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第二季

好消息！

瑞恩·墨菲为Netflix打造的《怪物》系列新剧《怪物：梅内德斯弑亲兄弟档》终于上线了！

开播首个周末，这部剧在Netflix上就以9750万小时的观看时长和1230万的观看人次，轻松登上了全球剧集观看榜的冠军位置！

第一季的《食人魔达莫》创下了限定剧的观看人次纪录，并在颁奖季大放异彩。

这一季则聚焦于莱尔和埃里克·梅内德斯兄弟。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 》第二季Monsters: The Lyle and Erik Menendez Story Season 2

1989年的比佛利山庄，一对看似光鲜的富豪夫妻何塞和玛丽亚·梅内德斯被枪杀在自家豪宅中。

莱尔和埃里克是富裕家庭中的典型孩子，他们的父亲何塞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母亲玛丽亚则是富裕的家庭主妇。

外人眼中的梅内德斯家族光鲜亮丽，充满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兄弟俩的生活也应该是被宠爱和保护的。

起初，警方并未将两兄弟——莱尔和埃里克·梅内德斯列为嫌疑人，这对兄弟当时只有20多岁，面对父母突然离世，他们的表现看似悲痛且无懈可击。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兄弟俩在审讯中不由自主地透露出一些细节，他们自称从小就饱受父亲的虐待，心理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他们选择了极端的自卫手段。

莱尔和埃里克的陈述让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他们称，父母的暴力和虐待才是他们犯下滔天大罪的根源。

这一切看似荒谬，却又真实得令人心痛。

在法庭上，检方的控诉直指兄弟俩觊觎父母的财富，然而他们的辩护却让人难以轻易判定谁是罪魁祸首。

剧中，梅内德斯兄弟的内心挣扎和复杂情感被细腻地呈现出来。

你会看到，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凶手”，而是被逼到绝境的受害者。

观众不禁会反思，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这一步？

是父母的暴虐，还是家庭的财富让他们无路可退？

瑞恩·墨菲一直以来擅长将真实案件中的恐怖与人性的复杂交织在一起，他用独特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中。

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被迫参与其中，体验着莱尔和埃里克的痛苦与绝望。

每一个证词、每一个回忆，都让人心碎。

你可能会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但又被他们的罪行所震撼，心中充满矛盾。

此外，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并不是新鲜话题，早在2017年，就有过相关的影视改编。

而瑞恩·墨菲的版本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背后的家庭悲剧。

如今，他们仍在服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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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员、台词、摄影，以及所有的技术方面和大部分的剧情方面来说，这是一部不错的剧。

我没法否认在看的时候我确实被吸引了。

但是我无法赞同这部剧最深层的创作理念和逻辑。

尽管现在的一切都在娱乐化，以及我确实非常享受很多东西被娱乐化，因为那些东西确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人、非常打发时间。

但是这部剧对于性侵受害者以及知情同意概念的模糊和娱乐化处理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首先我要说，第五集的受害者自述确实拍得非常好，非常让人内心被牵动，如果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我知道最后仍然给了一个“也许他在说谎的暗示”，但是这里我也不想多谈），我也不会在之后的几集里感到如此的不适。

而我最想说的事情是，虽然这部剧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unbiased”的叙述，但有时我觉得，在性侵受害者的故事当中，并不存在一个“unbiased”的叙述方式，因为始终性侵受害者就是失权的，尤其是家庭或熟人进行的性犯罪，受害者很难进行自证，而犯罪者相反很容易胜利。

所以当你说“我是中立的”时，请想一想，你是真的站在中间，还是说双方中间的那条线本来就不是均等划分的。

你说你站在中间，但可能你站的是加害者的那边。

而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当中，又有多少其实是在阴险地指责受害者杜撰出了一切——我想这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在大多数有关性犯罪的审判中，都持续地有人在这么做。

说得直白一些，当你说你是中立时，也许你的意思是：哦，我想那个声称自己被性侵的人是在说谎。

更何况，这部剧有那么多细节几乎是在明示，梅内德斯兄弟对于自己经历的性暴力以及精神暴力史实为捏造。

这不是unbiased的叙述。

当然，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私刑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事情的途径，我所说的这些也没有任何帮助这两兄弟脱罪的意思，同样也并不是在说这两个人是完全纯洁无辜的。

他们是两个不懂事的富二代——事实，他们杀了他们的父母——事实，他们说了非常多的谎——事实，这也是这件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悲剧的原因。

性犯罪受害者，尤其是像这样从小经历性虐待和精神虐待的受害者很难拥有我们世俗意义上的“理智”，不是说他们疯了，只是他们对于很多事的认知是扭曲的。

比如一个人如果遭受侵害，ta可能会想到求助于外界，但是作为这样虐待的受害者，ta可能根本没有求助外界的概念。

“无法逃脱”这个想法已经随着虐待被植入ta的思维。

也是因为这一点，我认为很多高高在上地说“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不离开家”之类的人是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角度去说话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在经历长时间的虐待之后，仍然能保持正常的心智和反应能力。

事实上不是的，这种经历给人心智带来的创伤是巨大且深远的，就像第五集中弟弟的台词：我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他对我做了那些事，所以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到底是天性如此，还是因为他对我做的那些事。

以及不管怎么说，暗示儿童性侵受害者被医生证明可能是由于oral sex 留下的伤口是吃冰棒时不小心摔跤造成的，也确实太差劲了一些。

乱伦：本剧最大争论点在于，两兄弟，到底有没有父亲和母亲有没有对他们进行性虐待这个事实进行一个论断，可以说是直接证据，而不是所谓证词证人的间接证据进行一个举证。

直接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说服陪审团最重要的地方。

本案恰恰缺乏这个。

其次，骨科问题。

两兄弟，是不是在这样高压环境下确实发生骨科行为，以及父母确实不理解和接受行为，其实剧情里只是稍微的点到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入挖掘。

是不是父母对他们的这种骨科行为进行的一个打压。

从而有了谋杀导火索之一。

并未知晓。

暴力和虐待：父母是否进行一个精神暴力和虐待？

本案在剧情写作上并没有进行一个否定，都在写他父亲多么的专制。

以及两兄弟的相处模式在我们观众看来，看来确实存在很大问题，比如他们在。

父母死后挥霍在办派对，吸k的时候他们还热泪相拥，很暧昧，周围的女伴都对他们侧目。

两人相处模式其实早就超越了普通亲兄弟，更多是病态的占有，两人是否也存在暴力和虐待，本案也只是稍微的提及了一点，没有详细挖掘。

凶杀：本案无论是作案动机，购买枪支准备犯罪到实施犯罪。

报案到笔录到证据的销毁都存在非常大的粗糙的程度。

两人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

剧本里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凶杀的一个爆发点，我相信就是在剧本创作上的一个问题。

会这样观众更加的认为这两兄弟是有精神问题而实施犯罪。

到后面剧情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庭审：无论是。

被告律师的那种慷慨激昂地咬字的方式，都呈现出一个非常激动且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女性律师。

且是一个女权律师。

不得不说，在某些时候，如果他辩护的是一个受害者，那么非常具有煽动力，也能够说服陪审团。

但是他辩护的是一个。

自证有性虐待经历的两位成年男性，嗯，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辩护方式。

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就算你有相当多的说辞，但是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你就是受到了父母的性虐待，那我们看到的是证人说的证词。

没有直接证据就是虐待的照片视频和工具。

就非常难进行成功说服评审团进行脱罪。

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法律电影，法律电视剧，其实这个，电视剧让我们真的了解到评审团其实发挥到了相当大的决定性作用，很多我们看到美国法律剧很多时候都是聚焦发挥律师的那种口若悬河的作用和相当于庭审反转，证据反转的作用，但是很少有人去注视到评审团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美国法律庭审最重要就是评审团的意见，他们都是一些来自社区的比较。

品德高尚的人去成为评审团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两方律师都要疯狂的进行说服评审团的原因，在这里。

家庭关系：本案解释了，一个移民从底层爬到高层，一定吃了很多苦。

那肯定会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种非常负面的感觉。

因为吃了太多苦，会有一种ptSD的症状，那对于自己儿子从小养尊处优。

多么希望他们能够继承这种所谓的。

奋斗精神，但是正正恰恰是因为缺乏由于所谓的正确教育，正确引导，正确培养。

让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培养所谓的奋斗精神。

同样的母亲也是她因为爱情嫁给了父亲，但是生了孩子却也不知道如何去培养孩子。

父母同样都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考试。

只能不断的学习。

不要说美国没有家庭关系的问题。

倒退几十年一样的是存在所谓的许多殴打虐待，当时的法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那么多的细致入微去照顾到所谓的儿童身心安全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合理化，与沉默化了。

家庭关系从来都是全球的问题，并不是单独哪一国的问题。

家庭关系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在我看来，本案最特殊的是在于。

它融合了美国社会许多方面的问题，解释了近四五十年来最让人纠结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法律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评审团决定机制是否是真的足够理智和冷静？

就像我们说的，是否一张嘴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也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梅内德斯兄弟案一共经历了两次审判。

1993年7月20日，第一次审判开始。

1994年1月28日：由于一审的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陷入僵局。

法官宣布第一次审判无效。

1995年7月23日：第二次审判开始。

1996年3月21日： 梅内德斯兄弟俩被判两项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1996年7月2日：法官宣判 Lyle（28岁）和Erik（26岁）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他们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一次审判的87个Facts：1. 在第一次审判开始之前，梅内德斯兄弟在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男子监狱待了3年。

2. 在被监禁的前几个月里，Erik有自杀倾向，服用了镇静剂Xanax。

在此期间，一位牧师探望了Erik。

Erik开始第一次透露他在童年时期遭受的一些所谓的创伤。

这些谈话为梅内德斯兄弟备受争议的辩护奠定了基础。

1990年6月，Erik开始每周接受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Dr. William Vicary的治疗。

Dr. William Vicary这个名字划重点 😉

剧照3. 在被监禁的初期，Lyle经常给Mr. Buffalo's的经理打电话。

这令其他囚犯抱怨他打电话的次数和时间太长。

剧照：Lyle提到的Mr. Buffalo's 关于Mr. Buffalo's ：Lyle长期以来都想有一家餐厅。

他曾想买下位于普林斯顿正门对面的一家外卖披萨店Teresa's Pizza，但Lyle得罪了店主，店主拒绝卖给他。

因此，Lyle决定买 Chuck's Spring Street Cafe。

Chuck's是普林斯顿一家专门经营辣鸡翅的小吃店。

Lyle花了55万美元买下了Chuck's。

Teresa's Pizza的店主认为这太荒谬了，因为Chuck's只值20万美元。

很多人认为Lyle 买不起Chuck's，但他的叔叔们批准了这笔交易，并用遗产作为抵押贷款给Lyle融资。

Lyle的叔叔们希望这家餐厅能给Lyle当时混乱的生活（父母死后，他俩疯狂花钱）带来一些重心。

Lyle开始经营Chuck's。

他将送餐上门服务时间从中午12点延长到凌晨1点，并将餐厅改名为 Mr. Buffalo's。

普林斯顿的商家们认为这太疯了，因为Chuck's 多年来已经积累了良好的知名度。

买下Chuck's后，Lyle 宣布他想在附近的普林斯顿购物中心开设第二家分店。

他还想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开设分店，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市罗格斯大学附近开设分店。

Lyle想每两个月开设一家Mr. Buffalo's分店。

Lyle的想法太过激进。

不仅如此，Lyle 还允许他的朋友们在店里白吃白喝。

结果是，Mr. Buffalo's 的生意一直亏损。

剧照:信和一些便条

剧照: 图纸4. 在被监禁期间，警员的副手发现Lyle的脚链几乎被割断了。

之后不久，他们就对兄弟俩的牢房进行了检查。

他们在Erik的牢房里发现了Lyle写给Erik的一封长达17页的信和一些便条。

便条上描述了俩人要前往南美，然后去中东的逃狱计划。

警员还发现了一张画着楼梯和门的建筑物的图纸。

警员将其与Lyle曾经去过的法院进行匹配，但找不到与图纸相似的建筑物。

5. 在Lyle的信中，他告诉Erik，他永远不会作证指控他。

Lyle还给了Erik一些建议，Lyle认为Jose也会给他这些建议。

Lyle 写道：I am not an ordinary person. I do not see things in terms of manslaughter and life terms. I see only win, loss, honor and dishonor. Dad is watching and I will not disappoint him a second time or Mom by giving up and having their deaths be in vain. 我是与众不同的人。

我不以过失杀人和生命的角度看待事情 。

我只看到胜利、失败、荣誉和蒙羞 。

爸爸在看着我， 我不会放弃，不会再让他或妈妈失望，让他们的死成为徒劳 。

Lyle的这段话强烈地反映出他的个性。

Lyle 似乎没有根据社会规则（如法律和道德）将行为视为正确或错误，而是有他自己的内部判断体系 。

Lyle的世界观以成败为中心，具有竞争性的二元论，荣誉是成就的最终衡量标准 。

父母是Lyle生活中很重要的人，然而最令他担忧的却是父母的死毫无意义，而不是杀死他们的懊悔。

总之，这段话让人感觉，Lyle 似乎脱离了传统伦理的约束框架，转而追求另一种他自己内在的个人使命，且带有一种很极端的责任感和忠诚感。

或许，也存在可能的内疚感吧。

剧照：一审的检控官 Pam Bozanich6. 据Pam Bozanich（一审的检控官）说，有一天，Erik被发现与另一名囚犯有性行为。

7. Erik刚被关押时，他的前女友Janice来探望过他。

Jose和Kitty都很喜欢Janice。

Kitty对Janice的评价很高。

据Janice说，在监禁期间，Lyle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囚犯。

他独占电话。

有一次他还被指控从另一个吃特殊食物的囚犯那里偷东西吃。

关于Erik的女朋友：Kitty一直担心Erik的性取向，认为Erik是同性恋。

当他们搬到Calabasas时，Kitty命令Erik在6个月内找个女朋友。

Erik在Calabasas高中找了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孩，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Erik又交了一个女朋友，就是Janice。

关于Lyle的性格：Lyle 在 Jose担任高管的LIVE Entertainment公司工作了很短的时间。

Lyle告诉他的朋友，他在公司被人讨厌，因为他是Jose的儿子。

事实上，Lyle在LIVE Entertainment被人讨厌，不是因为他是高管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不认真工作、上班迟到、不道歉、无视命令，在天气好的时候完全翘班去打网球。

LIVE Entertainment同事对Lyle的描述：卑鄙、傲慢、以自我为中心。

Jose的一位同事向他抱怨Lyle在公司的表现。

Jose问这位同事，如果Lyle不是他的儿子，他会怎么做，这位同事说解雇他，于是Lyle被解雇了。

1988年秋天，Lyle重回普林斯顿读书。

他发现自己被分配了一个室友。

Lyle想要一个单人间。

据宿舍的学生顾问说，当Lyle看到房间里另一个学生的物品时，他把它们扔到了走廊里。

学生顾问说，Lyle有一种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态度。

Jose为了Lyle，给普林斯顿写了一封信，要求为Lyle提供单人间。

Lyle最终得到了一个单人间。

1989年2月，Jaime Pisarcik 把Lyle介绍给了Donovan Goodreau。

Donovan Goodreau很快就成了Lyle最好的朋友。

Jose和Kitty很高兴Lyle有Donovan在身边，因为他们不能再帮Lyle做作业了，而Donovan愿意为Lyle写论文作业。

一次，Donovan Goodreau被指控偷窃Lyle宿舍里的物品。

Donovan Goodreau 坚称自己无罪。

Lyle 不仅没有为他辩护，而且还带着两个朋友与他对质。

Donovan Goodreau 被迫离开普林斯顿。

由于匆忙离开Lyle的宿舍，Donovan Goodreau落下了自己的钱包，里面装有驾照、社保卡等身份证明。

Lyle涉及盗窃案数起，而他从未因这些入室盗窃而受到指控。

讽刺的是，当警方将Lyle与这些盗窃罪行联系起来时，他已经因更严重的指控（杀了父母）入狱了。

8. 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县大陪审团以谋杀父母的罪名起诉了梅内德斯兄弟。

兄弟俩的案件中有两个特殊情况，使他们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一是兄弟俩被指控杀害了不止一人（父母两人）；另一个是兄弟俩是预谋且有意图地谋杀受害者。

他俩还被指控为了钱而杀人，但大陪审团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因此它没有被纳入案件中。

9. 一审的主审法官是Stanley M. Weissberg，当时50多岁，戴眼镜，举止文质彬彬， 学者风度翩翩。

1992年，Stanley M. Weissberg 法官主审了西米谷郊区的Rodney King案的一审。

那次审判结果为四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洛杉矶警察无罪释放，引发了著名的轰动事件：1992年洛杉矶暴动。

10. 1993年5月14日，法官Weissberg裁定，梅内德斯兄弟的案件将一起审理，但兄弟每人将有一个独立的陪审团 (即2个陪审团)。

剧照：一审的陪审团11. 法院传唤了1100名潜在陪审员参与选拔。

潜在陪审员必须填写一份包含122个问题的问卷，其中有15个问题涉及家庭内儿童性虐待和暴力问题，以确保他们能够公正地履行职责并帮助做出公正的裁决。

最终选出了2个由12名陪审员和6名备选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

Lyle的陪审团首先被选出来，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组成，陪审员的平均年龄为42岁。

Erik的陪审团由8名男性和4名女性组成，陪审员的平均年龄为46岁。

12. 一审的检控官是Pam Bozanich，39岁，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Bozanich 起诉了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的重审。

她在很多方面都与Leslie Abramson完全相反。

13. 梅内德斯家族和Andersen家族为Lyle和Erik聘请了非常优秀且收费昂贵的法律顾问。

为Lyle辩护的律师是Jill Lansing；为Erik辩护的律师是Leslie Abramson。

剧照14. 梅内德斯兄弟案是Leslie Abramson的第15起备受瞩目的谋杀案。

她为Erik辩护的费用为75万美元。

Jill Lansing与Leslie Abramson不同，Jill Lansing不擅长处理备受媒体关注的案件。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提审（Arraignment）：什么是提审（Arraignment）？

提审通常是被告在法庭上的第一次正式出庭。

在提审听证会上，法官将宣读指控，被告提出抗辩（有罪、无罪或不抗辩）。

法官还可以处理保释问题，如果需要，任命公设辩护人，并确定未来听证会的日期。

1990年3月26日，梅内德斯兄弟因谋杀父母而被提审。

提审地点在比佛利山庄市法院，法官是Judith Stein。

在提审之前，兄弟俩已经在监狱待了两个星期，但两人表现得一点也不像在监狱里待过。

兄弟俩没有悔恨。

他们表现得自鸣得意、傲慢自大，走进法庭时似乎不在意自己已命悬一线。

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和兄弟俩的支持者。

兄弟俩向亲朋好友挥手微笑，表现得好像他们的辩护律师会迅速澄清事实，然后他俩就能和亲朋好友一起出去吃晚午餐了。

法官Judith Stein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性，说话带有鼻音。

她透过一副低垂在鼻梁上的眼镜凝视着这对兄弟，命令这对兄弟站起来面对她。

这对兄弟觉得似乎这一幕很搞笑。

他们照做了，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笑声。

法官Judith Stein向这对兄弟宣读了指控：you have been charged with multiple murder for financial gain, while laying in wait, with a loaded firearm, for which, if convicted, you could receive the death penalty. How do you plead?你们被指控为谋取经济利益而犯有多重预谋谋杀罪，犯罪中使用的武器是一把装有子弹的枪。

如果罪名成立，你们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你们如何抗辩？

Erik 首先回答，脸上几乎带着一丝笑意：Not guilty, your honor. 法官大人，无罪。

Lyle 附和道：Not guilty. 无罪。

兄弟俩被控一级谋杀罪，但有特殊情况，因此被拘留，不得保释，等待审判（Trial）。

15. 1993年6月9日的审前听证会（Pretrial hearing）上，Leslie Abramson表示：辩方将承认梅内德斯兄弟谋杀了他们的父母。

但是，辩方要向陪审团证明，应该为谋杀案负责的是Jose和Kitty，而不是Lyle和Erik。

什么是审前听证会 （Pretrial hearing）？

审前听证会是在刑事审判开始前进行的法庭程序。

目的是解决程序问题、讨论证据，有时还会探讨达成认罪协议以避免审判的可能性。

在审前听证会上，法官、控方和辩方可以：审查证据和证人名单，以确保双方都做好准备。

提出动议，例如撤销指控、隐匿证据或强迫对方提供某些信息的动议。

讨论认罪协议或其他可能解决案件的方法，etc.审前听证会有助于确保案件顺利进行，双方都为实际审判（Trial）做好准备。

Leslie Abramson 在审前听证会上明确了辩方要使用的辩护策略：极度情绪紊乱辩护策略 (EED, Extreme Emotional Disturbance) 。

在杀人案中，EED辩护是一种减轻罪责的辩护，可以降低被告的罪责程度。

如果成功使用EED辩护，通常会使指控从预谋恶意谋杀罪降级为过失杀人罪。

与精神错乱辩护不同，EED辩护不需要证明精神疾病或缺陷。

EED辩护与“激情杀人”辩护类似，但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因为EED可能涵盖更广泛的情况，包括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情况。

EED 辩护的关键要素是：主观要素（被告的情绪状态）和客观要素（紊乱的合理性）。

因此，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 都需要辩称，这对兄弟长期以来一直被灌输恐惧感，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

需要将这两个被宠坏的富家公子描述成虐待儿童的受害者。

但是，给兄弟俩的辩护有一个障碍：这对兄弟从未向他们的心理医生或任何其他人抱怨过虐待，没有虐待的医学证据，没有瘀伤的照片，换句话说，根本没有虐待史。

如果这个EED辩护要成功，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 必须仔细重建涉及Lyle和Erik的具体虐待事件。

控方要胜诉，他们必须向陪审团证明，这对兄弟是骗子，他们讲述的虐待史的故事都是谎言。

梅内德斯兄弟的审判之所以引人注目，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辩方使用了EED辩护。

这在当时相对较新，也是第一次在受关注的谋杀案中使用虐待辩护。

另外，很多人对梅内德斯兄弟案有一个误解是【兄弟俩的辩护是要无罪】。

兄弟俩只是在提审（Arraignment）时，自己抗辩 “无罪”。

但他们的律师辩护一直是减轻罪责辩护，不为他俩无罪辩护。

二审时，Erik仍然继续用EED辩护策略。

但是，由于Lyle的个人原因，Lyle的律师无法继续为他使用EED辩护，不得不改用 “激情杀人”辩护 。

但辩护核心仍然是减罪责，不是无罪辩护。

16. 1993年7月17日，一审开始的前三天，Leslie Abramson森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

她说，兄弟俩和父母之间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对抗导致了谋杀。

在采访中，她阐述了梅内德斯兄弟案，主要内容是破坏梅内德斯家族长久以来的正面形象。

17. 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咨询了律师兼儿童权利倡导者Paul Mones。

剧照3：When A Child Kills: Abused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Paul Mones 是《当孩子杀人：杀害父母的受虐儿童》的作者。

书中概述了律师如何成功地为被指控杀害父母的孩子辩护。

亚马逊图书Paul Mones的书是基于他的研究。

他的研究表明，杀害父母的孩子通常很平和，他们的父母非常注重隐私和秘密。

Mones发现，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很低，只有在默默遭受虐待后才会做出反应，通常是在他们多年试图取悦父母却没有成功之后。

根据Mones的说法，当这些孩子反击时，他们会在施虐者最脆弱的时候发起攻击。

这些犯罪往往具有过度杀伤的特点，孩子不会向施虐者射出一颗子弹，而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向施虐者开枪。

Mones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父母被杀，这是父母的错。

18. 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听从了Paul Mones的建议，让兄弟俩出庭时穿上男孩气的毛衣、运动衫和卡其裤，让他俩看起来不是22岁和25岁的成年男子，而是12岁和15岁的男孩。

在辩护过程中， Leslie Abramson还会通过某些小动作暗示，她不是在为一个弑亲的怪物辩护，他只是一个未被良好养育的被误解的男孩。

19. 辩方还依靠治疗师 E. Sue Bloom 为乱伦幸存者开发的诊断工具。

该工具是一个包含34项的清单，用于处理儿童性虐待的后遗症。

清单有很多项目可以应用于两兄弟。

Erik符合清单上的项目，包括害怕独自睡觉；掩盖早年生活的一段时期；隐瞒一个可怕的秘密；偷窃。

Lyle符合清单上的项目，如渴望与家人分开；创造一个幻想世界（Lyle用他的毛绒玩具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严格控制思维过程；并且，有一种需要实现才能被爱的感觉。

20. 检控官Pam Bozanich在参加审判时有些矛盾，尤其是对死刑问题。

尽管她相信死刑，但她知道许多陪审员不愿意执行死刑。

Lester Kuriyama（39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

他比Pam Bozanich更鄙视这对兄弟， 他认为这对兄弟就是冷酷无情的杀手。

Lester Kuriyama在梅内德斯兄弟案中对死刑问题不感矛盾。

由此看出，控方有打算朝给梅内德斯兄弟判死刑的方向努力。

21. 除了律师和法官，一审中还有一个实体：电视摄像机。

由于公众对案件的强烈兴趣以及法庭上可用的座位数量有限，法官Weissberg允许法庭上有一台电视摄像机播放审判。

审判在CourtTV上播出。

梅内德斯兄弟的审判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媒体报道的程度。

审判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美国公众密切关注。

22. 1993年7月20日，第一次审判开始。

检控官Pam Bozanich在开庭陈述中阐述了对Lyle的指控。

她描述了谋杀的残忍程度：Jose身上有6处伤口，Kitty身上有10处伤口，兄弟俩在父母打瞌睡时预谋杀死了父母。

她描述了Lyle在谋杀父母后如何雇佣保镖，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Bozanich告诉陪审团：“从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来看，暗示他可能被父母先杀了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说法是一个谎言。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Bozanich经常提醒陪审团，如果Lyle和Erik可以如此频繁、详细地撒谎以避免被抓，那么他们也可以谎称自己儿时遭受虐待以避免被判死刑。

Bozanich向陪审团讲述了兄弟俩在杀死父母后的疯狂挥霍行为：买劳力士手表，买名车、买滨海大厦公寓、Lyle买餐厅、以及Erik和他的网球教练花钱无数等等。

兄弟俩疯狂挥霍消费行为是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经常重复的另一个主题。

23. Jill Lansing 在开庭陈述中告诉陪审团，梅内德斯兄弟俩杀害了他们的父母。

Jill Lansing 说：“我们不争论事情发生的时间。

在这场审判中，你们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 在弑亲（尤其还是弑父杀母）上，我个人认为，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可否认，弑亲的悲剧和谋杀事件（如财杀，情杀，仇杀）有本质上的不同。

Jill Lansing 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的是，谋杀是出于恐惧。

他们害怕父母的残暴、操纵、性变态，以至于是父母逼迫自己的儿子做出最绝望的玷污行为。

”至此，Jill Lansing 还没有透露变态或残暴行为的细节，继续描述兄弟俩成长过程中一直享受到奢侈豪华的生活，试图表明金钱不是谋杀的动机。

她为这对兄弟的辩护奠定核心：兄弟俩杀害父母是因为在父亲遭受了多年的性虐待、身体虐待和精神虐待后，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Jill Lansing 告诉陪审团， 谋杀的催化剂是Erik在谋杀案发生前几天向哥哥Lyle透露，Jose已经猥亵他12年了。

这个消息让Lyle 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也曾在6-8岁的时候被Jose猥亵过。

她说，谋杀的“催化剂”是担心这个家庭长久以来的秘密会被揭露，而这些秘密会毁掉这个“完美家庭”的声誉。

Jill Lansing 描述了Lyle如何面对Jose。

Lyle告诉他的父亲，他会带着Erik离开家。

Jose告诉Lyle：“他会对儿子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没有人能威胁他。

” Jose向Lyle明确表示，这个秘密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他不会让用这个秘密和权力凌驾于他的人活着。

” 就在那时，兄弟俩开车去了圣地亚哥，用Donovan Goodreau的驾照买枪。

Jill Lansing 告诉陪审团，兄弟俩直到被捕并被监禁数月后才谈及虐待，因为他们对此感到羞耻。

兄弟俩曾将虐待告诉一名家庭成员，该家庭成员又告诉了辩护律师。

Jill Lansing 还告诉陪审员，Lyle将作证并讲述虐待的故事，包括他6岁时开始遭受Jose的性侵犯和虐待。

24. 控方一直对虐待是如何被揭露的感到怀疑。

检察官认为揭露虐待的时机很奇怪。

检察官认为，兄弟俩被捕后就立即接受了许多心理学家的访谈。

后来，其中的一些心理学家（尤其是 Dr. William Vicary）还成为了辩方证人。

25. 检控官Lester Kuriyama 坚信梅内德斯兄弟是骗子、操控者，应该受到法律规定的最严厉的惩罚。

Lester Kuriyama似乎从不错过任何暗示这对兄弟是一对骗子的机会。

Lester Kuriyama 在对Erik的陪审团的开场陈述中说，这对兄弟想杀了他们的父母而不被抓。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Oziel医生的供词，以及Erik如何觉得他的父亲控制欲太强。

Lester Kuriyama 还说，Jose批评他，让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足，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Oziel医生作证，Erik 认为Jose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而Erik 认为这是摆脱Jose的另一个理由。

Kuriyama 说，Kitty 被谋杀是因为如果没有Jose，她会成为证人，而且会感到痛苦，甚至自杀。

Kuriyama 在开场陈述的最后告诉陪审团，这对兄弟试图编织一个欺骗网络，包括虚假的不在场证明、对警方撒谎、用偷来的驾照购买凶器以及雇佣计算机专家删除计算机文件。

26. 在开庭陈述中，Leslie Abramson详细阐述了Jill Lansing在对Lyle陪审团的开庭陈述中概述的许多相同主题。

Leslie Abramson告诉陪审团，Lyle 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Erik，因为他是家里真正的受害者。

Leslie Abramson 承认，Erik 揭露虐待的行为可能看起来很可疑，尤其是在他入狱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编造了这一切。

Leslie Abramson说，Erik 之所以没有早点说实话，是因为他不信任Oziel医生或Craig Cignarelli（ Erik最好的朋友 ）。

Leslie Abramson 承诺，Erik会告诉他们 “他为什么杀死他的父母”。

但她并没有承诺Erik会说实话。

Leslie Abramson 接着描述了Erik 是如何“被父亲的性满足所吸引”。

她描述了Erik 声称的Jose对他做的各种行为。

辩方获得了向陪审团提出有关Kitty性格问题的权利。

Jill Lansing 告诉Lyle的陪审团，Kitty的孩子们害怕她，这就是她死亡的原因。

Leslie Abramson说，兄弟俩无法向Kitty寻求帮助和安慰，因为他们发现，Kitty精神错乱，而且她对他们施加了更多的虐待。

法官Weissberg不允许辩方律师详细描述Kitty酗酒和处方药的问题，但他们可以证明Kitty的情绪不稳定且有强迫症。

在法官Weissberg的允许下，辩方被允许做的是毁掉Jose和Kitty的名誉。

27. Leslie Abramson在描述谋杀案发生前一周的情况时，与Jill Lansing的开场陈述如出一辙。

Leslie Abramson告诉Erik的陪审团，Erik非常期待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离开家。

谋杀案发生前一周，Jose告诉Erik，他每周必须在家睡几天，以便Jose和Kitty能够跟踪他的学业。

Leslie Abramson说，Erik 认为这意味着性虐待将会继续。

Leslie Abramson描述了Kitty和Lyle如何大吵大闹，以及Kitty如何扯下Lyle的假发。

Lyle 在14岁时就失去了大部分头发。

Jose告诉他戴假发，因为如果头发看起来浓密，对他的形象有好处。

Erik声称他一直都不知道Lyle戴了假发，这一发现令他震惊，于是他向Lyle吐露心声。

Erik 告诉Lyle，Jose多年来一直在性侵他。

兄弟俩感到非常害怕，害怕Jose和Kitty会杀了他们。

兄弟俩觉得时间紧迫，所以他们开车去圣地亚哥买枪。

28. 辩方试图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说明谋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但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如果Jose和Kitty 打算在8月20日杀死Lyle和Erik，为什么他们邀请Calabasas的朋友Peter and Karen Wiere 夫妇来打桥牌呢？

在谋杀案发生的初期，侦探 Les Zoeller询问过Peter and Karen Wiere夫妇。

剧照：改编二合一人物Zoeller问Peter Wiere 对这个案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Peter Wiere说：“我没有任何依据，但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们两个儿子干的。

” Zoeller对此感到惊讶。

他要Peter Wiere详细说明。

Peter Wiere说，Lyle和Erik两人似乎总是人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对兄弟似乎太有礼貌，对大人过于恭敬。

而Peter Wiere认为，他们的表现似乎不太对劲。

Leslie Abramson结束开场陈述后，检控官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提醒陪审团，Erik向Oziel医生坦白了，告诉他，他俩杀死Jose是因为Jose对他过于严厉，但从未提及性虐待。

Erik向Craig Cignarelli 坦白的情况也是如此。

直到他们需要法律辩护时，也就是谋杀父母近7个月后，这对兄弟才谈论了他俩受虐待的问题。

29. 在审判的第一阶段，控方传唤了26名证人，其中大多数只是案件戏剧性事件中的小参与者，如Lyle的保镖、向Erik出售猎枪的 Big 5 店员，以及查验Kitty的电脑找最新遗嘱的两名电脑专家。

控方利用这些证人证明这对兄弟是老练的骗子，他们策划并实施了谋杀父母的行动。

控方首先向陪审团播放了Lyle 拨打的报警电话。

Pam Bozanich希望陪审团亲耳听一听Lyle是多么出色的演员。

警官Michael Butkus作证说，他目睹了Lyle和Erik在谋杀后四处奔跑，大喊大叫，但没有为父母的死而哭泣。

还有一位证人是1989年8月19日带梅内德斯一家去钓鲨鱼的船长。

据这位船长说，梅内德斯一家很奇怪，不像个正常家庭。

在整整7个小时的旅程中，Jose待在船尾钓鱼，Kitty 因为晕船待在船舱里，兄弟俩几乎都待在船头。

在当天的作证结束时，Leslie Abramson告诉记者，兄弟俩之所以待在船头是因为他们担心乘船旅行是谋杀他俩的阴谋。

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考虑到船上有目击者，这听起来相当牵强，但Leslie Abramson说Lyle和Erik相信这一点。

她试图表明，在谋杀发生的那晚之前，兄弟俩的厄运感越来越强烈，他们甚至将最普通的行为都看作为可能危及生命的预兆。

30. 控方证人侦探 Les Zoeller描述了1989年8月21日凌晨5:30，兄弟俩返回梅内德斯豪宅，在犯罪现场索要网球拍的情况。

Pam Bozanich想让陪审团看看这对兄弟回到犯罪现场的胆量有多大。

由于验尸官正在检查Jose和Kitty的尸体，所以没允许兄弟俩进入。

Leslie Abramson问侦探 Les Zoeller是否在房子里看到过动物粪便。

侦探 Les Zoeller说他不记得了。

Leslie Abramson 打算以此来描绘Kitty是个糟糕的母亲和糟糕的管家，但经常去梅内德斯家的证人说他们从未见过任何动物粪便。

（这是辩方的辩护策略：不放过任何可能破坏Jose和Kitty形象的可能性，无论是事实还是捏造）关于Kitty：Kitty 出生于1941年，是Andersen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Kitty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

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经营良好的供暖和空调公司，她的母亲是家庭主妇。

Kitty的父母表面上看起来恩爱亲密，但父亲有时会当着孩子的面殴打她的母亲，有时也打孩子。

后来，她的父母离婚了。

她的母亲再未再婚。

离婚后，母亲变得痛苦且沮丧。

Kitty从小就坚信离婚是女人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

Kitty恨她的父亲，在父母离婚后多年都没有和他联系。

Kitty在南伊利诺伊读书时，她认识了Jose。

Kitty比Jose大3岁。

1962年，Kitty参加退伍军人协会赞助的橡树草坪小姐选美比赛，赢得了冠军。

Kitty梦想大学毕业后，她将在纽约从事制作和导演商业广播电视节目的职业。

婚后，Jose和Kitty搬到了纽约。

Jose转学到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学习。

Kitty找到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

在婚后的最初几年，Kitty从事广播工作的梦想开始消退，她放弃了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以支持Jose和他的事业。

1989年的夏天期间，梅内德斯家里发生了不少事，不断令家庭的紧张局势加剧。

Kitty 开始在晚上锁上卧室的门，还在衣柜里放了两支枪。

她不允许Lyle和Erik 持有家里的钥匙。

当兄弟俩晚上回家时，Kitty给他们开门让他们进屋，即使她不得不被叫醒。

Kitty对兄弟俩似乎有恐惧。

这种恐惧可能是因为从Oziel医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而引起的。

31. Edmonds警官作证说，Erik告诉他，8月20日晚上，当他进入家庭活动室时，他看到并闻到烟味，之后他开始怀疑这对兄弟。

Edmonds说：“我觉得如果他闻到烟味，那一定是在枪击发生后不久。

”他说，家庭活动室的几扇窗户被击穿，这会令烟雾迅速消散。

32. 控方的另一位证人是武器专家。

控方想证明谋杀是有预谋的。

武器专家演示了十二口径莫斯伯格霰弹枪的操作。

要发射莫斯伯格霰弹枪，一个人必须扣动扳机，经过两步抽气过程，然后才能重新射击。

Leslie Abramson反对演示，但被驳回。

33. Lyle和Erik的朋友们背叛了他们。

Perry Berman, Craig Cignarelli, Donovan Goodreau 和 Glen Stevens 都作了控方证人。

34. 控方利用Perry Berman的证词表明，兄弟俩曾试图利用他当证人，建立他俩的不在场证明。

35. Craig Cignarelli作证称，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的12天，他去了梅内德斯家，Erik向他描述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陪审员第一次听到Erik对发生在家庭活动室的事件描述，以及它与两个害怕被杀的年轻人杀人的故事有何不同。

Craig Cignarelli还告诉陪审团，Erik 从未告诉过他任何身体、心理或性虐待。

最后，法官Weissberg裁定，Erik和Craig Cignarelli一起创作的剧本《Friends》不能作为证据，因为剧本是在谋杀案发生前很久写的，与谋杀案无关。

《Friends》是一部62页的惊悚题材的三流剧本。

它讲述了一个富家儿子看了父母的遗嘱后得知，父母死后，他将继承1.57亿美元。

儿子为了得到父母的遗产，杀了所有人，然后他自己也被杀了。

36. Donovan Goodreau作证说，他被指控偷窃后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他的钱包和身份证落在了Lyle的宿舍里。

Donovan Goodreau 还说，他曾向Lyle吐露，他在小时候曾被性侵犯过。

Lyle没有回应任何类似的故事或关于他自己的言论。

在他们做朋友的整个期间，Lyle也从未提到过自己曾遭受性虐待的事情。

辩方提出，1992年3月，Donovan Goodreau接受过迈阿密自由撰稿人Robert Rand的采访。

当时Robert Rand正在写一本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书。

在那次采访中，Donovan Goodreau提到他听说过Jose虐待了Lyle。

Robert Rand把采访录音带给了洛杉矶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后者在晚间新闻中播放了这盘录音带。

因此，Donovan Goodreau的证词可信度受到了质疑。

37. Pam Bozanich对Robert Rand插手审判程序，以及Robert Rand在电视上指责Donovan Goodreau撒谎感到愤怒。

当天晚些时候，Pam Bozanich询问了Robert Rand。

Bozanich指出，在最初的录音采访中，Donovan Goodreau 没有提到任何有关Lyle和性虐待的事情。

Bozanich觉得有关Lyle 和性虐待的信息可能不是来自Donovan Goodreau自己，相反，Robert Rand可能是这些信息的来源。

Rand可能将这个想法植入进了Donovan Goodreau的脑海，然后Donovan只是重复他听到的故事而已。

38. Glen Stevens和Donovan Goodreau类似，也是传递N手信息的证词。

Glen Stevens作证说，他从Robert Rand听到的有关虐待的故事，然后转述给了Donovan Goodreau。

Jill Lansing 拿出Glen Stevens的简历，揭露其中的诸多夸大其词和不诚实。

Glen Stevens在简历上写道，他有Mr. Buffalo’s的账目记录，声称这家店每年的销售额为100万美元（Mr. Buffalo's的真实情况是一直亏损）。

Glen Stevens 还承认，Lyle曾给了他一块劳力士手表，后来他卖掉了这块手表，钱自己收了。

因此，Glen Stevens的证词可信度也受到了质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Jill Lansing 用简历驳斥和质疑证人的可信度是很弱的，几乎没什么攻击力度 😂39. 洛杉矶县助理验尸官Dr. Irwin Golden作证称，Kitty身上有10处伤口，Jose身上有6处伤口，所有伤口都是连续发生的。

他不能确定射出了多少枪，也不能确定杀死这对夫妇的枪击顺序。

剧照：心理咨询师 Jerome Oziel40. 控方的主要有力证人是Oziel医生（ Jerome Oziel）。

8月4日，Oziel医生开始为控方作证，为期6天。

Oziel医生在Lyle和Erik的陪审团面前作证说，兄弟俩想杀死Jose，因为他控制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感到自卑。

Kitty被谋杀是因为兄弟俩不想留下她作为证人。

法官Weissberg裁定，Oziel医生不能使用“反社会(sociopath)”这个词。

法官Weissberg认为，“反社会”一词是一种为了吸引注意力而没有实质内容的“流行语”（buzz word），对兄弟俩不利。

辩方认为，Oziel医生的录音带是为了他个人目的，所以，Lyle和Erik告诉Oziel医生都是他想听到的话。

Oziel医生的证词可信度在他面对Leslie Abramson之前就已经受到了攻击。

7月23日，加州心理学委员会起诉了Oziel医生，要吊销他的执照，因为他涉嫌与患者发生不正当关系、不当开药、性剥削。

（这些是在梅内德斯兄弟案之前发生的）1997年，Oziel医生放弃了心理咨询师执照，从加州搬到了其他州 。

剧照：Oziel医生的录音带关于Oziel医生（心理咨询师 Jerome Oziel）和他的录音带：1988年7月，Erik和Lyle闯入Calabasas的民宅入室盗窃。

他们偷走的钱和珠宝估计超过10万美元，被归类为重罪，即重大盗窃。

Jose对兄弟俩的盗窃案怒不可遏。

但Jose不想让儿子们坐牢，于是聘请了备受尊敬的刑事辩护律师Gerald Chaleff为他们辩护。

Gerald Chaleff与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达成协议，如果Erik承担所有罪行的责任，Lyle将无罪释放。

Erik是未成年人，没有前科。

Gerald Chaleff说服法官判处Erik为无家可归者做社区服务，并让兄弟俩接受心理咨询辅导。

Jose给盗窃案受害者开了一张 11万美元的支票，以补偿被盗物品。

因Calabasas盗窃案而要求的心理咨询辅导，Kitty的心理医生推荐了心理咨询师Jerome Oziel。

Erik开始接受Oziel医生的心理辅导不久后，Erik签署了一份保密豁免书，这样就允许了Oziel医生与Jose和Kittyy分享他所了解到的任何情况，讨论Erik的治疗内容。

1989年7月19日，Kitty去找Oziel医生，告诉他她担心她的儿子是反社会者 (Sociopath)。

Oziel医生记录了这次治疗，表明Kitty担心她儿子“自恋、缺乏良知，并表现出反社会的迹象”。

Kitty对兄弟俩的恐惧可能是因为从Oziel医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而引起的。

在加州，当时已经确立了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patient-therapist privilege）的法律。

即使在凶手向心理咨询师承认谋杀某人的情况下，该法律仍然有效。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也确保了心理咨询师不能报警。

如果心理咨询师报警，他可能会因医疗事故被起诉，甚至可能被吊销行医执照。

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如此强大的原因是，立法机构认识到，为了使心理治疗发挥作用，患者必须可以自由地无顾虑地向心理咨询师透露其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

然而，Lyle后来对Oziel医生的威胁，消除了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法律的障碍。

😂1990年3月8日，Les Zoeller根据Judalon Smyth告诉他的信息获得了搜查Oziel医生的录音带的搜查令。

Oziel医生交出了17盘录音带和7页笔记。

所以，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拿到了Oziel医生的录音带。

剧照关于录音带可否做为审判中的证据，举行了几次听证会。

有三盘录音带引起争议：两盘录音带包含Oziel医生在10月31日、11月2日和11月28日的口述笔记。

第三盘录音带是12月11日的咨询录音，它是在当时律师Gerald Chaleff的同意下录的。

8月，法院裁定，控方有权获得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Oziel医生口述笔记录音带。

法院裁定，它们不受保护患者-心理咨询师特权的禁止，因为Oziel医生认为兄弟俩在咨询期间威胁了他。

法院裁定，禁止公布涵盖11月28日的录音带和12月11日的咨询录音带，因为在这些咨询中，威胁证据不足，不足以公开录音带。

公布录音带为检控方赢得了重大胜利。

对检控方来说，真正的损失是12月11日的录音带，因为那是兄弟俩讨论谋杀案的录音带。

判决书自由引用了录音带的内容，并向公众发布。

这是第一次披露梅内德斯兄弟杀害了他们的父母。

这一消息对梅内德斯家族和安德森家族的影响从震惊到难以置信。

一些曾大力支持兄弟俩的家庭成员很快就消失了。

41. 对于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来说，Oziel医生用兄弟俩自己的话详细重现了谋杀案，这大大破坏了辩方的“不当自卫”辩护策略。

Oziel医生作证说，Erik告诉他，杀死Jose和Kitty的计划源于“Erik正在观看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Oziel医生说，Erik 告诉他，Jose 一直专横跋扈，无法取悦。

Oziel医生还作证说，兄弟俩决定杀死他们的母亲，因为兄弟俩不相信，在情感上如果没有Jose，Kitty还能活下去。

Erik还告诉Oziel医生：”Jose几乎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就是他和Lyle必须杀了父亲的原因“。

Oziel医生描述了杀戮过程，并说Erik告诉他，当兄弟俩冲进家庭活动室时，Jose和Kitty感到震惊。

Oziel医生描述了在10月31日Erik承认谋杀父母后，Lyle对 Oziel医生发出的威胁。

42. Leslie Abramson对Oziel医生进行了盘问。

他们提到了Oziel医生与Judalon Smyth的婚外情，以及他最近以40万美元和解了她对他提起的诉讼的事实。

他们还提到了因Oziel医生为Judalon Smyth不当开药，加州心理学委员会起诉了他。

Oziel医生还被指控与另一名患者有不正当的“双重关系”。

在这段关系中，Oziel医生用家里的建筑工作来交换治疗课程。

43. 在8月13日起诉结束之前，Lester Kuriyama想将《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作为证据展示给陪审团，但法官Weissberg裁定反对。

对Lester Kuriyama来说，这部迷你剧为梅内德斯兄弟提供了如何实施“完美谋杀”的蓝图。

《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是一部迷你剧，在1989年7月30日和31日的晚上播出。

梅内德斯兄弟谋杀父母案发生在1989年8月20日晚上。

44. Jose的前情妇Louise在电视上关注了审判。

Louise打电话给Pam Bozanich说，她认识的Jose和被辩方摧毁的人完全不同。

她还告诉Bozanich，Kitty曾就婚外情与她对质，但Louise说，Kitty并没有像辩方描述的那样表现得像个疯子，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尽可能友善，只是想确保婚外情结束。

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争论是否要传唤Louise出庭反驳辩方所描绘的Jose形象，但最终决定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让Louise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

45. 辩方打算传唤90名证人，但法官Weissberg裁定，辩方想要呈现的许多故事太过遥远，不具备“相关性和证明价值”，这迫使辩方将证人名单缩减为50名。

辩方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试图向陪审团证明兄弟俩在杀害父母之前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

根据加州法律，“迫在眉睫的危险”辩护 ("imminent danger" defense) 是兄弟俩完全无罪释放或有机会被判过失杀人罪的唯一方法。

加州有两起案件适用于梅内德斯兄弟案：涉及受虐的People v. Aris案和People v. Flannel案。

为了获得上述任何一种判决，辩方需要证明两件事：(1) Lyle和Erik曾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父母的行为会让一个理性的人产生同样的心理状态。

(2) Lyle和Erik诚实，但有不合理的信念，即有必要保护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危险，以此否定预谋恶意。

法官Weissberg允许辩方提供教师、教练、朋友、家人和儿童虐待专家的证词，这让控方非常恼火。

控方认为 在审判中法官Weissberg允许辩方提供太多的嫌疑人证词了。

46. Lyle 作证持续了9天，他的证词充满了关于他从6岁-8岁遭受的所谓性侵的故事，以及他在Erik 5岁时性侵他弟弟的故事。

在Lyle作证时 ，Lyle和Erik兄弟俩经常哭泣。

Lyle作证说，13岁时，他开始相信他的父亲在性侵他弟弟。

父亲控制欲极强，母亲情绪极不稳定，以至于他只能在自己的毛绒玩具家庭中寻求安慰。

Lyle作证称，Kitty在他11岁和12岁时对他实施了性虐待。

他声称，即使父亲和他们同床共枕，他也会抚摸Kitty的全身。

Lyle的证词有力且细节丰富，描述了谋杀案发生当晚发生的事件，并向陪审团描述了他先是枪杀父亲，然后是母亲的情景。

47. Jill Lansing问Lyle，为什么兄弟俩不离家出走。

Lyle回答说这样做没有用，因为他的父亲很有权势，会找到他们。

Lyle 还说，他和Erik认为警方不会相信他们受虐待的故事。

48. 在辩方允许Lyle接受盘问之前，Lyle承认了曾贿赂女友Jamie Pisarcik，让她作伪证说Jose对她性骚扰。

Jamie Pisarcik 拒绝了，并告诉了警方Lyle贿赂她作伪证的事。

Lyle 还否认了他曾向Oziel医生吹嘘自己犯下了“完美谋杀案”（否认录音带里的内容）。

为了阻止可能损害Lyle可信度的问题，Jill Lansing 提出了Lyle从未告诉过Oziel医生有关性虐待的事实。

49. Pam Bozanich 在4天内盘问了Lyle。

她鄙视Lyle对谋杀的描述，并质问他所谓的虐待行为。

Bozanich在识别Lyle的叙述里存在的矛盾之处方面更为成功。

Bozanich 让Lyle承认了他的父母没有枪，没有对任何一个兄弟进行直接威胁，而且他的故事的某些部分听起来很糟糕，很多决定都说不通没意义。

50. 9月27日，Erik 开始作证。

Erik 在证人席上整天举止粗暴而急躁。

他一会儿眯着眼睛盯着外面，一会儿又睁大眼睛，无辜似的。

大多数时候，他看起来更像是精神错乱，而不是悲伤或悔恨。

有一次，Lester Kuriyama抱怨Leslie Abramson“在陪审团面前安抚和拥抱Erik”。

Lester Kuriyama担心这种行为会让Erik显得孩子气和天真。

法官Weissberg警告了Leslie Abramson，还告诉Leslie Abramson：“律师应该像专业人士一样行事，而不是保姆或代理母亲。

”Erik作证说，他相信父母会杀了他。

Erik还说，Kitty 似乎有神奇的力量，她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朋友是谁，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Erik的陈述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尤其是出自一个22岁的男人之口。

Erik 作证说，他杀死了父母，并据称遭到Jose的性虐待。

在作证的某一时刻，Erik主动说他开始在父亲的茶和咖啡里放肉桂，因为他从同学那里听说这会让精液味道更好。

51. Lester Kuriyama 多次试图提起Erik的性取向问题，但法官Weissberg 不允许。

Lester Kuriyama认为这很有意义，因为辩方试图让Jose看起来是个性侵犯者。

一名辩方证人作证说，他在梅内德斯家里看到了同性恋色情杂志，这意味着这些杂志是Jose的，这可以证实Jose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说法。

然而，如果这些杂志是Erik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52. 在盘问下，Erik 似乎很难记住细节。

Lester Kuriyama向Erik询问了有关杀害他父母的问题，Erik 回答了许多 Lester Kuriyama 的问题都是“我不记得了”。

剧照Lester Kuriyama让Erik详细描述了1989年8月18日购买两把手枪的情况，这让Erik说出了审判中最大的谎言。

Erik 说，他和Lyle开车去了圣莫尼卡的一家Big 5，看了各种各样的手枪。

Erik 描述了店里的商品展示柜里的手枪，他如何挑选两把手枪，以及他如何因为加州有15 的“冷静期”而无法购买手枪。

由于兄弟俩认为他们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他们等不及购买武器了。

Lester Kuriyama问Erik：“现在，你说的都是实话，对吧？

”Erik回答：“我尽我所能告诉你真相。

”Lester Kuriyama问Erik：“你真的在8月18日上午去了圣莫尼卡 Big 5买这些手枪吗？

”Erik回答：“当然。

毫无疑问我去了。

”Lester Kuriyama说：“梅内德斯先生，你知道Big 5在1986年3月就停止销售手枪吗？

” Erik 支支吾吾地回答：“不，我不知道。

Kuriyama先生，那里有枪，我们确实看过，店员说他们不再卖手枪了。

”这不是Kuriyama唯一一次发现Erik的叙述前后矛盾的地方。

当Kuriyama问Erik关于《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时，Erik否认他看过。

Erik还承认，他不认为他的父母会剥夺他的继承权。

这些都与他之前的证词相矛盾。

Erik告诉法庭，他又不记得他和Lyle去过哪家Big 5了。

Kuriyama结束审问后，Leslie Abramson试图弥补盘问Erik中造成的辩护损伤。

53. 10月14日，辩方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试图向陪审团解释为什么Lyle和Erik会认为他们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即使他们的父母没有携带武器。

盐湖城心理学家Ann Tyler是众多专家中第一个出庭作证的。

Ann Tyler作证说，梅内德斯兄弟患有一种称为“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于强烈、反复的虐待而导致的。

她作证说，她毫不怀疑Jose和Kitty几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方式对他们年幼的儿子进行心理虐待。

Pam Bozanich盘问Ann Tyler，并指出，关于梅内德斯家的许多负面的轶事都是完全没有证据的。

Ann Tyler注意到兄弟俩在作证时经常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天真。

它不像哭泣，他们很难去假装。

他们身上有一种温柔，一种“温室植物般的细腻”，即使他们被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也会在愤怒中做出回应，但很快又掩饰了。

他们还对父亲抱有奇怪的尊重和爱，尽管他们杀了他，但那似乎也是真诚的。

54. 在此期间，Kitty的家人，Andersen家族开始向新闻媒体谈论关于辩方如何描述Kitty。

Kitty的兄弟Milton Andersen告诉《南城日报》，兄弟俩的辩护是“胡说八道”。

他认为Lyle和Erik杀人是因为贪婪。

他说，辩护律师拜访了他，试图说服他，他的姐姐和姐夫是坏人。

剧照：Kitty的兄弟，Andersen家族Milton Andersen告诉报纸：“我姐姐没有虐待她的孩子。

” Milton Andersen认为Jose和Kitty对他们的儿子管教不够。

55. Ann Burgess是第二位出庭作证的辩护方的专家。

Ann Burgess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心理健康护理学教授，也是犯罪现场分析专家。

Ann Burgess 检查了梅内德斯家房间的犯罪现场照片，作证说，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犯罪现场，不可能是蓄意谋杀的结果。

Ann Burgess 还作证说，伤口的随机性使她相信犯罪中存在过度杀戮的因素，这表明犯罪缺乏计划。

56. 10月21日，Jill Lansing的第一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Stuart Hart作证说，他认为Lyle在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虐待。

57. Jill Lansing的下一位专家证人是Jon Conte。

Jon Conte 作证说，1993年，他在监狱里采访了Lyle 60个小时。

他相信Lyle说的是有关虐待的真相，因为Lyle受到了“影响”。

这种“影响”是羞耻和不愿谈论虐待，因为太尴尬。

58. Pam Bozanich 确信陪审员不会相信辩方的专家证词或兄弟俩的虐待故事。

她非常自信，决定不叫她的心理专家出庭作证。

这可能是她在一审里犯下的最大错误。

59. 最后出庭的辩方证人之一是Dr. Kerry English。

Dr. Kerry English 是洛杉矶中南部马丁路德金医院儿童虐待小组的医疗主任。

Dr. Kerry English作证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Erik曾被鸡奸。

剧照Dr. Kerry English审查了Erik小时候的医疗记录，发现了一个关于1977年奇怪的受伤记录。

Erik的医疗医疗档案中写道：“伤及咽后部、悬雍垂及软腭愈合良好”。

Dr. Kerry English被问及喉咙后部的这种损伤是否可能是虐待儿童造成的。

他回答说：“可能，口交。

” 在盘问中，Pam Bozanich让Dr. Kerry English承认还有其他东西可能导致喉咙后部受伤，如摔倒时被冰棍棒弄伤。

60. 所有其他虐待证词都来自兄弟俩或朋友或家人，而他们说这些信息是从兄弟俩那里得到的。

而那次可疑的儿时奇怪受伤，是虐待问题的第一个物证。

61. Ed Fenno曾是梅内德斯家的客人。

Ed Fenno 作证说，当Erik拒绝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选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Jose感到很失望。

Jose认为伯克利的学术水平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要好，他对Erik的决定感到失望。

Erik更喜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为那里的网球队更好。

Ed Fenno的证词表明，Erik是自己决定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不是被Jose被迫）。

Pam Bozanich问Ed Fenno是否见过Erik对父母撒谎。

Ed Fenno回答说：“两兄弟撒谎是很常见的。

”62. 在法官Weissberg裁定辩方放弃患者-治疗师特权后，辩方向陪审员播放了12月11日的供词录音带。

在录音带中，可以听到Lyle讨论父母被杀的原因。

Lyle在录音带中吹嘘说，他和Erik“杀死母亲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Lyle还说他：“怀念有这些人在身边，就像我的狗没了，我很怀念它在我身边。

如果我能做出如此粗俗的类比的话。

”Lyle的声音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单调而空洞。

录音带中没有提到性虐待。

必须杀了Jose，因为他控制着兄弟俩的生活，而且还是个坏丈夫。

Erik在录音带中说的话不多，但可以听到背景中传来的哭声。

剧照：Judalon Smyth63. 辩方传唤证人Judalon Smyth来质疑Oziel医生的证词，作证为期2天。

Judalon Smyth是辩方传唤的最后一名证人。

Judalon Smyth的证词围绕2个主题：Oziel医生操纵她和胁迫她与他建立亲密关系；她作证称，之前关于Lyle和Erik的许多描述都是错误的。

Judalon Smyth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宣誓书，并在Albrecht法官面前闭门作证，就录音带的可采纳性作证。

Judalon Smyth 还上了电视。

64. Pam Bozanich对Judalon Smyth撤回她之前的陈述感到愤怒。

之前，Pam Bozanich把Judalon Smyth的对 Oziel医生强奸她的指控转交给了地方检察官的性犯罪部门。

但因证据不足， Judalon Smyth的指控被该部门驳回了。

Pam Bozanich认为，Judalon Smyth对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起诉Oziel医生强奸而感到愤怒。

Pam Bozanich盘问Judalon Smyth，问关于她讲述的不同版本的故事。

Judalon Smyth回答说，她对之前的回答没有责任，因为Oziel医生对她洗脑了。

当 Judalon Smyth 作证结束时，陪审团似乎很难相信Judalon Smyth的证词。

65. 控方反驳证人的目的是反驳兄弟俩讲述的谋杀案前几天的故事，恢复Jose和Kitty的名誉。

剧照：泳池清洁工泳池清洁工Grant Walker作证说，8月19日星期六，也就是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在梅内德斯家豪宅修理自动水疗控制开关。

他看到Lyle和另一个男人在打网球，Erik站在Jose和Kitty旁边，他们坐在网球场边的露台桌旁。

他亲眼目睹Kitty和Lyle谈论他的网球比赛。

Lyle “愤怒地”回应，还说了一些粗俗的话。

Grant Walker说，Erik似乎也对他的父母生气。

这次对话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

这是有力的证据。

根据梅内德斯兄弟的说法，他们故意不在家，因为他们害怕父母。

剧照：梅内德斯家的管家66. Flor Suria是梅内德斯家的管家。

在她受雇于梅内德斯家期间，她周一到周五都住在豪宅里。

她作证说，她从未看到过Kitty或Jose对兄弟俩大喊大叫。

Flor Suria还作证说，周二Lyle的假发据称被扯掉时，她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周四Jose与Erik在谋杀案发生前打架时发出的其他声音。

剧照67. Jamie Pisarcik作证说，她断断续续做了Lyle的女朋友大约三年。

Lyle被捕后，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90年12月的一天。

Jamie Pisarcik对Lyle产生了怀疑，要他告诉她真相。

Jamie Pisarcik作证说，Lyle告诉她，他对她撒了谎，事实是他杀了他父母。

谋杀的原因是Jose一直在猥亵Erik，而Kitty也猥亵了Lyle。

Jamie Pisarcik告诉Lyle，她不相信他。

在这次谈话发生后不久，他们就分手了。

Jamie Pisarcik还作证说，1987年，她和Lyle一起去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购买假发。

1988年，她和Erik谈过Lyle假发的事情。

这是辩方的另一个漏洞。

Erik曾作证说，是他看到Lyle戴假发时，他震惊了，然后才向Lyle说出自己被性侵的事情，最终导致了俩人杀父母的事件。

68. Jill Lansing攻击Jamie Pisarcik的可信度，把她描绘成一个梦想嫁入豪门，钓凯子的女人。

当 Lyle (她的未婚夫) 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时，她的梦想破灭了。

关于Lyle的女朋友：1987年，Lyle 在等待普林斯顿大学的消息时，他认识了Jaime Pisarcik，开始和她约会。

Jaime Pisarcik是普林斯顿当地一家餐馆的女服务员。

她也是一名网球运动员。

她比Lyle大5岁。

Jose和Kitty都不喜欢Jaime，因为他们觉得她和Lyle在一起只是因为他是富家公子。

Kitty觉得 Jaime Pisarcik 很Cheap。

1987年夏天，Lyle和Jaime宣布订婚。

这一消息激怒了Jose。

Jose觉得Lyle太年轻，不适合结婚。

Jose秘密安排并赞助Jaime参加欧洲网球巡回赛，想借此把两人分开。

但Jose错了，Lyle跟着Jaime去欧洲了。

1989年春天，Lyle开始和一位名叫Christy的模特约会。

Christy 30岁，比Lyle大9岁。

这段关系同样让Jose和Kitty都很难过。

Christy告诉Lyle她怀孕了。

Jose发现后去看了她。

据Lyle说，Jose威胁她堕胎。

而Kitty后来告诉她的一个朋友，Jose给了Christy10万美元。

Christy收了钱后，Jose和Kitty要Lyle和她彻底断交。

69. Kitty的兄弟Brian Andersen作证说，Erik并不胆怯，在他看来，他很自负 (a puffed up ego)。

两兄弟在与父母交谈时，都毫不犹豫地使用粗俗的语言，也毫不犹豫地花父母的钱。

Jose 曾告诉Brian Andersen，Lyle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和Kitty不会永远为他买单。

关于Erik的性格：Erik曾在一次聚会上和Calabasas高中交往的女孩（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吵了起来。

Erik把女孩锁在房间里，不让她离开。

女孩尖叫大喊，但Erik就是不让她出去。

最后，Erik放了女孩。

女孩立刻和他分手。

后来她回忆说，Erik是 “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人之一。

他非常傲慢，非常自信，但内心深处有不安全感和很多问题。

”70. 辩方反驳了Brian Andersen的证词，称他是Kitty的遗产的受益人，并已向遗嘱认证法庭提交了一份文件，声称如果证明Kitty在Jose之后去世，他的家人将有权继承遗产。

71. 在审判期间，兄弟俩的奶奶Maria Menendez、他们的姑姑 Marta Cano和Terry Baralt都支持兄弟俩。

Andersen家族的成员整个审判期间都没有出席过。

剧照72. 担任Jose秘书14年的Marlene Eisenberg在追悼会后作证，指控Lyle和Erik的行为。

追悼会结束后，Marlene Eisenberg和兄弟俩一起乘坐豪华轿车。

Lyle问Marlene Eisenberg：“ Who said I couldn't fill my father's shoes? 谁说我不能接替我父亲的地位？

”Marlene Eisenberg告诉Lyle：“ Make your own tracks in life and don't try to fill his shoes. 在生活中走自己的路，不要试图接替他的地位。

”Lyle伸出一双流苏乐福鞋，说：“ You don't understand. These are my father's shoes. 你不懂。

这就是我父亲的鞋。

” 关于Jose的出身和职业生涯：根据1989年8月25日（Jose被杀的5天后），洛杉矶时报的一篇关于Jose的报道《Slain Entertainment Executive : Jose Menendez’s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

与Jose一起共事的同事广泛表明，Jose是一位作风强硬的老板和激进的交易谈判者("Extremely aggressive boss and deal maker")。

Broadcast Music Inc. 的高管 Robbin Ahrold 曾在纽约的 RCA 唱片公司与Jose共事。

他说：If you took a poll, a lot of people whose oxes were gored by Jose would have to tell you they didn’t like him. 如果你做个民意调查，很多被Jose攻击过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不喜欢他。

Jose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位能力卓越、魅力非凡的领导者。

Jose的对手有时认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为了爬上顶峰实现目标，他裁员、无视法规或质量标准、偶尔还会食言。

1944年，Jose 在古巴哈瓦那出生。

Jose有两个姐姐。

Jose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有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Jose的母亲是一名游泳运动员，曾入选古巴体育名人堂。

Jose的家庭算不上大富之家，但他们在古巴社会中享有荣誉地位，可以算是古巴的贵族。

在古巴卡斯特罗初期，Jose家族中的大多数人死于监狱或暴力。

1960年，16岁的Jose被父母送到了美国。

当时的Jose身无分文，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但他决心一定要在美国取得成功Jose 在高中时学习刻苦，兼职赚零花钱。

由于经济困难，Jose未能实现他的梦想之一，即进入常春藤校。

Jose 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游泳运动奖学金。

Jose靠奖学金养活自己，但最终放弃了运动，专心学习。

1963年，Jose和Kitty秘密结婚。

婚后，两人搬到了纽约市。

Jose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上学，Kitty做小学教师。

据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一名兼职教师回忆说，Jose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很有干劲。

那时，Jose晚上上课，白天工作。

他和Kitty 经济拮据。

Jose 必须等到发薪日才能够支付课程相关费用。

1967年，Jose 从皇后学院毕业，获得了会计学位。

他进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Coopers & Lybrand 工作。

1969年，Jose 收到 Lyon Container 公司的管理层邀请，让他担任公司的财务主管。

Jose 努力工作，将Lyon Container变成了一家盈利的公司。

1970年，Jose 被任命为Lyon Container的总裁。

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 Jose 和董事会主席卷入了一场公司内部的争斗。

1971年，Jose进入Hertz 公司工作，担任汽车租赁部门的高管。

1973年，Jose成为Hertz的首席财务官。

Jose在Hertz不断晋升。

1979年，35岁的Jose成为Hertz的全球总经理。

在Hertz，Jose有虐待下属（abusing subordinates）的恶名声。

这个恶名声伴随了他一生。

“abusing subordinates” 通常源于职场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即上级利用权力控制或虐待/凌辱下属。

毋庸置疑，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但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才被视为违法。

1980年，Jose在Hertz的职业生涯结束，被调到Hertz所属的RCA 的娱乐部。

1981年，Jose被分配到 RCA 的唱片部门。

RCA 充斥着薪水过高、年纪过大的歌星。

Jose设法扭转RCA的局面，想转亏为盈。

在RCA，Jose的道德规范再次受到了质疑。

其中一个例子是，Jose将大量专辑送到唱片店，以造成一种即时销量看起来很不错的假象。

尽管这种操作是当时唱片业常见的商业策略，但Jose的激进发货量，仅在1986年（Jose离开RCA后的前6个月内），RCA 就被迫兑现了异常巨大的2500万美元的退回专辑。

1985年，41岁的Jose已升任 RCA 全球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然而，无论Jose多么努力，他都无法扭转 RCA的局面。

一些RCA员工声称，JOSE对音乐业务的创意方面没有什么天赋。

然而, 曾与Jose共事3年，在RCA担任公关的Ahrold说，Jose 对拉丁音乐充满热情，且重振了公司停滞不前的拉丁产品线（签下 Menudo乐队）。

1986年，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 收购了 RCA。

不久后，Jose 就被免去了在RCA的职务，结束了他在RCA的职业生涯。

在Jose离开RCA后，Elliot Goldman 出任R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他说，他和Jose的行事风格冲突是导致Jose离职的主要原因。

Elliot Goldman说，“Jose 非常聪明，精力旺盛。

但他对一切都管得非常严格。

我觉得（Jose的行事风格）不适合我想要建立的公司。

”针对被大量的退回唱片事件，Elliot Goldman说，“Jose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商人，不怕冒险。

但（他在唱片上的做法）谁能说谁对谁错呢？

” Ahrold说，他记得Jose 非常公平，是他见过的财务人员中反应最快的人之一。

通过在RCA期间建立的人脉，Jose在加州找到 了LIVE Entertainment 娱乐公司总裁的职位。

LIVE Entertainment 是一家视频发行和拷贝公司，部分股权由电影制作公司Carolco所有。

Jose被请来管理LIVE Entertainment 时，该公司一团糟，可能濒临破产，在1985年亏损2000万美元。

Jose 将公司员工从550人削减至167人，并取消了位于伍德兰山的租金高昂的办公室。

同时，Jose利用 Carolco 与主流好莱坞的关系，与热门的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签订了多部电影协议。

后来，Carolco以制作《第一滴血》兰博系列电影而闻名。

在Jose的领导下公司几乎实现盈利。

1987年，公司净收入约为 800万美元，1988年的净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Jose在LIVE Entertainment干得不错。

大约在1989年上下，他的合同被延长至 1991年12月31日。

而且，为了表彰Jose对 LIVE Entertainment的重要性，LIVE Entertainment 给Jose买了“关键人物”保险。

（关于这份保险可参见二审 Fact 10）Jose 还达成了与利伯曼企业公司合并的协议。

利伯曼企业公司是明尼苏达州的一家“货架批发商”，向沃尔玛折扣连锁店等零售商店分销唱片和磁带。

1988年，Jose再次将利伯曼报告的收益翻了一番多。

这一次，他将库存削减了一半，并吸引了新客户，包括东北部一家大型零售商 Ames Department Stores 和 Wherehouse 连锁店。

曾是利伯曼企业的高管，后来是Live Entertainment 的执行副总裁的David Lieberman说，“Jose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商人之一。

他很聪明。

” 谋杀案发生后，Peter Hoffman成为 Live Entertainment 的代理董事长。

Peter Hoffman说，Jose对他人的感受或需求不怎么敏感（同理心似乎低）。

他有精明和投机取巧的商业思维。

Jose 非常清楚要如何表现自己（自我意识强），对自己的能力坚信不疑（自信），并且有个人魅力（魅力十足）。

Peter Hoffman 承认Jose在谈判中可能不够敏感和强势，但他认为这些特质（Jose的自信、雄心和魅力）实际上是优势， 是促成Jose成功的宝贵品质。

而不是弱点。

Peter Hoffman说，Jose的死亡让他想到了以色列将军Moshe Dayan 在一些阵亡战士的坟墓前的悼词。

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注解：Moshe Dayan将军的悼词主要强调，以色列的继续生存需要警惕和力量，但也需要认识到这种立场所带来的悲伤和后果。

摘录一段 Moshe Dayan的悼词（不译，自行品鉴吧）：We are a generation of settlement, and without the steel helmet and the cannon's muzzl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lant a tree or build a house. Our children will not live if we do not dig shelters, and without barbed wir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ave a road.73. 辩方传唤Dr. William Vicary出庭作证，支持Erik的性虐待指控。

Dr. William Vicary作证说，当他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Erik时，他是一个“精神错乱、可悲、懦弱、一团糟”的人。

1990年8月，Erik接受了数月的治疗，服用了抗抑郁药物和镇静剂。

之后，Erik告诉Dr. William Vicary有关性侵的事情。

74. Pam Bozanich没有问Dr. William Vicary对Erik精神状态和虐待问题的看法，而是问他从这个案件中赚了多少钱。

Pam Bozanich问，Erik在监狱里如此抑郁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面临谋杀指控。

Dr. William Vicary说，不是。

他很震惊地发现Erik喜欢在监狱里。

Dr. William Vicary还说，Erik表示过 “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没有压力。

”75. Mark Heffernan是最后一位在审判中作证的证人。

辩方传唤他来反驳泳池清洁工Grant Walker的证词。

Mark Heffernan作证说，他在1989年夏天是兄弟俩的网球教练。

Mark Heffernan 否认1986年8月19日他们在梅内德斯豪宅。

76. 在结案陈词开始之前，法官Weissber向陪审团提供的指导方针里拒绝提供可能导致无罪释放的指示。

法官Weissberg表示，鉴于1989年8月20日发生的事件，“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普通人会像这对兄弟所说的那样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法官Weissberg允许陪审团考虑过失杀人罪的判决。

77. Michael Burt（Jill Lansing的协助律师）在结案陈词中告诉Lyle的陪审团，他们必须考虑到谋杀是在兄弟俩处于恐惧和恐慌状态时进行的，这种恐惧和恐慌是父母年复一年虐待的结果。

Michael Burt说，1989年8月20日晚上，Lyle就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行动，他出于“本能”射杀了父母，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

Michael Burt辩称，谋杀发生的情况不符合一级谋杀罪的法律标准。

78. Pam Bozanich回应说：“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

Jose和Kitty当时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杀害。

” 她对Michael Burt关于兄弟俩没有策划谋杀的想法提出质疑，指出他们开车去圣地亚哥买猎枪。

Pam Bozanich还引用了Oziel医生的证词记录。

Lyle在记录中表示，他“绝对不可能”单独实施枪击，因此决定让Erik“等待”这个计划。

79. Jill Lansing向陪审团介绍了犯罪过程，并要求他们考虑整个事件，可以追溯到Lyle童年时期的性侵。

80. Pam Bozanich在最后陈述中讽刺而尖刻。

Pam Bozanich称Lyle和Erik是“被宠坏的恶毒熊孩子”，他们得到了爸爸的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律师辩护。

Pam Bozanich一度谈到辩护策略：For all those children who were severely abused and who became useful members of society, this defense is an offense.对于那些受到严重虐待并成为社会栋梁的孩子来说，这种辩护是一种冒犯。

剧照：改编的这段话映射当时对梅内德斯兄弟案很流行的一种观点 私人私语：Pam Bozanich认为，许多在童年时期受过虐待的人并没有在后续生活中做犯罪暴力行为，以虐待为谋杀辩护是对那些虐待幸存者们的不尊重。

对那些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件，人们几乎都会提出同一个终极问题：“（凶手）的童年经历虽然不幸，但也绝非个例，为什么就Ta爆发了如此可怕的罪行呢？

”这个问题的框架好像在说：“只有某些类型的童年创伤才会导致可怕的暴力犯罪”；“除非童年创伤导致真正可怕的后果，否则童年创伤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受创伤的幸存者没有爆发罪行，所以所谓的创伤痛苦也没什么严重的”，etc. 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暗示了，对童年创伤经历（如家暴、虐待）可能造成的严重伤害的忽视，甚至回避。

在我看来，Pam Bozanich的话，与这个终极问题的内核如出一辙。

Pam Bozanich的话似乎在暗示：没有爆发犯罪行为的受虐幸存者已经“克服”了他们的虐待经历（将虐待正常化和简化）；那些经历过虐待但没有暴力犯罪的人“更坚强”，“适应性更强”（受虐幸存者的污名化）Pam Bozanich的话忽视了许多默默忍受虐待经历痛苦的幸存者，一生挣扎在虐待对他们心理、情感甚至身体的影响。

受虐幸存者们因虐待的创伤经历而患有焦虑、抑郁、药物滥用、信任障碍、难以建立人际关系等都在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受虐幸存者的那些影响可能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它们仍然是非常真实的。

虐待对个人的影响不需要“爆发”成可怕的暴力犯罪才能被认真对待。

无论虐待是否终会导致极端犯罪，法律/社会都应该更诚实地面对且承认家暴/虐待对个人产生有害和有毒影响的事实。

从个人情感上讲，我不赞同Pam Bozanich的话，因为它过分强调最明显的后果（暴力犯罪），忽略了虐待更广泛的伤害。

无论虐待经历的结果如何，每一个受过虐待的人都值得得到认可和支持。

我不认为虐待辩护可能会免除或减轻个人对暴力罪行的责任是对受虐幸存者的不尊重。

我认为，只有滥用虐待辩护才是对所有虐待受害者的不尊重。

81. 在为期3天的最后陈述中，Leslie Abramson解释了辩护中存在的问题，指责控方证人是骗子、爱出风头，还攻击Oziel医生的证词。

在辩论即将结束时，Leslie Abramson终于做了一件控方希望Erik三年前会做的事情：她与Lyle决裂。

Leslie Abramson 告诉陪审团，“我不希望Erik为Lyle承担责任”，还说，“本案的证据并不能证明Erik杀了人。

”82. Lester Kuriyama的最后陈述在三个小时内完成。

Lester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他不会试图“迷惑”他们，而是要求陪审团“根据常识做出本案判决”。

Lester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Erik是同性恋，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如果被告与其他男性发生自愿性行为，那么他就能向你们描述他与父亲的性接触。

”Lester Kuriyama还告诉陪审团，Jose并没有强迫Erik进行同性恋行为，事实上他对Erik是同性恋感到愤怒。

83. 法官Weissberg给了Lyle和Erik的陪审团4个选择来决定兄弟俩的命运。

陪审团可以：判定兄弟俩犯有特殊情况下的一级谋杀罪；判定兄弟俩犯有二级谋杀罪；判定兄弟俩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定兄弟俩犯有过失杀人罪。

Lyle和Erik各自面临三项指控：谋杀Jose、谋杀Kitty、谋杀阴谋。

84. 1994年1月13日，经过16天的审议，Erik的陪审团宣布陷入僵局，无法就任何一项指控达成一致。

1月25日，经过24天的审议，Lyle的陪审团宣布陷入僵局。

让一审的陪审团无法就任何一项指控达成一致，陷入僵局的问题：兄弟俩受到的虐待有多严重，以及这种虐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他们的杀父母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合理性。

两兄弟的陪审团对兄弟俩是杀人犯还是长期遭受虐待的受害者意见不一。

法官Weissberg宣布两起案件的第一次审判无效。

剧照85. Lyle的陪审团中只有3名陪审员投票同意定他为一级谋杀罪，而Erik的陪审团中有5名陪审员投票同意定他为一级谋杀罪。

（一审中，Lyle的表现比Erik出色。

）梅内德斯兄弟成功地让一审陪审团将兄弟俩的父母虐待指控（尤其是性虐待指控） 成为了他们的定罪审议的要素之一。

其实，一审的结果是辩方“获胜了”。

剧照86. 地区检察官Gil Garcetti表示，梅内德斯兄弟案将被重新审判。

他说：“宁愿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不愿做出过失杀人罪的判决，因为这是一起谋杀案。

”再次看出，控方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梅内德斯兄弟被判一级谋杀罪，没有半分地商量余地。

87. 加州政府试图证明梅内德斯兄弟是出于仇恨和贪婪而杀人的，是撒谎的反社会者。

兄弟俩捏造了耸人听闻的指控，控诉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实施了性虐待、心理虐待和身体虐待。

加州政府对梅内德斯兄弟的起诉似乎是“必胜”的谋杀案。

但由于辩方精心排练的证词、出色的辩护、措手不及的检控官、摇摆不定的法官和被辩护理论操纵的陪审团， 梅内德斯兄弟案最终偏离了控方预想的轨道，以宣告第一次审判无效告终。

梅内德斯兄弟案从来都不是关于有罪或无罪。

两名被告承认了，他们凶残地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审判的重点是，兄弟俩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相反，他们声称自己是长期受到父母的各种虐待的受害者，是父母将受害者变成了弑亲的凶手。

（一审总结完结）有关第一次审判的信息来源：1. Paul Mones（1995）：When A Child Kills: Abused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 Paul Mones 是梅内德斯兄弟案第一次审判的顾问。

这本书提供了两次审判中所使用的辩护策略的信息（虐待辩护）。

2. Lyle Menendez, Norma Novelli 和Mike Walter（1995）：The Private Diary of Lyle Menendez: In His Own Words 这本书就是Lyle的自传。

3. Don Davis（1994）：Bad Blood: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behind the Menendez Killings4. Ronald L. Soble 和 John Johnson（1994）：Blood Brother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Menendez Murders5. Hazel Thornton（1995）：Hung Jury: The Diary of a Menendez JurorHazel Thornton是一审中Erik的陪审团的陪审员。

这本书讨论了当时陪审团里出现的分歧，导致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悬而未决。

6. Alan Dershowitz（1995）：The Abuse Excuse and Other Cop-Outs, Sob Stories and Evasions of Responsibility这本书有一章介绍了梅内德斯兄弟对"abuse excuse"的使用。

作者认为，个人责任对于维持秩序和正义至关重要。

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当人们逃避犯罪责任时，就会威胁到社会正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伤害。

7.《洛杉矶时报》和 Court TV的网站: 有关梅内德斯兄弟的罪行、审判和律师的信息。

8. 1993年--1996年， 《名利场》杂志：Dominick Dunne写了一系列关于梅内德斯兄弟罪行和审判的文章。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的70个Facts》：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2777/ 私人私语的后记 1：事实 (Fact) 是可以通过客观证据验证的，是独立于个人认知的。

真相 (Truth) 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情感和立场对事实的主观理解。

人只能看到主观的东西，只会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对的。

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所以他们对真相的感知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真相总是暧昧不清。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真相 ，但事实只有一个。

警方的职责是搜集证据，所以警方应该调查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众人眼中的真相。

然而有时，事实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案件的背景或动机。

审判不仅需要依据客观事实，也必须考虑各方的主观看法。

证人或当事人提供的证词往往包含了他们个人的主观理解。

法官和陪审团需要分析这些主观看法背后的逻辑、情感和偏见，寻找可信的部分，分辨出对案件有用的部分，平衡它们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然后做出公正的判决。

一些人认为，梅内德斯兄弟案是不公正的审判。

当时社会对富人的普遍看法是富人有钱，有钱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社会充斥着司法对富人失灵的舆论。

兄弟俩杀父母案之前犯过重大盗窃案，一如既往地被Jose拿钱平事儿了。

兄弟俩爱撒谎，经常撒谎，是不争的事实。

在杀父母后，兄弟俩的行为更不好看了。

兄弟俩实属典型的被惯坏的富家熊孩子，坏到为了钱杀父母。

社会大众也对兄弟俩的“出于恐惧”，“防卫过当”的辩护说法很反感。

剧照Leslie Abramson当时的社会形象也很不好。

Leslie Abramson 在业界以 “take-no-prisoner” 著称。

take-no-prisoners（“不留情面”）是指一个人完全专注于赢得胜利或实现目标，而不会表现出仁慈、宽容或对其他相关人员的尊重，愿意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取得成功，往往不顾后果或附带损害。

检方和法官都不喜欢她。

Leslie Abramson对媒体的态度也不好，一些记者也很不喜欢她。

剧照后来有评论这个案子的说， Leslie Abramson也给兄弟俩带来了负面影响。

平心而论，Leslie Abramson给兄弟俩的辩护其实没什么问题。

一审提供出来的证据充分（尽管不扎实），几乎成功说服了陪审团判过失杀人罪。

剧照当时的司法系统面对很多社会压力（OJ Simpson案，麦克马丁幼儿园性侵案，罗德尼金案，1992年洛杉矶暴动等），令司法颜面无存。

检察官Pam Bozanich说过，当时像比弗利的富人们普遍把警检这些人当他们的cleaner。

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里， 法官Stanley M. Weissberg 过于明显地偏颇和限制。

司法人员们似乎都憋着一口气想从梅内德斯兄弟案挽回自己的颜面和司法的尊严，用兄弟俩案子为自己“翻盘”。

每一股力量都在用兄弟俩案子为自己盘算，没有考虑过梅内德斯兄弟案本身是不是受到公正的审判。

一个案件的审判结果不仅仅是对案件本身的裁决，还常常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像梅内德斯兄弟案这种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案件。

公正的审判可以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感，提醒公众必须遵守法律，减少人们通过非法手段寻求正义的动机。

法院的判决结果能够显示出社会对某类行为的态度和容忍度，帮助塑造社会的道德标准。

在一些具有争议的案件中，法院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

当时社会人们对虐待的认知，对性侵受害者的认知等问题的观念和现在大不一样。

比如，Erik说就算逃了，父亲依然能把他们找出来然后杀掉，这个逻辑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极其make no sense，Erik胡扯。

但放到现在来看，Erik有这种“不合理的思考逻辑”恰恰说明了，他本身行为的合理性，因为这是典型的长期受虐待者的心理和行为逻辑。

当时的社会似乎害怕承认兄弟俩被虐待的事实（即使陪审团已经认为虐待是事实，非谎言）。

因为承认它意味着家庭单位里“一家之主”的权威力量就被削弱，这涉及到社群秩序传统价值观的被质疑甚至被推翻。

梅内德斯兄弟案成功地引发了人们对虐待辩护的广泛讨论，同时使社会对虐待受害者的处境产生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内部的暴力/儿童虐待，以及重新审视这种暴力行为对其受害者的长期影响。

导演: 伊安·布瑞南 / 麦克思·温克勒 / 帕里斯·巴克利编剧: 瑞恩·墨菲 / 大卫·麦克米伦 / Todd Kubrak主演: 尼古拉斯·亚历山大·查韦斯 / 库珀·科奇 / 哈维尔·巴登类型: 剧情 / 惊悚 / 传记 / 犯罪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语言: 英语首播: 2024-09-19(美国)集数: 9剧情简介　　该剧改编自1996年，一对兄弟杀害亲生父母何西·梅内德斯与凯蒂·梅内德斯的真实罪案。

检方指控他们觊觎庞大家族财富，兄弟俩却声称他们受尽父母身心虐待与性侵，出于恐惧才会犯下滔天大罪，他们仍在服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时至今日仍坚持当初的证词。

法庭戏占比大，所以有意无意打到了这个点吧。

所以看前面几集的时候一度很失望，觉得立场和观点都很混乱。

如果说女儿惨死的男律师在最后一集的法庭戏还算义愤填膺的话，那位慷慨陈词到晕倒的女陪审员就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了。

正如满身污点的女律师所说：“我曾帮无数人脱罪，与那些如今获得自由的人相比，这兄弟二人或许是最无害的了。

”而我只是觉得可惜，更怀念第一季惊艳的感觉。

故事简介： 如题，本作主要讲述莱尔和埃里克的兄弟俩在1996年被判在1989年谋杀了他们身家数百万的父母何塞和基蒂。

他们含着金汤匙出生、英俊迷人，在法庭上，他们并未为自己的清白辩解，而是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声称一生都遭受着性、身体和情感上的虐待。

一桩残忍的罪行、两场淫秽的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风暴。

观者吐槽中： 探究权力及其被滥用的方式之间的联系似乎常常是墨菲的主要创作动机，而权力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源头。

第一部《杰弗里·达默的故事》中，达默的权力源于社会对特殊人群生命的系统性漠视。。。

而本作金钱、外貌和所谓的受害者身份是在舆论法庭上可以利用的武器，墨菲探索了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道德上模糊不清的影响：比之前那部差很多的前作更吸引人，对恐怖情节的呈现也没那么低俗。

《怪物》多视角叙事却条理清晰。

尽管本剧有多处非线性叙事和闪回，但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于此同时瑞安·墨菲的作品向来注重细节，此剧充满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气息。

这是个富裕家庭的故事，荒淫无度和戏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部分场景像戏剧而非电视剧，与法庭戏相比，表演夸张世俗。

这部剧的法庭戏是亮点。

演员表演更是精彩绝伦。

库珀·科赫饰演埃里克，将其脆弱、惊恐、焦躁的状态演绎得入木三分，完美呈现18岁少年的情绪起伏。

尼古拉斯·查韦斯饰演莱尔也不逊色，将其愤世嫉俗展现得恰到好处。

他们同框时相得益彰。

回忆场景中的哈维尔·巴登和克洛伊·塞维尼，以及阿里·格雷诺和莱斯利·阿布拉姆森表演都很出色。

总之，《怪物》是典型网飞风格的剧，适合一口气看完，本周末可能会褒贬不一。

它平衡尚可，引人深思。

剧有性虐待和精神虐待等触发警告，鉴于演员的精彩表现，我给它打3星（满分5星），不然就是十足的瑞安·墨菲风格剧作。

就是剧情非常合理啊，不知道可能好久没有吃得这么好了

弑父弑母肯定有罪，但是他们父母的作为就让事情变得复杂，让观众觉得合理，肥肠精彩的开头啊就是，超出预期了矛盾的人类😝😝兄弟二人的心理压力不是观众在承受，事情很复杂，每一方都有理由，期待后面的剧情犯罪剧的剧情还是非常可以的不了解为什么七分多啊，后面不好了还是三观不正，这不比，，一些小情小爱的无聊剧情来的好看吗😂不懂啊可能我更喜欢这种吧

刚看完剧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这是两个幻想过度的青少年把生活的苦闷错误解读为了无法摆脱的绝望。。。

甚至更愿意相信导演在最后一集游艇上给出的画面但看过更多纪录片庭审等纪实内容之后。。。

感受被一点点扭转过来。。。

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一锅加了非致死量砒霜的美味炖菜。。。

他们吃了十多年。。。

他们喜欢更重要的他们习惯 因为习惯甚至对砒霜的味道感到安心。。。

他们逐渐知道了砒霜似乎并不是正常的调味品。。。

他们和父亲发生了争执。。。

希望炖菜里能不要加砒霜了。。。

父亲暴怒。。。

扬言要一次加一麻袋砒霜。。。

强行塞他们嘴里 不吃出不了这个家门。。。

确实可能只是扬言这时候母亲走进来。。。

说她一直知道父亲在加砒霜。。。

但她当做没看到。。。

（Erik 简直是他妈妈留住丈夫的手段。。。

）如果他们是独子那个时候大概能感觉到自己被全世界乃至全宇宙孤立了吧但他们有兄弟两个。。。

于是他们去买枪了。。。

莱尔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太天真。。。

居然认为直接和父亲对峙能解决问题。。。

（莱尔真的真的是个超级好哥哥。。。

他其实都半只脚踏出家门了。。。

却回来陪弟弟蹚浑水。。。

其实他真的会主动帮无助的人）确实。。。

年轻人一般都以为是非曲直能说清。。。

问题能用直接的方式解决。。。

然后失败了。。。。

人们会怀疑这些都是兄弟俩编的故事。。。

但其实一个人很难做到把一个故事反复说而不让它走形。。。

如果不是真实发生。。。

这些事情会像烟雾一样不停的变幻而不是每次说起都基本一致。。。

看守所里发现过莱尔的越狱计划。。。

但并没有发现他们写下来背诵的故事剧本。。。

当然Jose 和Kitty 肯定也有他们的故事版本。。。

拆开来他们的版本可能也同样荒谬而似乎可信。。。

在炖菜里。。。

和兄弟两的版本放一起可能会让炖菜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其实活着的唯一优势就是。。。

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

这部剧唯一的作用。。。

就是增加了事件的关注度趁有热度 兄弟俩多说说

一个不错的转折。。。

外边的世界也会很不容易啊。。。

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一定程度上感觉监狱环境都比他们家里环境要好。。。

事实上莱尔一审律师说，她第一次和他打招呼时问他监狱生活比家里糟多了吧。。。

他说某种程度上监狱里更安心。。。。

跑个题说一句吴谢宇（我知道吴谢宇被抓之后网上明显一面倒S批）首先两个案件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是极其相似的。。。

就是吴和两兄弟一样 几乎不肯说他妈一句不是。。。

（公众也理所当然会认为确实没有不是。。。

就是一个好好的北大学生想骗钱出国就这么做了）。。。

另外。。。

有些地方很难理解事实也是有多重角度的。。。。

听庭审的一些细节1.他们那个妈居然故意留遗书让Erik 看到。。。

Erik吓到半S向哥哥求救。。。

太可怕了吧。。。

心理医生说这是一种恐吓2.无语了。。。

一审法官屁股就已经歪出天际了。。。

控方各种无礼发问胡搅蛮缠全部无视。。。

辩方每个问题都被限制。。。

作证的儿童虐待问题专家肉眼可见被激怒。。。

那个检察官和法官值得一年虐待体验3.Jose喜欢打响指招呼他家里几个人。。。

我记得致命女人里那个出轨渣男一开始就是打响指招呼他老婆。。。

旁边的意大利邻居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这其实是一种响片训狗技术在那个家里KITTY 基本也是没有人格的

一周追完了。

首先综评：这部剧很不错，剪辑流畅，演技在线，有大量细腻的感情描写镜头，也尽量去还原了故事基于的真实案件的来龙去脉，推荐一看。

其次说一些亮点、记忆点：1️⃣男主Erik贡献了很多哭戏和裸露镜头，为这部剧集张弛有度的情绪起伏和缓冲做了很大贡献。

2️⃣女律师也是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她相信她辩护的一方，并以女性视角去深入挖掘辩护方的动机和原因，而非只是唯“证据论”。

3️⃣后半段（重审）穿插了很多以男律师为首的质疑组的假想事件还原镜头，与之前女律师的形成鲜明对比，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同情心和共情能力，但这个法庭依然是男性的主宰一言堂：“理性而非感性”“男的不会被性侵”“小孩受害会逃跑和报警”之类的刻板印象和经验主义在法庭上占上风，符合多数人认知，重审直接败诉被判终身监禁。

最后，这部剧告诉我们，制度是冰冷的，但人性可以是温暖的。

当我们跳脱出一个固有的、循环的话语和逻辑体系，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和剖析一个案件时，或许会发现更多的细节和秘密，来更贴近真实案情，以更完整、更公正地定性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