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

《北平无战事》的题目充满了张力。

北平有没有战事？

我想，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都会认为，北平有战事。

只不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党国的反贪腐。

作为一部准历史剧，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的故事背景。

其实，平津战役只是剧中的一个次要背景，而故事的主要背景乃是国民党内部的反贪腐行动。

国民党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先生的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的几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处境：“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

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

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

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

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

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

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

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这三段话分别说明了三点：第一、党国国家能力的孱弱。

作为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国家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党能力。

而国民党的政党/国家能力已然弱化，无法担负起救国使命；第二、国民党的党员已然不再拥有（或者从来没有）信仰。

作为党国灵魂的三民主义早已悬空，党员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治人堕落成了经济人；第三、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阙如。

由于群众基础的脆弱，“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国民党”已然名不副实。

而这三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贪腐。

而《北平无战事》恰恰就是对贪腐的“战事”。

众所周知，“打老虎”一语的发明者其实是蒋经国（即剧中的“建丰同志”）。

1948年，38岁的蒋经国在上海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即《北平无战事》中的“铁血救国会”，在父亲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清查党内腐败和奸商投机的行动。

《北平无战事》的故事便由此衍生。

“铁血救国会”有什么特点？

“铁血救国会”又何以可能？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铁血救国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是一个由蒋经国（建丰同志）临时集结的青年小组。

它的活动常常逸出了党国的法律之外，是一种以突破体制的形式维护体制的非常行动。

这让人联想到20世纪德国伟大的政治法学家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

施米特认为，战争中的游击队常常是歼敌最多的有生力量，而游击队的特点就是“非正规性、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游击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正规军的有限性：僵化、笨重、中庸。

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事中，“铁血救国会”正是这样一支政治而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

北平的战事是反贪腐， “铁血救国会”的游击也不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而是如何其沧与方步亭谈笑时说的那样：“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

”辛弃疾也是当时的游击队，而张安国恰恰是自己阵营中的败类。

正是因为辛弃疾的游击队员的身份，才使得他可以不经层层审批便砍了张安国。

可以想象，一旦做了宋朝官员，辛弃疾便再也无法伸展铁拳了。

“铁血救国会”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因为党国制度自身的有限性。

制度是僵化的教条的，具有惰性和滞后性。

而反贪腐已迫在眉睫，一两年太久，只争朝夕。

“铁血救国会”逸出制度反腐，其实是在为党国争取机会。

可以说，当时的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正如《北平无战事》中何其沧感叹的那样，“没有钱就跟美国人要，要来了援助就拼命地贪”“让人瞧不起啊”，只要美国人对党国“瞧不起”，那么，只要司徒雷登一不高兴，美国的援助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党国的生活资料将要断掉。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已然进入了“紧急状态”。

但制度维护的是常态的国家，当党国的贪腐已然成为了常态，制度维护的恰恰就是贪腐。

制度对美国人的“瞧不起”无能为力，对紧急状态之下的众叛“亲”离更是鞭长莫及。

所以，反贪腐不得不突破体制行非常之事。

电视剧中“建丰同志”对梁经纶的期许是谭嗣同一样的人物。

我们知道谭嗣同是变法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制宪者。

而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认为，一切宪制的源头都是反宪制的。

变法和制宪都意味着突破固有宪制，对宪制实行再造，固有的成法在这里不再重要。

当然，人微言轻的梁经纶并不具备制度上的立法权，但却扮演了司法者的角色。

我们可以联想到施米特区分了“立法型政府”与“司法型政府”，前者以一切宪法和法律为施政标准，后者则可以在具体的个案中便宜行事，因时制宜，在每一个个案中自我立法。

施米特欣赏的乃是后者，因为施米特的理论针对的乃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魏玛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培育出了希特勒这样的人物。

施米特面对的是一个国家能力阙如的弱政府，这个政府有着完备的宪制，却唯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来实现它。

这和《北平无战事》中的国民党何其相似乃尔。

制度的有效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

制度必须依靠主权者拥有的强国家能力来启动，才能实现自身。

但如前所述，党国的国家能力已然弱爆。

党国的弱势使得体制内的框架已然无法有效打击贪腐，以至不得不剑走偏锋，通过逸出体制来挽救体制。

制度是一个悖论，它要实现自身就必须突破自身，然而党国已没有能力让制度突破自身。

正如施米特的“宪法的守护者”理论：单有宪法是不够的，必须在宪法之外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宪法的守护者”，来保证宪法的实施。

所以“铁血救国会”便充当了这样一个“宪法的守护者”。

我们不禁想起德国大文豪莱辛在《智者纳旦》中的经典台词：“完美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所以共济会是必要的。

”但如果说“铁血救国会”的意义仅仅在于便宜从事，那么它显然撑不起这样一出救国悲歌。

“铁血救国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让党国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东西——信仰。

正如岳峙先生那篇当红影评《一个三民主义者的幻灭》中所说：“梁经纶是有自己的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而且，他对三民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是只是空洞的官方宣传。

他加入铁血救国会，并不是为了挽救党国，而是为了挽救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救国救民。

在这个意义上，梁经纶虽然也有国民党党内组织关系，但本质上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

”当然，比梁经纶“更有”信仰的恐怕就是“建丰同志”以及他的父亲了。

信仰是政治性的，信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人。

而党国里的大官小官已经完全堕落为经济人了。

铁血反贪意味着使经济人变回政治人，使党国官员们拾回哪怕一点的信仰和忠诚。

这是一种“灵魂对肉体的僭政”（阿兰·布鲁姆语），然而又是一种必要的僭政。

在词典里，“僭”的解释是不合法，但施米特告诉我们，比合法性更高的是正当性，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

制度的准则是合法性而不是正当性，它维护的是消极的合法，却不能开出积极的正当。

正是制度的消极性使得党国贪腐横生。

“铁血救国会”不按制度出牌的行动，恰恰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制度”上，那就是三民主义——党国的正当性基础。

施米特区分了“绝对宪法”与“相对宪法”。

如果说，党国1946年由张君劢先生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相对宪法”，那么，由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三民主义则是“绝对宪法”。

基于此，梁经纶（其实是建丰同志）甚至不惜与共产党联合打击党国的腐败。

梁经纶在曾可达与徐铁英面前论述共产党与三民主义之亲缘关系的那一段慷慨陈词，想必大家言犹在耳。

在梁经纶看来，共产党与党国虽然分属不同的法统，但毋宁说共享了同一种正当性：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历史上，“建丰同志”曾在赣南搞共产而不惜与大蒋公断绝父子关系，而大蒋公到了台湾便实行土改。

毛泽东也后悔建国后未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号）与共产党分田地异曲同工的，是曾可达擅卖军粮给北平的老百姓，这也导致了曾可达被处分而自杀的悲剧性结局。

“铁血救国会”并不只是“铁血”，它的终极目的乃是救国，而救国便是救民，“铁血”也温柔。

由此看来，“铁血救国会”不仅有勇，而且有仁。

正如梁经纶在那段慷慨陈词中所说的：“不要再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梁经纶身上最具张力的“双重身份”，在此也不难解释：这其实是对同一个灵魂的不同肉身的选择，选择任何一个都同样正当，然而对另一个却又是不公平的。

但毕竟只有有灵魂的人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徐铁英、马汉山这些行尸走肉们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基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铁血救国会”为什么要和一个啥也不懂的傻小子方孟敖合作，何况方孟敖还有可能是共产党。

在“铁血救国会”看来，方孟敖身上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纯净。

方孟敖虽然啥也不懂，但就如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

方孟敖意味着一种无限可能性，向一切党国急需的美德开放。

与之相反的是党国让人泄气的现实性：每个人都被死死铆在了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上，荒淫无耻、吊儿郎当。

每个人都试图多捞一点，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丝毫不顾党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政治人都变成了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人。

而方孟敖的信仰虽然是模糊的，但却是坚韧的，因为他有热情。

热情不是信仰，却是信仰的力量源泉。

这一热情有可能是崔中实点燃的，但其实早已根植于方孟敖美好的天性之中。

相比于梁经纶阴郁的成熟，曾可达偏执的忠诚，王蒲忱类似于“平庸的邪恶”的党棍气质，方孟敖让人感受到了希望和活力。

党国需要的正是方孟敖这样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因为党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党内的社鼠螬虫们。

可惜方孟敖的美德与“铁血救国会”的政治担当一样，已无法挽救党国。

即便打掉了杜月笙儿子这一类的“老虎”，也无奈党国的遍地苍蝇。

道德精英到头来只是为自己立法，却无法为党国换血。

美好的可能性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性。

由政治人堕落为经济人容易，由经济人上升为政治人，难呐！！！

重建人心秩序的弥赛亚使命，便落到了共产党身上。

也知道方孟敖，谢培东们就算活到了解放也不会有好下场。

包括那个提前牺牲了的崔中石。

能熬过反右，熬不过文革。

就算了熬过了文革，七老八十的，说不定还要为自己的身份问题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

最后给你来个“按照国民党起义军官享受副团级待遇”。

你说你图什么？

你好好干你的王牌飞行员，讨一个漂亮的学二代当老婆。

你说你图什么？

你好好干你的银行襄理，守着你唯一的傻女儿，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

你可以说人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

你却也承认他们义无反顾，做出了自已的选择。

总有人喜欢用后来的事情来倒推前面的事情。

你看看三反五反？

大跃进？

十年？

你面带鄙视，你们这帮一个个一本正经得吹什么牛啊，你们不也搞得一团糟嘛，你们搞的还不如老蒋小蒋呢。

传统文化的回归啊，普世价值的推崇啊。

你跟他们说，他们或许只是摇摇头，不说话。

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希望平津的老百姓不要没饭吃，东北来的流亡学生不要没地方住。

或许更远大一点，希望在以后这块土地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田地种。

你继续引经据典，这个计划经济，不行。

那个控制思想搞专制，通往奴役之路。

去跟美国打朝鲜战争，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简直愚蠢，不懂国际政治。

你还可以列出许多，主观的，客观的，用心险恶的，外行胡搞的。

但你不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以来，有很很多多的人，只是想让他变得更美好起来。

方孟敖是这样的人，谢培东是这样的人，崔中石是这样的人。

再往前，瞿恩也是这样的人。

有的人在半路上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人遍体鳞伤走到了终点却发现有可能走了不是一个最正确的方向。

但这些真正的勇者，但凡还有最后一口气，也会接着走下去。

所以你没有资格嘲笑他们，也没有资格评价他们。

甚至没有资格替他们惋惜，替他们不值。

“Schopenhauer 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

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

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

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

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

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

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你们这些虫豸们！

”

纪念曾公可达并对该剧发表一点看法曾可达，国民党陆军少将，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建丰同志的心腹。

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忠臣孝子的所有特征，他出身贫寒，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升迁，他孝顺父母，忠于上级，忠于国家，同时，他怀着一刻赤子之心，以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希望救国救民，然而，他生在中国，注定他以悲剧结局。

曾可达在特种军事法庭上质问林大潍，为什么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曾可达服膺曾文正公，他脑海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指导思想，这是他所有行为的准则，也是他所有行为的动力，他跟着建丰同志在已经彻底腐朽的国民党内部做“孽子孤臣”，拼尽全力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然而，他输了，输的彻彻底底，干干净净，他不但输了“孔雀东南飞的币制改革”，还输掉了他赖以生存的信仰。

他生命的最后，他问方孟敖：“我是什么人？

”方回到：“你是一个专和有钱人作对的人。

”他笑了。

在中国有钱人是什么人？

梁经伦的两次演讲给我了答案：就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官僚资本，以及附庸在这个体制下的如徐铁英等贪官和北平八大公司奸商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们不知道曾可达在最后一次听到梁经伦的演讲后作何感想，剧中没有表现，但是，他那一句简单的“坐我的车”其实已经吐露了他的想法---感同身受。

同样是听并记录了梁经伦演讲内容的徐铁英的回答则很有意思：“梁肯定不是共产党，但也不是国民党。

”不是共产党很好理解，但为什么徐认为梁也不是国民党呢？

答案就是梁经伦说了实话，就像是马汉山说的：国民党的话全是谎话，一个谎话集团中蹦出来一个说真话的人，就像是第一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小孩，是一个异类，一个怪人。

曾可达明白其中关节，但是他还抱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建丰同志。

谢培东说蒋经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即便在共产党内，对于他的评价也有分歧。

就是这个人，总统的儿子，有过在苏联历尽磨难和抗日救国经历的三十八岁少壮派领导人物，这是曾可达最后的希望。

所以，他才在局面明明已经日趋恶化，明眼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私自发放军粮，等待上海“打老虎”的消息。

曾可达之所以这样执着的“要赌一次”，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赌的不简单是一个行动的成败，甚至不是国民党的成败，他赌的是他的信仰。

就如前文所说，他赌输了，宋美龄亲自说情，蒋中正不爱江山爱美人，孔令侃安然无恙，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挣扎失败了，民心失尽了。

就连“二号专线”建丰同志都说“我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信条造成了曾可达的悲剧，他恪守着儒家经典，以曾国藩为师，以蒋氏父子马首是瞻，然而，不管他再怎么努力，他毕竟只是一个没有靠山的人，剧中死掉的人皆是没有靠山的人，就像是一部《西游记》的翻版，有背景的全被南京收走了，没背景的都死了，不管是开始的侯俊堂、中间的崔中石还是最后的曾可达。

而方孟敖即便是在确认他是共产党的情况下，他还是安然无恙，因为他的父亲是方步亭，梁经伦“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也安然无恙，因为他的老师是何其沧。

曾可达遇到了一个不错的领导，他本可以不死，但是，他不死和死了又有什么两样？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曾可达即便回到南京，他除了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这个已经彻底腐败的官场，如他这般清廉正直之人又该怎么活下去？

所以，死，是他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归宿。

曾可达最后问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曾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尽的时候，他之所以要问这句“无关紧要”的话，是因为他在方孟敖身上看到了希望，如果方孟敖是共产党，那么说明中国的希望就在共产党身上，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国会有人来实现，就是崔中石、谢培东和方孟敖这样的共产党人来实现。

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显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可达已经忘记了国共之争，也忘记了建丰同志关于“全面赤化不适合中国”的论断，他关心的只是那已经破碎的理想还有无可能在中国变为现实。

很奇怪，在曾可达死后，我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一部美国电影《Gattaca》（千钧一发|变种异煞），在里面，男主角通过自己“不留后路”的拼命努力超越了天赋的局限，不管我的父母是谁，不管我的天赋如何，只要我努力拼搏，总会有出头的一天。

这种精神从《阿甘正传》到《当幸福来敲门》成为了西方人价值观的代言，而在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戏言或许说明了一切：“乡领导是打出了的，局领导是买出来，省部级领导是生出来的。

”儒家思想，曾国藩那套以乡土、血缘和师生关系为纽带的纲常伦理，其实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一种阻力，没有公平平等的环境，就无法在当代世界民族之林自立自强。

前不久日韩中三国女学生进行调查，问题是“在富二代和名牌大学高材生之间，你会选择谁做伴侣？

”结果是，日韩八成女学生选择了高材生，因为她们认为富二代有陨落的一天，而高材生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在中国，调查结果的比例完全逆转。

我既不是共粉也不是国粉，国民党的统治并不成功，很失败，有人说“学历史学成了果粉，就如同当牧师染上了梅毒。

”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却也不能算没有道理。

国民党即便到了台湾，仍是黑金政治，被有些人奉为“第一国母”的宋美龄对美国人说“工人农民之所以敢造反是因为我们杀的不够。

”所以，国民党并不可爱。

就像方孟敖说的“自己有饭吃，却口口声声要帮助挨饿的人，不觉得太假了吗？

”我一直在想，中国的路在哪？

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从五四到文革，从《河殇》到《大国崛起》，时至今日，我们也并没有找到一条明确的道路。

在剧中，编剧将这一切归为“历史的惯性”，就像方步亭所说：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清末，拖着辫子，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城市走到国外。

我们的骨子里一直都是旧中国。

方步亭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可实际上，历史证明，方步亭的后人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他后人的后人也没有实现他的理想。

将问题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路在哪？

这是我看电视剧后思考的问题，但这不是我自己主导的思考，这是编导引导我去做的思考，回想一下，剧中马汉山说的那句“黑的漂亮”和徐铁英那句“你懂的”，并不是编剧无知或疏忽，这是编剧用词的最高境界！

刚看完，内心感慨来记录下对几个人物的想法。

因为只看了一遍，我也不是那种特别能揪细节的人，所以多错误或不同意见，还请多多包含。

全篇主要想谈电视剧里的剧情、人物，涉及一些史实什么的请各位轻喷或者忽略。

主讲电视剧本身！

可达同志可达同志在最后举枪自尽，可谓非常有气节。

放在第一个说，以示尊重。

认同大部分人的看法，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出身很一般，政治经验缺乏，却被委以重任，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说，他一开始便是要悲剧的。

建丰同志是知道可达同志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以整个局里只把可达同志推到前方，让他去做最光明最正大最显而易见的活儿。

而剩下三个人——经纶、孙秘书和王站长则是在暗处，去处理各类斗争的麻烦。

但是建丰同志多次劝说、明说、暗说，可达都没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曾克达一直做着不用自己做的事，一直傻傻的听建丰的话，却领会不到内里。

即使最后孙秘书、王站长都告诉他，我们都是一伙儿的，你放心，我们会去把该做的事儿做好，他也还是在越权。

在和建丰同志最后的通话里，他哭的很伤心。

他知道自己的上司改革失败，自己的信仰失去了意义，无力回天，还被建丰同志抛弃了……于是乎，他举起了枪。

他知道党国是要完了，他这样的人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直如弦，死道边。

附上一段，可达同志的故事一度让我想起了刚入职场的我（在贴吧里也看到了一个同学写的类似情况），年轻莽撞天不怕地不怕，就想着完成任务，想着要去给领导出主意给领导讲道理……终于，人是要长大的。

长大了，那个心底里的可达也就死了。

现在的我，只想做一个王站长那样的人。

经纶同志和可达同志一样，经纶同志也是一个边流泪边和建丰同志打过电话的人……经纶是我在剧里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他游走于黑白之间，双重身份，又有美国背景，还被剧里两个女的同时喜欢。

但是他也是理想主义者，甚至为了理想不敢爱不去爱。

他克制着自己的爱，隐忍着两个组织最自己的怀疑、利用。

最悲哀的是看着木兰死在自己怀里，他看到党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无辜的青年、党国的未来都可以滥杀，他彻底动摇了。

他怀疑起了自己所效忠的究竟是什么。

但是建丰同志一番电话安慰后，经纶还是打起了精神，抓着帮忙币制改革的救命稻草，劝服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还是在为人民奉献。

但是，币制改革第一天，看到徐铁英这帮势力还是对着国家财产及帮派权利揪着不放，阻碍币制改革，经纶终于愤怒了。

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把自己的内心完全暴露了。

是的，心底深处他已经认识到党国无救了，连最后这块遮羞布都遮不住了，还不如把它扯烂。

同时，他也知道凭他自己是根本救不了党国的。

于是他掉头回去就把真相告知了方行长，保不住党国和建丰同志的改革了，他只想保住心爱的孝钰、保住自己先生和身边这些无辜的人。

经纶最后的醒悟是幸运的，因为他的醒悟和行动，让何校长决定带他远走美国。

他也愿意走，留下来做什么呢？

什么都做不了了。

何校长和方行长这两个人我就一起讲了，因为共同点很多。

两个人都是游离于政治边缘的人，既和政治关系深厚，但又有很远的距离，关键时刻都能全然而退。

不得不说老人家就是看得更明白啊。

方行长年轻时候爱国为民，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抛下了，最后终于明白自己儿子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何校长一开始就对自己女儿说，管他什么党，都不要沾，尽量远离政治。

正是因为两人都看得清楚透彻，所以最后也都保全了自己家人儿女，虽说方行长去台北了还要继续搞经济，但是至少儿子老婆都平平安安的跟着去了。

何校长也是如此。

再多说句方行长，绝对是聪明绝顶啊！

自己一个人就能推测出崔中石和梁经纶的真实身份。

方家两兄弟两个都是帅哥，也就一起说了。

我对方毛基本无感，唯独他做了两件事让我很讨厌：1、可达临终前给了可达个什么狗屁定论……装什么酷啊！

2、在经纶同志的书桌、经纶同志的书上跟女主角狂吻还脱衣服……什么事儿啊！

宣示主权也可以换个礼貌点的方式吧！

孟韦很聪明，像他爹，参的透身边人的身份，看得透各种政治斗争。

孟韦也很善良正义，像哥哥，对中石一家的眷顾，对家人的关爱，对学生的同情等等。

而且他听话，不像木兰，他关键时刻都是听命于哥哥和父亲姑爹。

所以，好孩子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带着美人妻去念大学了。

真好。

谢老和崔叔两个人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

一个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英勇就死，一个老婆孩子都死了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老，两个都是最后无名无份，只能守着内心的信仰活着或者死去……崔叔没得说，很帅！

（不过我真的觉得他太绝情了，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谢老则太让人伤感了，最后一个人站在门口，以及片尾看见木兰的眼神，我看得心里一直在哭。

我很佩服谢老单独和徐铁英在金库里那段，徐铁英说出了木兰的下落后，谢老终于可以不用克制朝着这个杀了自己女儿的坏人发怒发狠起来，但他深知组织上级的命令，狠劲下依然带着克制。

看到这里不禁动容，一个父亲，亦是一位潜伏者。

父亲的身份让他发怒，潜伏者的身份让他克制……崔叔最后不管不顾直接一死了之，可是活下来的谢老呢？

他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点信念让他一个人终老了……敬佩崔叔的刚直不阿，却更敬佩谢老的坚定不移。

徐铁英整个剧里最直接的反派，破坏别人家庭，破坏建丰的改革大业，杀了红旗老五、杀了学生和木兰……为什么他可恨，因为他杀的都是跟他没关系的人，这些都没有挡他的财路没有惹过他。

而那些挡他财路的人呢？

谢老和崔叔，他杀了吗？

没有！

他反而不敢杀！

为什么徐铁英会这样？

因为他既要那些财，又要维护党部，私以为他的形象非常真实。

他是个贪官没错，但他深知自己是要靠党部党国吃饭的人，他不能砸了自己这口饭碗，所以他利索的杀了对党部党国无利的人，却留着那些能给自己钱财的人。

我猜中上层官员应该都是他这样，一手反共，一手贪腐。

马汉山他的形象让我想起了《潜伏》里的吴站长，都是老贪官，却都很有人情味。

年轻时的马汉山肯定也是爱国爱党，老了看透了这些政治的乱七八糟却无法脱离党国，只顾着赶紧贪点钱养养老。

谁知最后东窗事发当个替死鬼。

私认为马汉山也是很多中下层官员的写照。

王浦忱和孙秘书建丰同志看人其实还是很准的，这两个人一个深谙为官为臣之道，被建丰安插进入北平站做反共的工作。

一个做事干净利落不留痕迹，执行能力强，被建丰安排到了徐铁英身边见机行事。

王浦忱这个角色是我在剧里最喜欢角色之一。

喜欢他的为人处事，实在是太会了！

公认的会做人，会当官，会捧领导，会处理关系啊！

在定夺木兰被杀一事时，面对毛人凤的装聋作哑，他主动承担责任说是电话问题；又在建丰为难时替建丰说出杀木兰的决定；关马汉山、曾克达时的讲人情讲情面；甚至最后也是为了等徐铁英上飞机而被甩下……他的为人处事堪为全剧第一啊！

也就难怪马汉山临走还把贪腐事件的真实情况给了他，可见对其钦佩有加。

王浦忱永远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一脸的看不透，不知深浅黑白，也不知道他心里所想，亦正亦邪。

这样的性格为人，如果在当今职场，绝对是如鱼得水啊。

孙秘书一开始被大家拿孙红雷本来要演这么个事儿吹的煞有介事，我一度被各种剧透说孙秘书是我党……结果发现孙秘书在最后真是没他啥事儿了，多少有点失望。

但是孙秘书的执行能力真的很强，干净利落的除了崔叔和木兰，面上看不出他的一丝情感。

无论是面对徐铁英发现自己身份时的愤怒，还是梁经纶在木兰死后的痛苦，孙秘书都非常淡定，他就像一台精准的机器一样，服从领导，绝对执行，没有疑问。

曾克达看不上孙秘书，觉得他和徐铁英关系太密切，太护着徐铁英。

但是孙秘书明白，他的主要工作还是配合党通局配合徐铁英做事。

这一点也可看出二人对任务对上级指示的理解差距。

曾克达觉得建丰要的就是币制改革，他就觉得建丰的手下都要配合干这事儿，但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可达，还是单纯了点。

建丰同志不敢多说，怕惹麻烦。

而且也很复杂，直说一点点。

建丰同志用人还是很会的，四个下属用的地方都很对。

而且单拿出来看，四个下属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留美博士，诗意浓浓的学者经纶同志来搞币制改革理论；寒门子弟，刚直不阿，没有背景不怕得罪人的可达同志来反腐推政策；极会为人处事，能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的浦忱同志来抓共党、做各方势力润滑剂；执行力强，干净利落的孙秘书来做见机行事的打手工作。

至于方毛……只能说建丰同志来晚了。

看到有人说建丰眼光不够长远，不够深谋远虑，最后都还在做垂死挣扎。

怎么说呢，崇祯皇帝不也是看着李自成进京了才自杀的么，自己的国自己的家，不到最后一刻都不想放手的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点几个印象深刻的配角红旗老五这个人的形象就是我从小看到的所有抗战题材里的典型的我党工农形象，一脸一身的正气，对自己的同志非常好，对上级非常服从，对敌对方深恶痛绝，一腔子为国为民的共产主义热情和实干精神。

红旗老五这个名字真是非常贴切。

可惜，豆瓣网友说得好：严春明这猪队友，白瞎了红旗老五一条命。

木兰木兰是那个年代一帮热血无知青年的典型代表，但她的死真的让我很难过，看着美好的生命就这样被扼杀，非常感慨那个年代斗争的残酷。

木兰的死也是全剧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从木兰死后，一切你猜我猜的戏都淡化了，各方势力开始最激烈的斗起来。

北平并非一部多么完美多么无敌的剧，中段的剧情失控，互为因果的煽情和拖沓，囿于历史现实始终玩不起来的阴谋卧底戏，以及不无装逼嫌疑的让现代观众不难起鸡皮疙瘩的各种抖书袋台词。

但是剧中最后几集的一些情节让我起了一些新的想法，觉得其中可商榷之处可能并非是编剧的“失败”，而恰恰是这部剧很特别之处，值得为之一辩。

先说崔的暴露，这是剧情的一处重大处理，也是很多人会觉得的本剧的分水岭，之前华丽流畅的进程到这里说不通了，接续的一系列情节都乱套了。

其实从这里，可以说开始了本剧的一个特点：TG的地下团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干出了不服从组织的事儿，崔汇了款，死了，严回了校，挂了，五爷不算不服从，但也是未等组织确认就自行其是蛮干，牺牲了，到后面月印同志私自联系谢老，谢老也当仁不让，结果月印挨批评，谢老。。。

好吧，他牛。。。

何曾见过一部戏有这么多TG地下党这么无组织无纪律么。。。

跑题了，说回崔。

比较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崔自寻死路的最重要理由是考虑对方孟敖的影响——这里说的是对方本人的心理影响，而非其他（因为崔无论是走是死他的身份都一样暴露，这方面对方在客观上的影响一样）。

疑惑的是本来两个人一场鸳鸯戏水你侬我侬应该已经重新博取了方的信任，为啥还一定要死呢？

以及他那些说自己不是共产党的话又是在骗方，又是为什么？

从后面的剧情发展，可以看出，崔的死对方的震动极大，让方一直纠结到剧集结尾（动辄就提崔叔的死），这是他如果回解放区绝不可能达到的，那么这种震动是什么？

是崔想达到的目的吗？

其实方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纠结崔为什么直到最后还骗他，“设计”他，他问过谢老，崔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有中央的指示，谢老也没有答案。

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从崔的角度去探讨一下他的想法。

崔从最早在调查组被曾可达暗示给方可能是中统军统之后就明显表现出没想活着的打算——这是明着传递给观众的，主要是跟谢的两次对话：一次在他家，他说了对他“做过的那些事情”组织肯定会有调查的忧心，一次在警察局，如同诀别的，隐晦的说了自己的一段情事，包括对发妻并无感情的内心。

设身处地的想，一面是面对回到解放区各种尴尬的未来，一面是对自己一直以来违心做为国民党贪腐、压榨人民工具的痛恨（除了在家中跟谢的对话，剧集后面谢回忆方在南京出事之前崔要求回到解放区这段也表露了他内心的煎熬），还有一面是对方这个自己倾注了最大的心血（他隐藏以来唯一算是成就的工作吧）、也对自己有着极大信任但又有着极大不确定性的一个同志、一个朋友前路未卜的担忧。

这时候崔对于回到解放区的生活应该是很灰心的吧，一个经济/金融人才？

不缺他一个；北平的帐？

他留给了谢；妻子儿女？

他知道国民党方面因为各种利益纠葛不可能大张旗鼓把他定罪成共产党而牵连家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方家上上下下则一定且有能力护之周全。

那他还能做什么，让他给徐汇钱？

用他的话说，“实在不愿再给他们敛财”——这就是，有时候，人到了一个极限，“义无再辱”，而如果不汇钱，徐是不可能放他走的，所以这时候对他来说，反而简单了，这么干自己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干脆还不如汇给香港，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所以他跟送宵夜的老婆的对话，跟方交代，跟谢交代，不管编剧是从剧情悬念的角度给观众暗示，还是最终结果传达的崔的想法，应该都是，他早就决定这么干了。。。

但是——要说到我对着片子真正欣赏的原因了——我不觉得崔是设计好了后面的一切（不知道编剧怎么看），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有真实的情感，而他做着一切的原因，包括想通过自己去影响到方孟敖的，只有一个：信仰，而且我觉得成功了。

他跟方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他带给方的震撼，他让方一直纠结到末尾的，就是从自己身上传达出去这个，信仰，而不是一个共产党的身份。

这种信仰方并不理解，方没有学习过共产主义，所以他纠结，他怀疑，这可能是崔能够预料的，但因为有着这种怀疑和震撼，方肯定不可能再被国民党蛊惑拉拢，这可能就是崔唯一期望能达到的目的。

而这，也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喜爱的地方。

这片子里除了TG一个挨一个的不服从组织，铁血救国会那边也是一个挨一个的动摇，梁经纶、王蒲忱，甚至一脸忠厚的曾可达，都干出过跟建丰同志耍心眼的勾当。。。

但这也就是信仰。

这片子从来没讲清什么主义，一直都在谈民生，谈政治，在即将结尾处，用一段诗来描绘新中国（方和何在梁的书楼上那段），但完全没有实景描写，只是一段充满希望的话。

因为这就是信仰，一种对未来的执着憧憬，一种让人热血沸腾、不顾牺牲的一切的动力！

但是！

在现实中却不能不碰壁！

不能不被质疑——被自己质疑。

真正有信仰的人，不会盲从，一方面会坚定于自己的初衷，一方面又会在妥协中失望、动摇（有立场，才会动摇，否则就只能说是左右摇摆了）、甚至破灭。

这片中几个信仰最坚定的人，曾可达信仰破灭了，于是他自杀了，梁经纶失望了，于是他出国了，崔坚定于自己的初衷，也逃避了妥协，于是他选择了这条路。

所以北平这部片子，我觉得可以说编导野心非常大。

片子名字起的好，“无战事”的本意是用非常紧凑的北平城中几天内的事件展现非常壮阔的一个当时中国历史的全景。

可以说它在讲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信仰，其中的情怀极其复杂，而各种各样的人物——一方面，多人物的多面性和相互冲突大多通过台词体现，所以这部片子台词很精彩，这是众多戏骨价值所在（相对应的，表情和肢体是本剧表演相对次要的环节了），但另一方面，多人物导致这剧并没有一条绝对清晰的主线（币制改革是一条模糊的线，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玩不出什么来，只是在其中纠缠挣扎，所以剧情的杂乱、人物行为的不可捉摸、高潮缺乏节奏失调，以及各种煽情拖沓，就并非那么不可原谅了），而最终，向着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所有人物都无可奈何的各自伸展，那么多的人物，就生成了一种历史真实的感觉，夸张点，一种“史诗”的感觉。

咦？

为什么是悲剧结局呢？

新中国都要来了，TG胜利了，所以最后一个镜头是谢老在一片欢庆中看见自己的女儿，她在片中也许微不足道，死的轻如鸿毛，但是她也是那个时代中的中国人，为了自己为心中的信仰而死。

可以说，这不是悲剧的结局，铁血救国会和徐铁英的下场安排巧妙而合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方家一家也都有不算大团圆也算不让人担心后事的结局（你还是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恰恰就是最后的这个镜头，让我彻底泪如泉涌，那种含混着无力、悲伤、无不郑重又无不唏嘘、交织对历史的敬意和对未来的惶恐，如此复杂的情绪如山洪倾泻如下，此时，彻底被编剧折服，这个结尾的选择绝对是大师级别的。

总体上，我觉得这样的片子值得去看，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去明白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去思考，我觉得编剧如果真想传达什么确定的价值观历史观，那他肯定失败了，但如果只是想传递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信仰的尊重和敬意，那么成功了。

我个人还尤其觉得，这个片子比那些什么民国范的故事更能激起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可能是我无知吧，像什么驼峰航线，币制改革这类事情，都是从这个片子里才知道的，虽然一直觉得民国的历史是段缺失的知识（原因就不说啦），但也直到看过这个片子也特别激起想去详细了解的意愿。

另外片子里的抖书袋虽然显得装逼，但是不得不说很有功力，增加了很多历史感和美感，而且其中的一些文字本身的丰富价值，脱离开剧情，也有无限魅力。

《北平无战事》21集一播完，想跟编剧约好学校后小树林见的，大概跟排队买iPhone6的一样多。

说好“花好月圆人长寿”，编剧却无声处平地惊雷，让被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崔叔”崔中石痛快地领了便当(求给崔叔加鸡腿)。

方孟敖很生气，方孟韦很生气，我们也很生气，没了崔叔，接下来“同志”还怎么努力嘛！

———说起来，也意外，在这部，既有鲜肉辈负责貌美如花，又有老字号戏骨负责炉火纯青戏里，祖峰饰演的崔中石，凭什么能在颜系小鲜肉和演技派老戏骨间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前20集的人气王？

网友们甚至给出了“从此再无李涯，只有崔中石”的高度评价。

下面，我们来回顾下连嘴角上扬的角度都会让人怀孕的崔叔是如何一步步人品值大爆发的。

－－－－－－－－－－－－－－－－－－－－－－－－－－－－－－－－－－对同志：如果这都不是爱……在那个“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的年代，同志般的情谊多感人肺腑——— 更何况，这种感人肺腑并不在浮夸的掏心掏肺上，而在崔叔对孟敖无时无刻不爱得深沉的那个很“受”的眼神上，以及一不做二不休，明明可以全身而退却愿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上！

如果这都不是爱，只能说当时同志间满满纯洁的感情实在太动人！

对外人：杜月笙说的两碗面，他吃得最体面！

崔叔的出场，就是为了营救刘烨饰演的方孟敖，去和陈宝国饰演的徐铁英周旋，隐忍收敛的崔叔把智慧隐匿在收放自如的人情练达里，作为墙头草马汉山的反义词，崔叔的一句“我们办事，两个字，稳妥”一早就把人品值立了起来，任何难看的局面，崔叔都能用温润如玉的风度化之，特别是接受五人小组质询那会儿，他撑得住场面，又懂得给人情面，哪怕是对马汉山这么讨人嫌的角色，他都分寸自如，有礼有节。

就像旁白所说，“杜月笙说吃两碗面，一碗是场面，一碗是情面，任何时候只要顾全场面，讲情面，大家都会高看一眼。

”崔叔靠他时刻的体面，是全剧里把杜月笙的这两碗面都吃得最好的人，值得大家高看一眼。

对内人：我只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

不要再被廉价总裁文唬烂，比起“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么浮云的事，再也没比一个哪怕你每天大姨妈上身，碎碎念个不停，还能有个安安静静只想做个美男子的老公，更让人值得生死相许的事。

崔叔对着碎嘴的老婆，不温不愠，宠溺的一撇笑，大气不出——— 他不是那种，你可以每天在微信圈可炫耀的老公，却是“那种很中国式的‘暖水瓶’男人，看似外表平静，内心已无比澎湃。

”(祖峰接受北青采访语)－－－－－－－－－－－－－－－－－－－－－－－－－－－－－－●总结：崔叔，实在是家居旅行必备，扔到哪都是一枚好用的外挂男，用崔叔自己的话，“两个字:稳妥”。

这样的男子，请问能充话费随便送吗！

《大明王朝1566》是少数几部能让我反复咀嚼的片子，不知道是不是对二月河的原著印象过于深刻的原因，对《雍正王朝》刘和平的这部成名之作反而印象不是很深刻，但《大明》的感觉绝对是惊艳！

整个《大明》剧都让人感觉一种莫名的妖气——围棋界的马晓春九段曾有“妖刀”之称，以形容其行棋之天马行空，招法诡异，而《大明》的感觉亦是如此，诡谲的剧情加上张黎习惯的摇摆镜头再加上宝国大叔突破性的演出还有阴森森的配乐（杨金水从车里钻出的那一刻，卤煮真的醉了），反而给人一种极其诡异的惊艳感。

最近天天忙着带孩子，《北平》只能等夜深人静时抽空看网络直播，从目前已看完的六集来看，这种“妖”的感觉似乎已经成了刘老师的风格，扯远了，晚上时间有限，先在这里解释下里面有人感兴趣较多的两个问题——1.关于建丰同志尼古拉同志，名经国，字建丰，这里还得扯一扯他那个据说生父是戴天仇的弟弟，实际上我自己一直觉得纬国比尼古拉长得更像凯申同志，后来看了看天仇同志的照片，发现天仇的眉眼间和凯申也有几分相似……又扯远了，赶紧绕回来，蒋纬国，字建镐。

文王建丰，武王建镐！

丰即丰邑，镐为镐京，也就是春秋史中的西周两都。

至于凯申同志给两个儿子以此为字的寓意，也就不言自明，经天纬地、文武殊途。

从尼古拉和二殿下后来各自的人生轨迹来看，也都对得起老爹的期望。

2.关于铁血救国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败走台湾，KMT在大陆最后的24年里就一直摆脱不了两个痼疾，即“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

党的派系化，不言自明，从早期的胡汉民、汪精卫、常凯申三巨头分立，到31年宁粤对峙后党内各派联合执政、共尊一人局面的形成，派系林立一直是KMT无法自行消化的头号难题。

而即使在凯申系统内部，亦有政学、CC、复兴社等多个派内之“系”。

吊诡的是，凯申系统内部名声最大的一个派系——复兴社系统，其成立目的之一恰恰是为了消除党内倾轧，实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而其具体手段便是“毁党造党”，即通过再造出一个“党内之党”，以新血淘汰旧血，最终实现KMT的自我更生。

某种意义上，这和当年大头打造“模范团”，以毁军造军，重塑北洋军的思路别无二致。

而这种行事方式的直接结果，便是所谓“派系的党化”，复兴社以力行社为核心，其组织原则、运作方式都带有明显的列宁主义政党特征——这不是卤煮扯淡，从凯申到尼古拉直到戴笠，都对中共的组织模式和动员能力甚为羡慕，实际上，凯申当年选择在上海清党，很大一个缘由就是他认为，军事优势已经是KMT相对于中共最后的底牌，一旦让中共在军内继续扩展，那KMT迟早将为共所溶……无独有偶，复兴社的死对头，二陈兄弟的CC系也有派系党化的特征，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CC系内部，同样有一个扮演类似力行社角色的核心组织——青白团。

某种程度上，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同样也是这种“党内造党”的思路的延续。

而本剧中尼古拉组织的这个“铁血救国会”，也可视作是对早年的力行社的又一次复制，即通过“派系党化”，在老旧组织中另创新局，这从他们彼此间均已同志相称便可见一斑，他们实在太想从方方面面与KMT的固有顽疾，如等级森严、集团腐化做一次全面切割，在党内打造一富有全新生命力之年轻组织，最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当然从祖燕到衷寒再到尼古拉，他们最后谁也没干成！

和同时期早以完成了整体性组织调整的中共相比，他们各方面都相差太多！

至于KMT的死对头是怎么做到的，我当然不会告诉你可以看一个在同天节去世的学者写过的一本书……好了，扯到这，差不多也算说完了。

最后再扯一句，卤煮当真觉得宝国大叔身边的那个孙秘书很可能也是尼古拉的人，卤煮一向讨厌剧透，所以至今还没去看百度百科里面的分集剧情。

至于证据么，先不说他那写在脸上的以天下为己任，在预告片里面有一个镜头，正是这位孙秘书举枪射杀了梁经伦怀里的谢木兰。

类似“铁血救国会”这样的组织，其成员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强烈的自我神圣化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传统的道德评判，以及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强烈漠视，从早年的徐锡麟枪杀有知遇之恩的恩铭，到上世纪欧洲的直接行动、埃塔、以及北爱共和军等极端组织，概莫如是！

这也是卤煮告别FQ岁月后，就再也不喜欢此类组织的原因。

The end，这两天有空的话，就再来扯扯里面演员的表演，提前声明，个人意见，不喜勿拍。

《北平无战事》曾经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最后的王朝》，与刘和平之前的《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构成「王朝系列」；另一个则是《明月照人1948》，也和「大明王朝1566」的全称达成了某种作者标记。

在我看来，「最后的王朝」强调了这部剧的思想价值，「明月照人1948」更多体现了它的美学价值。

最后定的「北平无战事」实际上是中庸之道，表意上映照了世界文学史上的《西线无战事》，同时也暗指北平和平解放背后的经济战以及看不见战场的谍报战。

全剧结尾，方孟敖携家人驾机离开北平去台湾，飞机升空，大圆月，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这是「明月照人」的关联剧情。

而一曲民国小调《月圆花好》更是从头唱到尾，烘托了战乱流离的动荡时局：「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一、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刘和平放弃《明月照人1948》一来因为没有涵盖1949，二来过于文艺。

事实上，全剧主要情节和戏剧冲突集中在1948年下半年，1948这个后缀当得起，再说《大明王朝1566》也不单停留在公元1566。

所以，只能说这个名字太文艺了，和电视剧这种大众艺术不匹配。

许鞍华电影使用《明月几时有》就毫无顾虑。

只有在主题表达和美学搭建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刘和平才会想到「明月照人1948」这个名字，否则单凭结尾一个空镜就太随意。

在剧中，「明月照人」这个意象有两条线索呼应，一个自然是维系方家人家国情仇情感纽带的《月圆花好》，一个则是梁经伦的自白：「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月圆花好》是方孟敖母亲生前喜欢的歌曲，他思念母亲的时候会唱，方步亭期望父子和解的时候也会放，崔中石接近方孟敖时也用了这首歌，小妈弥合方家父子心结时会唱，何孝钰似乎也在这歌声中逐渐感受到了方孟敖的浪子心声。

所以，《月圆花好》这首歌是剧中连接人物情感、设置人物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明月照人」是一个表意丰富的意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动荡时局下，一句「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的美好祝福，转瞬就成为「花何时好？

月何时圆？

人何时寿？

」的迟疑和悲叹。

这种不确定性的祝福和期望也符合大的时代背景。

《北平无战事》是讲国民党如何失国的，这首《月圆花好》多少有一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的悲凉之意。

明月照人，照得人心慌慌；花好月圆，人生若只如初见。

用一首表达团圆美满世俗幸福的欢歌乐曲来烘托大厦将顷的悲情，是这部剧的高明之处。

在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荒诞史诗《地下》中，铁托葬礼用的背景音乐是欢快的二战歌曲《莉莉玛莲》，这种反差所达到的四两拨千斤效果，和《北平无战事》极其相似。

剧中，曾可达和梁经纶第一次见面，操心他的婚事，说道：「我们不能让做特殊工作的同志，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

」梁经纶则用美国友人喜欢的一句诗来表露心迹：「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短短一句话，刻画了梁经纶用超我压抑本我的悲剧人格。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

」人世间的所有美好，他都看在眼里，也无比眷恋，但他「选择了不再选择，那就没有别的选择」。

双面间谍梁经纶无法决断的人生凄苦，又何尝不是剧中从未露面的失国者蒋介石的一个投射：「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用刘和平的表述就是：「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里。

」二、当一个巨大的存在突然消失作为《北平无战事》的男一号，刘烨在剧中饰演中共特别党员方孟敖，但他的表演被不少人认为被老戏骨碾压。

在我看来，刘烨在《北平无战事》中的表演问题，和陆毅在《人命的名义》受到的指摘类似。

两人表演不够出彩关键在于：虽然戏份是男一号，但是创作者自我表达的发力点不在他们身上，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串戏的作用，同时解决「导向问题」。

作为曾经「一个巨大的存在」，如何处理国民党在大陆22年的历史，在当下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讲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我的团长我的团》表现远征军，讲的是「大溃败」；《太平轮》从国民党视角写解放战争，说的是「大逃亡」；《北平无战事》写蒋家王朝的「黍离之悲」，借的是「大贪腐」。

先坐好意识形态的屁股，再到这个「巨大的存在」中发历史幽思，似乎成为一种共识。

某种意义上讲，《北平无战事》更像是一本写给前朝的史书，以期今人为鉴。

2009年的《建国大业》曾经对此有过些许笔墨，片中蒋介石对币制改革陷入困境的蒋经国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反贪腐是件大事。

反，要亡党；不反，亡国。

」刘和平相当于用显微镜把这一小段历史幽思放大了。

「悲剧」在于一种历史力量即将被毁灭，而主观上仍认为自己具有合理性；「喜剧」则是一种历史力量已不相信自己具有存在合理性，但求助于另一种假象（诡辩、伪善）来掩盖自己。

在《北平无战事》中，梁经纶和曾可达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而徐铁英、马汉山则是典型的「喜剧人物」。

「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

」梁经纶身上这种绝世绝己让曾可达很不安，他安慰梁：「不要再看萨特的书，有时间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

」萨特和曾文正公也成为解读这两位悲剧人物的钥匙。

曾可达是蒋经国铁血救国会中的「土派」，梁经纶则是「洋派」。

两人同时都受到蒋经国知遇之恩，一个在赣南从副官提拔到上将督察，一个则被安排读燕大、出国留学。

曾可达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影响颇深，蒋家父子欣赏的曾国藩是他理想人格化身，对上忠诚，私德无损，鞠躬尽瘁。

相比之下，留洋接受更多现代思想的梁经纶则更加的复杂。

老师何其沧对梁经纶看得很透，「他是一个可怜人」。

对于蒋经国，他「国士待之，国士报之」，面对爱情，爱他的和他爱的都不敢去爱。

对于自己的使命，他清楚知道一切都是徒劳，却还是要飞蛾扑火地去用自己献祭。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但那不属于我。

」他一方面直面本我和超我斗争所带来的「压抑」，另一方面还要处理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焦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顺应历史和国情，但他「选择了不能再选择。

」以国民党身份潜入中共地下党做间谍，相当于是自断退路。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沟，反封侯。

」作为蒋经国在北平「戡乱救国」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曾可达一身正气，在贪腐的国民党阵营十分孤立，扶大厦之将顷的「建丰同志」是他唯一的信仰。

而当币制改革失败之后，他也成为蒋经国的一颗弃子。

曾可达在信仰幻灭之后开枪自杀，成为荒野外的一座孤坟。

满腹经纶奈若何，铁血救国曾（ceng）可达？

「一个人在党性（sinceresupport of the regime）、真诚（personal honesty）、智慧（intelligence）三样东西中，只可能拥有两样。

」这是对齐泽克三元悖论的精辟总结。

用这个陈述来总结《北平无战事》里国民党这边的人物，那么曾可达占据了党性和真诚，却缺少智慧不知变通；徐铁英占据党性和智慧，却不够真诚；马汉山属于足够智慧和真诚，却丧失了党性。

王蒲忱则首先保留了智慧，然后在真诚和党性之间随机应变。

梁经纶的悲剧在于，他试图同时拥有这三者。

智慧和真诚是其底色，而党性则是他强加于己，这样的后果是让自己无时不处在矛盾和痛苦中。

万般苦痛之下，他只能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来麻醉自己。

三、农业文明的巨大惯性当一个巨大的存在突然崩塌，承受历史重压的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在政权争夺外围的知识精英。

「一面是代表政府的国家机器，一面是代表民意的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就会踏着国家脸面碾过去。

」在剧中这样的代表人物自然是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和央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

何其沧游走在司徒雷登代表的华府和国府之间，为捉襟见肘的国民党争取援助，不厌其烦又无可奈何的他反思到：「一笔庚子赔款，把几代中国人都绑在美国的车子上。

从清朝到民国，也就越来越依附美国了。

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就成为这个为国家名义上的精英。

」

谢木兰认为胡适写给夫人的诗是「典型的老臣子、旧文章，没有意思」。

何其沧则回应道：「胡适博士在文化上倡导反传统，但是自己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我们这辈人大都这样，这跟留学不留学博士不博士没有关系。

」方步亭对此也有同样的自省，「几千年的帝制是推翻了，却很难推翻落后的封建思想。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生于光绪年间，青年时拖着鞭子，从农村走向城市，后来减掉辫子，又从中国走向国外，看到国外工业那么发达，回来还是想过旧式的生活。

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发展经济，走向民主。

靠我们这一辈人是不行了，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后来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无视这个社会存在。

国民党失掉政权，从根本上讲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它的经济政策也是以英美发达资本主义为参照。

但中国依然还处在一个没有转型的农业文明中，自然不可避免变异为官僚资本主义。

何其沧和方步亭身上，体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在《国史大纲》这篇序言中还写道，「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农业文明的巨大惯性依然横在中华大地之上。

就对西方学习而言，在前现代时期，是器物、制度、思想，在后现代时期，则是文化模式。

刘和平一直强调「文化自觉」说的就是这件事，美剧、日剧再好看也只有放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体系中去看，直接拿过来只会成为「四不像」。

不少人说《北平无战事》是中国版《纸牌屋》，其实没有可比性，二者所处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

欧美习惯于把涉及政治角力的影视作品叫「政治惊悚片」，中国则习惯叫「权谋剧」，不同的表述也体现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分野。

与此类似，中国影视剧中的中产阶级怎么看都面目可憎，典型如被骂惨了的《欢乐颂》。

观众心中空有一副美好生活的蓝图和进步标准，但他们的脚依然踩在农业文明的大地上，所谓「中产式正确三观」只不过是「上半身闹革命」。

结语：写不进历史的人「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但很多人写不进历史。

」《北平无战事》的结尾落在了「写不进历史的人」上面。

单就剧中明确呈现，它指得是像崔中石、方孟敖、谢培东这样永远无法公开身份的地下党。

但结尾定格后的字幕写的是：「谨以此片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与独立做出牺牲的无名英雄」，这个定语的指涉范围就很大了。

「我的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

等我的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时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

」《堂吉诃德》里的这段话也是《北平无战事》的一个点睛之笔。

它第一次出现是方孟敖在曾可达的墓前和方孟韦的交谈，方孟敖显然把曾可达当做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而这段话被读出来，则是梁经纶读过的书中的标记。

方孟敖对何孝钰说，「你不觉得我们都是堂吉诃德吗？

」虽然表意含混，但这里的「我们」应该是包括梁经纶、曾可达这样主动被动在历史进程中「站错队」的爱国者，他们自然也是「写不进历史的人」。

「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里。

」《北平无战事》就是来拆这堵高墙的。

连接历史和当下，对历史困境中的悲情人物秉笔直书，在表现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不掩其「善」。

这是《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伟大之处。

文/杨文山

最近王凯因方孟韦提名了金鹰奖，虽然对于各类奖项不甚了解，但比较起名声大噪的靖王，我还是觉得小方是缺少褒奖的，同时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在我肤浅的解读里，北平方家本身就带着隐喻又自我解构。

大方的勇猛与肆意妄为，加上小方的沉默与柔软温暖，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方步亭”。

他们一起解释方步亭在政治上的选择和游移，在家庭上的冷酷与歉疚。

在这种解读底下，小方代表的，其实并不是讨人喜欢的那个部分。

大部分人，向往的应该还是带着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充满英雄情结的故事，但小方恰恰是这个故事的背面，家庭，羁绊，无奈，付出，但却几乎默默无闻。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是非常有嚼头的。

国家的风雨如晦，方家的进退维谷，个人的理想抱负，甚至亲情与爱情的寄托，都到方孟韦这里化成了一个黑洞，承受，再承受，继续承受……似乎别无他法。

如果让我这种内心戏十足的人来写人物小传，恐怕就奔着《雷雨》去了，周萍的虚伪软弱、周冲的幼稚冲动，哪一种走向都能给小方一个解脱。

然而他就这样颤颤巍巍地走着钢丝绳索，做一个恪守孝悌的好儿子，始终没有行差踏错，往懦弱、阴郁的万丈深渊滑落下去。

很显然，编剧、导演和演员朋友棋高一着。

他们用“少年气”解脱了方孟韦。

他的冲动与愤怒，内里是委屈，比如在五人小组那里的一场大闹；他的软弱与忧郁，本质是依恋，比如他面对木兰与程姨，压抑又渴望。

当观众理解了方孟韦作为“方家幼子”的身份，那么整条脉络就疏朗明亮起来了，方孟韦不可能在压抑中变坏，也不可能在绝望里放弃，亲人是他的执念，他不会敖世轻物，他只能柔韧如韦。

那时不认识这个演员，觉得小方的妙处，是一切“刚刚好”，刚刚好的硬朗还露得出一丝丝优柔；刚刚好的年少已经可以嵌得进一点点城府。

我在电视的那一边感叹了好久，导演真会选，哪里去找来的这样一个年轻人，贴合地严丝合缝，像是一把扣在模子里的钥匙，在这孤独又无用的处境里，兀自闪着光。

看完53集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人物的设定确实很有意思，试举几个例子：谢木兰，代表那年头的热血青年，满门子心思都是追求进步，为了“进步”，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

多少让人想起韦君宜，这个曾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年也是逃离殷实温暖的家庭，放弃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非要去往延安；再比如，方步亭行长，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回来担任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精明能干，却不想介入政治，他明白：在官僚集团掌控的财政系统里，他学的那套金融知识毫无回天之力，也明白共产党也不会要他。

因此，解放军进城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他代表一类美式精英学者。

不过，俺觉得最可玩味的角色还是曾可达和马汉山。

这两人代表了不同的官僚升迁途径，而结果却是一样悲催。

曾可达是电视剧里的“电话狂魔”，少将军衔，一有事就拨通二号专线，请示大BOSS建丰同志（就是蒋经国啦）。

在方家二公子方孟伟大闹五人小组时，可以看出曾可达的家庭背景：江西农家子弟，三年前还是一个副官，三年后突然成了将军，家里还有父母、兄弟，都在农村，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一半薪水寄给家乡的父母。

位居高位，他并不贪，还是新生活运动的支持者，能不开风扇就不开风扇，能不喝茶就不喝茶。

他还是一位体恤下级的上级，不管是他派出去盯梢的人还是他的副官，他都以诚相待。

他是曾文正公的拥趸，跟蒋家父子一样喜欢曾国藩，可以说他是一个“儒官”。

曾可达是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蒋经国。

但是他最大的弱点也是没有背景，在“五人小组”里，徐铁英代表中统，王 XX代表中央银行，也就是最大的财团孔宋两家，XX代表的国家民政局背后也是军统的背景，曾可达显得势单力薄，所有人都盯着他，把烫手山芋扔给他，他却明白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只能一遍一遍请示大BOSS，蒋经国强则他强，蒋经国弱则他弱。

因此，在蒋经国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他选择了自杀，也算是报答建丰同志的知遇之恩。

曾可达是落寞的，死之前连一个说话的人没有。

他很干净，只服从于一个人，中国有句老话叫“水至清则无鱼“，在浑浊的官场，曾可达这样的人也许能得到上级赏识并委以重用，但是结局一定不会太好。

反观马汉山。

马汉山是这个剧里最难杀掉的人，一开始的五人调查小组就盯上了他，关了放放了关，直到转到南京才把他杀了。

马汉山的出身应该也不怎么好，他的民调局副局长的位置都是靠“送“出来的，边送边傍上了军统这颗大树，也算有钱有背景了。

这人非常懂的为官之道，为官之道是什么，就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是想方设法把领导伺候好喽。

从方孟敖一到北平他的种种安排就能看出这点。

他敛财却不惜才，最后他的全部家产也仅仅一盒金条。

用他的话说，他的财产都送人了。

升官，送；调人，送；遇到棘手事，送；维护关系，送……他用金钱和利益把自己与权势集团紧紧绑在了一起。

反腐，要抓他，因为他是最没有背景最直接最容易被抓的人；但是又不能杀他，他知晓很多秘密，尤其在崔中石死了之后，知道详情的只有他一人，反腐只能从他那儿打开缺口。

在多派的政治纷争中，他成为一颗扳倒对手的重要棋子。

他代表另外另一类靠钱和秘密走近权力中枢的官员。

这类官员，貌似有钱，实际上敛去的大部分钱都用来孝敬上级，如果不是掌握核心机密，可以作为党派斗争的有利匕首，这类官员通常不会活的太久。

剧里最牛的角色算是孔家了，成千上万百姓饿着肚子，它的一张调粮单就可以引得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和第四军团火并；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五人小组解散；“蒋青天“在上海打老虎的失败也是因为查到孔令侃就查不下去了。

皇亲国戚不可怕，掌握了财政命脉的皇亲国戚才可怕！