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

葛优和王俊凯在电影《刺猬》里饰演的角色，让人看着好心疼。

这是一部荒诞且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关注人本身并具有深层关怀的作品。

葛优饰演的王战团和王俊凯饰演的周正，都有着被社会认为“不正常”的痛点，却又彼此能共情、相互有关照，是一对很能激起我们内心感动的人物。

王战团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毕生都向往着大海，也曾一度为梦想而努力，但他的梦想和他整个人都不太被世人所理解，甚至成为大家眼中的“怪人”、“精神病人”。

尽管王战团一生都抱持着理想，但他却被现实生活给“卡住”，还被社会和家庭视为“病人”，被规训、被约束，只能挣扎着、隐忍着度过一生，整个人物其实很有悲剧色彩，令人心疼。

最动人的一幕，来自葛优的一场哭戏。

王战团的女儿海鸥出嫁那天，作为父母，他本该出现在送亲的队伍当中，但他自知腿脚不便，“识相”地躲了起来，和周正一起爬到了烟囱上。

也许在他人看来，他这种“躲”是一种“怪”，但当他点起一根烟、眼泪滑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他并不是一个“怪人”，而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试想想，他何尝不想送自己的女儿出嫁呢？

只是为了不给女儿丢脸，他才自觉地躲了起来。

他常常因为自己非同寻常的想法和举动，被误解为“异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纯粹的、善良的，结合他的追梦过程、情感往事以及他为身边亲人做出的细微关爱，其中流淌的悲苦，实在让人心疼。

葛优通过游刃有余的表演，将王战团这个人物的那份悲情色彩诠释得深入人心。

而王俊凯也用不俗的表现，演绎出了周正这个角色内心的成长隐痛。

周正因为有点口吃和内向而被认为是个“异类”，他在家庭之中没有得到正确的父母之爱，在学校被同学嘲讽甚至欺 凌，处于青春期的他难免变得有些敏感和叛逆，但他的内心仍然是一个纯真的少年。

他的成绩不佳，他的叛逆反抗，其实并非“异类”之举，但却因为这些因素而遭受着身心层面或直接或间接的伤害。

看着他那夹杂着倔强、委屈、畏惧等多重内心活动的眼神，结合着他的成长历程，实在也令人心疼。

周正之所以愿意和王战团做朋友，是因为只有王战团把他视为正常人来看待。

这也是后来周正向母亲诉说自己的内心世界时，特意强调的一点。

而他内心最大的隐痛，来自他那严厉的父亲。

我们可以从他父亲对待他的态度与方式上面荡漾出同情与思考，会心疼被父亲当着同学的面严厉呵斥的周正，会思考做父母的到底该怎样去爱自己的孩子。

当然，最后在阳台上的某种和解，也会让人生出欣慰与感动之情。

周正这个角色其实不太好演，他需要演员对该人物的内心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理解。

不得不说，王俊凯在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细腻而准确的表演。

无论在形象层面还是演技层面，都有进步与突破的惊喜。

一篇关于《刺猬》的repo 一般，不好看也不难看，葛优的演技很好，王俊凯也凑合。

总结归纳整个故事，就是王战团和周正的故事，王战团，一个别人口中的疯子，周正眼中的朋友，周正，从小结巴，在家里不被人看好，在学校被人欺负，王战团帮他维护尊严，他理解王战团，也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年少时父母庆幸他没有成为王战团，周正却认为他就是王战团，王战团是唯一把周正当为正常人，公平对待他的人，周正也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在最后他的母亲和他说 周正的妈妈说：“还好你没有成为王战团。

”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

”“那你能原谅我们么？

”妈妈哭着问。

周正答道：“我不原谅！

” 他想成为正常人，可身边的人却不允许也不认为他是正常人，回头想一想，他又怎样呢？

就因为结巴吗？

寻医求诊那段看的我真的好生气，迷信刺猬，而刺猬真的能治好他吗？

当然不能，那是迷信，那是所谓的药方。

周正成为了王战团，王战团其实就在他把自己照片抠下来，冲入水中的同时自我解脱了，他进入精神病院，只是为了让家人放心，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也不认为周正有病，他热爱大海，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相信自己去过太平洋，他相信他自己就是一名船长，他没有实现的梦，周正帮他实现了。

周正成功了，从别人不看好的眼光中走了出来，他不再遭受偏见与鄙夷，他成为了王战团，成为心中的自己。

从上影节期待到现在的《刺猬》终于来了，顾长卫所谓的“卡住”三部曲（开玩笑的），从《立春》，到《孔雀》再到《刺猬》，每一部值得细细品味。

顾长卫的电影与其他导演最大的区别是，他的影片经常呈现出一种厚重感，无论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他们所处的困境，明白困境当中的人们因何而被困住？

《立春》里的王彩玲，《孔雀》里的高卫红，再到《刺猬》里的王战团，那个时代的正常人，大家总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王战团一心想去的太平洋本身是一种理想，可在别人眼里生生化作了一种执念。

结巴小孩和顽固老头的组合，其实是那个时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

王战团不当周正是怪胎，在喝药的时候淡淡的来一句：“你没病”，尽管周正在之前曾像其他人一样说过他有病。

他们是忘年交，亲密得胜过父母，因为在他不被理解的行为中，只有你看到了他的闪光点

你只是成绩不好，你只是结巴腼腆，但是你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为什么要遭此对待。

这其中周正的父母免不了一顿毒打，但是影片结尾异常反套路，周正在参军回来之后不原谅父母，什么happy ending都是扯皮。

因为自己唯一的朋友，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王战团被世俗折磨的不成人样。

封建迷信，栽赃陷害，让一个本该清醒过完一生的人背负着死全家的骂名，“刺猬”的隐喻本身就是对封建迷信的蔑视，刺猬也从来不是什么白四爷，他只是王战团和周正的一个缩影罢了。

吃与不吃，王战团的腿自然会好，只是他被所在船的甲板上二十天后，那发型活脱脱的像个刺猬……

里面那个时代的人，虽然被约定俗成的规则裹挟着，但是人物不是扁平化的，对于周正的爸妈，亲戚大嫂二嫂，无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最直观的体现罢了。

其实王战团从来不是什么傻子，人情世故，察言观色，只不过向往大海却被说成罪人，只不过还好自由却被说成疯子，但他对女儿，对朋友，对亲人，始终是忠贞不渝的，是拔刀相助的。

可他的命运却不如周正那般好。

被困在精神病医院当作傻子一样治疗，死去儿子的烟近在眼前却想抓也抓不住，只能想往事一样，随风飘散，不知去向。

时代的车轮碾碎了谁从来不会停下看看，你的人生是否是悲剧也无关紧要。

周正的人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王战团，他想象中的样子，能够横跨太平洋大西洋，看见触手可碰的海洋海鸥，这一辈子的王战团可不少和水打交道，可最后只落下了个遗憾田地……那个时代的正常人，都是王战团，只不过，他们的命各不相同罢了，都是被命运卡住的可怜人儿，而谁能够挣脱束缚，就是另外的周正了……

王战团是一阵风，一阵追逐浪花的海风。

周正是一艘船，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船。

别想困住风，别想在陆地上行船，风吹帆动船入水，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如果舍不得，记得祝福，而不是禁锢，生命只有在自由中才是他自己，罐子里的风叫空气，地上行船，只能损耗到成为废铁。

主角之外，还有鲜活生动的一大家子，刘葳蕤和耿乐演得真好，总想着捏娃娃的一对夫妇，还好有王战团，成为周正密不透风的生活里的一道缝隙，换来他的片刻呼吸，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坐上绿皮火车，逃离。

大姑的爱困守着王战团和她自己，不再执着，方得解脱。

奔跑吧，像风一样自由，像自己一样活着。

《仙症》讲述了主人公“我”的大姑父王战团如何与疯病斗争的故事，顾长卫导演执导的电影《刺猬》就脱胎于这个小说。

《仙症》刻画了一个文学史上的新形象，不同于堂吉诃德、孔乙己、骆驼祥子、祥林嫂、套中人、范进等人物，但在精神上又有延伸的当代形象。

很多时候，读者会代入作家塑造的人物，就会产生自怜自哀或辱骂作者的情况，其实作家本人也未必认可这些人物，只是陈述观察现实所得，加以典型处理。

就拿孔乙己来说，鲁迅从叙事者酒保（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对穿长衫的儒学士人（不愿劳动只想考科举做官的读书人）进行批判。

还有骆驼祥子，老舍写作的初衷是为了批判“个人主义没落鬼”，宣扬每个人要与时代浪潮和集体家国共进退，祥子的悲惨结局是为了让观众不去学习祥子。

而今互联网上，很多人自嘲是孔乙己或骆驼祥子，不知道鲁迅和老舍先生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与上述一样，《仙症》中的王战团，也是一个需要间离分析的人物。

王战团，年轻时在部队当兵，躲掉了下乡，没躲过运动。

运动闹得厉害，部队分成A和B两派。

现实中，王战团不愿意站队，两派中间和稀泥，谁也不得罪。

但是睡梦中，王战团说梦话把A和B大骂一遍，说A两面三刀，说B阴险小人。

最终，两派休战，一起批斗王战团，说他是大叛徒，要接受大海的审判。

关禁闭，王战团三天三夜没合眼。

从此，王战团落下病根，梦里说的话都是真话，现实中疯疯癫癫。

王战团的妻子，也就是“我”大姑，为了治好王战团，从拜大仙刺猬，到拜上帝，到拜佛陀，找偏方，求道士做法，都没能治好王战团。

再说说“我”，天生严重口吃，被同学嘲笑霸凌，自闭抑郁，父母寻医问药，一顿折磨，也没能治好我的口吃，我厌学，以死相逼，不想再度治疗，坚持做了三个月的哑巴。

父母觉得我中了邪，请道士做法，当着刺猬白大仙，道士拿木剑砍我，逼我认罪，我口吐鲜血大喊大叫，从此之后，我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

小说中有各种隐喻。

王战团曾跟“我”说过一句梦话：“人一辈子就是顺杆儿爬，爬到顶，就是尖儿，我卡在节骨眼儿了，都是灰。

你得爬上去。

”仔细看完故事，会发现王战团一生遇到很多事，都是被动的，被浪潮裹挟，被规则规定，被排名困扰，被世俗锁定，外界扰乱了他，他自己则什么都不敢做，都是心里想想，当梦话说了，嘴里不干不净，这咋能不疯呢。

尼采写《偶像的黄昏》首句：“懒惰是一切心理学的开端。

难道心理学是一种恶习？

”当我们被外在现实影响，内心动摇彷徨，自责内疚。

尼采则告诉我们：回击！

用意志指导你的行动，回击现实！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心理学的自我分析和疗愈，循环内耗，复盘伤痛，归因过往，咀嚼记忆，则是把自己包裹在懒惰之中。

对待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的回击。

曾经，王战团身处在A和B两派的批斗之中，当运动结束，A又说，王战团其实是个好人。

A听说他病了，就托人照顾他，帮帮忙。

现实的虚伪和荒谬就在于此。

因为每个人身后利益不同，说起话来，只向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利于自己的就肆意谩骂，来证明自己的尊严，凸显自己的优越。

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直指中国人缺少的人格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假如陈寅恪面对时代动荡和生死之变，无法立其心，勤其行，恐怕也会与王战团同病相怜。

为什么有些人遇到点或大或小的事情，就觉得人生从此卡住了呢？

败了，很沮丧，卡住了。

胜了，很自得，也卡住了。

卡住我们的，是究竟是现实？

还是思想？

如果肉体受困，精神却原地打转，首尾盘旋，那就是精神自己困住了自己。

肉体之困是小，精神之困是大。

害怕讨论，害怕丢面，害怕否定，害怕承认，害怕闲话，害怕批评，害怕异见，党同伐异，都是精神孱弱的表现。

精神，驱使肉体做出行动，对不满意的现实做出反击，改造现实世界，使之更好，才可以称得上崇高的精神，此之谓意志。

意志本身是一种行动力，不断偏离、不断出走、不断漫游、不断否定。

敢于破坏，才有生命活力。

无论在异化物化的商品世界，还是在人与人利益争斗的世界，有了自由意志，缺陷的肉体才无惧任何未知的可能。

就像《刺猬》中的白大仙刺猬，浑身是刺，任尔东西南北的仙症，我也一剑下去，一口鲜血：让你卡！

让你卡！

还卡不卡！

还卡不卡！

《刺猬》真的好难看，原著《仙症》妙笔生花，情节散文不散，结尾最后一句话升华，当初看完不禁赞叹郑执已然进化。

而顾长卫导演的《刺猬》走了最失败的一条路，复刻情节却未能聚拢成团，就像王战团抓不住的“气”，转瞬即逝。

而电影已然面目全非。

“中国第一摄影师”看来不具备导演思维，更在晚年丧失了艺术天赋，画笔生锈、思维固化，完全没有仙气儿，卡在了属于他的年代里，腐朽而陈旧。

按理而言，当前仍在探讨如《刺猬》般触及中国人家庭伤痛及新旧观念转换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已非时髦之选。

众多导演纷纷转向商业化的表达方式，诸如与顾长卫同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等，他们各有路径，有的紧跟国家项目，有的则在商业化道路上追随资本与年轻人的喜好。

顾长卫导演却依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聚焦于旧观念向新观念解放过程中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此类导演实属罕见。

占有欲：你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刺猬》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年，我观看了电影《姥姥的外孙》，观影后整个国庆期间，我都深受触动，决心效仿片中的姥姥，对周遭事物进行保持犀利。

这甚至促使我与家人就一些平日里会选择隐忍的事情进行了交流，尽管结果并未尽如人意，但我认为仍有所推进。

当时，我疑惑为何中国导演无人拍摄类似《姥姥的外孙》的作品，并在电影日记中批评了王小帅在《闯入者》和《地久天长》中过度追求西方家庭自由观念的做法。

直至看到顾长卫的《刺猬》，我才意识到，在社会意义上能与《姥姥的外孙》相媲美的，便是《刺猬》。

1. 海上寻太平洋今天是2024年10月10日，我欲通过这篇电影日记记录的电影是《刺猬》。

刚刚观影完毕，初看时，在前十几分钟里，我颇感困惑，不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回想起《孔雀》问世时，我尚在大学，对其传达的深意并无明确感受，仅对其中著名的片段及镜头运用有所了解。

毕竟，顾长卫曾是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故在我眼中，他算是一位新晋导演。

当然，他早已凭借《孔雀》一举成名。

2024年首次观看《刺猬》时，我对顾长卫导演并无太多期待，初看时仅将其当作喜剧，欣赏剧中人物的啼笑皆非。

影片中，一个男人在妻子怀孕后，欲追求职业上的自由，想去海上寻找太平洋，却遭遇重重阻碍，直接被关了2个月，霜打的茄子蔫了，最终在职场上被迫放弃自我。

观影过程中，有一段情节让我与家人隐约感到，葛优饰演的角色仿佛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个人，既熟悉又难以确切指认。

影片中间穿插了一首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经典流行歌曲的响起，让我潸然泪下。

此后长达半小时，我沉浸于强烈的情感压力中，未与家人交谈。

随着剧情逐渐明朗，我大致确定了影片所要讲述的故事——新旧观念转换过程中的不适应与上下求索，我们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却发现大洋彼岸的绝对自由并非完美，归来后又转而求助于迷信，实则内心也非常彷徨。

影片中，王俊凯饰演的角色应是外甥，他在父亲为给班主任的女儿表示关心他学习而殴打他时，他自己也焦急万分，甚至尝试喝中药，对自己是否有问题感到困惑。

王俊凯与他的姑父，共同代表了国人在新旧观念冲突中的挣扎与犹豫。

我们究竟应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坚守自己的原生生活方式？

这种冲突与挣扎异常强烈。

2. 外婆话语中和解若仅停留于此层面，或许尚可。

然而，真正触动我内心的是影片后半部分。

我突然发现，前半部分所呈现的内容仅是表层，直至后半部分，我们才真正领悟到影片的深层含义，与《姥姥的外孙》相似，它探讨了东亚式的家庭观念，即在尊重大家意愿的同时，需要在缝隙里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影片结尾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王俊凯饰演的角色选择妥协，好好高考，离开这个不适合他的地方。

其外婆的话语揭示了全片的主题：“上大学赶紧走，能走多远走多远，别回来，这地方不值得你留恋。

”影片并无太多需要解读的隐喻部分，但巧合的是，我正在听弗洛伊德全集的电子读物，已听完约34%，其中关于青少年的部分与《刺猬》的故事有所呼应。

这些隐喻部分或许融入了导演的私货，也可能在原著小说的人物设定中提供了论据。

总之，我对此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这篇电影日记是在我阅读弗洛伊德书籍未完、理解尚显肤浅的状态下写成的。

3. 执念过后的空洞显然，一句流行语道出了真谛：这个世界其实全都是精神病，只不过大家生活都能自理，所以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句话颇有道理。

在王俊凯被父母带到心理医生面前之前，他也是选择逃离。

这实际上表明，他的父母也在尝试用这些方法帮助他，只是效果不佳，转而求助于白家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西式还是东方的方法，都在试图处理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如果你直接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疾病。

影片中，大环境里无人敢于承认自己的执念，反而最放下执念的两个人是姑父和外甥。

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念之深。

我们可以简单盘点一下这些执念。

例如，姑父葛优这个角色，在船上关了2个月时，他对工作的执念已彻底消失；回到电厂后，那封诀别信让他对初恋的执念也烟消云散。

当一个人放下所有执念时，他会进入一个无我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别人看来可能十分可怕，因为大家都有执念，而你却没有。

姑父在女儿的婚礼上爬到高处，镜头通过巧妙的调整，展现了他不想活的危机状态。

这就是人在放下执念后的表现。

这种状态确实令人恐惧，因为大家都有执念，而你却没有。

在此情境下，我们观察到葛优所饰演角色的妻子展现出了极大的隐忍与善良。

何以见得？

她所深爱的丈夫，看似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躯壳。

尽管他们育有子女，但家中似乎始终缺乏一种灵魂。

最终，问题的根源被揭示：原来这位丈夫在婚前曾有一段初恋。

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亦不乏其例，人们有时会发现自己所爱之人已失去灵魂，生活似乎失去了乐趣，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陪伴着你，却在某一天突然不再愿意继续这种陪伴。

这正是这些人的困境所在，他们对当下不满，却又不得不继续维持现状，这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执念。

4. 群体性高考压力谈及王俊凯所饰演的角色，他的执念首先在于克服口吃。

然而，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他面临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执念——高考。

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压力，甚至是精神病。

为了孩子的高考，人们不惜倾尽所有，甚至隐瞒离婚的事实，以至于整个人都变得阴阳怪气，难以真诚地表达情绪。

这对孩子而言无疑是一种考验，他们被迫面对精神异常的双亲，这同样是一种深深的执念。

这种执念与葛优所饰演角色试图放下初恋、回归家庭的群体力量相呼应，也如同家人强迫孩子参加高考一般强烈。

这两种执念之所以能让这两个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刺猬”。

尽管周围的人都试图保护他们、照顾他们，给予他们关爱，但所有人却给他们带来了伤害。

葛优所饰演的姑父与王俊凯所饰演的外甥，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年代的思维。

这也解释了为何顾长卫在当下这个看似不时髦的故事概念下，仍然坚持创作的原因。

他试图揭示当下时代的思维困境。

从《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的目标，许多隐性问题仍待探讨。

因此，顾长卫的作品在这一层面上更为深入。

5. 占有欲的病态化深入一层，我们不得不提及弗洛伊德的观点。

他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性欲。

尽管这一观点可能引发争议，但我们仍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研究中汲取一些启示。

他通过对癔症病例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占有欲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这种占有欲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被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欲望。

尽管我们可能认为亲情与爱情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共通性，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欲。

这种占有不仅体现在时间和金钱上，更体现在一种对他人进行占有和控制后，才能产生的满足感上，这非常畸形和恐怖。

在男女关系中，这种占有可能会发展出变态的行为来强化关系。

同样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能出现这种变态的行为。

这种关系显然是不健康的。

弗洛伊德将动物之间的占有欲与人类之间的占有欲相提并论，从而揭示了葛优和王俊凯所饰演角色在取向和观念上与主流的不同。

他们试图被主流校正和扭正，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产生了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许多东西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例如，缺少母亲的陪伴或父母的暴力行为可能会阻碍孩子的情感正常输出，从而在孩子心中设下一道防线。

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产生情感变异。

6. 葛优一支烟在此情境中，我观察到了两个尤为显著的阶段。

首先是葛优所饰演的角色，在其女儿怀孕之际，女儿大腿生疮，无法下楼梯，此时他的妻子递上了一支烟。

这一场景蕴含了一个深刻的隐喻，即男人对其异性子女——女儿，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身体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是男人自己所抗拒的。

我并非要评判这种反应的对错，而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许多人的心理疾病往往源于对这种情感的过度压抑，进而导致父女关系的极端化。

然而，在影片中，葛优所饰演的角色显然并未过度压抑自己对女儿的这种情感，他的父女关系处理得相对健康。

当这种情感产生时，他通过一支烟便将其控制与消解，展现了其内心的成熟与理智。

紧接着，影片中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危险镜头：葛优站在高处，目送女儿出嫁。

这标志着第一个环节的结束，即父亲开始切断与女儿之间那种基于相互占有的欲望。

随后，在儿子结婚之时，葛优选择了前往养老院。

这一行为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对于女性的占有权只能由一个男性来行使。

若家中出现两个男性，一个占有母亲，另一个占有妻子，当两人同时带着各自的伴侣出现在家中时，便可能产生异性间的错误占有误差，从而引发诸多问题。

因此，葛优所饰演的角色在儿子即将结婚之际，选择了离开家庭，前往精神病院。

他留下了一句话：“这个家是你的，留给你了，我走了。

”这句话不仅是对儿子的交代，更是对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家庭，放弃对家庭及家人的占有权的宣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理论来认识这些社会现象。

虽然这些理论在东方文化中是否适用尚待商榷，但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来剖析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

也许，我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是因为我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他的作品为我提供了一些解释的方向，虽然并非唯一解释，但至少为我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电影《刺猬》则以一种非常表征或隐晦的方式将情感抒发出来，这让我认为现在还有导演在创作这种类型的电影是有意义的。

“反封建的工作仍然没有结束”，这是老舍在与陆小雅等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交流时叮嘱的一句话。

对于下一代的年轻导演和文艺工作者来说，甚至对于2024年来说，这句话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电影《刺猬》的电影日记。

《刺猬》这个名字，很难让人不想到《孔雀》。

两部电影都以动物来命名，又都带有很强烈的符号意义，象征着的人物的命运。

同时，它们又都以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来描述社会的变迁，都带有几分黑色幽默。

就连人物上也有一定互文性，都是些不甘于命运却又活在命运里的小人物。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刺猬》可以说是顾长卫的回归初心之作。

不同的是，相比于《孔雀》的悲凉底色，《刺猬》多了一丝暖意。

是一种回归，更是一种超越。

其实顾长卫的电影大多都有一种悲凉底色。

《孔雀》《立春》《最爱》都是如此。

不管是梦想的破碎，还是爱情的破产，或者生命的终结，小人物总是在历史的背景下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本片原作《仙症》本就是悲凉的，以九十年代的东北为背景，郑执写下太多冰冷彻骨的故事。

这或许也是顾长卫最初想改编这个故事的原因之一。

不过电影最终呈现的结果却有所不同，在悲凉的底色上添上了一丝暖意。

用原作郑执的话来说：“它不是从情节上作变动，而是看完电影的内心感受。

”电影名字从原作的《仙症》改成了《刺猬》或许就暗含了这层意思。

刺猬，虽然浑身长满了刺，但其实它有着红彤彤、娇嫩、柔软的躯体。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的话，其实它的刺也没有想象中的坚硬。

说起来，北京小区也经常能够见到刺猬，我在我家楼下见过两次。

听说它们在这北京城内也活得挺好的，吃猫粮喝猫水，下次见到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最能体现这一点暖意的，或许是色彩的运用。

众所周知，顾长卫是摄影师出身，色彩是他创作的出发点。

《红高粱》中鲜艳如血的红色，《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阳光般炙热的橙黄色，《鬼子来了》具有历史感的黑白色，他与太多的导演共同为观众留下过难忘的色彩。

但对于他自己导演的作品，顾长卫更习惯内敛、不张扬的色彩，以灰色为主色调。

一方面这或许是就像他自己的个性一样，另一方面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内陆县城真实的生活底色。

《孔雀》多以灰、蓝色为主，看上去灰蒙蒙一片；《立春》则是黑、灰色为主色调，突出穷困的现状；《最爱》虽然有鲜艳的红棉袄，但大片背景依旧是灰色。

至于《刺猬》，电影的开头同样使用了大量不饱和的青灰色，昏暗的工厂，似乎永远不放晴的阴天，这是印象中九十年代东北该有的颜色。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绚丽而饱和的色彩慢慢变多，整体色调也变得明亮起来。

海军蓝、树影绿、鲜红的对联、灿烂的花团锦簇，故事中的两个主角，王战团朝着悲剧性的结局走去，周正却迎来了美好的未来。

电影中王战团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行为古怪，看似疯癫，却有独一份的清醒。

葛优把这个角色处理得很好，可以算是有了新的突破，这对于本来就已经臻入化境的葛优来说还挺可怕的。

该怎么说呢。

葛优过去几乎所有角色都有种精明的感觉，不管怎么看这个人都透着一股机灵劲儿，谁都别想忽悠他，估计赵本山的大忽悠来了也不行。

表面上，王战团这个精神病角色不适合葛优。

因为葛优实在太精了，不适合这种混沌、呆滞的疯子。

但是王战团本身又有充满智慧的一面，一种看透了太多的智慧。

凡事只问该不该，这种怎么样一种通透的人生观。

葛优以其精湛的表演传递出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或者说成大愚若智也行。

总之是游走在疯癫和智慧的边缘，你说他傻，人精着呢，你说他聪明吧，其实也挺蠢的。

王战团跑步去追死去的老友亡灵那场戏，一直奔跑不停下来的样子，一瞬间就想起了《阿甘正传》。

大洋彼岸的阿甘可以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如果王战团的生命中也有一个像阿甘母亲一般的角色，我们的王战团为什么就不能从东北沈阳的浑河一直游到太平洋呢？

远航汽笛已经响起！

人家的追求是星辰大海，但是生活拦住了他的脚步。

满满一大家子人，吃喝拉撒，生儿育女，再加上初恋那条被他自己揽在身上的“人命”，王战团再也跑不动、游不走了。

当电影中的他收拾好一切行李说“我该出发了”的时候，多希望他是踏上环游世界的大船，而不是签字走向精神病院。

年轻的周正是另一个王战团，或者说本来的结局也是像王战团一样走向精神病院。

沉默、敏感、自闭、口吃、学习成绩不好、年年留级，被家长、老师、同学，几乎所有人都看不上，唯有王战团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

所以他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把周正送往了远航五大洋的大船。

此刻才明白，王战团才是周正家人中那个像阿甘母亲一般的角色。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顾长卫电影里的人物都有着“爱折腾”的特质。

从《孔雀》里的三兄妹到《立春》里的王彩玲，就算是《最爱》中身患艾滋病行将就木的郭富城和章子怡，都是如此。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用尽全身力气也都要在庸常的生活中折腾出一番动静来。

王战团和周正也同样是这种“折腾”的延续，这也正是顾长卫电影中着重描绘个体与大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延续。

影片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现实世界中麻木、刻板的一面，以及人与人之间那隐匿的隔阂、疏离与冷酷。

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遭到主流社会的误解、嘲讽、排斥乃至抛弃。

他们是常人眼中的“怪人”。

这种“怪”，表面上是指他们都身患某种疾病，但更多的是他们行为上的出格。

他们都以自己的“疯癫”，对抗着这个世界所规定好的“文明”。

就像电影中出现了大量不规则的构图，没有处于水平状态的墙角、地板、桌面，倾斜的视角看起来总是有些别扭。

那么到底是镜头歪了，还是世界歪了呢？

王战团、周正、王彩玲、高卫红，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站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到底是这个世界歪了，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呢？

物理学告诉我们，运动是相对的，视角也可以是相对的，但是当处于复杂的生活之中，这个物理学最简单的真理是否还是真理？

这些倾斜的视角还像是让人置身于远洋的甲板之上，颠覆了脚踏实地的稳定感。

大厦将倾，但是没事，大海会托住我们。

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周正起航的游轮，王战团是那位引领方向的船长，所有观众都置身这艘大船之上，见证了这一切。

电影的最后，周正说“从此我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在这句台词前还有半句话：……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其实这句“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更令我感动，有一种见过天地众生的感觉，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卡住我们了。

《刺猬》可以算今年截止至今我最喜欢一部国产电影。

单看电影，不考虑原著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被它的叙事立意打动了，所以由此而生对原著小说万分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电影到底对原著做了哪些改变，才能让整个故事的影视化更加成立；以及它非常打动我的内核，到底是来自原著，还是来自改编。

为了写这篇文，我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电影，小说都翻烂了，可以说是一条线一条线扣的。

所以，它很长，非常长，全文九千多字，但即便如此我应该也没办法做到事无巨细。

结论还是说在前面，电影《刺猬》比对原著《仙症》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影视化改编，在保留故事主题和大致相符的主角性格的前提下，做出了最适合电影故事线的取舍和修饰。

后文我将主要从主题、故事线、角色设定和意象上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聊聊为什么说《刺猬》是很优秀的改编。

一、故事线《仙症》是一部短篇小说，是最适合改成电影的小说长度。

然而从故事线上，却并没有把故事的讲述者“我”和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王战团——也就是“我”的大姑父，之间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两人的交集并算不多，王战团“发疯”的事迹大多发生于“我”出生前，因此叙述很多时候是转述。

但电影《刺猬》，则把时间线整合到，除了王战团最初是如何在船上和电厂里发病的这两件事之外，其余事件都发生于周正出生后，同时也把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挪了几年。

相当于周正从小到大见证了王战团被认定为疯子之后的所有重大遭遇——身披大葱跳楼说自己在起飞；请出马仙赵老师看事儿；吃刺猬；大姐王海鸥结婚；被大姑下药；进精神病院。

反过来王战团也参与了周正的重要人生时刻，同时成为了唯一一个相信他没病的大人。

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就造就了周正为什么能在最后生出一身反骨——书中说“顺杆儿爬，一直爬到顶，别卡住了”；而电影中的周正，要自己别跪下，站起来。

从差点跳楼，到真的跳了楼；从“爬过去”之后不再被“卡住”的我，到“我不原谅，我不能原谅”的周正，从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到完全成为人生主导者的主角，就是故事线的时间整合最大的贡献。

二、主题《刺猬》的片尾，在黑幕上保留了原著中的最后一句话：

在此句之前的周正的旁白是这样说的：多年以后，当我置身斯勃齐堡尖角的陌生海域，和沈阳的浑河岸边，两阵相似的风吹过。

我肯定，我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原著是这样写的：许多年后，当我置身凡尔赛皇宫中，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

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这句话，就是这部电影、这个小说的主题了。

这里插播一段题外话，另一部改编自非虚构故事《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的电影《朝云暮雨》，其实也用了原著中的原著中最后一句话做主题：常娟想在自杀前把钱偿清、赎罪，却没想到后续这些煎熬的事情不得不由老秦承受。

两趟死缓官司熬了过来，而这段婚姻，老秦怕是熬不过去了。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影视化效应——《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并不适合做电影的主题，而《仙症》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合适的。

原因也很简单，「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是主角周正本人成长和变化后的总结，是他的主动选择，是从负到正的变化；而「老秦怕是熬不过去了」，是主角老秦在被动接受，一个“熬”字，就注定了它的高潮磨灭了主角的选择，消解了事态的变化，并且并非从负向到正向的变化。

《穿婚纱的杀人少女》里，恰恰常娟才是那个主动选择的人，才是那个应该成为主角的人。

然而跟随最后这句话的立意，故事落在了老秦身上。

回到《刺猬》。

「卡住」这个词，在小说和电影中都被多次强调。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法则在讲故事中非常实用，许多理论家认为，当一件事或者物品重复出现超过三次时，它就会建立一种模式。

在电影中，「卡住」第一次出现于周正小时候，2000年一家人在奶奶家过年。

王战团喝酒，吃花生米，讲《海底两万里》。

周正和王战团争论鱼会不会飞，进而演化到人会不会飞，周正说王战团有病。

全家人一阵沉默后，争着抢着去外面拿葱的王战团，吹着哨子，身披大葱翅膀从房顶往下飞，砸穿房顶掉进屋里：“我被卡住了。

”「卡住」第二次在电影里出现，还是在周正小时候，这是幼年周正的最后一场戏。

王战团在河里游泳，周正在岸边给他抱着衣服。

王战团让周正也下水，周正妈妈赶到，拼命往河岸跑去拦，摔了一跤，坐在地上哭：“你能不能离他远点？

听没听见？

”王战团：“被啥事卡住了？

”旁白补充，这一天周正父母双双下岗。

第三次「卡住」出现在旁白里，2009-2010年的过年，全家改在饭店聚餐了。

王海洋和女朋友手拉着手K歌，奶奶说听不见王战团唱歌了怪没意思。

此时，大姑已经开始给王战团下安眠药，并且已经被周正知道了。

三姑问起王战团的病，大姑说就他睡觉不乱跑就挺好的。

周正一口干掉了他爸的白酒，二姑突然开始哭，说自己离婚了。

旁白是周正在说：“我二姑被卡住了。

我爸妈，王战团都被卡住了。

我也一样。

”最后一次，就是片尾了。

从“有病”的王战团被卡住，到周正的家庭被时代卡住，再到所有人都比生活卡住，最终一切死扣终于解开，所有人都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包括离家的周正，无法再困住周正的他父母，永远离开的王战团，和在庙里修行的大姑。

原著《仙症》中，第一次出现「卡住」是写到王战团和“我”成为了家里最有话聊的两个人：一九九八年夏天，我爸妈双双下岗。

我爸被另一个下岗的发小儿撺掇，合伙开了家小饭馆，租门脸，跑装修，办营业执照，每天不着家。

我妈求着在市委工作的二姑夫帮忙找活儿干，四处登门送礼，于是我整个暑假就被扔在我奶家。

王战团平日没事儿最爱往我奶家跑，离得实近。

有时他就坐厅里看几个老太太推牌九，那时他被大姑逼着戒烟，忍不了烟味时就拎本书下楼，脚丫子上阵赢老头儿棋。

我奶当他隐形人，老头儿视他眼中钉。

我跟王战团就是在那个夏天紧密地来往着。

有一天，我奶去别人家打牌，王战团进门就递给我本书，《海底两万里》。

王战团说，你小时候，我好像答应过。

我摩挲着封面纸张，薄如蝉翼。

王战团说，写书的叫凡尔纳，不是凡尔赛，我嘴瓢了，凡尔赛是法国皇宫。

我问，啥时候还你？

王战团说，不用还，送你。

我说，电视天线坏了，水浒传重播看不成了。

王战团说，能修。

我说，你修一个。

王战团说，我先教你下棋。

我说，我会。

王战团随即从屁兜里掏出一副迷你吸磁象棋，记事本大，折叠棋盘，码好子，摊掌说，你先走。

我说，让仨子。

王战团说，不行。

我说，那不下了。

王战团说，最多两个。

我闷头思索到底是摘掉他一马一车，还是两个炮，再抬头时，王战团正站在电视机前，掰下机顶的V字天线，嘴叼着坏的那根天线头使劲往外咬。

我说，这能好？

王战团说，就是被灰卡住了，抻顺溜儿就行了。

他嘴里叼着天线坐回我对面，一边下棋一边咬，用好的那根天线推棋子。

王战团说，去年没咋见到你。

我说，我上北京了。

王战团说，上北京干啥？

我说，治病。

王战团说，捋你那舌头？

我说，不下了。

王战团再次起身把天线装回电视机顶，按下开关，电视画面历经几秒钟的雪花后，恢复正常。

王战团说，修好了。

我说，也演完了。

王战团说，你看见那根天线没有，越往上越窄，你发现没？

我说，咋了？

王战团说，一辈子就是顺杆儿往上爬，爬到顶那天，你就是尖儿了。

我问他，你爬到哪儿了？

王战团说，我卡在节骨眼儿了，全是灰。

我不耐烦。

王战团说，你得一直往上爬，这一家子，就咱俩最有话说。

你没觉出来吗？

虽然你说话费劲。

第二次，是王战团被大姑下了安眠药后，“我”去找他下棋：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王战团平躺在床上，没盖被，身子笔直且长，一双大脚与床根平齐。

我走近了，一半身子贴着床边坐下。

王战团的眼皮频繁地微微抖着，双唇有节奏地翕动，起先声音细弱，像是在说梦话，但又听不清。

我悄声说，大姑父。

大姑父说，来了。

我一惊，本以为他睡熟了。

我恢复到正常音量，说，来找你下棋。

王战团也恢复到正常音量，说，一车十子寒，死子勿急吃。

我听不懂，什么？

王战团又重复了一遍，死子勿急吃。

我听懂了，他念的是象棋心诀。

我说，大姑父，棋我永远下不过你。

王战团说，顺杆儿爬，一直爬到顶，就是人尖儿了。

我说，别卡住了。

王战团说，死子勿急吃。

之后他的唇咬死了，一道缝儿也没再漏。

我才醒悟，他确实是在睡觉，说的一直都是梦话。

第三次并没有直接提到「卡住」这个词，而是化用了之前同一句话里的另一部分「爬到顶」：王战团排在最后一个，快轮到他时，我正从外面回来，手中握着一根新折下的松枝，笔直细长。

王战团沉默地从我手上接过树枝，轮到他上前，一口气把剩下两摞烧纸全部丢了进去，刚刚烧得很旺的火一下子被闷住，他再用树枝伸进去捅，上下不停挑弄，火重新旺了回来，一发不可收拾。

我站在王战团的身边，看着他专注地烧纸，火舌从墙洞口蹿出，两张脸被烤得滚烫，恍惚间，我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香气。

我听见王战团在身旁说，海洋啊，你到顶了，你成仙了。

第四次，是全书最后，“我”爸妈认为“我”中邪了，找了赵老师做法，意外清醒的王战团喊着让我「爬到顶」：三人回到大姑家。

一进门，香气缭绕，我见过的那副十字架没了，白家三爷的牌位重被立上翘头案。

赵老师我还是头一回见，她身披一件土黄色道袍，手持一柄短木剑。

王战团仍旧很兴奋，主动说，哎呀，老朋友！

赵老师剑指王战团，你与我白家血海深仇！

别让我看见你！

她又剑指我大姑，还有你！

王战团笑了起来，说，今天我刚救了你家一口，能不能算扯平了。

赵老师大骂，滚！

我大姑把王战团强行拽进里屋，连自己一起反锁在门内。

赵老师又剑指回我，过来！

给三爷跪下！

又是那股力量，推着我，摁着我，走上去跪下，头顶是龙首山二柳洞白家三爷的牌位，牙关咬紧之际，后脑被猛敲了一剑，只听赵老师在我身后高呼，说话！

我仍咬牙。

木剑追一击，说话！

我继续咬牙。

再一击更狠，我的后脑似被火燎。

三爷在上！

还不认罪！

我始终不松口，此时里屋门内传出王战团的呼声，我听他隔门在喊，你爬啊！

爬过去就是人尖儿！

我抬起头，赵老师已经立在我面前。

爬啊！

一直往上爬！

王战团的呼声更响了，伴随着抓心的挠门声。

就在赵老师手中木剑直奔我面门而来的瞬间，我的舌尖似被自己咬破，口腔里泛起久违的血腥，开口大喊，我有罪！

赵老师喊，什么罪！

说！

我喊，忤逆父母！

赵老师喊，再说！

还有！

刹那间，我泪如雨下。

赵老师喊，还不认罪！

你大姑都招了！

我喊，我认罪！

我吃过刺猬！

赵老师喊，你再说一遍！

我重喊，我吃过白家仙肉！

赵老师喊，孽畜！

念你年幼无知，三爷济世为怀，饶你死罪，往下跟我一起念！

一请狐来二请黄！

我喊，一请狐来二请黄！

赵老师喊，三请蟒来四请长！

我喊，三请蟒来四请长！

赵老师喊，五请判官六阎王！

我喊，五请判官六阎王！

赵老师喊，白家三爷救此郎！

我喊，白家三爷救此郎！

木剑竖劈在我脑顶正中，灵魂仿佛被一分为二。

我感觉不出丝毫疼痛。

赵老师再度高呼，吐出来！

剑压低了我的头，晕漾在我嘴里的一口鲜血借势而出，滴滴答答地掉落在暗红色的地板上，顷刻间遁匿不见。

一袋香灰从我的头顶飞撒而下，我整个人被笼罩在尘雾中，如释重负。

我再也听不见屋内王战团的呼声了。

许多年后，当我置身凡尔赛皇宫中，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原著中不断在反复的其实是王战团在让“我”「爬过去」，而电影中的「卡住」更多的是在展现所有人的状况。

人人都会被卡住，但只有你不被卡住，才能成为真正的主角，周正最后做到了。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复，是王战团有一句口头禅：“应该吗？

”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是王战团第一次魔障的时候。

被关在船舱里，直到回到大连港。

王战团爬上船顶高台，手里拿着在船上写的诗，嘴里念叨着“不应该”。

第二次，是周正妈妈因为他跟着王战团晚回家，所以打他。

王战团在旁边说：“打孩子，不应该。

”第三次，王战团一边看报一边指挥周正跟棋友老贺下象棋。

老贺玩赖悔棋。

王战团说：“不应该。

”第四次，赵老师第一次到大姑家，让王战团在白三爷牌位前跪下。

王战团说：“应该跪吗？

”第五次，王海鸥和李广源谈恋爱，大姑不乐意，打了王海鸥，王战团说：“打孩子，不应该。

”第六次，赵老师来给周正驱邪，赵老师让周正跪，他不跪。

王战团说：“应该跪吗？

”原著里没有周正妈妈打孩子，也没有大姑打王海鸥的情节，驱邪的时候王战团也没问过“应该跪吗？

”。

倒是因为王海鸥和李广源未婚先孕，王战团说了一句“应该吗？

”电影的改编，除了顺应时代，破除封建迷信，同时还给了王战团更为理智和豁达的性格特点——在一个被卡住的社会里，王战团真的未必是魔障了。

到底有没有病？

到底谁有病？

魔障是不是病？

磕巴又是不是病？

三、角色设定王战团

原著里的王战团是海军，经历过文革时期团长和政委两派之间的斗争，因为说梦话把两边都得罪了，挨批斗的时候疯了。

后来王战团复原进第一飞机制造厂当电焊工，在焊战斗机机翼的时候从梯子上翻落，醒来时就又犯病了。

这段不可祥说，不能说，于是电影里就改成了王战团热爱大海，所以去做了码头搬运工，终于有机会上船，因为举报吴主任走私，被关在看不见大海的货仓，直到船返航抵达大连港才被放出来，出来就疯了。

然后王战团就被安排到了电厂工作。

五年后，吴主任走私的事情败露，结束服刑之后，也被安排到当年他介绍王战团去的电厂工作。

吴主任把当年没收王战团的《海底两万里》还给他，还有一封来自他前女友的绝笔信，于是王战团就又犯病了。

他的“疯”，源于他对自己热爱的事物有执念。

王战团是一个很难拿捏尺度的角色。

在原著里他被定性为精神病，包括“我”也是确诊抑郁症的。

但电影里其实模糊了确凿的病症，包括王战团和周正。

他们确实看起来和整个家族、和社会格格不入，但却很难说到底是谁的问题。

所以电影里得益于葛优老师的表演，才让这个角色，甚至于整部电影都能成立。

重点不是去表演一个“疯子”，而是让这个“疯子”看起来只是一个有点偏执、有点古怪，但又有点可爱、有点孩子气的普通人。

“我”/周正

原著里的周正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了自己多年治疗口吃，然后因此而成绩下滑，留级，甚至确诊抑郁。

而电影里则是有一场周正针灸治口吃被扎成刺猬的戏，一场被霸凌的戏，一场和王战团一起追霸凌者最后家人报警进了警局的戏，一场因为抄写王战团写的诗而被老师误认为写情书的戏，和父亲无数次冲突，承受着母亲的爱不得不屈服……电影里的周正没有确诊抑郁，但却经历着更直观的压抑。

父亲粗暴但爱，母亲软弱但爱，像很多中国孩子经历的成长故事一样，病入膏肓的并不只是有了心理问题的孩子。

但因为他主角，他没有被卡住。

原著里的“我”并没有交代自己在做什么，和妻子Jade是在做背包客的时候认识的。

他们刚刚订婚。

电影里的周正，最终离开家去了海事大学，然后就一头扎进大海，总共7年都没有再回家。

再次回家，是带着已经怀孕的妻子Jade。

此刻，王战团像是一种精神，通过周正传了下去。

周正的父母

原著里并没有把“我”和父母的冲突提到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后来和妻子Jade聊天时，也说自己不存在恨。

电影中却直观地展现了这种尖刻的对立，包括周正的爸爸几次打他，而周正的妈妈说着为他好，却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

所以最终周正说自己不原谅，也是一种让自己不被卡住的方式。

大姑

大姑是整个故事里，世界的锚点。

她就是「正常人」的代名词——温柔贤惠，任劳任怨大半辈子，拉扯大两个孩子，还要照顾有病的王战团。

如果不是因为王战团的魔障，她可能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正常人」。

原著和电影里，大姑的设定改动不大，只有一部分是，原著里，人人都说应该送王战团去精神病院她不同意，最后又送去了，至于为什么，“我”说不清楚。

而电影里，大姑先是自己去领了精神病院入院的申请表，但到最后没舍得送，是王战团自己找到了申请表，给自己签了字，拎着行李去住院了。

如果我们从俗世的角度看，大姑经历了相当悲惨的一生，她是被王战团卡住了。

但又或者说，卡住她的也不是王战团，而是世俗意义上的世界的规则。

她为了回到规则里，信出马仙，信基督，最后又信佛。

她和王战团注定不是一类人，在夫妻的框架里，相互成为了困死对方的棋子。

电影的最后，大姑去了庙里做居士，周正带着Jade去看望她，说出了那句：“我知道你是为了王战团好。

”某种意义上，也是周正，在替他和王战团的自由意志，给大姑一个解脱。

但说一句题外话，我觉得这里王俊凯选择的表演情绪并不是最佳，这场戏或许还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王海洋/王海鸥/李广源

原著里的王海洋好打麻将，跟着“我”奶奶，他姥姥学的。

电影里的王海洋多少有点随他爸，有热爱——他从奶奶的旧物里翻了一个相机出来，从此爱上了摄影。

原著里吃刺猬的偏方是李广源提的，电影里改成了王战团在李广源的桌上拿走了一本《怪病奇治》，自己看的要吃刺猬治疖子。

原著里王海鸥和李广源的事，包括她未婚先孕，都是大姑发现的。

他们并没有办婚礼，只是领了证，或许多少带了点对未婚先孕隐晦的不光彩。

电影里，海鸥谈恋爱是大姑发现的，但怀孕的事是王战团发现的。

李广源说王战团不是俗人，他不在乎李广源离过婚年纪大，但看两人已经如此，就欣然接受了自己做了姥爷。

王海鸥和李广源热热闹闹的办了婚礼，王战团因为腿上的疖子，怕给孩子丢人没有去。

而周正因为留级，他爸也怕他丢人，也被锁在了家里。

于是王战团指挥周正顺着阳台上的树爬下来，俩人来到了城里一个废弃大烟囱上，对着远处王海鸥的婚车队喊“要幸福”。

抽着大姑特批的喜宴，王战团终于还是泪流满面。

奶奶

原著里的奶奶戏份不多，就是个爱打麻将不下桌，爱说王战团是魔障的老太太。

电影里的奶奶被赋予了更多智慧。

她看得出很多事，但大概是自认无力改变，于是干脆闭口不言，让自己也沉浸在俗世里。

赵老师第一次来家里给王战团看病的时候，就评价过奶奶“这老太太明白人”。

电影的最后，周正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奶奶跟他说：“回来干啥。

我死不了。

没事别往家跑，能走多远走多远。

”大概这一句定心丸，才能让周正真的7年都没回过沈阳。

再回到家的时候，奶奶已经成了供桌上的遗像。

赵老师

五家仙之狐黄白柳灰，赵老师是白家的，也就是刺猬。

书里把赵老师写的多少有点玄乎，给王战团看事的时候，不纯靠蒙人——她说得出是个二十来岁的女的，跟王战团的前对象能对上。

而“我”也是在法事中妥协，感觉自己如释重负，最终爬出来，不再被卡住。

电影里多少还是得信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是警察来上门取缔了赵老师封建迷信。

这也是我认为改动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因为——周正不能趴下，他得腰杆挺直，他得把反骨立住，这也是他开始走向不被卡住的地方，但不是爬过去的，是撑过去的。

那么要想走出这一身反骨，警察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甚至为了警察出现的合理，之前还铺垫了另一场戏来确立王战团报警的合理性。

老贺

这是一个原著中没有的角色。

原著中提到了王战团的棋友，因为王战团连赢七盘不掀了棋盘，但没有姓名，也再没有别的戏份。

老贺这条线加得也很优秀。

首先，通过老贺悔棋还发脾气的一场戏，把“不应该”具体到了一个事件。

同时，老贺这群人还补充了王战团在书中空白的朋友情谊——他是有自己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有自己的面貌的。

老贺死后的那一场戏，虽然大概普通人细品会觉得王战团真的有病，但在电影故事里，也是对一段情谊和生离死别的挺浪漫的描写——一个执意过河的小卒子，是所有不想被卡住的人的人生写照。

而追着他游过了河的王战团，一句“没追上，他跑太急”也是在回答一种小人物的生死机缘。

更优秀的是，它还穿起了后面警察的故事线——因为家人报警了，铺垫了“有困难找警察”。

何苗子

这又是一个原著中没有的角色。

何苗子是周正第一年留级时候的同桌，看不惯周正被霸凌帮他说话。

之后又牵扯出种种是非，最终导致了周正选择跳楼。

关于何苗子和周正到底有没有感情线，可能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里其实并不重要。

何苗子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侧面辅助，不仅仅推进了周正的故事线和反抗，同时也佐证了人人都被卡住这个主题。

Jade

原著中“我”的未婚妻，在沈阳出生，2岁父母离婚后，随父亲到法国定居，有一个法国继母。

她在和周正的对话中，也说自己不恨父母，大概不恨就是恨的意思。

电影里周正的妻子，妈妈是阿根廷人，爸爸是沈阳人，看起来阳光健谈，像是真正意义上幸福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她给了周正的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又用手机记录下周正和爸爸相处的画面，大概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好像应该是这样的。

四、意象刺猬原著里，“我”是吃了刺猬的。

王战团要吃刺猬治病，烤熟了以后递给我一块刺猬，说“你没病，尝尝得了”。

电影里的周正，在一开始就主动问王战团：“那能治我吗？

”王战团说：“你，没病。

”我倾向于周正应该是没吃过刺猬的，尽管他在最后吐出一口鲜血，恶狠狠地对赵老师说：“我吃了你爹。

”这个反骨未必要靠真的吃刺猬来完成。

反倒是原著里真正吃了刺猬的“我”，只要跪地忏悔，就算完成了这一出认罪的仪式。

可见“吃爹”这个事，大概是远没有“不认罪”严重。

哨子原著里是没有那个周正花了钱，被王战团抠出来的哨子的。

王战团指挥刺猬过马路时候用的哨子，是他从交警嘴里抢的。

而电影里的哨子成为了“王战团精神”的外化——他的诗里写道「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而岸上没有了汽笛，只剩下这个哨子。

于是王战团吹着这个哨子指挥刺猬过马路，也吹着这个哨子引着警察来到大姑家，最后再用一盘棋局，把哨子输给了周正。

王战团的诗原著里虽然提到王战团写诗，却没说过他到底写了什么。

电影里那首《情诗》贯穿头尾：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

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

她赠与我故事，我为她写诗。

“死子勿急吃”“死子勿急吃”是中国象棋中的一句口诀，意思是不要急于吃掉已经处于危险位置的棋子。

原著里的“我”和Jade聊起了这句话，解读着睡梦中的王战团是不是在说自己。

电影里的周正，在被发现《情诗》后，扔掉纳盒那盒安眠药之前，对着昏睡的王战团大喊：“王战团，大姑父。

你不是死子，我也不是死子。

”遗书因为这封来自前王战团女友自杀前的遗书，是原著里赵老师“看”出来他背的人命，是缠上他的事儿，是他得一天早晚三炷香供白三爷的因。

而电影里，这封遗书则更直观地刺激了王战团的良心——一封迟到五年的遗书，人早已离世。

王战团更多地是对逝者的惋惜，对世事和人心的无所适从，无关于玄学。

在供了白三爷后，周正看着王战团把这封信叠成了小船，流进下水道，最终或许，会进入大海。

电影的最后，王战团也撕下了全家福照片上年轻的自己的脸，顺着洗手池冲进下水道，最终或许，也会进入大海。

烟原著里完全没有使用烟这个元素，王战团是跟“我”熟识起来的那个暑假，才开始被大姑逼着戒烟。

电影里，从王战团第一次去接周正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吃鸡架，那时大姑就已经不让他抽烟了。

隔壁桌在抽烟，王战团凑过去抓了一把，说借个味。

王海鸥结婚的时候，大姑让王海洋给王战团递了喜烟。

王战团带着周正坐在烟囱上的时候，抽着喜烟泪流满面。

王海洋火化的时候，高高的烟囱里冒着白烟。

王战团从车上跳下来，伸手虚虚地抓了一把，再实实地放进了胸口。

供桌电影里最早被赵老师安排供白三爷的香案前，挂的是一张世界地图。

后来换了白三爷，再后来又换了基督，最后又换回了白三爷。

科学和玄学微妙的转换着，只因为所有人都被卡住了。

五、总结所以小说，尤其是短片小说，改编电影，最重要的是，先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主角，然后找到那些决定性的时刻，最终穿针引线，补充小说里没有，但画面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才是文学作品影视化最好的方式。

如果把《仙症》全盘照着小说拍出来，会失去很多真正能决定观众情感共鸣的时刻，因此才显得电影《刺猬》的改编如此难得——它既保留了原著中的一些荒诞时刻和整个故事的内核，又真正做到了找到适合大荧幕的脊骨。

顾长卫导演、葛优和王俊凯领衔主演的电影《刺猬》，海报上是葛优饰演的患有癔症、一辈子向往太平洋的大姑父王战团，和王俊凯饰演的因为说话结巴，被父母认为丢脸，被同学嘲笑而厌学留级的叛逆少年周正，穿着海魂衫，把一本旧旧的《海底两万里》卷起来当望远镜，一起看向了遥远的大海。

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他们结成了小小的秘密同盟，一起下棋，一起唱歌，当所有人，包括周正的父母都觉得他有病的时候，只有大姑父王战团坚定地告诉他：“你没病。

”《刺猬》改编自作家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他在书中塑造的王战团，仿佛东方的堂吉诃德，这个原本正直善良、单纯乐观的年轻人，因为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成为了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

△葛优贡献出了自《活着》以后最好的表演，他一个人演出了一个时代的群像。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卡住了」。

卡住了，是理解这个带点黑色幽默的故事的关键点，王战团老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应该吗？

不应该呀。

”公园里下棋的老头悔棋的时候他这么说，周正被妈妈逼着给神婆下跪的时候他也这么说。

他觉得，这个世界不该这样，别人都觉得他神神叨叨，而在他看来，是这个世界癫成了他不认识的模样。

他认为世界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有序的、坏人会受到惩罚的、好人会有好报的、父母会无条件爱孩子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不讲道理的、弱肉强食的，父母之爱是有偿的、大多数人霸凌少数人的。

不该这样。

王战团认知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他想不通，放不下，忘不掉，以至于被结结实实地卡住了。

说实话，我在看郑执原著《仙症》的时候，并不能完全与王战团和周正共情，因为王战团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们在故事里努力地生活着，可是王战团把自己卡在了一方狭窄的世界里，再也无法履行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他们何其无辜？

我总觉得这样的王战团，有点男人至死是少年的调调。

但在电影《刺猬》里，不再只是讲述这一老一小的故事，镜头还给到了原著里几乎是隐身的大姑周秀玲，以及周正的妈妈身上，让观众看到了掩藏在她们的眼泪下的痛苦和无奈。

她们和王战团、周正的故事互为表里，讲述了男性和女性是被什么不同的困境卡住的，这个补充的视角十分珍贵，也十分真实。

李萍扮演的周家大姐周秀玲，是传统中式家庭中长姐的形象，她持家有道、吃苦耐劳，对犯病的王战团不离不弃，扛起了养家糊口的家庭重担，咬牙对外维持着一个完整正常的家的假象。

她一次都没诉过苦，但影片中目之所及之处全是她需要承担的苦。

她要操心丈夫会不会受刺激突然犯病，操心儿子能不能找到工作和女朋友，操心女儿别被喜欢泡舞厅的离婚男同事给忽悠了，操心王战团是不是又带着周正惹麻烦惹弟媳妇不高兴了，还要操心着省下点东西送去给自己年迈的妈妈……是个人都能看到她有多难。

在过往的叙事套路里，周秀玲这样的贤妻良母，是要被高高架起来歌颂的，送她一座名叫「伟大」的牌坊，就此将她牢牢绑定在家庭关系里，心安理得地看着她为家庭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还要告诉大家她甘之如饴。

但《刺猬》不是的，周秀玲不是个完美的圣母形象，相反，她总是拉着个脸，很少笑，她常常训斥王战团让他老说胡话少犯浑，甚至为了让王战团少跑出去惹事而给他喂安眠药吃，让他在家里睡得昏昏沉沉。

在周正幼小的心灵里，自然不觉得大姑是个好人，把她和自己的父母都划归到了他和王战团需要对抗的反派阵营。

可是观众看的清清楚楚，大姑和周正的妈妈不是坏人，大姑精心地照顾着王战团，给他泡澡、搓澡、细心地为他剪指甲，给他零花钱，哄他高兴，而周正的妈妈总是护在他前面，帮他抵御来自父亲的怒火。

她们其实和王战团一样，都是被卡住了的可怜人。

不同的是，王战团是因为追求自我而不能被卡住了，周正是因为情感和尊严被父母忽视而卡住了，而大姑和周正妈妈，则是被好女人这个定义给卡住了。

看了《刺猬》之后，我发现顾长卫是少有的，能看见并理解被东亚女性生存状态的男性导演。

《孔雀》里的姐姐和《立春》里的王彩玲，是因为追求自我实现却屡屡梦想破灭而被卡住，她们其实也是性转了的王战团，但王战团有周秀玲为他兜底，而女性的疯癫是很少有男人来为她们兜底的。

她们被卡住了之后不会成为能飘上天的荒诞喜剧，而只会成为重重摔落在地的现实悲剧。

在《刺猬》里，顾长卫不再聚焦那些勇敢追求自我实现的异类女性，而冷静地审视起那些按照传统路径进入婚姻家庭生活的好女人们的命运。

结果他告诉观众的是，她们依然被卡住了。

大姑周秀玲随时垮着的脸和暴躁的脾气，都在告诉我们她有多累和多无助，做一个独自承担家庭重担的好女人是需要付出极高代价的。

她必须要表现得强大、斤斤计较且不好惹，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被欺负，才能勉强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抢到有限的资源。

可是长久以来，她们这种豁出去为自己和家人争夺生存资源、维持一家人尊严和体面的努力，却还要一再地被诟病姿态不够好看。

曹公在《红楼梦》里借宝玉的口说过鱼眼珠子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

”他的意思是，从前天真浪漫的女孩儿，怎么嫁了人变成XX家的、X婆子、X婶子之后，就变得像是钻到了钱眼里，为了点蝇头小利就争得不可开交？

第七十七回里，因司棋被逐，宝玉又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亲爱的宝玉，你这可算是无心之言却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未出嫁之前可以关心风花雪月这些浪漫美好之事的女孩，怎么嫁了人就变得“混账”了呢？

因为在男人缺位或者隐身的情况下，她们承担了太多家庭的重担，育儿、工作、平衡开支、家务和隐形家务一股脑儿地堆在她们身上，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睡眠不足，哪里还顾得上姿态好不好看？

她们不混账一点，可能全家都要饿死了。

当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就是那么的难。

别说是王战团这样完全没法为家庭做贡献的，就连周正爸爸这样和妻子一起辛辛苦苦开饭店，不在外面乱来的传统“好男人”，也没办法让周正妈妈这个“好女人”轻松一些。

他一味的觉得口吃的儿子丢人，非打即骂，把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说儿子这样都是她惯的、都是随她，她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语言暴力中被洗脑，总觉得儿子口吃就是自己做母亲的失职。

于是她带着周正扎针灸、喝中药、去看心理医生，乃至最后病急乱投医找神婆赵老师给周正驱邪，痛哭流涕地跪下求“白三爷”救救她的儿子，任由赵老师的尺子一下又一下地打在身上都不觉得疼。

在那一刻，我只觉得是她病了，而不是周正病了。

她被要当个好女人、好妈妈的念头给逼疯了。

我很心疼她们。

曾经的周正像贾宝玉一样不理解她们，当他长大了，去过了世界的更多地方，他终于明白了她们的难。

她们不是坏人，不是反派，我甚至宁愿她们是，那她们就能轻松一些了。

她们都是高道德感的好女人，一辈子为自己对家人还不够好、做得还不够多而歉疚，大姑病急乱投医信过教，哭着忏悔自己是“比潘金莲还毒的毒妇”，因为担心王战团跑出去不见了而给他下安眠药……如果她真的那么坏，那么自私，那么早在她带着外孙女里里外外忙得一团糟的时候，就可以把王战团送进精神病院了。

可是她在医院门口踌躇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

让我感到难受的是，王战团和周正始终是更具有主动性的那个人，他们可以自主地走出被卡住的状态，去冲向他们向往的星辰大海。

而大姑和妈妈，却始终是被动的，她们需要等待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选择了他们的命运，她们才能脱离被卡住的状态，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不出意外的话，它会是我的年度十佳电影，因为它有人味儿，有满满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有真实可感的人物，把生活的轻与重讲得灵气四溢。

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即便是在以男性为主角的电影里，依然可以用有限的镜头塑造出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

如果是不能理解女性境遇的导演，很容易把大姑和妈妈塑造成站在主角对立面的单薄工具人，是不理解他们广袤内心世界的传统好女人，是只看得到满地的六便士，却无暇抬头仰望月亮的俗人。

但是顾长卫清晰地展现了女性进入婚姻和家庭之后的困境，无论是大姑周秀玲，还是周正妈妈，都让我感到如此熟悉，我在成长过程中见过无数个这样的她们。

甚至我在自己脸上，都能看到她们存在的痕迹。

我惋惜她们一生都不能为自己而活的境遇，也希望看到这部电影的女性以此为镜，愿我们都不要被万事万物卡住，尤其是不要被婚姻和家庭卡住自己生活的节奏和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