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

在德黑兰看的这部电影，第二天就去参观了电影主要场景之一，现在的“前美国大使馆” 。

距离人质事件已经过了40年，这里已经改成了反美主题的博物馆，外墙上的独臂自由女神之类的宣传画刚更新了一批，颜色鲜艳设计十分有趣。

博物馆里有英文很好的讲解员，专门带着外国人游览以及解答各种问题，以下是一些我们谈话内容的整理：Q：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在伊朗是禁片吗？

A：没有这种规定，我本人看过不止一遍，很多伊朗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并没有人禁止我们看，当然它也不能在影院公开上映。

Q：电影完全是美国导演和团队拍摄的，站在伊朗人的角度来看，电影和历史相同吗？

A：没有太多不同，基本是基于真实事件拍摄的。

当然电影里关于带走人质的场景拍得很激烈，实际上没有这么有戏剧性。

（注：看百科上说人质们买了凌晨五点的机票，并没有受到什么盘查就被草草放行了…）Q：当时占领美国使馆的情形是怎样的？

A：当时没有发生武力冲突，学生们喊着“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们只想支持我们的国家”，军方最多使用了催泪弹，没有人员伤亡。

一切都发生得很平静。

（注：之后给我们看的一些当时的影像记录也确实比较平静）Q：真的像电影里所说的，用童工们把当时被碎纸机碎过的文件都复原了吗？

A：确实把碎纸机碎过的文件一点点拼起来了（给我们看了照片）。

但都是学生们做的，这个工作花了极大的耐心。

文件中很多是正式英语文件，小孩子无法完成。

Q：最后人质们都安全回国了吗？

（我们对话中的用词是Diplomats）A：是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任何人。

在他们被限制在伊朗的一年多里，时不时会有各界人士去看望他们，例如牧师会去和他们庆祝圣诞，医生会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

当时的52名外交官中7个人是CIA成员，其中某人是他们的领导。

这是他们工作的场所，CIA成员在密室里进行加密和解码，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另一个屋子，通过一个小窗口互相传递文件。

事件发生时大使和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国了，这里最多时有上千人，当日只留下了50多人。

Q：你们怎么知道的哪些人是CIA成员的？

A：有关CIA成员的信息是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书名是《 Guests of the Ayatolla（阿亚图拉的客人） 》，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

此外使馆中某个房间有全部加密解密的设备，安全级别也非常高，外面的屋子和大使馆其他房间一样。

Q：CIA在伊朗的间谍任务是什么？

A：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让伊朗不落入苏维埃政权之手，一个是获取原油等能源。

Q：你认为伊朗未来是否有重新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

A：（停顿了很久）这个问题很难，过去四十年在伊朗被反复提及，直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不仅如此，两国间形势反而恶化了。

我认为未来如果存在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前提下。

政治不应该被干涉，文化不应该被侵蚀，语言不应该被压制。

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谈合作。

————————————————————————————————————这篇对话算不上访谈，只是一个伊朗人的个人看法，我对其中的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一步核实。

不过整理出来和西方世界对人质事件的态度对照来看很有意思。

在伊朗旅行的一个半月里，几乎每天都在经历“异样感”，等有时间了在公众号里慢慢聊吧。

这部片子总的来看，如果和政治无关，绝对是渣。

这样的美剧套路司空见惯，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地方。

其实，剧中伊朗人讲的本就是大实话，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他自然会标榜是为了世界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当涉及到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将所谓的民主自由屈居二线，所以才会使出扶植傀儡政权这样的老手段，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我可以对你指手画脚，但如果你欺负美国人，我一定让你死的很惨，不然美国人民就会让我们死的很惨。

从这点来说，美国人民是幸福的，换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你在外面搞小三最好别让我知道，当然为了家庭和谐彰显你的魅力，有时候我也可以装作不知道，但如果小三都来欺负我，你这个丈夫就当到头了。

另外一点重提一下就是，美国民众的高度自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先解决问题先，很有效也很实际，民众也从来不吝批评，最重要的是政府默许这种批评的存在，一句话，在美国，老百姓是爷，在伊朗甚至在中国，你懂得。

所以说美国政府对于这种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伎俩百试不爽，当然，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别的国家是玩不起这种游戏的，一不小心就得引火烧身。

试想一下，如果电影一开头就是有人在烧五星红旗，你会是什么反应？

政府会是什么反应？

所以说，至少未来几十年即使人家把这种片子已经拍的烂的掉渣了，我们也绝无可能。。

开门见山，作为小本的脑残粉，我对这部片子相当失望。

全然没有了第一次看“the town”时的惊艳感，后者胜在热辣轻快，把一个言情的警匪片拍的各种到位。

当然，即使argo不能让我满意，我们也难以否认，在导演这个有前途的职业中，小本走的很好。

显而易见，argo里的小本在上档次，题材、制作都走向了所谓严肃商业片导演的方向。

相较于the town汪洋恣肆的情感，本片显然在刻意的克制。

发型、服装和场景的考究，细节的高度还原是本片的亮点。

（结尾彩蛋还专门把场景人物和真实照片对比，这事还是影迷干比较合适，自己搞出来也太卖弄了吧……）但仅仅是高度还原是不够的，克制没有错，但克制到无力就不对了。

全片看完，最让人遗憾的就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好故事，仅仅拍出了“真人真事”四个字，全无drama的力度。

在这个政治意蕴浓厚的题材里，小本显然是想做到不站队。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不站队，而只是在不同的队伍里跳来跳去罢了。

开头背景的介绍里，强调美国乱折腾的恶果，显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客。

这可以看做好莱坞左派的典型政治观：美国政府坏死了。

好吧，按着这个俗套，往下就该说伊朗的学生们其实是多么充满人性光辉，我们都错了。

结果不落窠臼，之后情节里出现的疯狂的示威人群、粗暴的拿着枪的革命卫队，又变成了典型的他者。

善良的少女也从相貌上就与普通伊朗人区分开，最后一关里所谓“在欧美受教育”的革命卫队也变成一帮说着听不懂语言的、对着故事板傻笑的傻逼。

影片成功地从一条队伍里跳到了另一条。

本来是想客观中立，却不由自主变成了墙头草，这往往还是自身功力不够，诱惑一来不由自主走上老路。

这样暧昧不明的态度，虽然等于没有态度，但却比真正的没有态度更糟。

越来越将影片拖入一个平庸的泥淖。

对人物的白描手法，让群像里的每个人都单薄了许多，让人感叹浪费了这么多好演员——好歹多设计几个像the town里走向大海喝可乐什么的细节嘛。

在我看来，这个题材最抓人的点在于荒谬感。

本来美国政府在伊朗的折腾就很荒谬了，再加上这个所有坏点子里最好的点子，更是充满了黑色幽默。

再加上文明冲突、利益、政治裹挟普通人这一更大的现实的荒谬，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力度也就有了嘛。

到了结尾部分，自感无力，于是抗命的英雄主义、最后一分钟营救都来了。

这时候也不顾克制史实了——革命卫队给控制塔打个电话会死啊……影片的结尾，小本把车停在了一栋典型的美国家庭小院前，下车，跟妻子对视，深情相拥。

镜头反打，身后是飘扬的美国国旗。

要不要这么符号化啊亲，爱国/英雄主义和家庭观念，一个镜头囊括。

英雄主义我就不说啥了，史实嘛。

但是家庭感情线这个，简直太过简单粗暴，合着让小本全片都郁郁寡欢的家庭问题，一见面一个拥抱就解决了？

还是说那张贺卡很管用？

小本的近两部片子都找了美剧红男主角演配角，要拿美剧来比的话，argo这次的口碑爆棚，跟艾美热捧“homeland”一个道理。

美国主流文艺界的口味，从来都还是那样。

他们假装感谢加拿大，最后还是要给真正的美国英雄树碑立传。

美国永远是最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善于自赏。

抛开所有犀利吐槽，小本这部片子还是很见导演功力的。

我只是觉得the town里的生猛气场随着“上档次”的追求没有了，希望这是小本的新秀墙。

有人说这是一部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片，暂且不研究本阿弗莱克是不是有那份拍中情局马屁的心，也不清楚这部影片能不能达到一点点影响美国人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效果，但如果真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话，美国人应该多做点功课，将真实事件了解的彻底一点。

好在美国政府不会和谐主要的信息来源，所以任何一个声称‘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都容易找到相对完整和全面的真相。

从wikipedia上看到几处比较有意思的小真相分享：２０１２年９月电影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后，一些评论说这部电影夸大了美国中情局在这次救援行动中起到的作用，而最小化了加拿大政府特别是当时的大使泰勒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泰勒在采访中说：‘实际上，加拿大政府对那6个人负了主要责任而中情局只是一个小的合作伙伴，但我明白这是一部电影而你必须要吸引住观众。

’电影为了保持戏剧效果增加了一些虚构情节。

比如在购买6个人回国机票时出现的危机不属实，事实上机票是泰勒大使夫人分别从三家不同的航空公司买的两张一组的三组机票。

还有，在影片中，大使泰勒提出必须要关闭官邸，这样6个人就面临毫无选择无处可去的境地。

实际上，这个是没有的事。

导演对这个做出解释：‘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电影本身并不是一件真事。

应该允许我们采取一些戏剧性的处理。

只要它有着尊重事实的精神。

’‘最重要的需要真实表现的东西是---比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另外，影片中表现出英国和新西兰使馆拒绝收留逃离中的6个美国外交官。

实际上，新西兰使馆的外交官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个还驾车将他们送到机场。

而英国使馆实际上先收留了这6个人，只是之后发现藏身地点并不安全才将他们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加拿大大使官邸。

英国使馆除了这6个人，还帮助了更多的美国人。

美国领事事务官员Bob Anders也说：他们（英国使馆外交官）为了帮助我们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我希望英国人不会被电影冒犯。

英国政府对我们很好，我们会永远感激。

当时英国驻伊朗大使John Graham说，‘我听到这个（影片对英国使馆角色的表现）第一反应是很生气。

之后冷静下来了，但还是感到恼火，因为电影制作人将这一点表现的那么不符合事实。

我的顾虑是希望这一不准确信息不要变成人们对１９７９年德黑兰事件的一个误传。

’导演对这段的解释是：‘我斟酌斗争了很久，电影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对新西兰和英国并不公平。

但是我只是想创造一种这６个人无处可去的紧急状况。

我并没有有意要贬低谁。

’

1997年，中情局公开庆祝其五十周年纪念日，在这次纪念活动上，一位已经退休七年的老间谍被授予中情局的“开路先锋奖”，同时也被提名为美国情报界50位明星之一，并授权解密老间谍所策划的某次行动，这也是中情局第一次授权高层行动官员公开讲述其间谍生涯片段。

这名老间谍就是《Argo》一片的主角Tony Mendez，Mendez是个艺术家，他虽在中情局度过了25年的职业生涯，不过毕生的兴趣还是绘画，在本·阿弗莱克的电影推出前，Mendez与Matt Baglio合作推出了一部名为《Argo：How the CIA and Hollywood Pulled Off the Most Audacious Rescue in History》的图书，为影片造势，这本书完整的讲述了其解救六名美国人质的故事。

Mendez的传奇经历在1997年才被授权解密，解密之前虽然也有不少媒体隐约知道点内幕，但多是含糊其辞，没有能完整获取到整个计划，本文的参考资料来自于Mendez的回忆录及CIA其他间谍回忆录。

1、《Argo》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也是那部伪造电影的片名，这个名字有两层涵义，一是有关于希腊神话，二嘛，是一个比较污的单词缩写，这来自Mendez的恶趣味，后来回忆起这件事Mendez乐不可支。

2、开会的时候，当官员问是谁在讽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底下人告诉他是Mendez，在巴列维倒台后，救出了不少巴列维的亲信，其实就在影片中六人组逃出大使馆之前，Mendez刚刚解救出了一位“接近伊朗王室”的高级情报来源回到美国。

3、影片里美国国务院与CIA一起讨论了很多的撤离方案，跟历史上很相似，当时有人提出了雇佣走私集团，一是因为走私集团有大把的关系，二是走私不太依赖天气，在此之前，德克萨斯的一位亿万富翁也正是用这种方法解救出了他的两名雇员，这位亿万富翁同意帮助CIA，并告知CIA如果申请预算的时候遇到问题，他可以垫钱，完事后CIA再还他就行了。

4、Mendez是在观看《决战猩球》获得了灵感，在会议上Mendez谈起了这个计划，底下立马有人反驳这太高调了，很容易暴露身份，其实这正是Mendez整个计划的关键，Mendez解释说：“德黑兰现在的形势非比寻常，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设计出一个异乎寻常的掩护身份，所有的人都想象不到一个理智的间谍会使用这种掩护身份”。

5、John Chambers是第一个获得情报奖章的非政府雇员，Alan Arkin扮演的Lester Siegel虽然是虚构的，但现实真有一位“Siegel”帮助了Mendez，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6、影片中的Studio Six，在历史上仅用了4天时间就制造了出来，行动成功后，Studio Six就完成了历史使命，Studio Six的宣传太过真实，好莱坞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项目进行怀疑，它们接到了不少剧本，其中一个来自斯皮尔伯格。

7、计划运行的时候，为了力求真实，在《名利场》、《好莱坞报道者》等杂志上都刊登过广告，美国的几大媒体确实被蒙住了，以为真的有一部新电影要开拍。

8、《Argo》的原著是罗杰·泽拉兹尼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这本书还蛮畅销，每年都在加印，现在还可以在亚马逊买到。

9、Michael Parks扮演的Jack Kirby，是Stan Lee的搭档，两人一起创造了蜘蛛侠、绿巨人和钢铁侠，没错，Jack Kirby真画了《Argo》的漫画和设计图。

10、影片中，在伊斯坦布尔与Mendez会面的是CIA的一位传奇间谍，这个人二战时曾被空投到欧战与抵抗军一起战斗，行动成功后，他依然活跃于德黑兰，为军事救援行动做准备，这个人的名字到今日也未解密。

11、影片里面一群少年在德黑兰拼图，是历史上Mendez最担心的两件事之一，因为Mendez才于行动之前将一位高级情报来源带到美国，一旦这些少年成功，Mendez就会面临身份暴露。

12、Mendez担心的第二件事是两页纸的出入境申请表，这是巴列维王朝时期出入境检查的一种措施，幸好根据在机场的间谍汇报，现在比较松散，还没恢复到以前那么严格。

13、参加行动的除了Mendez还有另一位CIA间谍，此人会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他的掩护身份是赞助商。

14、加拿大政府曾召开内阁会议，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同意向被困在加拿大使馆的六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空白护照，这是个意外的惊喜，CIA又申请了六本空白护照，并要求再给两本护照供CIA的陪同人员使用，加拿大政府同意了申请，又批准了六本备用护照，不过不同意为两位CIA的特工发放护照，因为加拿大政府不愿为职业间谍提供掩护。

15、撤离装备是先行送到加拿大在德黑兰的使馆，Ken Taylor和秘书检查文件时，发现伊朗签证上的日期写错了，原因是工作人员曲解了什叶派的波斯日历，幸亏发现及时，而且这个小错误也是很容易更正的。

16、当时有记者隐约触及到有六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跑了，他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质名单做出的猜测，后来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加拿大政府要求将这篇报道拖延到救援行动结束后再发布，作为回报，加拿大政府同意在救援行动结束后，让这个记者发布独家新闻。

17、刚到德黑兰的时候，Mendez和另一位间谍前往加拿大使馆时，不知道伊朗已经将原来加拿大使馆所在的那条街改了名，两人去错了地，到了瑞典使馆，瑞典使馆外站岗的警察还听不懂两人说什么，两人又用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询问，这个警察还是听不懂，碰巧一个能讲流利德语的年轻人经过，为两人指明了道路，Mendez怀疑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是革命卫队的一员，两人有惊无险的没露出什么破绽。

18、电影中Mendez准备离开时，CIA告知Mendez行动取消了，其实这事发生在Mendez前往德黑兰之前，当时就要动身时，Mendez接到了局长的电报，说让其暂停动身，因为总统想在听取一遍整个计划，当时Mendez非常紧张，因为卡特是个对细节特别注重的人，很可能会取消这个计划，不过半个小时候后，CIA就给Mendez发了电报：总统刚刚批准了这个计划，你可以前去德黑兰执行任务了，祝你好运。

19、当Mendez带着六人组离开使馆后，那名将所有器材砸毁的士兵外号“大锤”，现实中，在准备关闭使馆时，这名士兵挥舞着12磅的大锤，将除了需要保存带走的东西全部砸毁，从而赢得了这个外号。

20、影片最后，革命卫队在机场追击Mendez的戏，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当时还比较顺利，除了由于机械故障导致飞机延误，机场的内线告诉Mendez，这只是个小故障，一个小时就能修好，这段等待的时间被Mendez誉为“生命中最难捱的时间之一”，当时每个人都紧张到了极点，幸好飞机很快就修好了，当飞机离开伊朗上空时，众人举起了酒杯，这个被誉为“间谍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行动”成功了。

发现但凡本•阿弗莱克牛B时刻，就在电影媒体上可以看到类似的话，本•阿弗莱克是下一个伊斯特伍德吗？

不管他导演之路如何，似乎我们已经可以下个定论：不会。

这不是挤兑他的未来，而是因为伊斯特伍德演员之路实在屌爆，而阿弗莱克的演员之路实在一路衰爆，作为金酸梅奖常客更在2010年金酸梅“十年最差男演员”提名中凭借六部影片提名。

到了这个份上，显然，业界对其表演已经有些情绪化反应，励志的看，他要么死磕到底表演上一飞冲天，要么永远籍籍无名。

但是，他竟然选择了导演之路，而且一飞冲天，到第三部《逃离德黑兰》就已经赞誉一片，在颁奖季势如破竹，虽然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未能入围，但是拿下本作为奥斯卡导演奖项最佳前哨奖的导演工会荣誉还是让他扬眉吐气。

在我看来，《逃离德黑兰》在影片主题、底蕴和深度上还难称杰作，但是已经非常优秀，而作为导演的本•阿弗莱克在其中确实表现了不俗的导演功底。

《逃离德黑兰》的故事听上去有些离奇，谍报工作，拯救人质，怎么看都是要正襟危坐，严肃对待的事儿，结果倒好，专家们竟然想出炮制一部电影的诡异招数，而且还在国家层面得以通过。

所以说，阿弗莱克选题材比他当演员时选剧本好多了，这个题材首先够新颖，同时，它更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前段时间读《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防务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丹妮尔•普莱特卡的文章，在我看来鹰派的一塌糊涂，把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作为与无能批判的毫不留情，又对里根政府推崇有加。

这种声音其实不占少数，美国及其盟国舆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上的无作为指责一直不断，伊朗问题便是老生常谈的攻击点，而当年卡特总统未能连任便与其在伊朗人质危机上的脓包表现紧密相连，而接任他的里根则在外交上表现的更加彪悍，至今被美国鹰派认为是战胜苏联邪恶帝国的重要人物。

于是，《逃离德黑兰》这样一部电影就有看头了，只见伊朗人质危机中，最高层要么犹豫不决，要么草率行事，只剩下极具责任感的特工和两个神经质的电影工业界人士极力拯救六位随时可能被处决的美国公民，两相比较，美国政府还有神马脸面。

当然，主题如何正确都无法让影片必然成功，阿弗莱克在本片上的线索编排和节奏感掌握极佳。

在大环境和主线上，阿弗莱克一上来就渲染了伊朗国内一种狂躁危险的气氛，之后则不再过度去放大这种气氛，只是在如集市、机场以局部窥全貌的继续展示这种气氛，这点表现了他的成熟，很多导演拍摄此类题材一不小心就过于关注历史事件背景，猛拍故事背景如何波澜壮阔，让背景喧宾夺主。

阿弗莱克在影片开头后，主要通过电视画面、报纸等来侧面烘托，主要精力依然关注主线，特别是美国国内营救行动的推动和伊朗的美国公民危机感的加强两线交织。

有趣的是，两条主线的节奏感是不同的，美国国内的影片准备过程可谓有条不紊，而德黑兰美国六位公民的局势则是岌岌可危，这样的对比恰恰逐步抬升了影片的紧张感，让观众看着德黑兰几位的处境着急，看着美国国内慢悠悠的节奏，更加重这种着急，哪怕作为历史事件，结果很多人已经知道，但是也依然被影片的氛围渲染。

影片最后逃出德黑兰一段实在拍的惊心动魄，这个过程没有暴走、没有飞车、没有枪火，但是紧张感却让人急不可耐。

从男主犹豫是否继续行动而“迟到”开始，到瑞士航空班机最终飞出伊朗领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整个“剧组”如同打怪过关一般，突破了一个危险节点，马上导演又接上下一个，不给观众喘息空间，特别在机场哨兵怀疑逃亡者身份向远在美国的制片厂打电话，而两位“制片人”又离制片厂几步之遥，加上德黑兰追兵正赶往机场，几条线同步推进，制造的焦灼和紧张感实在刺激。

最后，当班机终于逃离德黑兰，已经被代入的观众也会体会到逃亡者的一份放松。

而整个过程中，对美国官僚的讽刺和挤兑也伴随始终，官僚主义下的政府部门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范，于是，前方特工忙着应付伊朗人，后方同僚忙着对付缺乏想象力和只在乎“国家荣誉”的官僚，当然，这点上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有几个人不会觉得这营救计划实在离谱呢？

所以，个人英雄主义依然弥漫于这部电影之中，卡特政府在片中算是被进一步埋汰的一把，尽管最关键的机票还是他批准的。

《逃离德黑兰》是部主题上严肃而又有趣的电影，包括影片风格上，有严肃紧张的主线，又有两位电影届人士插科打诨，约翰•古德曼，艾伦•阿金这两位老不正经的表演实在是本片的亮点，宛若迪斯尼动画中那种必备的在严肃主题外搞怪的角色。

本•阿弗莱克的表演也显得淡定很多，作为男主，他演了一个很冷静，甚至沉静的角色，本来嘛，作为长的比较帅但是还没有帅出特点，声线不沙不磁的普普通通，又缺乏特别的气场的演员，这样一个内敛低调的角色倒是演的更加到位。

事实上，本•阿弗莱克也无需做什么第二个伊斯特伍德，或许在导演路上，年轻的他甚至可能干出比伊斯特伍德更大的事业来，保持这种状态，在我看来，奥斯卡最佳导演或者影片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在他的导演生涯中，应该不止一个小金人吧。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item/d4a8d09dd5599cf0291647d4

历史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的传奇性，它存在于故事中，展现在改编的影视里。

至于真相如何，过程有多刺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这一类型关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就非常吸引人的眼球了。

毕竟，相比冰冷冷的文字，影视总是直观得多。

在诸多通过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当中，《逃离德黑兰》绝对算得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

整部电影没有一点尿点，美国这边政府的运筹帷幄，伊朗这边亦步亦趋的紧张形势，好莱坞这边貌似有点不靠谱，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助攻之势的局面。

这些让我在看的过程中，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刺激到不行，有心脏病者勿入。

1979年11月4日，伊朗革命达到顶峰，激进分子猛攻美国在德黑兰的驻伊大使馆，并抓走了52名人质。

与此同时，6名美国人趁乱逃脱并躲到了加拿大驻伊大使馆中，不过以当时的局势，他们被找到甚至被处死都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营救这六名被困者，CIA任命一名精通伪装技巧的特工Tony Mendez（本.阿弗莱克饰）负责人质营救事件。

随后他设计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把自己伪装成一名电影制片人，被困的6名人质则谎称是与门德兹一起的剧组工作人员，而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名字正是本片的名字《逃离德黑兰》（Argo）。

整部影片节奏非常紧凑，首先，对故事背景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伊朗革命如火如荼，人们义愤填膺，恨不得吃这些美国大使的肉，喝美国大使的血。

这场景让我想起中国的那段屈辱史，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都是想吃日本人的肉，喝日本人的血的。

影片开始情节的交代，并不是无用功，相反，它则是在从另一方面表明，在这个国度，此种紧张时刻，这6名人质想逃出来，无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性。

其次，正是由于革命的热潮，群众对美国人的恨之入骨，这也加深了这6名人质的恐惧，为后期拯救方案出来时，他们的恐惧，畏首畏尾做铺垫。

当然，除了拯救方案开始实施时的紧凑和紧张，前期，Tony偶然萌生方案，去一个个说服上层领导，把这个有些坏的主意推动去实施。

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乍一听，似乎有些滑稽，有些脱离现实。

正如有些网友评价此电影的：“《逃离德黑兰》的剧本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拍出来的电影，里面的故事可信度不高。

”在众多的剧本中，去选出来那么一部电影，要符合伊朗的特色，还要把相关细节做到100%完美，根据6名大使所做出的身份伪装又要符合他们的背景和学识，每一步都是很有难度性的。

Tony的职业素养很高，这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使命，每走一步，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突破层层险阻，上面批准了这个方案，接下来就等着去实操了。

光是Tony一个人拼命，那肯定不行，这是一个Team强强联合的结果。

首先，这6个人得完全信任Tony，必须牢记自己的身份，夸张的说，得与他们的“新身份”融为一体，编剧要有编剧的素养，摄影师要有摄影师的专业，每一环都不能错。

他们一遍又一遍的预演着过安检的盘问，出生年月日，什么时候去到伊朗的，所拍的电影类型，几十个问题，上百的问题，细节性问题，他们得下意识就回答出来。

前面我也说过，这是一个Team，除了这6个人和Tony是一个Team，其他环节跟这7个人也是一个Team。

美国政府这边得做好一切后勤，负责订好机票，随时关注外界局势变化。

而“制片公司”这边得在办公室好好呆着，准备好随时接听电话和伊朗这边的调查。

一环套一环，哪一环都不能出差错。

一个环节出差错，不止是这6个人，连Tony也会回不来。

完全是一场心理博弈战，明明大家都怕得要死了，还得强撑着装作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好像真的是去拍电影的，并不是逃难。

去到机场那天，状况不断，坐在电脑桌前的我，真的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其实在前一天晚上，Tony就已经接到电影伪装方案被否决的消息。

他不甘心，他与他们相处了这么久，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份工作，一项使命，也是一场情谊。

第二天，他依然带着大家踏上了这份貌似有点“送死”的路途。

机场戏码就是高潮中的高潮。

因为只要一刻没上飞机，飞机还没起飞，他们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一道道难关，就这样展现在大家面前。

首先，他们去到机场，得有7张早就为他们买好的机票。

Tony的上司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他的作用，直接越过上级，采用了各种方法联系到了总统，在关键时刻，为他们定好了这7张机票。

其次，如果这6个人真的是几天前才到伊朗的，他们离开机场时会带走一张白色的底单，写着他们来到此地的目的，然后机场那里会保留一张黄色的底单，是他们几天前来到这的凭证。

当然，任凭机场工作人员怎么找，都是找不到这黄色的底单的。

这一点，他们早就预演过了，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一关顺利过去。

到最后，面临的是军方接近逼问的环节，他们准备了让他们开胃的小故事，他们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了。

最后一个砝码便是那一通打往好莱坞的电话了，确认真的是有这一回事儿，真有这么一个制片人。

每一环都不简单，差一点都会露馅。

不想透露太多，但是又一下子透露了很多。

感兴趣的还是自己去看这部电影吧！

人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总是被命运的陀螺操控着。

可是，总有这么一些人不甘心，愿意迎难而上。

终于，大家都以为是一场笑料的历史，结果变成一段传奇。

《逃离德黑兰》的灵感源自07年《连线》杂志一篇揭秘文章，和大多号称“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好莱坞电影相同，它也是杜撰多于史实。

影片开头，编导精心为观众炮制了一番简练却不准确的“伊朗近代史入门”：20世纪50年代，伊朗民选的总理默罕默德·摩萨德克开始对伊朗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这一举动触犯了驻伊美英石油公司的利益，于是两国联手煽动政变，解散了摩萨德克政府，扶植以伊朗国王礼萨·巴勒维为首的新政权。

但是，巴勒维的残暴统治以及一系列背离伊斯兰传统的举措很快激起民愤。

最终，伊朗人民在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下于1979年发动革命，推翻了巴勒维王朝，并迫使巴勒维逃往美国。

又于同年11月4日占领美国驻伊领事馆，将当时使馆中大部分人劫为人质。

混乱中，6名美国外交人员侥幸逃脱，随后躲入加拿大驻伊使馆避难。

如何将这六人安全撤出形势日渐失控的德黑兰，成了美国政府的燃眉之急。

音乐音乐并不是本片的主旋律，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中，音乐只是偶尔穿插，简单说来，像是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间奏乐，但又是不可或缺的。

它作为一种提示，过渡，为了避免观众长期收听声音语言出现疲劳感，它在影片情节变化中作为间隔或过渡。

比如化妆师johnchambers出现的时候，导演les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特工托尼进入黑德兰时音乐的转化等等。

镜头电影开场比较惊艳，一些零碎抖动的手提式摄影配合快速凌厉的剪辑非常真实的重现了当年伊朗人民攻占美国大使馆的场景。

镜头始终聚焦在事件的本身，没有任何放大解读，不带任何多余的评价，甚至是与事件有关的暴力和流血，也只是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匆匆带过，这样的匆匆带过留给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

另外一些特写镜头，比如去洛杉矶，去黑德兰，飞机上的俯拍，镜头的拉升，长时间的停留意在告诉影片地点的转换，观众思维也应该转化。

还比如对特工托尼的镜头特写，导演的主观意识，是拍摄者刻意强调和加重，以期让主角特工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给观众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

画面与声音声音更多的是伊朗人质事件现场的，有利于还原历史的场景，为画面内容增强真实性，突出现场感。

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能够加强传播内容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是声音和画面关系中最基本的组合方式。

品味特工托尼影片中我对托尼的印象最深刻，他作为特工，处事无比的冷静，不苟言笑；而作为父亲，又是让人感觉无比的慈爱。

影片的副线我觉得应该是托尼的家庭因素，他一直没回家，在搭救成功6名外交官后，他选择了回家，影片结尾，家庭的圆满也给了观众一个交代，我觉得真的不错。

尽管《逃离德黑兰》的政治倾向令我疑惑，但单从政治角度去评价本片是有失公允的。

它无意追寻矛盾的根源，而更关注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冲击下，人们能否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

或许在阿弗莱克看来，要打破冤冤相报的怪圈，仅靠国家间对孰是孰非的争论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要依赖于我们每个人那看似渺小的善良与勇气。

我想，这就是电影的魔力：它可以蒙蔽双眼，动摇信念，煽动情绪，却令我们乐在其中；也可以宣传思想，植入幻象，传递观点，而让观众毫不知情；与现实相比，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我们更爱看、愿意去相信的世界。

一2012年12月30日，周日。

这个冬夜，88岁的加拿大人约翰-薛顿（John Sheardown）在渥太华一家医院去世。

33年前，当伊朗人质危机爆发时，薛顿是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的二把手，任首席移民官。

危机延烧期间，侥幸脱逃的6名美国外交人员通过他获得加拿大使馆的庇护；其中4人在他住宅中藏匿近3个月，直到他们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随前来救援的美国特工逃离伊朗。

在薛顿去世前2个月，反映当年这段历史的影片《逃离德黑兰》上映，反响热烈。

然而在影片中，约翰-薛顿这个人物完全没有出现，甚至连名字也未被提及。

当年6名“留宿客人”中的马克-里杰克（Mark Lijek）看过《逃离德黑兰》后说，电影与他们亲身经历的差异，是那些被电影所忽略的人和事；这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帮助、收留他们的加拿大人的“勇气、热情、绝对的友好和人道精神”。

“如果不是（薛顿）的热情欢迎，”里杰克说，“我们可能会自己试着再躲几天。

那样我们就会被抓住。

”1979年11月4日逃出美国使馆后，在接下来的一周，5名美国外交人员（包括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里杰克夫妇和斯塔福夫妇）先后转移了5次；期间，英国使馆、新西兰使馆及瑞典使馆都曾冒着风险帮助他们，并未如影片所说的驱逐他们。

（独自脱逃的李-沙茨在转移到薛顿家之前一直藏身于瑞典使馆。

）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的加拿大方对等官员是约翰-薛顿，两人是一起打过网球的朋友。

在脱逃后头几天，安德斯就曾打电话向薛顿求助，薛顿的反应是：“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找我呢？

”安德斯告诉薛顿，他们一共有5个人。

薛顿答：“把他们都带过来。

”不过，尽管薛顿不惧风险热情相邀，5个人还是因对使馆安全性心存疑虑加上不愿麻烦、连累朋友，暂时没有答应前往。

直到11月10日，他们感到形势危急，再一次向薛顿求助。

电话里，薛顿对安德斯说：“Hell, yes, of course. Count on us.”在英国人的帮助下，5个人乘车转移到薛顿家中（李-沙茨之后也从瑞典使馆来到薛顿家）。

他们离开的落脚处是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住宅——这名外交官已在美国使馆内沦为人质。

宅子里有个热心的泰国厨师，叫Sam，这几天帮了他们许多忙。

离开时，5个人中惟一一个身上有钱的安德斯想给这位泰国朋友一点回报，但Sam不肯收。

告别的时候，尽管情谊渐深，他们还是没有告诉Sam他们将逃往何处。

离开后第4天，这座住宅遭到突击搜查。

为降低风险，加拿大使馆将6个美国人分成两组：一组4个人（鲍勃-安德斯、李-沙茨和里杰克夫妇）住薛顿家，另一组2个人（斯塔福夫妇）住加拿大大使肯-泰勒（Ken Taylor）家，逢感恩节和圣诞节夫妇俩去薛顿家与其余4人相聚。

泰勒大使告诉他们，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Joe Clark）已同意为他们6人提供避难，并决心帮他们到底——在危机结束或能帮他们逃出伊朗之前，加拿大使馆会一直为6个人提供庇护。

马克-里杰克回忆说，这是自美国使馆被占领以来他第一次相信他们最终将逃离伊朗。

二约翰-薛顿时年56岁。

他是二战老兵：18岁加入加拿大空军，开轰炸机。

在一次作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开着破飞机从德国踉踉跄跄回到英国才紧急迫降。

还有一次，他两腿都断了，在凌晨3点爬到一家酒馆，把老板吵醒，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来喝。

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他是加拿大使馆第一个收到脱逃的美国外交人员求助请求的人。

他的反应很明确：“Let’s go get them.”他采取的救助行动迅速而有效，甚至连大使泰勒可能都没有他这么负责尽职。

6名“客人”中，除了最为年长的鲍勃-安德斯（54岁），其余5个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里杰克夫妇：29岁，25岁；斯塔福夫妇：29岁，28岁；李-沙茨：31岁）。

年过半百的薛顿留着白胡子，嘴边常抽一支烟斗，被年轻的留宿客人们当做父亲，叫“Big Daddy”。

为了客人的安全，薛顿为大家买生活用品和食物时，得分几趟去不同的商店；他还得用啤酒和钱收买拾荒人。

薛顿的住宅有20个房间，他和妻子泽娜（Zena Sheardown）为客人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食宿条件。

客人们不能出门，日日靠听收音机、看书、打牌、填字游戏及大量喝酒消磨时间。

危险的气氛一直环绕着他们：来敲门的陌生伊朗人、可疑的电话、车被搜查、薛顿家与革命委员会有关系的伊朗园丁，还有街道那头的坦克，驱之不散。

薛顿的房子是租的，这期间，伊朗房东有意把这房子卖掉，泽娜需要跟他周旋，还得藏好客人，应付上门看房的伊朗人。

有一次，一架直升机在薛顿住宅上空盘旋，客人们赶紧趴到窗户底下不敢动弹，直到直升机飞离。

“我们本来就已生活在危险之中，”泽娜回忆说，“家里藏了‘逃犯’后，危险肯定加深了。

”但加拿大人没有因为惧怕危险而遗弃他们的美国朋友。

三1980年1月25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Tony Mendez）与胡里奥（Julio）抵达德黑兰。

到达后，两位特工曾走近已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看见使馆周围的高墙上张贴的歌颂革命的宣传标语和海报，想着围墙里52个已被劫为人质近3个月的美国人，其中包括3个未暴露身分的中情局特工。

但他们救不了这些人，他们要从伊朗带走的是美国使馆之外的6名外交人员。

尽管当门德斯和胡里奥到达时，加拿大使馆留在德黑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并且因为凶险的政治局面正准备全数撤离，但美国的救援行动还是得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鼎力支持。

加拿大政府在召开内阁秘密会议后，同意为6名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加拿大护照，并在美国中情局建议下，通过外交渠道寄来满满6邮袋的身份证件和资料；加使馆派工作人员开车在使馆与机场间往来，形成规律，以防1月28日凌晨美国人乘车去往机场时惹人生疑；他们帮助培训6名美国外交人员，使他们说话行为更像加拿大人；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的工作一路都有加使馆工作人员协助，包括1月28日凌晨8个美国人（6名外交人员和2名特工）前往机场都由加拿大的车和司机护送到，而此前加使馆也发出电报，放出消息说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剧组将离开伊朗去别处取景。

当然，这些电影都没提。

另一方面，电影中门德斯的Argo救援计划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与考验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发生过。

在薛顿家第一次见到6名救援对象时，门德斯实际上向他们提出了3个备选方案：除了Argo计划，还有“考察农业的食品经济学家”和“寻找工作的英语教师”两个选项。

门德斯内心希望他们选择Argo计划，而6个人也的确很快就决定选择Argo——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伪装成一个电影剧组，可使6个人聚在一起，彼此照应。

没有人提出反对。

电影中伊朗文化部官员陪同门德斯等7人讨论《Argo》的取景、游览巴扎并遭遇危险的情节也属编剧创造。

事实上，门德斯在德黑兰期间，伊朗当局没有找过他。

在1月28日奔赴机场前，6名“留宿客人”没有出过门，他们一直窝在薛顿家中，在门德斯和加拿大人的指导下，熟悉各自的角色，背诵各自的台词。

离开德黑兰前一天（1月27日）白宫突然取消救援行动一事同样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在出发前往伊朗之前，门德斯曾收到白宫要求暂停行动的指令——因为当时总统卡特决定听取报告，以亲自考量行动是否可行。

但仅仅30分钟后，门德斯便收到新的指令：“总统刚刚批准了寻找计划，你可以继续你的德黑兰任务。

祝好运。

”取登机牌时被告知没订机票的惊险一幕自然也不是真的。

事实上，门德斯与胡里奥在1月25日清晨到达德黑兰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前往瑞士航空公司办事处确认他们已预订1月28日凌晨5点飞往苏黎世的8张机票。

（第一件事是去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

）至于片尾的高潮——登机前遭遇伊朗革命军阻拦、盘查以及最后革命军开车追飞机的情节（把这么愚蠢的事栽赃给伊朗人，不太厚道吧？

），的确惊心动魄，但也的确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当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剧组在梅赫巴拉德机场的通关与登机可称得上顺利。

海关工作人员的检查可称懒散，看到8个“加拿大人”也并不格外留意，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科幻电影”《Argo》无人过问，德黑兰的妇女小孩也没有拼出他们的脸部照片，革命军也没有来找他们麻烦。

不过在当时伊朗肃杀的气氛下，对6位眼看即将逃出深渊的美国外交人员而言，即使一个小意外都动人心魄。

比如过关时，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拿着众人的护照，突然转身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后他出来了，原来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瑞士航空的飞机也因为机械故障晚点了一小会，但在那等待的一小会里《Argo》剧组成员的心里一定是令人屏息的焦灼。

终于，8个人在德黑兰清晨的冷风里踏上飞机。

登机时，移民官安德斯看见飞机机身上印有“AARGAU”字样——这个与“Argo”颇为相似的词表示这架飞机来自瑞士的阿尔高州（Aargau）。

安德斯捅捅门德斯的手臂，不可置信地对他说：“你们安排了一整套，是吗？

”他们逃离德黑兰的同一天，加拿大使馆留在伊朗的工作人员也全数撤离。

据薛顿的儿子罗宾（Robin Sheardown）说，父亲离开伊朗时，“失去了一切”，包括“房子、家具、衣服、奔驰轿车和银行账户”。

这些财产损失后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罗宾说，父亲关心的只是6位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危。

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薛顿的名字甚少被提及；自然的，大使泰勒的光芒把他掩盖了。

四门德斯是中情局冷战时期杰出的情报工作者与伪装技术专家，曾在越南、老挝、印度、苏联等国执行秘密任务，战绩卓著，故事传奇。

他是拉丁裔，出生于贫寒人家，做矿工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因矿难去世。

离开美国前往德黑兰之前，门德斯把婚戒和钱包留给妻子，再一次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他不能告诉她此行去往何方，也无法承诺能否平安归来。

在瑞士苏黎世机场等待去往德黑兰的航班时，已有数十次敌后救援经验的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因为恐惧和伤感而颤抖起来。

他当然当得起一部电影来呈现他甚至歌颂他，但是当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真实，再来对照这部《逃离德黑兰》，心中不能不涌起不安。

从1979年11月10日到1980年1月28日，在落到革命者手中的美国人可能沦为人质甚至被吊死街头的德黑兰，6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加拿大使馆庇护下有惊无险地度过近3个月，而中情局特工门德斯和胡里奥只在德黑兰停留了不超过4天。

固然，是门德斯策划了Argo方案，并犯险来到德黑兰带领6名同胞逃出，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框架到底是“美国孤胆特工用一部假电影拯救6名同胞”，还是“加拿大人不惧风险倾力保护6名美国外加人员，并帮助中情局特工将6人带出伊朗”，其实并不难鉴别吧？

8个人能从梅赫巴拉德机场顺利通关登上飞机，也许是因为这个拍电影的故事令伊朗人信服吧，但是否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伊朗革命委员会的管控并没有那么严密规整呢？

是否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拿着加拿大护照，是友好的加拿大人呢？

起码，门德斯所策划的“科幻电影”《Argo》没有任何伊朗人认真过问和考察过，而加拿大人为营救所做的绝不仅仅只是担任“保姆”而已，伊朗人也没有那么愚蠢和凶恶。

我能够理解想要创作一部类型片的编剧和导演对改编历史以满足“模式”的需要。

这是一部惊悚片，它需要一个孤单英雄的主角，而且只能有一个；别人的故事，不管是营救者还是被营救者，都别来抢戏。

于是，将其他角色削弱甚至枪毙（不管历史究竟如何），给孤胆英雄的作战任务设置众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障碍，并用各种惯用的好莱坞套路刻画他——比如官僚系统的混乱低效与特工英雄的孤独明智，比如与之分居、无法靠近的妻儿与独居的凌乱生活（尽管现实中门德斯并未与妻子分居），比如白宫取消救援行动后门德斯通宵不眠与酒为伴，并在早晨最后一分钟决定一人对抗全世界将6个美国同胞救出来（你已经知道了，这也不是真的）……最后，这个“模式”完成得似乎非常完善，但也非常陈腐。

因为模式化，它对历史的改编并不公平；因为模式化的情节需要，它忽视了真实历史中人与事的复杂与丰富，却以历史的名义创作出人们早已在好莱坞电影中看过无数遍的桥段，而人物的面目，不是刻板老套（如门德斯），就是模糊不清（如6位“留宿客人”）——更有一些真实而充满色彩的面目，被无情地丢弃了；因为模式化，片子的价值观如此平白、陈旧而“主流”，缺乏反思空间。

其实，真实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包括男主角门德斯），一定不比一个削足适履后得到的“模式”更有趣、更动人吗？

或者，起码别用“纪录片般”的“历史感”来包装这部娱乐片吧。

对历史不该这样轻慢。

五在《逃离德黑兰》上映后，导演本-阿弗莱克打电话给约翰-薛顿，为影片中没有出现他和她的夫人泽娜而致歉。

阿弗莱克后来说，在影片开拍前，他就充分了解薛顿的事迹了，但后来因为“长度、戏剧性和成本”而放弃薛顿这一角色。

他说，他为此有一点伤心。

阿弗莱克曾说，《逃离德黑兰》已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

2012年11月10日，约翰-薛顿的家乡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宣布每年这一天为全市的“约翰-薛顿日”，以纪念33年前薛顿接纳6名“留宿客人”的正直勇敢之举。

听说消息后，缠绵病榻的老人薛顿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太好了，我的家乡将会记得我。

”薛顿一辈子为国效劳，在世时自有其不如意，到晚年作为二战老兵的他得到的医疗护理也不理想。

但起码，如其子罗宾所说：“我真高兴，他在他去世前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

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

——林肯【美】前几天，在从漠河去哈尔滨的火车硬座上，有幸认识了一个在大兴安岭林场生长，现在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林场工作的老大哥，聊到87年的五六火灾，他说后来中央派了两个林业方面的专家，年长的意思是，不用伐掉被烧毁的残木，新的树种会自然生长起来，而年轻的意思是砍掉残木栽种新树，烧毁的树木可能会生虫。

最终年轻人的意见被采纳了。

大片的森林被砍伐，栽种新树，可是大兴安岭的整个生态环境却元气大伤，这么多年来都难以恢复。

同样的灾害他在俄罗斯也亲眼见过，俄国人选择自然规律，结果要不了多久，火灾的地方又是一片安静祥和的茂密森林。

他说，前几年国家终于承认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在这个事情里，从我的浅显角度看来，戴乌纱帽的人宁愿相信人为干涉的直观作用，而不敢承担自然规律的风险，他们的责任感显然不是首先从自然环境和地球出发。

Tony Mendez说“当问题发生时，总得有人负起责任，杰克。

我要对他们负责任。

我要带他们出去”当这句底气都不够足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我是被触动了。

也许就是对待责任不同的理解，才会成就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对责任的看法是去做对的事情，即使它有很大的风险，但那是值得的是正确的，有的人对责任的看法是服从和自保。

于是，有的人成了默默无闻的美国队长，有的人成了丑闻里的中国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