》在戛纳获奖，回国后被伊朗政府没收护照，被禁止离开伊朗，并在2019年被判处1年监禁。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拉索罗夫依然排除万难拍出这部新片来，确实令人万分敬佩。

据说是导演用不同的化名写了四个短片剧本送审，然后顺利通过当局的审查。

在此交待影片的创作背景并非偏袒其政治性而忽略艺术性，这种题材如此敏感的艺术创作在伊朗一直都备受“关注”，伊朗电影人的创作环境向来充满了严苛的限制和无情的压抑，但一部接一部精彩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也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欧洲三大电影节，尤其是柏林电影节给予伊朗电影最无私的包容、鼓励和扶持，从《一次别离》到《出租车》，再到这部《无邪》，伊朗电影每一次拿下最高的荣誉，无不宣示了电影节对艺术家创作和表达自由的支持，而且这些获奖的作品在艺术质量同样配得上这份荣誉。

▲过着行尸走肉生活的现代行刑人尽管这部《无邪》今年初在柏林首映后的评价两极分化，但就其表现手法来看，依然有创新和引人深思之处。

导演拉索罗夫用四种不同的电影类型探讨死刑与人性道德的冲突，深刻反思伊朗兵役制度的影响。

第一个故事无疑是全片最佳，剧本用平平无奇的现实笔触描绘一个男人下班后的生活细节，从接送太太女儿，到照顾家中老人，一家三口在外聚餐等，都似乎与平常人无异，却又在叙事中埋下不起眼的伏笔，直到最后一个惊悚的镜头让观众倒吸一口凉气。

导演用这种反差惊人的剧作和影像引发观众对现代行刑人的思考：究竟是什么令这个男人成为了冷漠的暴力机器？

他凭这份工作换取到的生活幸福吗？

他内心有否在一直在承受道德的煎熬？

第二个故事同样有着鲜明凌厉的风格，讲述一名士兵被安排处决犯人的任务，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向女友求助，同时也跟舍友展开冗长的辩论。

之后突然画风一转，进入到一场心惊胆战的惊险逃脱情节里，最后士兵成功逃脱，与女友一起获得自由。

这段类型化的处理相当出色，将密不透风的悬念感融入到同样是前后反差的情节里，整个逃脱的过程极具戏剧张力，扣人心弦的节奏感堪称一绝。

这个主人公跟第一个截然不同，他大胆地拒绝了行刑的职责，但是他就此能换取到幸福自由的生活吗？

▲女人和处决自己亲朋的男友如何相处？

第三个故事算是四个里面最羸弱的一个，讲述一名士兵休假为女友庆祝生日，来到她家发现她的一位长辈好友去世，最后得知这位死者正是他不久前亲手处决的政治犯。

这个以爱情线索贯穿的故事有点另辟蹊径的意味，但感觉无法落到重点上，批判力有所削弱。

同样的不足也继续出现在第四个故事里，这段讲述死刑执行者做出抗拒的抉择后，如何经历人生巨变，以及修补亲情关系。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第一和第三、第二和第四个故事各自有暗中的关联。

第三个故事似乎解答了第一个故事中观众的疑惑，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并非没有承受道德的煎熬，往往是屈服于生活的压力而过上了麻木不仁的生活。

而第四段的老男人更像是第二段里那个年轻士兵多年后的模样，尽管当年摆脱了沦为暴力机器的帮凶，却不得不承受要与子女断绝关系的悲剧命运。

▲惊险逃脱的士兵由此可见，这四个段落并不是胡乱拼凑，其内在由一定的逻辑和情感的脉络贯通连结。

在导演看来，伊朗的兵役制度剥夺了士兵的知情权和自愿选择权，无论是否成为死刑的执行者，最终都难逃暴力机器对生活和命运的无情碾压。

尽管《无邪》的四种风格类型并没能给人统一连贯性，后两段更有透过教条的台词直接表达政治控诉的嫌疑，但是每个篇章却能使人对死刑和人性道德的冲突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相比起《一次别离》和《出租车》，这部作品没有高度化的戏剧情节，也没有苦中作乐的幽默色彩，却无法不令人对导演报以崇高的敬意。

在伊朗拍摄这种敏感题材，无异于将自己的前途生涯压上了极高的风险赌注。

文：万年责编：金恒立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2020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最高奖“金熊奖”颁发给了伊朗电影《无邪》。

本片讲述了四个短篇故事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死刑制度”给伊朗社会及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无邪》夺奖后在伊朗一如既往地受到封禁，导演本人也因为违规拍摄锒铛入狱。

作为这么一部历经曲折却金熊加身的电影，我在豆瓣上看到了如下对这部电影的有趣短评：

在影片的宣传中，导演令人诧异的拍片方式（在狱中拍摄四部短片，并分别用四个假名登记后拼接而成），以及他受到的政治迫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这样的强调似乎会使得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心理期望值过高，以及带偏观众对于这部作品本身应当给予的关注点。

同时忽略其中最重要的——对于人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伊朗民族精神的挖掘。

很多人无法想象处决死刑犯对于人心理上的影响是否真的有那么大，这里的煎熬似乎在情理上说不通。

我们会觉得，他已经是死刑犯了，你不去处决不代表他就不会死，只是换了个人去处决而已。

其根源在于：在一个崇尚物质、唯物主义的社会，人们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会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客观物质层面——“你实际上改变不了什么”、“这没有区别”。

所以恐怕还是必须把自己代入到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公民里面去理解导演的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电影与宗教之间的历史渊源： “……公元637 年，阿拉伯的入侵结束了伊朗千年王朝统治。

也正因这一转折点成为了伊朗历史的分水岭：未被伊斯兰化时期和伊斯兰化以后的时期。

阿拉伯人的统治对伊朗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且长期的，几乎彻底改变了伊朗整个文化进程。

伊朗本土琐罗亚斯德教逐渐被伊斯兰教取代，阿拉伯语变为官方语言，致使伊朗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民族艺术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波斯文化从此被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

这也正是影响伊朗第二次“新电影”浪潮发展的历史渊源所在。

”（苏文《论伊朗第二次“新电影”浪潮 》） 我的建议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徒。

面临这样的困境，你选择不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也不让同伴的双手沾染鲜血。

代价是你放弃自己的一生，承担下一切罪过，只为了自己能够安心。

就像耶稣，独自一人背负全人类由于不完美而滋生的恶意。

【马太福音18:12】：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这样的行为在一个唯物主义的社会里是无法被理解的，正如他女儿的看法——无法理解而且自私。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伟大的，因为它暗含了宗教精神，那种牺牲自己以保全自己心中的信仰、信念，牺牲自己以拯救弱者的行为绝不是一个视金钱为“新偶像”的社会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人们的残酷与自私、冷漠不允许人们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与片中主角产生共情。

我要说在一个没有宗教文化与传统（把宗教当成工具）的国度；在一个成绩=金钱=社会地位，从而可以把品质贬损得一文不值的国度，让我们去体会《一次别离》里流产女佣最后的煎熬以及《无邪》里宁愿住在离群之地一生也拒绝处决他人的坚定是一种奢侈。

因为他们本可以骗——骗根本不存在的真主安拉；骗自己“他们总是要死的，你改变不了什么”。

但他们没有，所以这就是一种特色，你也可以说是“奇观”。

伊朗诞生这么多的电影大师绝非偶然，日本历史上成为亚洲电影大国也绝非偶然——他们都善于准确而敏锐地发现自己国家的特点、传统，把一个民族几乎每个人都在坚持的东西向全世界展现出来，这种民族精神可以是地方的，也可以成为世界的，因为其中所展现出的品质，那些人类永恒不变的品质在里面闪光，熠熠生辉。

实际上，伊朗的民族电影和万玛才旦拍的藏族电影里蕴含的宗教主题都有一定类似。

都是反反复复地抓住传统宗教精神在现代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之下所受到的冲击以及在面对强大的政府机器时所做出的选择。

然后嵌套以一个有着巧妙构思与结构的故事，亦或再加上导演个人的一些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看法……诸如此类。

事实上影片所讨论的自始至终依然是强权政府对于普通民众平静生活的破坏，以及生理、心理上的迫害，而非流于表面的废除死刑。

但有关于此，首先也应当明白一点:“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是否废除死刑从来都应当被讨论，而非有一个圣人出来一锤定音地决定是否保留死刑。

“你的能力在于拒绝。

”“Your power is in saying no.” 添加微信号paokaishubenxbb加入全国影迷群

今年3月，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

台下一片欢呼。

人群中，几个中东面孔相拥而泣。

众人注视下，一个戴黑色头巾的女孩登台领奖。

她是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女儿。

而此时的拉索罗夫正远在伊朗，因为政府禁令，无法来到现场。

获奖仅3天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不仅因为他违禁拍片，更因为《无邪》这部电影再次戳中了伊朗政府的痛处。

站在电影角度，《无邪》不算出色。

但它的得奖再次重申了电影的另一层意义。

它不止于娱乐，不单是艺术，更是劈向冰山的巨斧，是治愈沉疴的良药。

所以今天，必须聊它。

01《无邪》长达两个半小时，由四部短片组成。

太长？

没关系。

你大可只看第一部短片。

不夸张地讲，它是我近年来看过的短片里最震撼的一部。

它看似波澜不惊，讲一个男人的一天。

但实际上，它用了一种不算新颖但绝对奏效的叙事策略。

前面三十多分钟，始终在积蓄能量，直到最后几秒才瞬间释放。

它有一种摧毁人心的力度。

带你看最后一根稻草落下，骆驼轰然倒地的时刻。

男人叫赫斯马特，谢顶，微胖。

他有个三口之家。

他为人老实，善良。

导演用一个经典的“救猫咪”情节，让我们快速对他产生共情。

接下来，都是日常琐事。

男人下晚班回到家，洗澡，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接老婆下班，到银行取工资，接上孩子去超市购物，回母亲家，给行动不便的母亲洗澡，一家人共进晚餐。

最后回到自己家，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一切就这么发生着。

没有意外，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最平常的生活。

但平常里，又有一丝不安。

那种不安隐藏在一种颜色里。

影片中的大量细节透露，男人对“绿色”格外敏感。

他会盯着路旁绿色的广告牌出神，他会看着妻子绿色的礼服发呆，他会把车停在路口，看红灯变绿又变红……绿色，意味着什么？

直到影片的最后几秒，答案终于揭晓。

凌晨三点，闹钟响起，男人梳洗完毕，着装整齐，再次来到工作的地点。

那是一间狭小而封闭的房间。

东西还算齐全。

有洗漱台，挂衣架，有镜子，桌椅，桌上摆着咖啡壶、收音机，一台老旧的电视悬在天花板一角。

赫然醒目的，是正面墙上的两排指示灯。

一排红色，一排绿色。

突然，毫无征兆地，红灯亮了起来。

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男人顺着小窗看了一眼里面的暗房，像是在确认什么。

短暂等待后，绿灯骤然亮起。

一切就绪。

男人的手摸向一个黑色按钮，冷冷地按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那摧毁人心的几秒。

是什么？

请原谅我保留这个悬念，待你自己去看。

我只想说，这一幕有着千钧重量。

它揭露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同时抛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正当权力剥夺他人生命时，他能否免于良知的审判？

导演穆罕穆德·拉索罗夫的提问，掷地有声。

它虽只短短几秒，却经久不息。

02《无邪》的主题，准而狠，关于一个敏感话题：死刑。

而且它瞄准的对象不是死刑犯，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而是一场死刑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行刑人。

它试图探讨的是行刑人的道德困境。

而四部短片就像桌子的四条腿，支撑着导演的表达。

它们代表了行刑人的两种态度：服从或拒绝。

其中短片1和3代表着“服从”。

1中的中年男人，做了半辈子的行刑人。

处决犯人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可他依然会感到惶恐。

那惶恐就体现在每一次“绿色”出现的时刻。

绿色，原本代表着健康、安全。

但对他来说却是一道残酷的命令，命令他果断下手，置人死地。

于是绿色成了他的梦魇。

短片3的主角，是个刚服兵役的年轻人。

他被派去做行刑人。

这也是伊朗军队的惯例，新兵蛋子轮流当值。

而“福利”是：做一次，放三天假。

男孩想念女友，处决了犯人，却不想这一决定，彻底毁掉了他的生活。

服从，是容易的选择。

特别是服从于“命令”，服从于“上级”，服从于“职业要求”。

正如《杀戮的艰难》这本书揭露的：所有行刑人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工具化”，以寻求心理安慰。

“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

”这样似乎可以心安理得。

但现实却极其残忍。

它总在心安理得的间隙，插进一把把无声的刀，瞬间戳穿你的所有自欺。

那么，拒绝会好一点吗？

短片2和4给出了答案。

其中，短片2是四部短片中最像类型片的。

它讲述的是一个拒绝行刑的士兵成功越狱的故事。

把这部短片拆成两半看，也很有意思。

前半段是一场思想交锋。

宿舍里，士兵们就“死刑”展开争论：“你是士兵，不管上面怎么说，你都要照办。

”“这是你的职责，你别无选择。

”“你下不去手，我们就能吗？

你以为我们是天生的杀手吗？

”

后半段则是一场真实越狱。

一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

死刑犯走出来，主角与他沉默对视。

那一刻我们明白，在面对真实的杀戮时，哪怕举着无比正义的旗帜，也终会手软。

于是主角抢过看守的枪，闯过重重阻碍，成功逃离。

这前后两半，刚好是两重困境。

一重“心理”，一重“现实”，加起来，共同构成“拒绝”所要面临的挑战。

最终，女友开车接上主角，两人消失在夜色里。

《Bella Ciao》激昂的歌声不停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那也是全片唯一令人欣慰的时刻。

但你以为，结局会好吗？

并不会。

在短片4中，我们将看到更遥远的结局。

一位老人，因为年轻时拒绝做刽子手，一辈子隐姓埋名，住在偏僻乡村。

他怕牵连女儿，于是将女儿寄养，直到临死，才肯相认。

这或许才是短片2真正的结局。

越狱之后，是更大的监狱。

不信你听，《Bella Ciao》的乐声再次响起，只不过是以悲伤的语调。

无论怎么选，无论服从或拒绝，都是悲剧。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不是“选择”的错，而是置人于两难境地的规则出了问题。

这才是导演真正要批判的核心：道德困境源于非人之法。

那便是，死刑。

03从这个角度讲，《无邪》其实很像一部关于“废死”的公益宣传片。

它通过呈现“死刑”造成的种种活人的悲剧，唤起人们对于刑法本身的反思。

可是，受害者呢？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有此疑问。

影片展示了行刑人的困境，这个我们理解，可它回避了受害者的损失，这是不是一种避重就轻或有意误导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它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影片的软肋。

但我想说，这恰恰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而且，正是这种选择使得影片在“废死”这一议题上，具备了更有力的表达。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涉及到“废死”的理由。

关于“废死”，常见理由有这么几种。

有算伦理账的。

以正义之名杀人，能实现正义吗？

有算概率账的。

出了冤案怎么办？

人死不能复生，冤案也无法昭雪，岂不是二次杀人？

还有算效果账的。

死刑能威慑犯罪吗？

很难。

你想，对于那些蓄意杀人者，铁了心要作案的，你威慑不了。

而对于那些冲动杀人者，也威慑不了，因为人在冲动时是丧失理性的。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但又都没找准要害。

因为说来说去，它们终究会败给一句话：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天下还有比这更正义的事儿吗？

没了。

所以哪还有那么多说的，该杀就得杀。

而《无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跳开了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答案。

它关注的是“行刑人”。

这是些什么人？

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这些人朴素、善良，却被迫坐上了刽子手的位置。

影片透过这些螺丝钉，透过他们的挣扎和遭遇，实际让我们隐隐看到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威胁。

那便是藏在后面的那一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

这台垄断了暴力的机器，一旦失控，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它可能将无辜之人送上绞刑架。

它可能让那些拒绝行刑的人坐上电椅。

它更可能，像短片3所揭露的那样：将一个正直而受爱戴的人处死，只因他的言论冒犯了自己的权威。

于是我们明白，废除死刑的真正意义无关其他，只关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实，也不光是死刑，实际整个刑法都建立于此。

有人说，不对吧。

刑法的存在，不是为了保证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吗？

是的。

但这只是衍生出的效果。

试想，假如没有刑法，就不能实施保护了吗？

也是可以的。

极端点说，只要把坏人都抓起来，通通枪毙，也能达到效果。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生存的权利让渡出去，将所有人都置于可能的危险境地。

所以，要有刑法，要有正当程序，要有量刑制度。

唯有如此，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免其作恶。

正是从这个角度，《无邪》完成了关于“废死”的有力论证。

其实“无邪”的翻译并不准确。

英文名，显然更好：There is no evil——没有邪恶。

真的没有吗？

表面上没有。

至少影片里没有出现。

那可能的“邪恶”正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虎视眈眈。

而影片兜兜转转，画了个圆，将那个潜在的“邪恶”狠狠地圈入靶心。

04《无邪》不是导演拉索罗夫第一次冒犯伊朗政府。

早在11年前，2009年，他因拍摄《白草地》暗喻社会问题，被伊朗政府下达禁令，20年不准拍片。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拉索罗夫表达的冲动。

而且锋利程度丝毫不减，每一部都直指伊朗社会的弊病。

2011年，《再见》，关于维权律师的抗争。

2013年，《手稿不会燃烧》，关于政府暗杀知识分子事件。

2017年，《谎言》，关于底层工人对抗强权。

期间他辗转德国，回国后护照被扣。

可拉索罗夫始终没有停止创作。

这次拍摄《无邪》，同样冒了极大的风险。

为绕过政府的审查，他将影片拆分成四部短片，并交由不同制作人送审。

拍摄时为掩人耳目，他只拍室内戏和边远的乡村戏，而城市中的室外戏一律交予助理导演拍摄。

接受采访时，拉索罗夫说道：“我的电影在伊朗并不存在。

”他在用“隐形”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创作。

正如《无邪》中的那句对白：“你的力量，来自于‘说不’。

”对无理要求说不，对奴役说不，对傲慢的强权说不。

拉索罗夫说，他的下一部电影正在酝酿中。

没有人能让他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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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囚笼里的斗兽，无法解脱的约束，自由之花在禁锢中盛开，但或许只有昙花一现；心存善念的人对抗的不仅是邪恶，真相永远始于勇于发声的先者。

对于伊朗电影，你需要保有极大的耐力，否则150分钟的片长真的会令你叫苦不堪，好在电影足够好看。

我十分能够理解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将最高荣誉授予这部伊朗电影，这是我们对于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文明缺乏了解，何况这种力量传达出的价值又迎合了西方的主流思想。

导演用四段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讲述一个事实，对传统理解定义的反思和对抗犹如精神灯塔，给予正念的人以力量。

个人较为喜欢第一段故事，一切平静如水，毫无波澜，铺陈的也都是生活的琐碎，但就是最后按动电钮的一刹那，给到观众是毫无准备的暴击，从此之后，后面的故事也都不再难以理解，也有些失去了等待的惊喜。

电影配乐张弛有度，极大地烘托了气氛。

也许，生活会有一天像歌中所唱的：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这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向往，是无知的我们透过电影更需了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