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124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萨班这次出行的27年前。

公元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

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也就是汉帝国设郡之时的武威，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事重镇。

同时，凉州也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曾有梦幻凉州之称。

数度改朝换代，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原与西域的物资贸易、文化往来，更是要在这里交汇聚集，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或者扎根，或者住泊在这座城市里，久而久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便会打上鲜明的凉州特色。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

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

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

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

之后借道进攻陇、蜀。

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

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

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而对于和谈对象，多尔达在信中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他提出了几个来自吐蕃噶当派、达隆派、止贡派和萨迦派的人选，其中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最有学问”。

萨迦班智达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阔端的视线。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

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挑战者纷至沓来，其中一位名叫措杰噶瓦的学者前来与萨班辩论。

双方约定，辩论中输掉的一方要皈依对方教派。

结果萨班不孚重望，赢得了辩论。

措杰噶瓦皈依佛法。

成为了萨迦班智达的弟子。

由于内明外明遍知，智慧无与伦比，萨班受到藏地各派的尊重。

但蒙古人最初并没有选择萨班。

当时，藏区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是另一位执掌两大教派的止贡寺京俄仁波且。

但京俄仁波且当时已经65岁，他不愿或者不敢去凉州，转而向蒙古人推荐了萨班。

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在信中，阔端写道：“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

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

”这是一封看似彬彬有礼而实际上是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从当时藏地各派的情况来看，萨迦派虽然势力不如其他教派，可它是最早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而其他教派更注重佛法的传承，并不看中现实的政治管理。

历史很快就将证明，阔端选择萨迦派的萨班进行会谈，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蒙古帝国，吐蕃各部自知无力抵抗。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前路吉凶难料。

萨班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积极主动地与各政治宗教派别相互交流，了解他们的立场观点，收集整理向蒙古汗国谈判的种种条件与意见。

有些激进强硬的极端教派想阻止萨班前往凉州。

为了说服他们，萨班在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见到阔端。

此时的阔端正在蒙古漠北和林参加他的哥哥贵由的大汗登基仪式。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他更加知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势，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会谈中为吐蕃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

此情吾岂能不知！

”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八思巴是有悟性的，这样聪慧的孩子并不多见。

据说，阔端还嘱咐八思巴好好学经，将来可以当蒙古皇室的上师。

阔端和萨班的交流很深人。

这样的交流为即将开始的会谈打下了情感基础．同时阔端也越来越多的领悟到了佛法的智慧。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远处是巍峨的祁连山脉，延绵的雪线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一次关乎吐蕃归顺蒙古的重要会谈在河西走廊上举行了。

阔端与萨班就归顺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遗憾的是，会谈的具体细节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

但就综合散落在各种史料中的事实来看。

在吐蕃归顺蒙古帝国后由谁来直接管理，以及上交税赋多少的问题上萨班与阔端有过激烈的争论。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一，归附者官任原职；二，缮写各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额等各三份，一送阔端，一送萨迦，一由各长官收执；三，绘制一份归附者与未归者之地图；四，一切都须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行。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萨班在信中列举归附的条件及一系列实际情况，讲清蒙古王室尊重吐蕃宗教信仰，对萨班和八思巴兄弟特别关切，创造弘扬佛法的条件，安排宣讲佛法的场所，归顺之后可让本地人担任官职，群众可安居乐业。

萨班在信中还告知他们，吐蕃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托萨班和使者官员对吐蕃进行共同治理。

由此，凉州会谈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得知此事的阔端非常高兴。

他请萨班住在幻化寺，并不惜财力扩建寺院。

幻化寺也就成为了萨班在凉州居住、修行、讲经之所。

因为有了萨班的驻留，这里的香火日渐鼎盛，曾有上千名僧人在这里研习佛法。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

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

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

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萨班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反复谈到阔端尊崇佛法，对他十分关心和照顾。

而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

”河西走廊，成为了蒙藏两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交点。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质说。

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都不影响八思巴和他的弟弟在河西走廊的成长岁月。

有关八思巴在河西走廊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主要是跟随叔父萨班学习佛篮，掌握担当萨迦派教主所需要的必备知识。

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16岁时写于凉州的《怙主赞颂》。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连接点上，这里汇集了汉人、蒙古人、藏人、西夏遗民、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这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

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八思巴很快成长起来并积累了很多的政治经验。

他与阔端的儿子以及蒙古贵族子弟们的交往比较频繁，学识深受推崇，这为日后八思巴走入蒙古政坛奠定了基础。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尽管阔端一生都没有迈入西藏，但，越过崇山峻岭，他一定牵挂那遥远的高原。

这里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肃南皇城滩草原，也是埋葬阔端的地方。

数百年过去，唯有蔓蔓青草与声声牧歌在时光的轮回中经久不息。

西凉王阔端最终与河西大地融为一体。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八思巴最终选择投奔忽必烈。

他1 1岁时来到蒙古属地凉州，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四年后，公元1280年，46岁的八思巴在西藏的萨迦寺忽然圆寂。

但，八思巴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发酵。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帝国末端，并延续到今天。

而追溯源头，这种影响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

那个地方，就是凉州。

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

—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

张骞27岁①。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东起乌鞘岭

西至星星峡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

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

在祁连山脉的北麓自然形成了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

它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

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

但幸运的是，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

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

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

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

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

公元前141年。

西汉。

公元前141年，作为汉帝国创始人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

此时，汉帝国已经运行了64个年头。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铲除了异姓王。

平定了刘姓诸王叛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

但是军事和外交的羸弱却让这个国家被北方的匈奴王朝袭扰和压制了几十年。

年轻的刘彻自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

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西南方向是犹如天然屏障般的青藏高原；向北和向西都是强大的匈奴势力。

匈奴，始终是东亚大陆诸国的噩梦。

他们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部落，成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可怕力量。

这是一个由众多游牧民族逐渐演变、融合而成的部族，发祥地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

从先秦时代开始，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无所顾忌地劫掠安定富庶的农耕国家。

秦末汉初之时，趁着中原形势混乱之际，匈奴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驱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匈奴王朝勾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

这个王朝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俯瞰着东亚腹地。

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

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

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为了休养生息，刘邦只能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每年还要源源不断地送给匈奴大批生活物资。

但是，匈奴带给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无奈的屈辱已经延续了五代皇帝，年轻的刘彻决心改变这一切。

就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不久，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

通过对这名军官的审讯，刘彻得到这样一条情报：当时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被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所控制，其中比较大的是月氏和乌孙部落。

月氏部落赶走了乌孙人，而匈奴单于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杀死了月氏的领袖，甚至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

新的月氏王渴望报匈奴的杀父之仇，但力不从心。

于是，月氏人只好向西迁徙。

刘彻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假如能联合西域的月氏，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

遗憾的是，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

但他们知道，向西渡过黄河之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

一个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威胁的战略构想被提上汉帝国的日程表：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穿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寻找月氏部落，说服他们和汉帝国东西夹击，赶走匈奴。

但是，作为此时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王朝右贤王部的浑邪王与休屠王手中，而且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也无人知晓。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出使的人还没有走到西域，就会被匈奴人杀掉。

但还是有勇敢者站了出来，他就是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之后被推举出来的孝廉，并且刚刚成为帝国宫廷中的侍从官，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

张骞觉得出使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不仅亲自为张骞挑选了勇士随行，还让一个归顺的匈奴人堂邑父给张骞做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汉武帝有气量，没把握。

这里是祁连山脉中段一条长约28公里，贯通南北的大峡谷——扁都口。

今天，扁都口仍然是由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

两侧山势陡峭，奇峰耸立，发源于祁连山脉黑河水系的大大小小20多条河流，沿峡谷蜿蜒而下。

远近的牧民在此放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

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两千年前，张骞和他的使团渡过黄河后，就是由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当张骞使团走出了扁都口的葱郁山林，来到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之中时，他们距离帝都长安已经1000公里了。

对于长期生活在富庶汉中平原上的张骞和他的使团来说，尽管对于穿越这条通道的艰苦与险恶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日渐深入河西走廊，他们还是感到了自然环境的压力——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走上很远才能看见一片绿洲和稀疏的人烟……然后又是荒漠，戈壁，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

要找到月氏部落，就只能冒险穿过匈奴人严密控制的这条通道。

而强大的匈奴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若是不幸撞到匈奴士兵，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平静的午后，在炎热的戈壁滩上，伴随着呼啸声，剽悍的匈奴骑兵冲到了眼前。

没有任何悬念，张骞和他的使团被俘虏了。

在被押解的漫漫路途中，他们惊恐交加，饥渴难耐，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

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去见当时的匈奴王——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使团打算前往月氏部落之后，阴沉着脸对张骞说：要是我们穿过你们国家去南方的越国，你们会同意吗？

张骞自知理亏，无话可说。

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结局必定凶多吉少。

公元前135年五月。

权倾一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

这一年，刘彻22岁。

张骞出使西域已经3年了，没有任何音讯。

此时，张骞仍被困在匈奴营地。

三年前，当他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准备。

但匈奴人并没有杀掉这些俘虏。

他们希望能从张骞口中套取更多关于汉朝的情报，并试图说服他和他的使团为匈奴效力。

张骞拒绝了。

他的不合作与不妥协导致他长时间失去自由，被匈奴士兵软禁。

但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与军队备战的机会。

在匈奴人的营地，张骞发现，这个民族有着不那么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却具备在当时来看更先进、更具攻击力的军事装备与战术，特别是他们的骑兵。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

匈奴骑兵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来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轻便也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战斗中既机动灵活，又有更强的攻击性。

貌似归顺的张骞让匈奴人感到自己的策略是奏效的，于是他们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戒备与管制。

这也或许是因为张骞的性格和为人。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

蛮夷爱之”。

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放弃对这个来自中原王朝官员情感瓦解的努力，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间在缓缓流逝。

被长时间滞留在匈奴人军帐中的张骞对于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在匈奴人眼里，祁连山是神圣的，匈奴语中的“祁连”就是“天”的意思。

这片神圣的土地曾是月氏人的家园。

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河西走廊丰美的水草，培育出优良的战马。

拥有了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和速度，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从公元前201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就不断领兵南下。

不堪袭扰的月氏人被迫西迁。

从此，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成了匈奴人的天然牧场。

他们由此握住了一把直插汉帝国西部边境的利剑。

汉武帝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时常梦到西域，梦到匈奴，血腥的厮杀，枪刺与马蹄，他试图冲破重围，但毫无希望。

此时已经是公元前133年春，张骞出使西域的第5年。

汉武帝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待张骞使团的消息。

他召集群臣，就如何应对匈奴的战略进行廷议。

5年来，汉武帝锐意改革，大力削藩，巩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在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

汉武帝刘彻决心已定，即或是张骞杳无音讯，或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要开始对匈奴的反击。

这次廷议中，汉帝国的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停止执行先帝们奉行的防御战略，反击匈奴。

汉武帝刘彻计划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在马邑围剿前来迎亲的匈奴部队。

虽然这次被称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中止，但汉帝国自此揭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刘彻，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将把汉帝国快速带入一个开疆拓土，威仪天下的崭新时代。

一幕围绕争夺河西走廊的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的大戏逐渐走向高潮。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张骞和堂邑父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此时，月氏人早已在匈奴的数次打击下，分裂成两支一大部分月氏人选择西迁，他们背井离乡，途经大宛，迁居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他们被称作大月氏。

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被称作小月氏。

当张骞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折向西南方向，继续寻找大月氏。

他们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

张骞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当大月氏王见到这个来自遥远中原的汉人时，他格外地惊奇和钦佩，但对汉武帝联合攻击匈奴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告诉张骞：这里土地肥沃，大月氏部落已经逐渐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安居下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状态，已经无意东还。

张骞在大月氏滞留了一年多，再三邀请大月氏王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尽管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觉得不虚此行。

他途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数国，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

这里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草木、畜产都与中原不同，更有一种名为汗血宝马的优良马种，高大俊朗，绝非中原所见。

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沟通汉帝国与西域的咽喉要道，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就可以畅通无阻，汉帝国的视野也将更加开阔。

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骞决定尽快返回长安。

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决定改变路线，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遭到匈奴人的拦截。

他们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

迂回北上返回长安。

意外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

张骞实在是时运不济，再次成为匈奴骑兵的俘虏。

这一次。

张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令人惊奇的是，匈奴首领再一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汉人使者。

在匈奴人的营地里，张骞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妻子——那个善良的匈奴女身边。

公元前126年春②。

匈奴军臣单于病逝，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匈奴妻子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汇报。

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

张骞13年起伏跌宕的出使经历，对于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

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立刻引起汉武帝的强烈兴趣，并被史官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最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绝非妄言。

张骞的所见所闻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视野大开，他们的目光已经可以越过巍蛾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西域、中亚、南亚，一直到罗马帝国。

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振奋。

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但跟随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典籍中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染病故去。

在漫长而艰辛的出使西域途中，因为这个女人，张骞不再孤独——两千年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

这些宝贵的情报使得汉帝国与匈奴人的决战不再是一场盲目的复仇。

尽管距离分出胜负还为时尚早，但打通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必经通道，斩断匈奴右翼，并且让它永远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成为汉武帝的国家战略。

3年后。

公元前123年二月到四月。

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

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击漠北。

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

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③。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河西走廊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探路者。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的对决已愈演愈烈。

打通河西走廊，挺进更加广阔的世界正成为这个中原帝国越来越清晰的宏阔梦想。

勘误：①张骞27岁——张骞的年龄史无记载，此是推论。

②公元前126年春——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冬天，不是春天。

秦汉时代以十月为岁首，一年的季节是冬春夏秋，故公元前126年春发生的事在冬天之後。

③“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此误，博望是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六十里，汉代侯爵皆赐封邑，其号都是地名。

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1247年，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两人为蒙藏关系史上的拓荒者。

蒙藏两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

正如乌力吉巴雅尔所概括，假如蒙古族和藏族都不崇信佛教，那么，在历史上他们的关系或许是以另一种情形发展。

以佛教为纽带开始的两个民族的来往，特别是格鲁派出现之后，以宗喀巴为旗手，以达赖、班禅为精神领袖的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下，两个民族找到了相互利用、彼此照应的契机，共同建立和培育了特殊的关系。

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起了重要作用。

不懂蒙藏关系史，就无法弄清西藏是如何统一于中国的道理。

西夏被蒙古灭亡后，蒙古的统一战争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继续进行。

成吉思汗的孙子，即窝阔台之子阔端经略西夏故地河西凉州，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以探虚实。

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西藏的情况说，噶丹教派的寺庙最多，达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派的班智达学问最高，并请阔端选邀萨迦派首领萨班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附蒙古事宜。

阔端接受这一建议，命多达那波为信使前往藏区邀请萨班。

1246年萨班等到凉州，次年与阔端在凉州白塔寺会谈，达成吐蕃归附蒙古之协议，与此同时，萨班向阔端讲授藏传佛教教义，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及灌顶仪式。

在蒙古诸王中，较早接受藏传佛教并确立其在蒙古思想统治地位的是忽必烈。

在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时，萨班的随行八思巴就初会忽必烈，并授以喜金刚法。

1251年，忽必烈受命于蒙哥经营汉地，次年经藏区攻大理，与八思巴会晤，洽谈藏传佛教宗派首领与蒙古皇室关系。

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灌顶。

1254年，下诏保护后藏佛寺，宣布八思巴为上师。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释道辩论，八思巴作为佛教代表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一释教。

1264年，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

八思巴按蒙古制在西藏设置万户、千户、百户，建立税赋制度，由国师提名报请朝廷任命地方官员，仿照蒙古怯薛制度建立宗教领袖的十三种侍从官职。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在西藏形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统治。

通过藏传佛教的联络和沟通，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从而也使蒙古集中力量实施对南宋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为蒙古最终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条件。

自阔端始，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等蒙古汗及诸王率先接受灌顶，不能不是他们内在的一种需求。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步伐有了一个大力扩展的环境。

各教派高增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

萨班生活的时代，青藏高原地区正处于分裂混战时期，各地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着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彼此角逐，互相斗争。

同时，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并先后派生出许多佛教流派分支（如噶当、噶举、萨迦等），他们形成割据势力，互不统属。

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几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历史中心。

这就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诚如藏人福幢所言，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溪水；十善王律，如腐朽之草绳；藏民福分，如油尽灯昏；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恶劣行为，如恶的暴风雨之来袭；善良意愿，如夜梦之消失。

”此时的中国内地，自唐朝崩溃后，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到13世纪初叶，也仍是群雄并竞、地方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

与中国内地及青藏高原地区不同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势力迅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并在此后不断地向四方扩张势力，先后灭亡西夏、金国，大有统一中国之势。

阔端与萨班的会谈，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于大蒙古国的条件。

因此萨班写了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

其主要内容有：意识叙述了蒙古人对佛教的敬重和对自己的优先。

而是向西藏各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利害和必要性。

三是声明蒙古已经授予萨迦派代其管理西藏的权力。

四是详述归顺蒙古的条件。

五是开列向蒙古纳贡的贡物清单。

经过商谈，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达成一致，接受双方达成的条件。

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了政治关系。

使蒙藏两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加强，将中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地区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1251年，托雷的长子蒙哥即位称汗，蒙古汗国的汗位继承人便由窝阔台系转至托雷系，漠南汉藏地区的统治权也从窝阔台系的阔端转归蒙哥汗之弟忽必烈。

随后，忽必烈向萨迦派教主发出“愿见之”的邀请。

同年，接替萨迦班智达而成为萨迦派新教主的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于六盘山。

忽必烈十分喜欢年仅十七岁的八思巴，二人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之后，忽必烈的正后察必也以宗教的礼节礼拜八思巴，这就更加太高了八思巴的地位，且为以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内地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便立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忽必烈的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师八思巴的荣誉，赢得了吐蕃僧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也为以后历代元朝蒙古皇帝所效法。

这对以后的西藏萨迦派法主兼领世俗政权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

蒙古皇室为了笼络藏族上层贵族以巩固在西藏的统治，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扶植和利用萨迦派款氏家族外，同时还与款氏家族结为姻亲，互为舅甥，以婚姻的手段来增强藏族对元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文/阿鱼探长）纪录片《河西走廊》由央视和甘肃省委联合出品，总导演王新建，执行总导演赵启辰，以及音乐人雅尼，请先接受我的致敬！

在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纪录片里，这部《河西走廊》是当前阶段我心目中的无与伦比，而能与它并列的纪录片，也只有金铁木执导的《大明宫》。

这部片大家都在夸，夸的角度千姿百态，这就让后来者很难再夸，但话说回来，也实属这部片优秀得活该。

而关于这部纪录片，更准确点，关于河西走廊，我想聊点不太常聊的。

首先必须承认，《河西走廊》绝对是一部让甘肃人无比骄傲的纪录片，但又不局限于甘肃，因为这部片的格局并没有狭隘在甘肃，所以便可理解，为什么无数国人和海外华人，以及外国朋友，都被这部纪录片，被河西走廊，深深撼动。

之所以要特别提出甘肃，不仅仅是因为河西走廊属于今日的甘肃政区，其实也因为，现在的甘肃省，老实说，并不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省份。

我们当代生活的时代，是改革与开放，是风从东边来，在奔向现代化的经济繁荣时代，不只是甘肃，整个深居内陆的西北，其实都是落寞的。

必须承认，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诸多要素的满足，而西北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就是没有东部沿海方便。

不只是自然环境的适宜度，还包括人口等人文因素，就说一个数据，到现在，西北五省的总人口，也就弱1亿，大致相当于四川、河南的人口，这表明，西北地区中心城市所依托的腹地人口，在量上是不够的，密度上更是分散。

西安已经是西北最大的城市，且有国家级中心城市等诸多强力政策加持，几乎可以认为，西北五省都是西安的腹地支撑，但2019年，西安的经济总量依然没有进入全国20强。

甘肃的情况不言而喻，从兰州大学拼死拼活都留不住师资资源的流失，一切都明了。

不妨，你可以自问，或者问问身边人，问问你们对甘肃、对西北、对河西走廊的印象？

恐怕绝大多数人只能想到这几个词：戈壁、沙漠、偏远、穷、沙尘暴……或者还有，兰州拉面吧。

所以我说，在东北失落以前，西北就已经失落很久了。

西北五省，少有存在感——可能陕西依仗着强悍的历史底蕴，还稍微好一点，以及新疆存在感很强，但总是以让人紧张的方式。

而甘肃，大多数时候是落寞的，甘肃人到外打工，也没有东北人那种“俺们那嘎子”的自信。

这是我想表达的，如此，再来审视这部《河西走廊》，的确，它的诞生动机就是甘肃省委想发掘本省的历史资源，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部《河西走廊》不仅可以成为甘肃的历史宣传片，也足以担当为甘肃的招牌之一（之一，是因为甘肃除了河西走廊，还包括陇东和陇南）。

事实上，一部《河西走廊》，不仅足以让甘肃人热泪盈眶，它所代表的几乎大半部的中华史，让每位华夏儿女都无法忘怀。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张骞出使西域，到霍去病拿下河西走廊，从此，祁连山下的这条走廊正式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

汉武帝在这里设下“河西四郡”，那是四个无比动人的名字：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汉朝通过设制、驻兵、屯田等重要举措，牢牢掌控了河西走廊，并以此成功经营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将新疆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在两汉之后，短暂统一的西晋分崩离析，历史进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大分裂，在北方地区，经历了所谓的五胡十六国。

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依然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贡献。

由于北方战乱，中原士族大量南逃东晋，但也有一部分中原士族，选择西行，进入已经被汉朝开发过的河西走廊地区，因而产生了著名的儒家学派：河西儒家。

其中以马蹄山临松薤谷最为有名，因为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都曾隐居讲学于此，但同时，身怀儒家理想，三代大儒又都曾出仕，试图完成“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

因为河西儒家的存在，使得中原文脉在江南的东晋之外，得以继续维系，尤其是河西儒家还保留了东晋所缺失的儒家诸多典籍，日后也成为隋唐一统后的文化源泉之一。

经济上自然不必多说，丝绸之路大名鼎鼎。

文化上，河西走廊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因为打通了河西走廊，西亚的伊斯兰教、南亚的佛教才得以传至中原。

张骞、玄奘、马可波罗……一个个有着强大信仰支撑的人物，从这里的戈壁绿洲跋涉而过。

可以说，在河西走廊，你才能看到中华民族性情的养成，这里有古代中国最全面的个性——农耕文明的儒学与礼仪，东西贯通的商贸繁荣，各族各宗教的交流与相融，以及中华民族的沙场豪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汉唐，是最彰显中华民族特点的盛世王朝，而相隔千年，这两个伟大的朝代，都通过河西走廊制霸西域，可以说，如果没有汉唐的主动出击，没有汉唐对河西走廊成熟的经营，今日之中国不将是中国。

虽然在唐以后，随着中原王朝面临的外部威胁逐渐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随着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秉承“天子守国门”的传统，中原王朝的都城开始东迁，从长安逐渐转移到开封，再到北京。

由此，河西走廊及西北，也不再成为王朝的外交重地，并逐渐走向落寞。

虽然明朝一度短暂收回河西走廊，但却没有选择屯兵，以至于河西走廊和西域一直落空。

满清入关完成了大一统，并将青藏、新疆和蒙古全部纳入版图，但清朝统治者对河西走廊和新疆的认识，并没有深入骨髓，这点在晚清面临边境危机时暴露无疑，一度准备放弃新疆。

幸而有左宗棠。

从林则徐到左宗棠，汉人士族对河西走廊和曾经的西域，现在的新疆，有着深入血脉的认知情感，这种骨子里的认同，来自千年前的盛唐，来自两千年前的强汉，来自两千多年来河西走廊的风风雨雨。

河西走廊，可以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可以解封两千年的历史封印，可以点燃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气。

这是我们应该去认识的河西走廊。

历史流转，今天我们看到的河西走廊，依然有祁连山的皑皑白雪，有曾经的河西四郡，今天的河西五市，有无数的石窟佛像，有玉门关和阳关背后的长城，有绿草如茵的山丹军马场，有戈壁黄沙的大漠孤烟……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这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有无数的勇气、信仰、坚守、忠诚、开放，还有数不清的战乱和残杀。

这是一座宝藏，值得甘肃人骄傲，也是一座值得中华儿女入迷的宝藏。

其实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这般独特的宝藏，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轻视和忽视，习惯了假装隐藏，习惯了目光只落到别家，这实在不应该。

我喜欢《河西走廊》，因为它是在满目戈壁和无尽沙漠的合围下，在祁连山的滋滋雪水下，顽强孕育的生命体，看起来如此孱弱，但却豪气云干，它在你看起来很艰涩的环境里，依然顽强地绽放着一朵又一朵鲜花，总是百折不挠，哪怕无人欣赏……但时间终究站在了河西走廊身边，直至后人发现，它是一座无可估量的宝藏。

这一生 一定要走一趟河西走廊历史从未消失，只是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

2015年夏天，我从甘肃陇南短暂停留，看到了秦巴山地的巍峨曲折，见到了白龙江澈绿的水，却同河西走廊遗憾的擦肩而过。

两年后，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对两年前的那趟擦肩而过的旅行，愈发的可惜了。

我看过的纪录片不算多，却也不少。

让我感到惊艳的更是屈指可数，而《河西走廊》就是其中的一部。

我遗憾，遗憾时隔两年才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我有庆幸，能有这样一部纪录片，绝美的镜头，梦幻的音乐，细致的故事，落泪的情节，让我每一集都细细品味，期待着珍惜着，沉溺其中。

当我开始写这篇影评的时候，我抬头看到地图上中国西北那道狭长的走廊，伴着雅尼大师的【河西走廊之梦】，好似置身在那段连接西域和中原，伟大神秘的通道上，思绪如风，极目若梦，让人无法醒来。

我看到漫天风雪中的张骞，执着地拿着汉朝的符节，纵使千难险阻，也要向远方的未知开凿而去。

十三年的杳无音讯，九年身处匈奴的羁押，时光却无法泯灭他的忠诚，岁月也无法湮没他的理想。

我看到他手持残破的符节向东跪拜，他是中华文明的《使者》，打通西域则是他名垂千古的使命…………祁连山下，那是年轻的将军纵横驰骋。

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率领汉朝骑兵三征匈奴，大漠风沙中是旌旗猎猎的嘶吼，金戈铁马声中是汉军对位置无所畏惧的军歌。

那是一段怎样的峥嵘岁月，又是一段如何的壮怀激烈。

霍去病奔驰在由他打通的《通道》上，不回头地奔向远方的夕阳，奔向历史的长河…………悬泉置忙碌的脚步，中华文明的邮驿系统直到西域。

常惠一次次出使西域的外交，解忧公主家国大义的牺牲，那是无数先驱者的缩影。

当常惠最后经过那个最西端的《驿站》，身后的西域的道路是毕生难忘的辉煌。

丛山之中的洞窟，见证了大儒郭瑀师徒三代的纷乱韶华，他们的文士风骨。

在中原战火纷飞之时，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根发芽，最终反哺中原。

这是我们民族的《根脉》，也是我们守护传承的未来。

无边的戈壁滩上，鸠摩罗什缓缓走来，那是无数僧侣走过的路，也是佛教流传而来的路。

无数僧侣怀着无比虔诚的心，看淡了风沙，看破了苦难，或是译经，或是《造像》，或是弘扬佛法，让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更加炫目多彩。

堵塞的丝绸之路，隋炀帝西征吐谷浑重新疏通河西走廊，召见西域诸国，尽显中华雄风。

三朝外交家裴矩，风烛残年在长安西眺，那是对河西走廊不舍的眷恋。

历史应该被铭记，被正视，因为在那《丝路》之上，驼铃依旧。

盛唐的莫高窟，敦煌文化的盛世。

无数不知名的工匠和画师，将河西走廊上最美的画卷留予后人。

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时代，正是千年前那个盛唐的缩影，让人神往，让人敬仰。

而《敦煌》属于中国，也同样属于世界。

转金桶前滑过念珠的声音，河西走廊将南北一分为二，一面是青藏高原，一面是蒙古高原。

是风，吹过八思巴的面颊，是诵经的声音，净化着那雪山之巅。

凉州《会盟》，连接起两个民族的信仰，更拉近了中华民族的心。

当忽必烈汗和帝师八思巴相视而笑之时，那是跨越时空的热血。

嘉峪关拔地而起，却阻隔了帝国的西方世界，风雨飘摇的清朝，忘不了林则徐被贬河西的无奈和愤懑，也忘不了左宗棠抬棺出征新疆的视死如归，天下《苍生》该何去何从。

听，新时代的号角声，那时将是一片将要用红色染就的神州。

河西走廊蕴藏着无数《宝藏》，石油，镍矿，铜矿，钢铁……孙建初，王进喜，一个个新中国的先驱者，向着河西走廊恶劣的环境义无反顾，才有了今日新中国的日新月异。

从兰新铁路到兰新高铁，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河西走廊再度迎来崛起的契机…………《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十个历史的节点，十篇精彩纷呈的故事，汇成了这条河西走廊，让我动容流泪。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器，我多么想让这些在河西走廊留下足迹的人到今天看看，张骞，霍去病，常惠，鸠摩罗什，裴矩，八思巴，左宗棠，和我一同去看一看今天的河西走廊，看一看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

告诉他们，你们的辛苦值得了。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仍在继续…………这一生，一定要带着最爱的人走一趟河西走廊。

去看那荒凉的戈壁，去看那延绵的青山，去看那烽烟中的古道，去看那敦煌壁上的飞仙，还有那雪山，流水，星河，日月。

重走前人走过的路，听历史流过的歌……这一生，一定要带着最爱的人走一趟河西走廊。

这一生，一定会怀揣这中华民族的骄傲，昂首阔步地走下去。

正如片中所说，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我对丝路的念念不忘是源于西域的美丽和神秘，但更重要的却是它承载的中西文化和交通的历史。

而它的咽喉就是河西走廊。

看这部片子时我就在想，作为丝路的一部分，河西走廊甚至比丝路更迷人和难忘，我很大程度上迷恋的正是这个从古至今牵系着东西两端、见证着丝路的光荣与衰落和不断散发着生命力的河西一角。

从张骞的探索开始到如今的能源开拓，河西走廊确实经历了太多值得铭记的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片子里难得的关注了很多小人物，给历史的讲述和重要人物的刻画添色不少，让人看着温暖还给片子带来生气。

相比于其他纪录片这真的是一大优点。

我想这都由于整个片子基本是由情景再现组成的吧。

剧情片式的拍摄，与解说词相辅相成并过渡自然，本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大亮点。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找到这样让我每集都期待和珍惜的纪录片了。

感谢它让我静心和享受又一次的西部情怀。

因为每次都在静夜观看，有时候看累了，慢慢地打起精神时会觉得解说就在对面向我一人诉说，他的声音变得从未有过的真实，这时候画面也更抓住我的眼和心，整个人就完全的投入了。

最后一集有一段整个“路程”的回顾，让人满心感慨。

各个时期的人们在河西走廊上驻足，与它同生共息。

这一段词也载满了我的所有丝路情：“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

作为一个甘肃人，我显然是不合格的，虽然我的家乡定西和河西走廊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这个名词，也知道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仅此而已。

纪录片河西走廊从西汉开始讲起，经过五胡十六国，知道了五凉时代（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和西凉），说实话以前在这块的历史知识有点混乱，再经过隋唐和元朝到晚晴和新中国初期，最后到现在，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基本上都说清楚了。

从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出嫁匈奴，常惠多次途径悬泉置，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以郭荷、郭瑀、刘昞等河西儒学学者为代表的河西文化兴起并随之东渐，以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佛教徒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开始盛行，再到隋朝的裴矩以及隋炀帝的西巡，元朝时期与吐蕃藏传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再到晚清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新中国成立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地，最后到现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贯彻落实，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将带动甘肃甚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949年6月。

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

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

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

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

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

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直到20世纪中期，河西走廊才迎来了真正的工业化浪潮。

在共和国经济建设序列中，河西走廊因为它丰富的地下矿藏，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地方。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

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

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

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

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

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乃至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对于这一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非常清楚。

此前的中国，一度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贫油国家。

曾有西方学者说，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地下几乎不可能有石油存在。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

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甘肃玉门一带出露石油的迹象，早有史书记载。

公元267年，西晋人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就描述过：“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

”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留下了对玉门石油的记载。

这些从地下缓慢涌出的石油，千百年来被当地老百姓土法捞取，用来照明、配药。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

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

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

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

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

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

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

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

”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

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

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

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即将展开，沉寂了许久的河西走廊。

又一次迎来了它重新崛起的契机。

195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中，明确提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工业建设的发展离不开石油，加强石油的勘探、开采，成为了一件头等大事。

1951年的5月27日，中共中央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信件。

信中说：“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当时，全国对石油的实际年需求量约50万吨，而1950年全年实际开采量还不足10万吨。

在这封信中，习仲勋还提出了详细的开发计划，建议1953年起开矿及建厂，争取在1955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这样就首先满足了全国目前的石油年需求量。

同时建议，在兰州修建炼油厂。

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解放军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

数千名征尘未洗的官兵成为新中国在河西走廊的第一批城市移民。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

5年后。

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

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

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

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而王进喜则是从这里走出的传奇。

这个15岁走进玉门油矿当童工的玉门当地人，在新中国的石油钻井岁月中，创造出惊人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并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一举成名。

而诗人李季更是充满激情地赞颂这座地处西北的石油基地发挥的巨大作用是——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

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玉门油田成为河西走廊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发的宝藏。

但这片无言的土地蕴藏的能量远不止于此。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

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

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

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

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

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

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

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

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

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

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

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

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

杨守林21岁、白兴民21岁、李敬君32岁、郑存江27岁；孟子明37岁、段文19岁、辛立国30岁、马汉民26岁。

王宏江27岁、宋尚仁30岁、计进伦年龄不详。

这里是嘉峪关市的地质工作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讲述的是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和一个工业城市诞生的故事。

1958年1月。

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

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

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乌鞘岭

马蹄山

临松薤谷

焉支山

胡杨林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

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

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

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其他同事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报矿人的住地，找到了一个叫“白家嘴子”的起伏山冈。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含有孔雀石露头的岩体。

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汤中立等人对此处的岩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并勾绘了地质草图。

正在检查找矿工作的地质部总工程师陈鑫恰好看到了这块矿石，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化验矿石中是否含有镍元素。

几天后，陈鑫来到河西堡，带来一份化验单。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

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

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中国一直被视为“贫镍国”，镍成为新中国唯一凭特别票证供应的金属产品，可谓是“黄金可求，镍难求”。

因为这是战略资源，西方世界对此始终严密封锁与禁运，年轻的共和国急需镍矿资源。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

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

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

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

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

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

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

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

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

直到今天，对于河西走廊宝藏的挖掘工作仍在地底深处继续。

这是金川矿区的主要坑口。

每天，上下班的矿工们都要沿着这条斜坡道来往于井上井下。

当摄制组乘坐专车穿过全长7公里的亚洲最长斜坡道，走进镍矿深处时，不能不惊叹金川人的开拓精神。

经过几十年的开采，金川镍矿的地下巷道已累计达到近千公里，相当于金昌到北京的距离。

当地质勘探刚刚展开的时候，金川镍矿的建设者便已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了。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创业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金川镍矿从正式开采矿石，到建立起一座全部利用国产设备的大型电解镍采选冶联合企业。

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

在昔日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上，一座中外闻名的新兴有色冶金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八下金川，组织全国50多家科研院所和建设单位联合攻关，解决了制约金川发展的大量关键性技术难题，使金川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功跻身世界镍钻工业技术大国的行列，在遨游苍穹的“神舟”系列宇宙飞船中，在一杆杆入地的钻机中，在一艘艘下海的轮船中，都有金川人生产的产品。

一块无意中发现的孔雀石也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本荒凉的命运，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河西走廊上，曾经的荒漠变成了新的家园。

1981年2月9日，为加速金川镍基地建设，国务院决定正式设立金昌市，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又一座蜚声国内外的新兴工业城市——镍都金昌自此崛起。

今天的金昌，不仅是一座工业城市，更是一座绿色宜居的园林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因河西走廊矿产开发而新设立的城市嘉峪关和金昌，使延续了两千年的河西四郡变为今天的五座城市，由此形成了甘肃行政区划的新格局。

石羊河上游星空

焉支古城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八一冰川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今天，我们沿着贯穿河西走廊的连霍高速一路行驶，茫茫的戈壁上出现了新的景观，它同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由于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的北支西风带上，风向稳定、风力充足，是中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许多地方都具备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

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平原区为温带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光热资源丰富。

2015年，这里将建成风力发电和光能发电的“陆上三峡”，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宝库。

河西走廊，因为丰饶，所以美丽；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沉厚包容。

当它的潜能被充分发掘的时候．必将带给中国与世界更大的贡献。

若是人们从空中俯瞰这里，最能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的通道价值——这条得天独厚的走廊深居内陆腹地。

独特的地理布局造就了中原与西域的理想联络方式。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

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

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

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兰新铁路所经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大部分线路经过戈壁荒滩，工程分散，严重缺水，冬季漫长，运输困难。

广大工程建设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项建设奇迹。

1953年，在河西走廊东端的乌鞘岭，三万劳动大军正在鏖战当年中国铁路历史上最大的工程。

这是当时《人民画报》上的一张照片。

英姿勃勃驾驶推土机的年轻姑娘叫胡友梅。

这位21岁的兰新铁路建设者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推土机手。

1953年4月，胡友梅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马兰花开》，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奋战在兰新铁路上的女推土机司机胡友梅。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

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

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

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

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

不仅如此，在这条中国西部陆路大通道上，还有人们看不到的通道正在持续运行。

2000年2月。

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并称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迄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

河西走廊是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能源战略大通道和中国西部重要的管廊带，是中亚和新疆的油气资源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也是油气产品进入川渝、中原等地区的重要集散地，在中国能源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河西走廊已经建成、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及天然气管道有十几条之多。

这条宽阔平坦的走廊正在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

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

中国，从强盛到衰落，又从抗争到复兴。

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同周边国家携手圆梦的意愿，从未如此之真。

而河西走廊，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时光一去不返。

但河西走廊始终就在这里。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者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

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路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

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

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

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

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

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

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

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

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

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

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

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

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

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

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

“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

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

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

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

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

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

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

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

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

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

”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

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

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

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

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

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

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

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

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