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

刚从藏区回来，就受朋友邀请去看了上海电影节的最后一场，本届评审团大奖《阿拉姜色》。

工作日晚上十一点才开始的片子，一半位置都空着。

想来评审团大奖的名头也无法让大家大半夜跑来看这个名字不知所谓的影片吧。

然而主创团队居然出现了，穿着干净朴素的藏服。

在门口电影节的背景板那儿拍照时，周围有人小声惊呼：啊，原来是藏族电影啊！

可想而知，有些观众并不清楚影片背景。

所以当主创团队齐齐站在台上，主持人微笑着问大家对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台下有人不满地吼了一句：片子还没看呢，哪儿来的问题？

是啊，真想知道观众的想法，不应该等放映结束再出现吗？

还是他们也想早点回去休息？

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出现呢。

恼人的创作者们离开了，留下他们的作品供人细细观赏。

但这个小插曲还余音未了。

我一开始很难入戏。

不是演员们演技不好，而是当他们的真实形象先于角色出现在了你面前，而且还正正好就是在电影放映前这个点，真是很难不把他们的真实形象和电影角色混淆在一起。

仿佛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在提醒你：这都是假的，别进去。

总之，以上那么多字只为说明：主创团队，尤其是演员们，千万不要在映前出现。

映后欢迎。

回来继续谈谈片子本身。

坦白讲，影片一开始我是有些后悔的。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整体基调太沉重了。

这种片子更适合一个人在阴雨的夜晚，一个人在家边喝酒边看。

午夜时分跑来影院和这么多人一起看，身边还有个认识的朋友，不太自在。

担心某一个自我在脆弱的午夜按捺不住，喷薄而出。

可是来都来了，总得看完啊。

好在片子是部好片子，一切都是值得的。

影片讲的是嘉绒藏区一家人去拉萨朝圣的故事。

情节不算复杂，女主的前夫生病住院的时候两人曾说好要一起去拉萨朝圣，但并未实现。

前夫去世后，女主嫁给了男主，但男主不想接纳她的儿子，于是儿子就留在了娘家生活。

结婚六年后，女主梦到前夫来找她，要她跟他一起去拉萨。

而后女主去医院发现自己得了绝症，隐瞒了病情，安顿好家人，带着前夫的骨灰和结婚照去拉萨朝圣。

但这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朝圣之旅。

先是一同出发照顾女主的两个同村小妹中的一个跟遇到的帅哥跑了，而后男主发现了女主的病情骑着摩托车追来，央求女主跟他去医院，被拒绝。

再然后，剩下那个小妹也离开了，女主的弟弟带着她那叛逆休学的儿子来了。

在弟弟离开后，这变成了一家三口的朝圣之旅。

这也是三个人头一次这样子朝夕相处吧。

三人间其实各有间隙。

女主对男主坦白了来朝圣的真实目的，男主很嫉妒，但还是深深爱着女主。

儿子依恋母亲，却又无法原谅他们俩"抛弃"自己的行为，这恨意又在女主去世后完全转嫁到了男主身上。

当然，一切的爱恨情仇，都在朝圣的最后得到了消解。

影片最成功之处应该就在于呈现了这些相遇和情感的升起与消弥。

佛说，“一切有为法，尽是因缘合和，缘起时起，缘尽还无，不外如是。

”所有的相遇都是缘起，分离都是缘灭。

这个重组家庭的相遇是缘分，两个姑娘的加入是缘分，一路上遇到的司机、村民、小毛驴甚至蚊子都是缘分。

缘分升起又消失，大家聚了又散了。

片中的每一个人最终也都接纳了自己的命运。

并不是没有过抗争的企图，只是最后都在命运面前臣服。

妻子在一开始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数度悲痛哭泣，可也仅止于此。

她擦干眼泪，默默而细致地安排好两家人，遥遥磕头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转身踏上前往拉萨的不归之路。

丈夫在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很难接受，试图说服妻子去医院。

但曾经在医院陪伴插满管子的前夫长达一年的妻子心知这样的抗争是徒劳的，人总是要死的，她想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丈夫也只能尊重她的选择。

儿子也抗争过，他不接受母亲改嫁后自己只能跟外婆舅舅一起生活的结果，以叛逆休学的形式发出自己的不满。

他也不接受才和母亲相聚没多久母亲就离世的结果，可这一次，他开始学会接受命运，除了将墙上被男主撕裂的照片偷偷取回来粘在一起珍藏，他明白了自己是没有资格和命运讨价还价的。

他也默默地接受了继父，允许他拿着剪刀在自己头上剪头发，共同准备迎接此行的终点拉萨。

这场剪发，像是一场成人礼。

最终，这一家人，以这样的形式，抵达了拉萨。

阿拉姜色是一首祝酒歌，意为请您干了这杯美酒。

在片中一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儿子对男女主还有怨气的时候，男主在火堆旁为了示好，唱起此曲。

女主也附和着，温柔美好的歌声和真挚的感情，逐渐融化了儿子的心。

第二次我记不太清了，应该是在女主去世过后，男主一个人唱起此曲。

缘分到时，请干了这杯美酒。

缘分散尽，互道珍重。

除了女主离世前一晚对丈夫道出自己来朝圣的真实原因，片中人似乎从来不需要解释什么。

女主没有解释过自己对前夫和男主的感情，男主也没有对儿子解释过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想接受他，两个小妹离开时也并没有解释就走了……一切就是那么顺其自然就发生了，人类除了接受，并没有什么能做的。

解释何用？

亦没有强迫。

男主和家人尽管担心女主，但都没有勉强她留下来；母亲没有勉强儿子跟着舅舅回家。

大家都那么尊重别人的意愿。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

片中的藏族人没有人质疑女主的行为的，即使她病重躺在帐篷里，附近的村民也只是默默地让孩子送来奶茶和“需要时叫我一声”的关心。

反而是一个汉族医生，语重心长地把男主拉到一边谴责说：你婆娘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能让她去朝圣呢？

不知道导演是否刻意，但我认为这里体现了汉族人和藏族人的巨大差别。

地广人稀的藏区，人人都要有独自生存的能力，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他们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施舍的司机，送茶的小孩，随时伸出援手的村民……），但不会干涉或随意质疑他人的决定。

而高度相互依赖的汉族人，总是习惯于去给别人提意见和发号施令的。

对藏族人而言，生死问题也就是个因缘问题。

女主去朝圣不仅仅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也是自己与人世的告别。

她离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得来。

藏族人里是有很多生病了不去医院而选择去看活佛或者去朝圣的，外人总认为这是迷信。

诚然，是有迷信的成分在。

但在这部片中，我认为女主的选择是基于她对自己病情的足够了解（源于与医生的交谈）、对现代医学的疑惑（源于她前夫的经历）和对自己清楚的认知后得出的理性结果。

事实上，汉族人以及欧美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绝症时拒绝治疗，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离开。

藏族人的这种行为尤为受到关注不过是因为他们大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朝圣这种方式。

但这事儿到底算不算一个纯宗教范畴的问题，还值得商榷。

藏族人对于生死的淡定还表现在丈夫发现妻子离开后的冷静克制上。

他守着尸体过了一夜，第二天虽然明显地由于悲痛导致状态不佳，仍旧冷静地按照习俗处理好了丧事。

村民听到女主离开的消息也只是惊讶了一下，毕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没想到那么快，然后迅速提供男主需要的一切帮助。

他们的内心固然是悲伤的，是有复杂的情绪的，但每个人都选择安静地消化自己的情绪。

毕竟，这都是个人的事情，命运是不会理睬的。

命运之河不息地流淌，缘分似波浪升起又幻灭。

一曲阿拉姜色献给你，干了这杯美酒吧。

一早想去受持五戒，几年前只是皈依了没有准备好持戒，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最先打电话到原来皈依的法源寺，回复说目前皈依传戒法会还没恢复，时间也没准。

于是想换个地方试试，普陀山说他们很早以前就不做法会啦。

南山寺更是电话直接就打不通。

微信上问了一位僧侣只说能传戒，也没回复具体时间。

最后想要么索性趁着五一去普陀山，在江浙一带就近受戒，法喜寺的客堂电话妙接，也是最和善的，说寺里下一次皈依法会在农历6月19，但是只能皈依不传戒；灵隐寺倒是传戒，只是最近的皈依法会也是农历6月19，下次传戒时间也待定，网上找到灵隐寺的传戒费用是500元。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何去何从，颇有种不得门而入的感觉，缘分没到吧，即使如此，还是在挂了电话后网上先买了缦衣，静待哪天因缘具足，拎上海清缦衣就去了。

折腾了一上午，也还是没有确定五一去普陀山是否要过夜，因为相对平时价格涨到飞起。

五一后有所回落，但又怕自己时间上不好协调出来。

于是就想先吃个14块钱的外卖，填下肚子下午继续看。

外卖点了两个素材，都是当地日常的食材，自从要求自己食草以来，就基本不主动点荤腥了，今天也没例外，是连续吃了一周的同一家地方菜馆。

按照惯例，下菜剧要来一部。

打开唯一拥有vip身份的👖，扫了一眼电视剧，热门的最近基本都看过了，没有兴趣再看一遍。

那就来个电影吧。

以前只吹爆欧美影视剧综艺的我，这一年来不知道怎么了，开始热衷国产影视剧，或许是年纪大了文化认同感越来越强了吧，现在看国外的东西愈发觉得不是一个语境里的存在，即使制作精巧代入感也弱了很多，还是自己国家的内容更容易产生共鸣，也或许真的跟民族自信、文化崛起有关，作为这个大趋势里的一份子也自然而然顺应时代起来。

于是机缘巧合里看到了几年前看过的冈仁波齐，顺藤摸瓜点开了阿拉姜色。

本来没有抱太多希望，以为只是一部充当背景音的片子，不妨碍我一边吃吃吃，一边做行程，一边过剧情。

还是大意了。

一开始我就被片子呈现出来的半纪录片式的内敛基调抓住了，竟然坐着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完。

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被哽咽感支配的欲哭不能中：藏族妈妈看到女儿回家背过身去抹眼泪，女人从父母家离开时向着山上磕头，女人对男人说要带男孩去拉萨时说你不要轻易说出誓言，女人男人和孩子在火堆边哼唱阿拉姜色表演劝酒，男人到沿路帮助他的藏民家里租车找活佛，男人拿钱回去感谢帮助他的藏民却被回拒说我的父亲当年也做过朝圣拉萨的事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却明白了他，男人去喇嘛庙给亡妻祈福躬着身跟喇嘛的几次交流，藏民说你决定继续去拉萨朝圣我很敬佩就送你们一程吧，男人跟小男孩说男人别老跟在别人后面……许多场景都质朴又闪光，导演用很克制的镜头语言，像纪录片一样呈现了一个围绕磕长头到拉萨为主线展开的故事。

演员的表演也是生活化的表演，没有精美的服化道，几乎是真实还原的人物形象和表情，对比我这一年来看到的光鲜亮丽的古装剧，不禁也要说出俊男美女、偶像流量的存在跟一部作品的好坏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必要这样的话。

片子其实分成了三个阶段，女人被诊断患病踏上磕长头还愿、女人在路上亡故男人接棒带上继子磕长头、男人和继子的磕长头彼此和解、自我和解之路，探讨了责任、承诺、死亡、成长、血缘、爱和善良，甚至还夹带了地方经济发展、乡村医疗的话题点，比如帮助男人的藏民说现在干活都用拖拉机了谁还养驴，给女人看病的卫生院医生带个听诊器的模样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给方圆五百里村镇的人看病的赤脚医生。

以前去四川、色达、甘孜地区的时候，只觉得风土跟以往见闻十分不同，尤其是在北京呆久了，去到自然风光比较浓郁的盆地、高原地区，有种不真实感，虽然置身其间却有种玩VR进入虚拟世界的既视感，身在其中却又抽离其外，骑摩托车的人，晒得红黑的肤色，混杂切换的语言和服饰，独特的婚丧嫁娶风俗……都一再提醒我只是个旁观者，短暂路过别人的生活，不宜过多介入和干预，所以从来不琢磨也不深究这背后的人与人的情感，城市与城市的联系，更谈不上到了解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的深度。

看《阿拉姜色》让我过往的见闻和片子里的半真实呈现，第一次融合到一起，竟然有了一种真实感，不再只是远程旁观别人的生活，而是切实理解了在经济欠发达的而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怎么一回事，人情味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被外来信息糟粕污染的人还保留着重诺重义的质朴是怎么一回事，抛开男人女人的性别对立、爱恨情仇和悭贪嫉妒只是作为人这个个体应该如何自处他处是怎么一回事……等等，这360度环绕立体声呈现几乎对我进行了一番成长经历整合以及情感再教育，很多只有书本上写的二维概念第一次立体化了，也即它让我落了地。

感谢。

生而为人，在都市快餐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到底经历以及缺失了什么教育，而实际上无论是身在都市还是边陲，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教化，这是否值得深入思一思？

至少在我看来，我需要。

比如长期生活在城市里，被动或主动加入拜rmb教已久，我的很多行为动机、模式都已经驾轻就熟的从利益出发来考量，就像弹幕里说的，我们现在只信仰rmb。

我已经自动屏蔽了人性会有的感动、痛苦、伤心习惯了扮演一个面无表情的机器，以符合利益最大化运转为己任孜孜不倦的计算、操作、被操作、输出、输入，视人情为不必要阻碍，恨不得什么都程式化、流程化，偶尔流露出像人的一面也是算好的恰到好处的气氛点，为了服务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表演，几乎没有什么发自内心的人情体验了。

那种人跟人之间不问回报的付出、帮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承诺和义气，没有体会过，更没有经历过。

即使别人是如此，我也会按照自己的分析惯性去给他衡量。

真情实感什么的，不存在。

所以再看到片里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结合到自己的见闻，像是被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人该有的样子。

不管是男人女儿，许下的诺言就要兑现，要主动去关心别人，要善良，要推己及人，要爱，要有责任，任何时候要做对的事，要尊重，痛苦了就哭出来，悲伤了就流泪，有心结就打开，有遗憾就弥补……这才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吧。

小驴感受到来自人类的善意尚且知恩图报，人还不如头驴了？

其实都是作茧自缚自视甚高，导致一叶障目还自以为是，最终自欺欺人自食恶果。

听多了那种所谓社会人心不古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论调，以前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半信半疑，现在看来，这真是甩锅之言。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而没有统一宗教并不等同于没有信仰。

有人不信仰任何一个宗教，但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这就是他的信仰，有些人满嘴教义却猪狗不如，以教义之名行损人之事，他的信仰就是邪恶。

《阿拉姜色》里的人并不是因为某个宗教才有了信仰，而是他们心中的信仰恰好与教义吻合，之所以磕长头被人所尊重，正是因为他们把内心的信仰、宗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并落实到了具体的生活和行动中，这些元素汇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可以感染很多人。

但仍然有人不会被打动，比如那两个半路逃跑掉的女孩，因为她们不信仰那一套，自然也不会追随同样的生活和行为。

反观我自己，去普陀山、去受持五戒，是出于宗教理想，还是发自内心信仰某种理念，不得不自我反省。

警惕出现在自己生活中一切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

记得一个弹幕说，人活着就为内心那点东西，深以为然，所有人都是向死而生，闭眼的那一刻是否对自己有了交代，此生的功课都修及格了吗？

带来的问题都找到答案了吗？

毕业答辩能通过吗？

尘俗熙熙攘攘，一切皆是现身说法，唯有借假修真方是自渡之道。

2022年阅片第200部。

观藏族导演松太加的第3部（前两部是前年观看的《太阳总在左边》与昨天观看的《河》）。

此片使松太加在我心中有了重要位置。

没想到，摄影师出身的松太加对电影的叙事能够做到如此地沉稳。

此片叙事在我心中，近乎完美。

与张杨的《冈仁波齐》属于同类题材，但此片，作为藏族导演与汉族导演相比处理方式极为不同。

汉人导演对藏人磕长头朝圣之旅带有外来者的猎奇心理，将其打造为一个公路奇观与心理奇观片。

对藏人导演，这是一个不平凡但仍能更加内部视角与日常视角对待的话题。

都涉及到信仰与生死，但此片里的死亡，那么地从内部击中人。

完全是不动声色地、极度低调地处理这个话题。

从影像、到台词，再到音乐，全方位节制。

女主角中途在野外的帐篷里死去，男主角偎依在她身边，摄影机在这个微小空间里徐徐滑过，就像男主角内心升起的悲伤，弥漫开来。

如此极致时刻，亦能沉稳如水。

我在想，这个导演太牛逼了。

前半段处理女主角身患绝症之后的内心问题，导致一场说走就走的朝圣之旅，男主角不解但支持；后半段，女主角中途撒手人寰，开始处理男主角与女主角和前任亡夫之子的父子之间的关系，男主角与故去女主角的关系，最终，超渡女主角后，继续这趟旅程，影片有了些许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的感觉。

失去生母成为孤儿的孩子，如何与继父一路相处与冲突的过程当中渐渐感受到被关爱，终于变得温柔（片中同样失去母亲而与小男孩靠近的一头驴子是神来之笔，增加了影像的鲜活）……影片结束于离拉萨尚有3公里之遥的一处山丘之上。

借助孩子之眼，遥望了一下心中的圣殿，影片就在父子于旷野的理发与对话中结束。

这也是远离表面性奇观的努力。

始终将视线落在人的内心与情感之间。

而不是借一些表面化符号使影片得以宏大化“升华”。

这是一部太过了不起的影像。

影像因极度的沉稳低调而显得非常可信。

非职业演员的生活化表演，更为影像带来了可信可感空间。

来自陌生人的互动、友谊，与信仰的神圣，在片中都是背景，此导演关注的永远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中所投射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一个抓住影像本质的导演。

中国的藏人导演为何能够如此生猛。

Sorti en VOD le 11 novembre en France, Ala Changso, le troisième long- métrage de Sonthar Gyal, brosse un portrait subtil et délicat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sur fond de spiritualité et de traditions tibétaines. Entretien.

Tous les films de Sonthar Gyal sont nés d'un dilemme familial. Concernant Ala Changso, sorti en 2018 en Chine, il s’agit d’un triangle amoureux : une femme meurt en plein pèlerinage, son mari découvrant dans le sac de sa femme une photo d’elle et de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Après tout, la vie est une affaire d’hommes, de femmes et d’histoires familiales. C’est pareil dans le monde entier », déclare Sonthar Gyal. Surnommé le « Hirokazu Kore-eda » chinois, ce cinéaste quarantenaire, né dans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Qinghai, était initialement cadreur et directeur artistique. En 2011, il s’est lancé dans la mise en scène, réalisant son tout premier long-métrage, The Sun Beaten Path, sélectionné et primé dans plusieur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River, son deuxième film, a été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e très célèbr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Berlin en 2015. Aux côtés de Pema Tseden et Lhapal Gya, il fait figure de proue dans la « nouvelle vague tibétaine », un courant cinématographique né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en Chine. Conteur des liens du sang et du cœur, Sonthar Gyal dépeint, à travers Ala Changso, un Tibet ordinaire, où les pèlerins, extraordinaires, sont prisonniers de leurs tourments intérieurs.Quel a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u film ?Sonthar Gyal : Ce sont les financeurs qui m’ont proposé de réaliser ce film, basé sur une histoire écrite par l’écrivain tibétain Tashi Dawa. Je l’ai accepté à la condition que je puisse modifier le scénario. Dans la version originelle inspirée d’une histoire vraie, un vieil homme part en pèlerinage jusqu'à Lhassa, et finit par nouer une grande complicité avec l’âne qui l’a accompagné tout au long du voyage. Avec l’autorisation de Tashi Dawa, j’ai réécrit le scénario, ne gardant que cet âne. Le nouveau fil conducteur porte sur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entre une femme, son fils (né d’un premier mariage) et son deuxième époux. Il est connu que le road-movie est un genre toujours en mouvement, ce qui constitue un défi d’écriture. Néanmoins, la dynamique conflictuelle de ce trio permet de créer des rebondissements dans l’intrigue.Comment qualifiez-vous les troi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Mes héros sont avant tout des gens ordinaires, sauf qu’ils ne cessent de se dépasser. Pour moi, le dépassement de soi et la tolérance envers les autres constituent les fondements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Ce sont également les points communs partagés par les trois personnages. Drolma souffre d’une maladie incurable mais tente avant tout de réaliser la promesse faite à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Dorje se dépasse en poursuivant le pèlerinage à la place de sa femme afin de tenir sa promesse ; Norbu, le fils très têtu, finit par se rapprocher de son beau-père.Ala Changso est le titre d'une chanson à boire. Pourquoi l’avez-vous choisi comme titre du film ?Je l’avais nomm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365 jours de Dorje. Il traite d’un sujet lourd, voire étouffant. Mais un film, comme un tableau, a besoin de prendre des couleurs. Lorsque j’ai parlé avec l’acteur principal Yungdrung Gyal, j’ai pris connaissance d’Ala Changso, une chanson à boire, très populaire chez les Gyalrong (un peuple vivant pour la majorité au Sichuan et parlant la langue gyalrong, dont font partie les héros du film). On peut aussi chanter Ala Changso sans alcool car ce sont les messages et les émotions qui comptent. Cette idée m’a beaucoup plu. C’est le premier rôle au cinéma pour le chanteur Yungdrung Gyal (Dorje). Comment s’est passée votre collaboration ?Comme Yungdrung Gyal, les acteurs de mes derniers films ne sont pas des professionnels. Les comédiens tibétains professionnels sont rares. Je les choisis souvent par intuition. Il faut que je calque sur une personne avant d’écrire un scénario. Pour Ala Changso, c’était à Yungdrung Gyal que je pensais. Mais il ne l’a su qu’au dernier moment, et il a paniqué quand je le lui ai dit. Il n’avait jamais fait de cinéma et n’était pas sûr de lui. J’ai fini par le convaincre en imposant une seule condition : il doit couper ses cheveux longs, portés depuis presque vingt ans. On était une centaine dans l’équipe qui comptait sur lui. Il était stressé lors du premier jour de tournage. Une situation que j’avais anticipée. C’est pourquoi j’ai pris du temps pour lui expliquer ce qu’était le jeu d’acteur et les bases de l'espace filmique. C’est quelqu’un de très intelligent, il s’est très vite adapté et s’est mis petit à petit dans la peau de son personnage, Dorje.Quel a été le plus grand défi du tournage ?Je suis originaire des contrées tibétaines, donc le climat de la région ne me posait aucun problème. Le film a été tourné en été 2017. Il a fait beau pendant les quarante jours de tournage. On a eu de la chance. Mais c’était quand même dur de filmer la dernière scène qui avait lieu dans la neige. Notre équipe était montée au sommet d'une montagne, bien au-dessus de 4 000 mètres d’altitude. Qu’est-ce qu’il faisait froid !Comment le film a-t-il été reçu à sa sortie en salles ?J’ai été surpris que le film ait connu un succès au Japon. Mais en Chine, même s’il a été bien accueilli dans le milieu du cinéma, le grand public n’était pas au rendez-vous. Je pense que les jeunes d’aujourd’hui, plus habitués aux vidéos courtes et aux films à effets spéciaux, sont trop impatients pour apprécier les films comme les miens. Mais il existe des férus de ce film, qui l’ont même regardé plusieurs fois.Le film est en tibétain...Il est en gyalrong, un des quatre dialectes principaux du tibétain. Ce sont les Tibétains vivant dans la préfecture autonome tibétaine et qiang d'Aba du Sichuan qui parlent ce dialecte. Ala Changso est d’ailleurs le premier film en gyalrong. Mais ni moi ni l’acteur principal ne parlons ce dialecte. Nous avons dû recruter un professeur maîtrisant le gyalrong qui vérifiait sur le plateau les dialogues pour chaque plan.Depuis la sortie du film Le Silence des pierres sacrées (2005), mis en scène par Pema Tseden, de nombreux films en tibétain ont émergé en Chine. Peut-on parler d’une tendance ?Après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1949, ce sont les sociétés d’État qui étaient chargées de la 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À cette époque, les films sur la vie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étaient tous en mandarin, ce qui était en-soi ridicule. La langue, essentielle dans le cinéma, constitue une manière de penser et une façon de voir le monde.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les réalisateurs tibétains sont nombreux à s’emparer de leurs histoires. D’où l'émergence de ces films en tibétain. C’est un nouveau phénomène, mais c’est loin d’être une tendance. Aujourd’hui, beaucoup de gens pensent qu’il est plus facile pour un réalisateur comme moi de remporter un prix du fait de la politique de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à l’égard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chinoises. Une logique qui ne tiendrait d’ailleurs pas la route dans le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Ce qui est un peu dommage car on n’évalue pas les films à leur juste valeur.Dans la culture mainstream, il existe de nombreuses représentations exotiques du Tibet. Y accordez-vous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pour ne pas tomber dans ce piège des stéréotypes ?Je filme le Tibet comme il est, ne renforçant ni ne contournant ces représentations dites exotiques. C’est ça le cinéma. Au Tibet, les gens ne portent pas tous des habits traditionnels. Par contre, ils ont tous un portable et comprennent parfaitement le mandarin. On a tendance à voir le Tibet à travers le prisme religieux et politiqu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e Tibet demeure un endroit sacré et mythique. Mais où sont les êtres humains en chair et en os ? Pour moi, la vie ordinaire des Tibétains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passionnant. Si j'aborde souvent la thématique de la famille dans mes films, c’est que l’intime et les liens filiaux constituent les fondamentaux de notre vie, quelle que soit la culture.L’étiquette « réalisateur tibétain » vous colle à la peau. Constitue- t-elle un avantage ou un inconvénient ?Je ne mets jamais en avant mon origine ethnique. Mais en Chine, on a tendance à renforcer cette identité, en témoigne notre carte d’identité, qui indique notamment le groupe ethnique auquel appartient le titulaire. Chinois han, ou Chinois tibétain, nous sommes tous des citoyens dans le pays. Pas la peine de faire de distinction. Il en va de même pour cette étiquette de « réalisateur ». Je ne parviens pas à l’assumer. À mes yeux, c’est un métier aussi sacré qu’abstrait. C’est pourquoi je n’ose pas me présenter comme réalisateur, préférant dire que je travaille dans le cinéma. Ce mal-être viendrait peut-être du fait que je suis devenu réalisateur sur le tard.Comment êtes-vous entré dans le monde du cinéma ?Originaire d’une petite ville, je me passionne pour le cinéma depuis que je suis enfant, mais je n’ai jamais pensé faire des films un jour. Après des études de beaux-arts, j’ai été instituteur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J'ai fait la connaissance de Pema Tseden et nous avons décidé de poursuivre des études à l'Académie de cinéma de Pékin. Il avait intégré l’école un an plus tôt que moi, et m’a conseillé de choisir la spécialité « image ». J’avais presque trente ans à ce moment-là. Au bout de deux ans de formation,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tourner des films.Est-ce difficile de tourner un film d’art et d’essai en Chine ?Au début de ma carrière, il étai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financements. Maintenant, comme plusieurs de mes films ont reçu de bonnes critiques, ça va beaucoup mieux. Tout d’abord, je peux garantir la qualité du scénario et en plus, mes films à petit budget ne font pas perdre de l’argent aux investisseurs. Aujourd’hui, c’est devenu un cercle vertueux. À vrai dire, les films à grand budget ne m’intéressent pas. J’ai peur de perdre ma liberté créative sous la pression des investisseurs.Quels sont les cinéastes ou les films qui vous inspirent le plus ?Les Garçons de Fengkuei de Hou Hsiao-Hsien a marqué un tournant dans ma vie. Je l’ai visionn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2003 lors de mes études à Pékin. Mon Dieu ! Je n’avais jamais vu un tel film. J’étais en transe durant le mois qui a suivi. Dans le film, les jeunes protagonistes se sentent piégés dans une ville qu’ils ont envie de fuir. Et petit à petit, leurs rêves ont fini par éclater comme des ballons. L’un se marie, l’autre échoue à devenir artiste et passe son temps à arpenter les rues de la ville. J’ai compris que le cinéma pouvait s’exprimer de cette manière. Pour moi, c’était une révélation.（去年隔离时微信采访的。

影片后劲很大。

）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18年11月某期。

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阿拉姜色》是在今年上海电影节获得广泛好评并抱回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奖的热点电影，即便排片不大，不密，依然在近期颇受关注，并获得挑剔的男性影评人群体的肯定。

它感动人们的，一定不是五体投地磕头去拉萨的信仰心，而是普通人的情感，感动在磕头之外，又不能脱离磕头，即故事既探入普适性人情微妙处，又发轫于藏族的特殊文化。

“阿拉姜色”是藏语音译，意为“请您干了这杯美酒”，大概是男女主角罗尔基和俄玛吃饭喝酒时唱的那首藏族民歌。

这种情调，加上从头至尾的伤感配乐，奠定了平静、忧伤甚至粘稠的电影氛围。

故事从俄玛清晨的哭泣开始，罗尔基不知她的梦，也不知她的秘密，但他至少能从“煨个擦擦”这种藏族祭奠死者的小仪式中猜测妻子的心事，并追溯到妻子隐瞒的绝症秘密，大叔憨厚，但不傻。

但妻子亲口讲出，她磕头上路去拉萨朝拜，只是为了圆死去的前夫托来的梦，临死也要嘱托他让孩子带着他爹的擦擦做的书包——即作为个体的信物——去拉萨，大叔遭受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

于是我们非常理解他听说妻子执意“死在路上”的缘由是她对前夫的爱之后那种妒嫉、失望，也理解他听寺庙里的和尚说，两夫妻一起升天，命真好，之后，不甘心地把照片撕成两半，分别贴在墙上。

孩子把照片拼回来随身带着，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在这个三口之家永远处于局外第四人的位置。

妻子爱的是前夫，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妻子的错，孩子爱的是亲生父母，不爱这个后爹，更不是孩子的错。

如果爱之伤是一个恒定值，总是需要一个人承受，那么善良的罗尔基就是那个注定受苦的人。

人一陷入这种局面，往往会叹息命运。

下一步，就是信仰。

无论是完成他所爱的俄玛随前夫的亡灵、磕头去拉萨这个遗愿，还是化解痛失所爱的悲伤，甚至与极少见面的继子建立相依为命的新关系，他都只能选择在这种关于信仰的仪式中体验过程，获取心灵平静和活下去的动力。

结尾处，目的地拉萨胜利在望，罗尔基与继子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即“我懂你的伤痛与情感，你的心里从未有过我，但我要陪伴在你身边，你是自由的”。

由此，他也终于能含泪接受“人家”两夫妻一起升天的冥冥之意。

大叔的泪，也为你我他而流，这不就是我们在爱中的处境吗？

《阿拉姜色》作为10月最佳院线片（《无双》9月30上映，应该算9月的电影），在10月26日上映当天，排片只有0.6%，是《铁血战士》的六十分之一。

到了10月29日，《阿拉姜色》的排片更是降到了0.5%，整个南京只有18家影院放映了28场，二三线城市的场次只会更少。

而且时间大多是上午和下午，上班族和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看。

昨天晚上，我到电影院二刷了《阿拉姜色》。

我上一次在影院二刷（下线前又刷了第三遍）的影片是《刺客聂隐娘》，是为了一再探其“隐”。

二刷《阿拉姜色》，我看到了更多的细节，离“《阿拉姜色》是什么色”的“终极问题”也更近了。

第一次在影院看《阿拉姜色》的时候，影厅里包括我只有两个观众，影厅里空调又比较冷，让我全程有一种冰冷的感觉。

昨天晚上的场次，上座率达到了八成以上，整个观影的过程是比较温暖的——观看《阿拉姜色》，我们需要互相取暖，才能看到最饱和的“颜色”。

1、《阿拉姜色》是什么色？

其实，《阿拉姜色》是一首在藏区传唱祝酒歌。

“阿拉姜色”其实是“音译”，意思就是“让我们喝了这杯酒吧”。

这首歌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认为它唱起的寓意是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的“相识”。

这首歌第二次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儿子”诺尔吾在洗头时不自觉地哼了起来，而“父亲”罗尔基也很有默契地接上了。

这一次的哼起，意味着“父子”的和解乃至相知。

2、夫妻俄玛和罗尔基虽然是二婚，但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非常恩爱的夫妻。

当俄玛提出要去磕长头朝圣，罗尔基并没有阻拦，他只是觉得时机不对。

而当俄玛执意要马上出发，罗尔基也只是默默支持。

这是丈夫对妻子的最大的尊重和包容。

出发前，罗尔基用松木给俄玛做磕头的“手套”，这是细心；俄玛给罗尔基买了一堆衣服，这是贴心。

俄玛上路后，罗尔基一再劝阻（尤其是发现妻子身患绝症后），一度赌气离开。

但他最后决定回到俄玛的身边，一路护送她去朝圣。

这是爱与责任。

俄玛在透露她要去完成亡夫的遗愿后，罗尔基是嫉妒的，难以释怀的。

俄玛临终前的托付，是对罗尔基最大的信任，但也使罗尔基深陷痛苦与煎熬。

此间此后，罗尔基做了一些很小气很幼稚的举动——爱是自私的，爱是无法分享的，他只是一个爱得真切爱得直白的男人。

从俄玛去世到给俄玛办完后事，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罗尔基的眼泪。

俄玛临终前也说，我不要看到你的眼泪。

爱，就是不忍看到对方的悲痛。

但我们知道，罗尔基的悲痛总有开闸倾泻的时候。

从水中爬起来后，罗尔基看着湿透了的他和俄玛的合照，放声大哭。

痛彻心扉的怀念，让他终于挣脱自私的爱，拥抱最深沉的爱——继续亡妻的朝圣之路。

在罗尔基的心中也许有一个疑问，俄玛最爱的是谁？

俄玛带着亡夫骨灰做的擦擦和与亡夫的合影，但她也带着和罗尔基的最美的合影，她忘不掉逝者，也放不下生者。

罗尔基最后选择了释怀——在现世，他就是俄玛的最爱。

俄玛当然也是罗尔基的最爱，他们是真正的彼此拥有的夫妻。

3、父子罗尔基和俄玛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罗尔基明显具备成为一名好父亲的潜质。

诺尔吾头戴塑料袋吓唬卡车司机的时候，他的舅舅对他又是喝斥，又是猛拽，教育方式极其粗暴，而罗尔基却懂得孩子热爱恶作剧的天性，帮他在塑料袋上弄了一个“嘴巴”，化解了他可能窒息的风险。

诺尔吾很固执地提出要跟着妈妈去朝圣的时候，他的舅舅也是很粗暴地否决他的想法。

罗尔基却温和地许下郑重的诺言——他要带诺尔吾去拉萨。

其实，诺尔吾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的舅舅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因为父亲早逝，母亲长年不在身边，诺尔吾难免会成长为一个敏感、偏执的孩子，而他舅舅对待他的方式无疑加重了他的乖僻。

罗尔基和诺尔吾的朝圣之路，是和解之路，也是诺尔吾的成长之路。

罗尔基跳下池塘救诺尔吾（实际上诺尔吾并未落水），是诺尔吾接纳罗尔基的开始。

诺尔吾也第一次跟罗尔基吐露心声，他当年其实是很想跟着他们一起生活的，是罗尔基拒绝了他。

小驴出现后，“孤儿”诺尔吾与其同病相怜、心心相惜。

在路上，他需要一个朋友，更需要一个父亲。

而这对父子的和解需要一个见证者。

就这样，他们一起上路了。

得知诺尔吾烧好水后，罗尔基停下磕头，往前走，而诺尔吾默默地捡起一块石头，给罗尔基做上标记。

这是默契。

诺尔吾突然回头，像罗尔基揪他的耳朵那样揪小驴的耳朵。

那一瞬间，罗尔基作为“父亲”的角色得到了诺尔吾的认同。

良辰吉日来临，小驴很巧合地踢翻了诺尔吾的背包，罗尔基看到了那张他撕开的照片又拼在了一起。

借着泡沫的刺激，诺尔吾一直在揉眼睛，掩盖他的眼泪。

这是一个男孩的成长。

银幕黑屏，诺尔吾很心虚地辩解后，罗尔基却略显紧张地安慰他。

这是和解。

4、朝圣者俄玛朝圣路上的两个女伴，一个在半个月后离开，一个在两个月后离开。

其实，从她们略显文艺范的打扮来看，就可以预感到她们的朝圣之路走不远。

带着一颗文艺的心去朝圣，只能是体验，不可能是真正的苦行与信仰。

事实上，我们在影片中从未看到她们两个磕长头的镜头。

这明显是导演故意安排的。

为朝圣而朝圣，因浮躁而朝圣，又因浮躁而离开。

从《冈仁波齐》大卖来看，她们也许才是朝圣者中的主流。

5、两种朝圣，两种视角在我看来，《冈仁波齐》中的朝圣和《阿拉姜色》中的朝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朝圣。

《冈仁波齐》中的朝圣，是为朝圣而朝圣，它与信仰的关系不大，更多是奥林匹克精神的表现和行为艺术的呈现。

这是千千万万文艺青年需要的朝圣，这是他们想象中的心灵洗涤。

所以，他们为影片贡献了过亿的票房。

《阿拉姜色》中的朝圣，是命运、爱与信仰共同驱使的朝圣。

它坚定过，它失落后，它动摇过，但它来到了终点。

它是人间的，在场的，能够让观者真切感受到的。

《冈仁波齐》本质上是对朝圣的“围观”，而《阿拉姜色》的朝圣是内观的、自省的，它来自创作者的平视，也来自观众的凝视。

6、天葬？

俄玛去世后，出现了秃鹫（？

）翱翔的画面，这是否意味着她被天葬了？

其实，现在藏区的天葬场已经极少，而天葬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在影片中没有更多细节表现天葬的情况下，我倾向于认为俄玛并没有被天葬。

秃鹫（？

）的出现，也许只是表明俄玛的灵魂去往天界而已。

《阿拉姜色》所要向观众们展示的不是藏族的传统信仰，不是向曾经众说纷纭的诸如《冈仁波齐》那样带有“神性”的宗教行为大观。

这部影片将焦点脱离了曾经是述说重点的朝圣本身，而是专注挖掘“朝圣”背后平凡的真挚故事。

这是一部有关纯粹的“信仰”，而非有关“民俗”的电影。

在观本片之前，了解过朝拜的我对于这种宗教活动，只能是远观而深表震撼，对于朝拜者“高深莫测”的内心世界，是难以理解，难以触碰，难以学习的，我们作为不理解的旁观者只能将这类活动作为一种人文奇观，表示叹为观止，仿佛是游览某个景点一般，之后便抛之脑后，因为朝圣者本省也似乎有了“神性”，要么已经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要么是已经奔向另一个世界的人，而我们一众困于世俗的凡夫俗子——则更加难以走进或者感受他们的信仰。

长此以往，这样神圣的宗教和信仰只能被主流社会作为“凝视”的对象，进一步驶离主流社会的宽容和关照。

因此很庆幸能够看到《阿拉姜色》，从一个又与众不同，又平凡的视角出发，向我们展示一个家庭因为信仰而连结，因为信仰而延续的故事，在此，导演透过宗教超乎俗世的神圣外衣，刻画植根于真实的人性，有血有肉的，属于人而非属于神的信仰的故事。

“信仰”一词并不完全从属于至高无上的神性，不是像在宗教故事中被“召唤”或者被“赋予”的，而是人类从自身对世界的体悟和关照中自发的产生的。

“信仰”不需要被规定，即不是被教条式地规定应当怎么践行和完成，一如影片中妻子不是想着说在前往朝圣之地以净化心灵得到升华，而是想要完成与前夫约定而未完成的遗愿，丈夫只是为了完成继续进行妻子未完成的事业，此刻他们不是经由理性的指导去完成这一朝圣之旅，也不是遵循某一种告诉他们“这样跟着做以后就会得到飞升”一类的宗教信条。

他们只是相信这样做是“善”，对自己，对伴侣，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彼岸，此刻，无论他们做什么进行纪念或者履行诺言，都是信仰之神圣体现，都将泛着人性的神圣光芒，恰好的，而且幸运的是，正好有一能与他们同频呼吸的宗教，正好一个能让他们融入在其中并找到内心的安宁以自己寻找前路的方向的宗教，正好有一个自己从生到死都将沉浸在其怀抱中的宗教，于是他们的信仰与宗教自然而然的重合在一起，他们选择了朝圣。

因此我们要看到“信仰”是从人的内心发出来的真挚的呐喊，它指引人们寻找一个心灵的栖居地——有的人选择了宗教，有的人选择了物质，《阿拉姜色》中的人选择了朝圣和家庭，在此过程中，信仰发生了神奇的力量，使人的心灵发出共鸣，最终将一个没有血缘，跨越生死两岸的家庭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这便是信仰的力量，一方面能够指引人找到此心安处，一方面帮助一群人找到共同的此心安处。

来自生死和血缘的隔阂，在真诚的信仰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也正因为此，丈夫最终放下了对妻子及其前夫关系的执念，孩子最终也放下执念，二人一同走向神圣之地。

《阿拉姜色》注定无法成为另一部《冈仁波齐》。

因为在《阿拉姜色》中，导演松太加有意回避了所有关于西藏的奇观。

那些在《冈仁波齐》中被多角度全方位展现过的磕长头、布达拉宫、天葬、随风飞扬的经幡……在松太加的镜头中，全都不是主角。

布达拉宫的镜头只在影片结尾出现了短短几秒，磕长头也只是人物的动作逻辑，并非呈现的重点，经幡只在大远景的角落可见，而天葬干脆被导演彻底留白。

这或许就是藏地导演和非藏地导演之间天然的差别。

在张杨看来，把朝圣路巨细靡遗地呈现出来，已经让影片具备了某种神性，可供普通人做意淫般的瞻仰。

而松太加的电影却在有意地摒除神性，还原人的姿态。

因为在他眼里，那些关于西藏的神圣标签早已融为生活的背景，无需被刻意放大或特写。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永远是人。

所以看松太加的电影，你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那是西藏，但又绝不会止步于此，因为影片接下来将会告诉你，那里的人们遭遇的离合悲喜和你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就使得松太加的电影，得以超脱于藏地特质，具备了更普世的观赏价值。

有人管松太加叫藏版“是枝裕和”，表面看是胡扯，细想有点道理。

两个人确有一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都是作者型导演，有很强的编剧能力，且关心的题材也多是家庭矛盾，并将大量镜头指向日常的生活细节。

松太加的前作《河》讲的是一个即将迎来二胎的三口之家中，小女孩的成长焦虑以及上一代父子之间的隔膜。

《阿拉姜色》讲的是一位继父如何履行妻子对前夫的遗愿，并与继子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

这些“家长里短”式的生活困境，是枝裕和的电影都有涉及。

但同时，两者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一定程度上是由“文明差异”带来的，直观表现为电影的视觉空间。

是枝裕和电影中的人物，通通被框定在一个狭小局促的日式建筑中。

他们被困在其中，无法期待任何外力解决此中的矛盾，也只能在彼此不断的摩擦和碰撞中，磨出一份理解。

看是枝裕和的电影，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这种羁绊，同时成为爱和恨的理由。

它是《步履不停》里奶奶对爷爷年轻时出轨的记恨又隐忍不说，也是《比海更深》里良多怨恨父亲，又因走了父亲的老路而油然而生的那份理解。

反观松太加的电影，虽然困境相似，但所处的空间却彻底不同了。

我很喜欢看他电影里那些豁然出现的大全景镜头：远处是雪山，近处是青草，中间的黄土地上延伸出一条公路，人走在其中。

这时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变得那么渺小，而人与广袤空间的关系却变得无比清晰。

它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孤独时空，使人有了避开他人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所以松太加的电影更关心人与自己的和解。

《阿拉姜色》的男主人公罗尔基自始至终都在纠结一个问题：究竟在妻子心中，自己和死去的前夫孰轻孰重？

这个问题看似是他与妻子间的芥蒂，进而演化为他对继子的排斥，但究其本质，无非是他自己心中无法排遣的一份妒意，与他人无关。

特别是在妻子死后，这个问题彻底成了他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这还不算完，影片进一步向他提出挑战。

妻子在临死前向他坦白，原来她执意要走的这段朝圣路，竟是要履行与前夫未尽的诺言。

妻子恳求他带上继子走完剩下的路，去拉萨完成这段旧日恋人的夙愿。

可想而知，那一刻的罗尔基心情是多么复杂。

而与此同时，他心中的问题也在妻子离世后悄然变化：或许比起猜测妻子对自己的爱之深浅，更应该问寻的是，自己对妻子的爱能否包容下一句临终的托付和一个无辜的孩子？

罗尔基心里也没有答案，但是他决定上路，为了妻子试一试。

这似乎是典型的公路片模式。

可松太加执导的“公路片”，又有着明显反类型的企图。

《阿拉姜色》和他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都涉及一段通往拉萨的朝圣路。

但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主人公与自己的和解，都不是在终点拉萨达成的。

《太阳总在左边》中的少年尼玛，因意外撞死母亲而陷入悲痛，他带上一抔渗有母亲血迹的黄土徒步走向拉萨，期望获得救赎。

可预料中的救赎并没有如约而至，绝望的尼玛从拉萨返程。

影片很意外地将尼玛磕长头的朝圣路全部略去，转而从他的返程之路拍起。

你能想象吗？

一部公路片的起点，竟是从一场失败的旅程开始的。

《太阳总在左边》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公路片模式的无效。

与之相比，《阿拉姜色》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这种无效。

罗尔基和继子诺尔吾历尽漫漫长路，来到了拉萨脚边。

而影片拍了他们进入拉萨后的场景吗？

没有。

终点拉萨只是在诺尔吾登上高山后的匆匆一瞥中，仓促现身，此后再无踪影。

镜头重新拉回这对父子，那一刻的他们因高山阻隔，无法看见拉萨，可是，他们却在真正到达拉萨之前，在那片毫无神迹的荒地上完成了相互的谅解。

松太加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向所有对朝圣路、对拉萨、对布达拉宫怀有“刻奇”心理的人们发出的一次尖锐的质疑。

它指出一个简单到令所有人忽视的事实：与自己和解的钥匙不在拉萨，而是藏在内心。

那么朝圣路的意义就不再是终点拉萨，而是整个行走的过程。

准确的说，是这段路留给他们的一段独处的时间。

正如《太阳总在左边》里那位老者对尼玛说的话。

他说：“当痛苦遇见时间和孩子，就会淡然失色。

”影片中，尼玛最终回到了家，他没有舍得把那抔沾有母亲血迹的土留在拉萨，而是把它重新撒回了母亲死去的那片土地上。

而在终点，他的哥哥和小侄子正在等他回家。

《河》中，祖孙三代最终放下成见，一起坐在曾经阻隔他们的那条河前。

爷爷说：“咱们坐一会儿吧，等河清了再过河。

”小女孩说：“爷爷，我把小熊埋进了土里，等明年春天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小熊。

”这条河就是时间的本体。

祖孙三代看呆了，沉默了，终于明白只有时间会淘尽所有的泥沙。

有时候除了等待，我们并不能做更多。

《阿拉姜色》的结尾，儿子唱起名为“阿拉姜色”的祝酒歌，那是这重组的一家三人唯一的一段美好记忆。

罗尔基给继子剪起了头发。

让人恍然想起李沧东的影片《密阳》的结尾。

细碎的头发飘进了阳光里。

黑暗中，父亲对儿子说：“过几天，我们挑个吉利的日子，去拉萨完成你母亲的夙愿。

”其实，去不去拉萨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路上重新确认了彼此的情感。

比起日常生活，其实朝圣路上并不会有更多奇迹。

母亲终究会死，不会因为内心虔诚而获得新生；该忍受的痛苦还要自己忍受，并不会因为接近神明而获得特赦；想要获得的救赎或和解，仍需等待，因为时间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就像罗尔基最终明白的那句话：“一切皆是缘分。

”在这个寒冷的深秋，在这个最冷的档期，《阿拉姜色》注定将是一部被忽视的电影。

但我想说，无论如何，松太加都不该是一个被忽视的导演。

或许这一点，也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

和影片内容毫无关系的胡思乱想分界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喜欢的一幕是开头时妻子在火堆前默默的蹲坐跳跃的火光闪烁印在她的脸上和周围的黛色的青山形成鲜明对比长达一分钟的定格镜头下她的眼里有光我感受到恐惧、迷茫、无奈、不甘、无力和不可名状的悲伤妻子回家道别父母那一段反复萦绕我脑海是年迈的母亲背过身去无声的掩面是佝偻的父亲叹息着安抚母亲时的神色凄惨是孩子在青山掩映下的羊肠小道中渐渐远去的模糊背影是登高后冷风拂过她面颊的鬓发和打开盒子后悲伤的神色我其实不太懂得为什么简单的一次别离大家都那么悲伤后来才明白一次别离也就是一次别离了父亲的形象太过于高大心思细腻又体贴默默支持妻子的选择而我所求也不过如此吧在发现他们是重组家庭后开始带着审视的目光对丈夫的观察变得微妙起来对于妻子他是无限包容的但是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逾越的不能提不敢想妻子临别前最后的嘱托也是让小男孩好好保管盒子面对这个妻子视如生命的盒子他该有多难过一张微微泛黄的旧照一缕紧紧纠缠的头发那是他触碰不到的过去人一生可以爱上不止一个人吗？

先来后到时间顺序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