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总有种站在未来总结过去的感觉 每次这些人把做事的意义念出来的时候教科书既视感就出现了。

可我们都不要忽略了，那个时代伟大就伟大在 所有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一条对的道路 这种坚定的信念让人敬佩。

这剧台词偶尔会给我一种“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这种感觉 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终于到达了高潮！

”“我预感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我总感觉你身上有一种真正接近民众的气质”..

“《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有人在网上意犹未尽地问。

“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有人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一问一答，将历史与当下、文艺与现实的联系巧妙勾连在一起。

2021年虽然只过去了一个季度，但播出的剧集数量却比往年明显增长。

其中，口碑最好的两部剧，莫过于扶贫剧《山海情》和重大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

在豆瓣网上，一个9.4分，一个9.2分，即便在历年所有国剧中都算是高口碑之作。

《山海情》和《觉醒年代》，都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主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的两部重要作品。

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正苗红的献礼剧。

在过去，献礼剧的受众一般比较受限，口碑也多平庸，如今情况开始有了大的改观。

《觉醒年代》有续集吗？

这里我不抖机灵，不做外延层面的发挥，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发问。

答案是有，而且不少。

以中国革命史为主要叙事线索，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重大革命”题材，是中国影视剧极为特殊的一个类型。

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剧中的排头兵，重大革命题材更是不遑多让。

不完全统计，类似于《觉醒年代》，为最强献礼年创作的“伟人剧”“党史剧”，不下于15部。

这其中，有承接《觉醒年代》时间线往下讲述的《大浪淘沙：启航》《光荣与梦想》《数风流人物》，有聚焦建党伟业的《红船》《1921》《红船：开天辟地》，有人物传记片《革命者》《望道》，更有讲述解放战争往事的《大决战》《香山叶正红》。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剧，都是《觉醒年代》的续集。

1、何谓“重大革命”题材？

《觉醒年代》作为一部严肃的党史剧，为什么在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不妨从三个角度来回答。

其一，讲述革命者早年事迹的影视剧一般口碑都不差。

除了《觉醒年代》，《恰同学少年》《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毛泽东》等剧的口碑都不错。

这很好理解，青春时期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能对青年人产生很强的感染力和代入感，当然，这与创作者的表达能力也有莫大关系。

其二，《觉醒年代》比较完整地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共一大等历史事件，它所刻画出的历史群像有力印证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辜鸿铭等历史人物还是第一次大篇幅地出现在电视剧中，具有一定的新奇性。

其三，写意且充满诗意的影像表达，也为《觉醒年代》增色不少。

毛泽东出场、鲁迅写《狂人日记》、陈氏兄弟留法前与其后牺牲的蒙太奇对照等片段，艺术感染力很强，令人印象深刻。

那之前的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剧为什么不那么好看呢？

换言之，“伟人剧”和其他电视剧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一道隐形的鸿沟？

这与中国的电视剧管理有关。

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电视剧管理规定》第13条规定，“电视剧制作单位制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必须按照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有关规定报批后，方可开展摄制工作。

”2003年，《关于调整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立项及完成片审查办法的通知》对于“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两个题材有更加细化的详述。

一方面，成立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负责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组织指导、剧本立项把关和完成片审查；另一方面，对“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有了概念界定。

“凡以反映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重大事件，描写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及其亲属生平业绩，以历史正剧形式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电影、电视剧，均属于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

”在早期，伟人形象也可以出现在一般影视剧中。

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形象首次出现在大银幕上的《大河奔流》（1978）就是这样作品。

在影片中，王铁成扮演的周恩来戏份较多，而于是之扮演的毛泽东只留下一个背影。

《大河奔流》（1978）据悉，该片的文学剧本第一稿完成于“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没有描写毛主席和周总理出现在黄河边的场面。

“文革”结束后，艺术工作者们产生了在银幕上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愿望，导演谢铁骊与编剧李凖协商后，提出在影片下集中出现毛主席、周总理的设想并付诸实施 。

再比如，1999年的《上海沧桑》是黄蜀芹在《围城》之后又一部电视剧代表作。

在这部反映上海百年历史六代人沉浮的宅门剧中，竟然也出现了毛泽东（古月 饰）、陈毅（谷伟 饰）、邓小平（曹灿 饰）等人物形象。

2003年之后，“重大革命”题材从一般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中独立出来，变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门类。

之后不少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都极力规避出现真实的伟人形象。

2009年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没有出现一个真实历史人物，但编剧江奇涛却巧妙地把几个历史人物原型糅成一个角色，创作出一部与真实历史紧密相关而又风格独特的的年代传奇剧。

不少观众指出，瞿恩原型是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三个人物，而杨立青则是陈赓+宋时轮+杨至成+肖劲光。

2014年的历史剧《北平无战事》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编剧刘和平曾经表示，自己写剧本时家里挂着两张照片：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蒋经国，他说这是对创作的敬畏。

然而这两个人物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剧中，后者成了电话里的“建丰同志”，不时亮一嗓宁波普通话；前者，更多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口耳相传中。

不管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北平无战事》，在创作中不约而同“绕道走”。

因为根据2003年通知规定，一旦出现“伟人”角色，那就属于“重大革命题材”，审查的标准与表达的重心都会大不相同。

2、主旋律为什么变好看了？

主旋律一直是中国影视剧的重要门类，而重大革命题材一度是主旋律的核心。

随着对重大革命题材管理加强，在影视行业市场化的浪潮中，“伟人剧”逐渐边缘化，淡出普通人视线之外。

这种“内循环”逐渐让主旋律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作为一种面向观众卖票的文化消费产品，主旋律电影面临的压力更大，不能每一部都下红头文件让企事业单位包场吧？

所以主旋律电影变革更早。

早在韩三平主事中影时期，《建国大业》开创了“众星拱月”的创作方式，此后更是如法炮制出《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电影。

而在民企这边，博纳影业通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影片，创造了新主流大片的新模式。

《建国大业》票房4.16亿，位列2009年度票房排行榜第3，《建党伟业》票房4.07亿，位列2011年度票房排行榜第4。

而到了2017年的《建军大业》，4.69亿的票房已经排到了第40名，第一名的《战狼2》票房高达56.84亿，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真正对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产生刺激作用的是《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国家队和民营公司的一次通力合作，基本调动了过去几年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新生代导演，并且让陈凯歌来坐镇。

在电影领域，主旋律创作逐渐走向了平民视角、现实题材、类型创作。

2019年献礼片《决胜时刻》票房1.24亿，表现平平，重大革命题材依然没能突围。

反观2019年献礼剧，除了一部《外交风云》，着实相形见绌。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中，《我和我的祖国》真正意义上唱响了主旋律，票房口碑双赢。

这也是献礼片第一次挤进了电影市场的中心地位。

其后的《我和我的家乡》如法炮制，依然大卖。

2021年这个系列又迎来了《我和我的父辈》，将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合导演。

也正是从2020年开始，主管部门对于主旋律剧的定位发生重大改变。

主旋律不仅要拍，而且要争夺文化消费市场的“文化领导权”。

于是，指定题材、指定班底、指定开播日期成为新一轮献礼剧的重要特征。

起初，总局策划了三个重要选题，分别是扶贫剧《闽宁镇》（后改名《山海情》），由孔笙领头的正午阳光制作；重大革命题材剧《光荣与梦想》，由刘江导演挑重担；人物传记剧《功勋》，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

可以说，国产剧最有创造力的人才，都在其中。

随后，相关主题创作又不断加码，基本上过去几年有过重要作品的导演、编剧都勇挑重担，领了各自的任务。

其中的核心作品是进入总局“理想照耀中国”主题展播的21部剧。

于是，我们看到主旋律剧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嬗变。

这一现象的表象，是市场型创作者都来拍主旋律，更深层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要重新争夺在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领导权”。

从传播学来讲，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宣传策略。

3、“伟人戏”有哪些新特点？

回到开篇的《觉醒年代》。

侯京健饰演的青年毛泽东，以“跑男”的形象步入该剧的历史画卷中。

毛泽东在雨中跑步穿过长沙街头，浑身淋着雨，却把怀中的几本《青年杂志》紧紧护住。

雨中长沙街头呈现出的众生相，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整个画面又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隐喻。

矫健而沉稳的身姿，非常符合年轻观众对于“毛教员”（这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年轻网友对于毛泽东的一种昵称，亲切、平和而不失敬意）的想象。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观众将看到多个版本的“毛教员”：唐国强、侯京健、佟瑞欣、王仁君、王雷、保剑锋、李易峰等，周恩来的扮演者有刘劲、孙维民、黄晓明、夏德俊、许文广；李大钊有张桐、张颂文、汪涵、董勇、成泰燊、李晨等样板，陈独秀的“特型”演员有于和伟、秦昊、刘威、王志飞、陈坤等。

与“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剧相匹配，是特型演员的广泛使用。

近年来，随着主旋律创作逐渐商业化，与计划经济时代匹配的“特型演员”体系和市场经济下的“明星制”产生了一些的矛盾，这在电影选角中更为突出。

比如，《建军大业》集“流量”之大成，却引发不少争议，其中叶挺后人叶大鹰更是在微博公开对电影选角叫板。

西方影视工业是如何解决“特型演员”和“明星制”的矛盾？

那就通过化妆达到“形似”，通过表演达到“神似”。

比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在《铁娘子》中塑造的撒切尔夫人，丹尼尔·戴-刘易斯在《林肯》中饰演林肯，加里·奥德曼在《至暗时刻》中扮演丘吉尔。

其实，西方的“伟人戏”放在传记片的类型中，它的创作自由度和表达空间与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剧有不少区别。

传记片所能赋予的人物丰富性和戏剧张力是可以吸引到大牌明星的，而中国的“领袖戏”更多倾向于在“像”的基础上完成固定的表达。

但在2021年的献礼片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革命者》《望道》这样典型的传记片，而《1921》《开国将帅授勋1955》也有传记片的影子。

其中，《革命者》的的选角——张颂文、秦昊，一直以来是以文艺片见长，他们能给“重大革命题材”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除了传记片，2021年的“伟人戏”还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挖掘党史上一些“隐秘的角落”。

比如，新文化运动先驱、党的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等。

其二，重视党史和当下的关联，运用一些新的表现手段。

比如，《觉醒时代》中用蒙太奇表现陈乔年、陈延年壮烈牺牲时的对镜回望，让不少年轻观众潸然泪下。

而《大浪淘沙：启航》则使用了双时空结构，通过一位对人生有困惑的当代青年制作党史视频来会通古今。

其三，把“重大革命”题材融入到在100年的风雨历程中，从整体上来把握党史，不再割裂伟人与普通人角色。

比如，旨在描绘“建党百年恢弘画卷”的《百炼成钢》就是这样的作品。

最后要提一部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这也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活动的主题。

该剧虽然不属于严谨意义上的“重大革命题材”，但却在精神气质上反映了以上三个新特点。

《理想照耀中国》秉承“小切口、大情怀、正能量、青春态”的特质，25分钟一集，共讲述40个故事。

该剧将100年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这是从整体上把握党史的一种叙事。

其中“革命时期”与“重大革命题材”讲述的故事比较接近，挖掘了陈望道、王会悟、施洋、蒋先云、陈毅安、熊大缜等革命先辈的动人故事；而影片采用25分钟一集的单元故事模式，更接近当下短视频的传播逻辑，是一种注重与当下互动的形式创新。

对于主旋律的传播而言，“复杂的思想”和“朴素的情感”一样重要。

优秀的作品，首先要唤起观众“朴素的情感”，然后才能传达与感知到背后“复杂的思想”。

这是《觉醒年代》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希望2021年“《觉醒年代》的续集们”也有类似的效果。

文/杨文山

毛泽东的出场竟然是两分钟的奔跑。

在央视一套播出重大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以“跑男”的形象步入该剧的历史画卷中。

在这两分钟中，毛泽东在雨中跑步穿过长沙街头，浑身淋着雨，却把怀中的几本《青年杂志》紧紧护住。

矫健而沉稳的身姿，非常符合年轻观众对于“毛教员”（这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年轻网友对于毛泽东的一种昵称，亲切、平和而不失敬意）的想象。

雨中长沙街头呈现出的众生相，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整个画面又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隐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转场镜头，重点要讲的是《青年杂志》出版以后，对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剧情会直接打上字幕：长沙，然后是人物在谈话，《觉醒年代》这种写意的表达在同类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不得不说，这两分钟的“奔跑”，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能够将今天的观众拉回到历史情境中，并且更加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

这是艺术表现手法所独有的魔力。

也因此，尽管这段戏不长，却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觉醒年代》中扮演毛泽东的是青年演员侯京健。

在过去的10年中，侯京健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但比起唐国强和王霙，侯京健这个名字显然还不够出圈。

1、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双雄”世界上本没有“特型”，演得多了，就成了特型演员。

在世的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王霙与唐国强最有名望。

王霙从1991的电影《开天辟地》开始，演了30年毛泽东，唐国强从1996年电影《长征》开始，也当了25年特型演员。

作为一个严肃的类型，演员与角色过于离谱的年龄差，显然是重大革命历史剧所排斥的。

《开天辟地》因而，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在不断迭代中。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献礼剧展播年”。

作为标配，“伟人剧”在献礼剧占据很大比重，2021也成为毛泽东特型演员“八仙过海”的一年。

从作品体量来看，侯京健与王仁君毫无疑问是青年毛泽东的首选。

2009年，侯京健参演了电视剧《铁肩担道义》，首次扮演毛泽东，这是一部李大钊的传记剧，发挥空间有限。

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由他主演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献礼剧《毛泽东》。

在该剧中，侯京健与唐国强一起，完成了青年毛泽东、中年毛泽东的接力。

相比之下，王仁君就属于“后起之秀”了。

2019年，他在电影《古田军号》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

事实上，在此之前，王仁君也与“伟人剧”有渊源，他在电视剧《毛泽东》中客串了光绪帝，在电视剧《中国1921》中扮演萧子升。

王仁君和唐国强相似，在扮演毛泽东之前，戏路很宽，已经有不少作品——当然，作品的经典性不可相提并论。

近年来，王仁君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军师联盟》中的曹植。

除了《古田军号》，在今年最重磅的献礼片《1921》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合作演员还有黄轩、倪妮、刘昊然、王俊凯等。

相比起电视剧，电影在选角上就要在“特型演员”与“明星制”中做到平衡。

在《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中，刘烨扮演了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种策略之下的选择。

然而，已经43岁的刘烨再扮演青年毛泽东，显然说服力不足，于是新人就出头了。

侯京健与王仁君的“江湖地位”，也表现在一个“同题竞争”上。

电视剧《红船》由总台央视出品，王仁君主演；而电影《红船：开天辟地》由中央党校与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侯京健主演。

2、唐国强为什么难以超越？

中生代演员两头占，同一个角色，既可以演青年，也可以演中年。

但不管是黄海冰还是保剑锋，两人在特型演员路上都不够深扎。

当市场“需求量”大时，他们就演一把毛主席。

佟瑞欣是近年来新杀出来的一位中年毛泽东特型演员。

在2016年，他一下子在电影《难忘的岁月》《遵义会议》《勇士》，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中四次扮演毛泽东。

《长征大会师》在总局牵头的重大题材剧《光荣与梦想》中，青年毛泽东由侯京健扮演，而中年毛泽东则花落佟瑞欣。

那么，为什么不像8年前的《毛泽东》，使用侯京健+唐国强的搭配呢？

因为唐国强很忙。

近期，唐国强除了当总导演，自导自演了献礼片《开国将帅授勋1955》之外，还有《跨过鸭绿江》《大决战》《香山叶正红》《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四部剧。

其中，不少项目都是疫情之后开工的，唐国强显然分身乏术。

每一个重大献礼节点，都会新出一两位毛泽东特型演员。

比如，在建党90周年的2011年，是黄海冰（《开天辟地》）与谷智鑫（《中国1921》，谷智鑫之前也演过红色偶像剧《恰同学少年》）。

今年则是王雷。

在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百炼成钢》中，他起用了合作过很多次的演员王雷扮演了毛泽东一角，这是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的新面孔。

让我们回到开篇，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管如何迭代，新出现的特型演员都没有唐国强那样的国民认知度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只是唐国强演员道路的一次拓展。

在扮演毛泽东之前，他已经留下不少传世角色，其中尤以诸葛亮、雍正两个角色最为经典。

第二，唐国强得到了“重大革命历史剧”高手王朝柱的认可，由他编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太行山上》《换了人间》等剧，都由唐国强主演。

而这些剧，基本上都上过央一。

在王朝柱与唐国强合作早期，央视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播出平台，这也增强了唐国强作为毛泽东特型演员的民间认可度。

第三，长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剧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

一般拍了也就拍了，播了也就播了，这种“内循环”逐渐让主旋律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从2020年开始，官方对于主旋律剧的定位变了。

主旋律不仅要拍，而且要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

在《在一起》《石头开花》《山海情》等剧中，我们开始看到主旋律剧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嬗变。

这一现象的表象，是市场型创作者都来拍主旋律，更深层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要重新争夺在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领导权”。

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主流的声音。

这种声音，不仅是上面在“对牛弹琴”，更要的是被下面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

从传播学来讲，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宣传策略。

或许这样，大银幕和小荧屏上的“毛教员”会更加鲜活，而特型演员这条路也更有了奔头。

文/杨文山

“民国的故事不只是军阀阔太，才子佳人的酒肉池林，更是那些撕裂黑暗的熊熊焰火。

” ——题记 百年前的中国，地裂权分，民不聊生。

正应了葛树贵那句“我们穷人生来就是等死的命。

”活着，成了无比高尚的代名词，活着，成了崇高的信仰，但，活着，却不如死。

蝼蚁之名，算不上“命”，只是命运的蹂躏之物罢了，在肮脏的世道里喘着粗气，长着烂疮，流着污脓，散着恶臭，咒骂老天无眼。

血雨腥风，乌烟瘴气，乱臣贼子，国败军糜，有钱的买命，没钱的等死。

“闹市砍头”成了人们热衷的特色节目，瞪大双眼，惊喜又恐惧，期待那砍刀挥下，顷刻，人群蜂拥，抢人血，蘸馒头，民间“妙方”。

麻木，腐朽，枉为人的思想受到追捧，不为别的只为两字——活着。

一条贱命赖活着总比死了被人抢血喝来的体面，所以，人人猜忌，各怀鬼胎，眼巴巴盼着别人死。

向阳而生，又何惧长夜?即便是挡住了太阳，也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总有人从风雨中踏着泥泞而来，带着曙光，沾满希望，在黑夜里，在枪声中，他陈独秀看见了…仲甫先生带着“德先生”和“赛先生”赴上这残破的国土，为中国灌输一股清流，探索之旅由此揭开序幕。

放眼如今，百年后的中国，脱胎换骨，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让老百姓都吃上了热腾腾的大米饭，万千学子发出朗朗的读书声，如同一曲高歌，歌颂着中国的希望。

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醒了。

东方古国，泱泱华夏，正迈着阔步走向世界前列发出时代最强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百年前，丧权辱国的笔笔条约，因为落后，所以挨打，百年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讲话，因为这里是中国。

来时少年身，归去英雄魂，冷剑落龙华，热血绽桃花。

一身正气赴法追求理想的少年，国难当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跪，以捍尊严。

在没有炬火的黑暗里，以血肉之躯熔铸光亮化为热火，燃烧自己也灼伤了乱党，谦谦君子，傲然屹立，用骨气画下恢宏的一笔。

对小家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悲痛，但对大国而言却是硬挺挺的脊梁！

一阵晚风吹过延乔路，车水马龙，霓虹灯闪，是否在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两兄弟仍守护于此，保一方太平？

乔年啃着刚买的包子嘟哝着馅料太少，延年在一旁认真钻研新一期的杂志埋怨鸣笛太吵......延乔路短相连于繁华大道，尽头便是烟火人间，尽头便是他们奢望的未来… 一条路铺不完你们的艰难岁月，一段话描不出你们的万分风骨。

初踏此路，不明世故，再踏此路，感慨由衷。

只愿朝阳永洒国土，不忘英雄鲜血满地。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以凡人之力，书写传奇。

因为你爱人人，所以人人都更爱你。

身难存，魂永驻！

我庆幸自己活在了一个和平的年代，没有身处枪林弹雨，没有炮轰连天，没有尸横遍野，没有傀儡乱世。

我脚下的土地是让我每夜能安心入眠的保障，当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我就知道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正保护着我。

每一缕空气，每一粒米饭，每一口干净的水，都是曾经的他们所幻想而又不可及的，身负使命，为国为民，位卑未敢忘忧国。

最先在黑夜之中惊醒，带着光芒照亮人间路，却又带着热忱的心最先离去。

晦涩难懂的理论，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他们毕生追求，是知识，是理想，是信念，是生命！

历史书上短短几句，绘尽一生，白纸黑字，沁满希望和光明。

没有人可以百毒不侵，但是热血却能融化恐惧，没有人是生来勇者，但责任催促上阵。

若不是先生们以死卫国，我等又何能长存于世？

“我相信，一百年后的中国，它定会证实我今天的观点！

”守常先生，百年后的中国，我替您看了，山河雄伟，科技腾越，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而今盛世，如您所愿！

余光中先生有言“下次路过时，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河流滚滚向东，民族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

”其实，我是见过先生们的，在昏昏欲睡的课堂上，在熬夜备考的黑夜里，在，在和风细雨的春日里，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好意外会收获到这么多人喜欢！

听说俺的文章还被当做常州高级中学的新生暑假作业了！！

真的非常非常激动啊！！！！

对嘞，知乎上我也发布啦，大家不用担心哈，那也是我。

大家可以搬运部分内容哈～全文搬运的话需要备注一下！

）ps:哔哩哔哩up主“大概是王大可吧”剪辑了《觉醒年代》版本的《海底》，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的填词！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位up主啊！！！

她超级优秀！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

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

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

”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

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

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

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

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

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

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

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

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

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

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

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

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

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

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

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

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

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

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

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它让我看到了我们的前辈如何艰难地探索救国之路这剧的剧本非常扎实很久没看到这么认真尊重观众智商的剧了演员们演技在线上8分是没问题的豆瓣9.1分我认为是高了些的原因如下第一这部觉醒年代觉醒的是知识分子这样的精英阶层斗争手段还是局限于学生游行等真正的觉醒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的觉醒更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的觉醒剧里只有极少数的描写觉醒得还不够彻底有些事没有讲清楚。

促使五四运动爆发，鼓动学生爱国上街头号功臣是《京报》邵飘萍

邵飘萍鼓动学生爱国上街。

后被杀害但是看过剧的对他还有印象吗？

而且历次思想论辩，在本片中没有一处深入地呈现，都是像历史教科书一样浅尝辄止。

缺乏深度第二有点挟带私货比如谈到华服之美是由辜洪铭代言我当时听得一脸懵什么时候清朝服装能代表华服了？

当年满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强逼汉人剃发易服，因此杀得血流成河古代《孝经》这样记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可见古代将头发当作了孝顺的根本，在古代，除了对头发的必要修理，随便剃发的行为要受到极重的处罚。

这样严重摧毁我们汉文化的野蛮政策却被辜鸿铭认为是我们汉族的文化那根满清奴文化的辫子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下面的观众还一起鼓掌

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好象对这段进行了删改把清装说成是华服之美删除了剧作肆意歪曲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都有特殊贡献的黄侃先生。

学术界对黄侃的定位是：黄侃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

黄侃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在经学、文选学、文学、哲学各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向为学界所推重。

而你剧中有关黄侃的情节颇叫人质疑，胡编乱造也太随意了。

至于剧中虚构反派人物张丰载被写成黄侃的学生，更是无稽之谈。

至于文白之争

我真的不觉得那句“干不了，谢谢”能强过“才疏学浅，恐难胜命，不堪从命”所表达的意思很明显，文言文所表达的意境强太多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居心何在？

第三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他是很想结交北大的青年才俊可是我记他当时并不被这些人接纳剧里表现得好象所有人都认可他似的似乎与史实不符蔡元培除了剧中所展现的一面

他还是力主清党的人至少对这个 人物的展现不全面第四这剧里人物众多但是大多让我印象不深刻真正好的群像剧各个人物，哪怕是小人物都应该很鲜活这剧还是差了一口气所以我认为10分可以得8分但是不值得9分

作为今年最具话题度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高口碑、高收视率显然不能只用“献礼”两个字加以解释，其火爆的原因反倒在于放下了献礼剧的身段，用近乎谄媚的态度去投合当代人的兴趣取向。

除了个别不能褪下光环的特殊人物，《觉醒年代》几乎是根据当代人的口味与前理解重新塑造了一批历史人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根据生活逻辑在还原历史，但其实电视剧所呈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其中不乏扭曲与误读。

这也源自制作团队摸准了这个时代观众的脉，高大全、伟光正的人物，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情节在娱乐至死的大背景下注定没有市场。

今天的观众想看的是段子，是金句，是微视频、是表情包，是贴近生活的宝藏男，是轻松惬意的小故事。

而这些，在《觉醒年代》里几乎应有尽有。

观众可以看到陈独秀外出吃饭不带钱被儿子刁难，可以看到胡适反复强调妻子定下的“家规”，可以看到蔡元培光着脚在家里大声唱戏，可以看到鲁迅在《新青年》的编务会吃着茴香豆，甚至那个年代的先生们也会像当代人一样，不时地出去约个涮羊肉。

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确乎是将历史人物从教科书里请了出来，但走出了教科书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是被请到了饭桌上，我们以为这些不再满嘴口号的教授先生被赋予了人性，可事实却是，人性真的那么简单吗？

人性只是同事间父子间忽远忽近，夫妻间相知相伴，同事间互相扯皮？

人性不是一方书案便是一个饭碗？

至少，人性不该脱离时代，真实的人性，反映的是人与时代的二律背反。

所谓“觉醒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满是枪炮和饿殍的时代，是一个激荡与惨痛并存的时代，人活在那样的时代不可能不被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体现于重大关头的命运选择，也可以体现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从前者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艰难，从后者中则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人的艰难。

但是这种艰难作为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底色却在《觉醒年代》中被毫无保留的抽空了。

剧中有这么两段。

其一是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经历汪孟邹创办《新青年》遇上了资金问题，陈独秀便叫汪孟邹请来了他两个有钱的朋友，以每幅二百大洋的高价卖出了自创的苦体字，并对两个朋友说以后每月都要买一幅，两个朋友欣然答应。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艰难这里不必细说，光是寻找金主的过程就是几经周折，如果陈独秀有本事拿自己的字换来上千大洋，那么《新青年》的问世时间恐怕要提前不少。

《觉醒年代》给人的感觉却是陈独秀云淡风轻地就帮《新青年》度过了危机，世人对文人的本事常有夸大，可文人求爷爷告奶奶时的苦楚却也因此被漠视了。

同样的还有李大钊。

李大钊自日本回国任北京《晨钟报》主编，路上遇到了长辛店的工人葛树贵及其妻子，李大钊欲慷慨解囊，结果苦于无钱，就把葛树贵带到了当铺，当了自己的衣服皮鞋，结果钱还是不够，又把葛树贵带到了报社编辑部，提前预支了自己的工资，而后又将自己的衣服皮鞋赎了回来。

先不论剧中人能提前预支工资，为什么还要到当铺走这一遭，几十大洋，随手就能预支得到，李大钊这个早稻田大学的肄业生果真是赶上了时代红利。

可历史上的陈独秀、李大钊并不是活在一个有红利的时代，他们各自不愁吃穿是进入北大做了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之后的事，且在那期间，二人也亲身参与过面向教育部的讨薪。

但《觉醒年代》让人感觉好像在那个时代搅弄风云的知识分子都不缺钱，薪水高倒是事实，但如鲁迅一般多收入的先生还要在日记里算算小帐，只因钱既不能安稳地赚，也难安稳地花。

先生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学生。

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开场本来是工厂苦力，没过多久变成了街边报童，卖着《新青年》，没过多久又变成了《新青年》编务，在今天完全可以算作白领阶层，生活改变得就是如此轻松。

而以长沙教员为代表赴京筹备留法事宜的青年学生，经过多少次门路不通，捱过多少饿，受过多少冻，电视剧更是只字不提，教员出场一身干净白袍，看样子也没吃过多少苦。

这是剧中隐去的个人之难。

若说时代之难，在剧中不是被隐去，而是大量缺席。

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旁白和漫画就会占据荧幕。

在讲到五四运动之时，中学历史教材里的字句更是在人的耳畔萦绕，火烧赵家楼这些标志性的事件也只是存在于学生们事后的回顾，既说觉醒，为什么不直接表现这些？

资金不够？

场外因素？

还是其他？

原因难说，但因为少了历史上确存的暴力和流血，电视剧的整体风格却是更加浪漫写意了。

从观众的口味来看，学生暴动当然不够好看，还不如把时间交给陈延年和剧中女友，让他们在军警的枪托下抱一抱，刺激那些爱嗑CP的观众贡献点弹幕。

素材的选择往往间接表明了电视剧的制作本位。

不能说《觉醒年代》完全以流量为本位，但流量绝对是全剧的重要关照对象。

想要流量，就不能太沉重，因为当代人追求着安逸，想要流量，也不能太深刻，因为当代人习惯了肤浅。

可那个“觉醒年代”终究不是安逸的，活在那个“觉醒年代”的人也终究不是肤浅的，他们的沉重与深刻业已化作文本跃然纸上。

《觉醒年代》则是将这些文本局部地抽离出来，比如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演讲，李大钊《庶民的胜利》，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甚至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在电视剧里被情境化。

问题在于这些文本中终有些东西是不便情境化的，需要人耐心咀嚼，电视剧便将这些一刀割下，把局部当作整体，而最后被割得变质的不只是文本，更是文本所代表的历史。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

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是以，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可以是赞颂，可以是娱乐，可以是质疑，也可以是批判，关键在于人心。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想看到什么样的历史都不过是在反映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些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以“觉醒”之名审判当下，所见的似只有昏沉。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

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

”陈答：“20年足矣！

”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罗责怪陈过于直白。

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

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

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

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

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

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

《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

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

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

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

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

逆党奸恶,人天共愤。

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

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

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

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

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

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

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

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

《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

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

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

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

”那呼声是多么雄壮。

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

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

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

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

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

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

”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

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

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

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

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

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

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

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

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

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

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

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

"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

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

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

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

"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

"”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

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

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

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

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

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

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

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

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

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

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

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

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

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

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

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

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

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

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

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

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

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只能算是不错的历史同人剧，虽然蕴含各种隐喻的镜头语言和配乐都属同类剧作佼佼，但塑造人物过于戏谑，失之轻浮。

演员方面张桐的表演风格自然天成，张晚意的陈延年令人眼前一亮。

我理解这部剧能博得高分的原因：导演将那个年代的激昂，热血，壮烈和生机勃勃呈现得很好。

设置的各种有趣的生活小场景消解了一般正剧的枯燥教条，配合时代大背景下无法阻挡前进的滚滚车轮，舒爽的观剧感颇能讨好大部分对历史不甚了解的观众。

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掩盖此剧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极其糟糕的缺陷。

葛树贵出场家暴妻子，却被称赞有骨气，令人诧异。

整整43集没有一个出彩的女性，她们是贤妻良母，是恋爱脑惹祸精，是被迫害等待拯救的羔羊，唯独不是觉醒者。

有重要贡献的蔡畅直接消失于这段历史，而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君曼永远在做家务，富有朝气的女学生心心念念的是她的情郎——编剧和导演视角下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里，女性并未觉醒，我很遗憾。

剧作水平大概倒退了三十年。

但是不妨碍《觉醒年代》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

尤其是像我这种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物不太了解的观众，看完本剧，能对在民国初期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了解。

不过，我其实是被鲁迅出场的镜头吸引才真正开始追这部剧的。

人血馒头的典故，只要是读过《药》的人，看完这段戏都会有切肤感受。

新文化运动在这种国民群体性麻木食用人血馒头的背景里显得尤其重要。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本剧被塑造出了一种文化人的天真和执着，要打倒旧文化，要提倡全员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而李大钊，则被赋予了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重任。

巴黎和会山东要被划给日本的时候，陈独秀发现不谈政治不行，想要在当时软弱的国民政府撑起的中华民国下谈解放思想基本是个空谈，新文化运动虽然意在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支持，这种解放思想毫无实际操作空间。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这部戏把一群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描写得很细致，这是我认为它值得一看的原因，而更有一些镜头剪辑手法走了一种快速蒙太奇切换，比如青年太祖出场的镜头，简直像一部隐喻极强的哑剧。

《走向共和》结局的时候是张勋复辟，而《觉醒年代》刚好和它做了衔接，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进入北大供职的时候，正好遭遇了张勋复辟。

本来它们大概可以一起成就中国近代历史剧的典范，但是《觉醒年代》显然远逊色于《走向共和》。

我对《走向共和》里有一个镜头印象非常深刻：李鸿章在不得不去签署马关条约之前，在家中慢条斯理的细嚼慢咽一只三黄鸡。

对比《觉醒年代》里中国几位外交官在巴黎和会现场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的愣头青表现，天壤之别。

《觉醒年代》剧本最大的问题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拍得过于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对话都是在作革命演讲，旁边有无数个摄像机录下来要作证据一样。

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激情澎拜，三十来岁的老师们激情澎湃，五十来岁的校长还是激情澎拜。

不过有一个角色脱离了这种千篇一律，辜鸿铭。

辜鸿铭的那篇《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简直全剧最佳。

“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留在心里。

”这部戏很多演员的表演都像在朗读，让人很出戏，但辜鸿铭没有，他简直就把一个精通八国外语但不肯剪辫子的清朝遗老形象活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

可惜他是一个戏份非常少的配角。

本剧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是配乐，动不动就宏大的音乐起，让人时时怀疑时不时剧作实力实在太差演员实在没办法好好演出水准，只好让音乐来填充这种剧作上的弱势。

但是无论如何，仅仅当作了解历史的剧来看，还是可以一看。

腾讯爱奇艺双平台播出，但是跟随央视的播放节奏，时时停播，所以迟迟没播完，想看可以一跟。

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